谎言诱导下发生的社会变革　

　 　一息尚存

社会变革是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类社会诞生迄今，已经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四个发展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中，某些国家还曾经进行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尝试，虽然由于是进行尝试，但是社会主义制度也仍然显示出了其旺盛的生命力。尽管目前有些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了失败，但是，有些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现在仍然还在进行之中，因此说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了全面失败，目前还为时尚早。　　

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出现之前的人类社会的任何一次社会变革，都是生产力的发展为了突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而引发的。从人类已经经历过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几种社会形态看，莫不是如此。这就是马克思发现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这个规律。但是，马克思在发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规律的同时，也发现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建设还能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　　

与以往人类社会的变革只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所推动的不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说明了人类已经能够充分运用和掌握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具有强大反作用力这一规律，是随着人类社会的成熟与觉醒，人类对自身解放和对自由、平等的主观追求已经超越了生产力发展阶段的限制，开始主动追求社会结构向更加合理的方向变化的结果。就是受剥削、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在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创立的列宁主义的指导下，通过暴力革命来主动进行社会变革才实现的。人类对社会结构更加合理的主观追求，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推动社会变革的强劲动力，尤其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多是在原来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较为深重的一些国家里出现的这种现象，更能说明这一点。而且随着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逐步扩大和加深，生产力也有了它新的内涵，它所体现的已经不仅仅是人类征服自然世界的能力，更多的是体现了人类之间征服、掠夺、压迫和反征服、反掠夺、反压迫的能力。人类社会发展到这一阶段，生产力已经由人类征服自然世界的单一功能，完成了向征服自然世界和人类之间征服与反征服，压迫与反压迫的多功能转化。自从西方世界开展工业革命，使生产力实现了质的飞跃，并开始在全世界进行疯狂的征服与掠夺之后。人类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从此既包含了征服自然的需要，也包含了人类自己之间的征服与反征服，压迫与反压迫的需要。这样的认识，不仅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背叛，而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建设具有强大反作用力这个基本原理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和发展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受资产阶级压迫与剥削的无产阶级和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掠夺与压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抗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最好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武器。　　

           当人类的主观追求越来越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一种强劲的动力之后，人们只有对现有的社会形态的产生不满之后，才能产生进行社会变革的要求。在这个需要下进行的社会变革，只有建立在对原有的社会形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未来的发展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基础之上，才能取得理想的变革效果。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先后发生三次改变了历史走向的社会变革。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第二次是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联合的反动统治，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共和国，从此结束了中国长达一百多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状态。第三次就是目前仍在进行的这场改革开放。中国在百年时间里所发生的这三次社会变革，都不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引发的，而都是由于人们已经无法承受原有的社会结构形态的压迫，产生了强烈进行社会变革的要求才推动的。前两次社会变革是为了追求民族的解放与民主自由，而第三次社会变革的目的而正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至今仍在进行的这场社会变革，对我国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促进作用，目前还难以下结论。但是这场社会变革所取得的造成几千万工人失业、几千万农民失地、上千万妇女失身、大量的学生失学、大量的官员失足、大量的国家资财失血、国有经济失控等等这些变革的结果，不知有谁会认为是理想之中的？　　

           只有面对这样一种社会变革的结果，有的人才会明白，造成今天这种社会状态的原因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操纵这场社会变革的人当初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达到今天的这种结果，而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推动这场社会变革的人，对原有的社会状态产生了误判。但是，一场社会变革，决不是由少数人就能完成的，必须有全社会大多数人的参与才能进行。而今天这种对大多数人来说效果并不理想的社会变革，当初为什么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或是默认？大多数人当初为什么会产生进行社会变革的要求？　　

           从目前已经出现的结果上看，这场社会变革的结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应该并不理想，尤其是对于中华民族的未来来说，结果更不知会怎样。当初大多数人之所以会赞同或默认这场社会变革，就是因为对当初的社会形态产生了错误的认识，而产生错误认识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听信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编造的无耻谎言。一场由谎言引发并在谎言主导下进行的社会变革，出现目前这样的结果，当然也就不足为奇了。能够引发这样一场社会变革的谎言，可见其欺骗性确实非同一般，以下就是近几十年来在中国社会广为流传的，大部分人都耳熟能详的部分谎言。　　

一，“社会主义是穷过渡，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贫穷当然不是社会主义，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确实都贫穷，但是造成贫穷的原因，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前，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导致了曾经长期遭受到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掠夺与压榨。而且在取得国家独立，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为了防止帝国主义国家的颠覆、破坏与侵略，还不得不把生产力的主要发展方向放在国防建设上，因此，暂时影响了人们生活的改善。但是这决不能说是生产力没有发展，只是发展的侧重点不同而已。自社会主义诞生之后，没有一个国家再被帝国主义国家用武力所征服，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古巴，至今还仍然屹立在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眼皮底下。　　

曾经长期被掠夺与被压榨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曾经长期掠夺别国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确实是贫穷。但是，正是由于贫穷，社会主义国家才建立起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制度，以更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由于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所以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地解决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从而保证了全体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剥削更不是社会主义。剥削消灭不了大多数人的贫穷，只能实现“少数人先富起来”。社会主义制度首先就是要先灭剥削，只有消灭了剥削，才能更好更快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才能最终消灭贫穷，才能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是穷过渡，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完全是一句不顾客观历史事实，颠倒黑白的，彻头彻尾的谎言。造谣者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当时中国贫困的原因归结为毛泽东一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归结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和勤俭建国的方针，为摧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做精心的准备。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七七年和七八年是国民经济徘徊不前的两年”。　　

毛泽东逝世之后不久，有些人就从否定“文革”入手，开始了全面否定毛泽东、全面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准备。而否定“文革”，最有可能骗过人的借口，就是利用“文革”期间“大批判”和“武斗”造成了一段时间部分工业领域停产的事实，以及当时仅仅建国二十几年，而且由于国家在面临严重的外来威胁的情况下，把国防建设作为发展的重点，从而造成人民生活暂时困难的实际状况，编造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和“国民经济徘徊不前”的无耻谎言，从而欺骗了善良的人民群众。　　

        造谣者在散布他们编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个谎言时，往往结合他们编造出来的一些所谓的历史数据来一同进行。幻想用同样是编造出来的，同样是破绽百出的所谓的一些历史数据，来掩饰那些破绽百出的谎言。　　

如果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那必然就会出现国民经济的全面困难，而不能仅仅表现在人民生活困难一个方面。可文革临近结束的时候。我国国民经济的运行却非常正常，工农业生产都创造了历史的最好水平，科研领域也创造出了众多的最新成果。杂交水稻、第一条电气化铁路，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第一颗技术实验卫星、第一台集成电路计算机、第一台三十万千瓦双水内冷式汽轮发电机、第一艘海底布缆船等都是在这一时段研究并制造出来的，后来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的“四三方案”，也是在这一时段开始实施的。即使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人民生活的困难，也不是吃不饱，穿不暖，只不过是吃的粗粮多一些，穿的衣服花色品种少一些，住房小一些，公交车拥挤一些，出行用自行车代步多一些，而真正关系国计民生的温饱问题早已解决，尤其是普通工农群众的生活比一九四九年以前可以说是发生了质的改变。在“国民经济徘徊不前”了两年之后 ，而时间却走到了一九七八年的时候，我国工农业主要品种的产量比一九五0年增长的情况是：　　

之所以用实物统计的方式来反映那个时期的国民经济状况，而不用现今流行的GDP统计方式，因为GDP统计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纯属是骗人的。如在一些色情业合法化的国家里，就有很大一部分GDP是靠本国妇女出卖肉体创造的，这样的GDP数字再大，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如今我国每年二十几万亿的GDP中，含不含有歌厅、桑拿创造的带有骚味的那部分？二00三年，几百名日本人集体到我国的珠海嫖娼，不知此举给我国当年GDP的增长做出了多大的贡献？　　

当年我国国民经济的状况在数字统计方式上反映极低的原因，是由于当时很多的工农业生产建设，特别是国防工业建设根本就没有纳入到用数字统计方式反映的国民经济状况中。例如我国北方的一个生产大队，其当年的全部经济收入，只能体现在全年的农副业产品产量上，这也就是这个生产大队全年的生产活动能够出现在国民经济统计数字上的全部反映。但在秋收之后所进行的平整土地，修河堤，疏通河道，挖水渠等农业基础建设，因为没有产出，所以当时根本就无法纳入到国民经济统计数据中。像举世闻名的“红旗渠”，在长达十年的修建过程中，在人工费用上，几乎是完全没有投入。如果按今天的经济运行方式和统计方式去计算，修建这条“红旗渠”，只人工费用投入一项，就将会为国民经济统计上增添很大的一个数字。直到现在，仍然在我国工农业生产建设上发挥决定作用的水利设施，大多数就是当年几乎在没有人工费用投入的情况下修建的。所以，用如今GDP统计的方式，根本就无法衡量出当时我国经济的真实状况。所以，从实物数字上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国民经济徘徊不前的两年”，则纯属是不折不扣的谎言。　　

三，“从‘反右斗争’开始，中国共产党犯了二十多年的左倾错误。”　　

“从‘反右斗争’开始，中国共产党犯了二十年左倾错误”这个谎言是极其恶毒的，欺骗力是极大的。它的直接目的和结果，就是起到了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　　

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在战胜了国内外一切敌人之后，才建立起来的。从建国之初到一九五六年，由于生产力落后的原因，这段时间，新中国实际上走的是一条新民主主义道路。到一九五六年，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开始全面实施，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这就是当时的“一化三改”，也就是从那时起，社会主义制度才开始在我国全面实施。　　

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力量弱小，始终没有实现领导中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之下，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始终没有发展起来。对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战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当然也包括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头上的“三座大山”，民族资产阶级还是乐于接受的，更是乐于坐享其成的。在没有“三座大山”压迫的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这段时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间。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改造触动了他们以及代表他们的那部分知识分子的利益，因此遭到了这些人以他们惯常方式进行的反击。一些残存下来的封建地主、反动官僚、洋奴买办也趁机跳出来，与他们相互配合向共产党发起了联合攻击。为了维护大多数工农群众的利益，党于一九五七年开展了“反右斗争”，在打退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代表他们利益的那部分知识分子以及封建地主、反动官僚、洋奴买办的残渣余孽的联合进攻之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才稳固下来。　　

今天，当年的右派分子之一，如今号称是什么精英的茅于轼不是已经公开承认了当初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吗？从茅于轼等人今天的所作所为和真情流露上看，当初只给他们带上一定右派分子的帽子，实在是看低了他们，才使得他们“委屈”了二十多年，人家可不仅仅是反对共产党，人家可是一心一意要从根本上毁灭中华民族，从而争取到一个汉奸卖国贼的头衔的，只给人家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戴，人家怎么能不感到委屈。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造谣者编造的“从‘反右斗争’开始，中国共产党犯了二十年左倾错误”这个谎言的真正含义应该是：共产党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就是犯了根本性的严重错误。　　

四，“‘大跃进运动’造成了极其惨烈的人祸，使三千多万中国人被饿死。”　　

            为了证明共产党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是犯了根本性的严重错误，也是为了给自己编造的“从‘反右斗争’开始，中国共产党犯了二十年的左倾错误”这个谎言增加一些可信度。造谣者又接着编造了“‘大跃进运动’造成了极其惨烈的人祸，使三千多万中国人被饿死”的谎言。　　

“大跃进运动”本是落后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唯一途径。在不得不与信奉“丛林法则”的欧美日国家在同一个地球上共处的情况下，中华民族如果不甘永远落后，如果不甘继续屈辱挨打，就必须要走一条赶超的道路，而这条赶超的道路，只能是大跃进。　　

            当年开展的“大跃进运动”，由于当时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的阳奉阴违，形左实右的故意把“运动”往邪路上引导；由于部分基层领导干部的素质不高，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瞎指挥；由于一些人民群众的误解；再加上由于当时在政策上过度关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建设，而忽视了农业建设；特别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人的抵制破坏，使“大跃进运动”中的农业生产建设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尤其是“大跃进运动”之后，紧接着就发生了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更使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损失，才使当时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普遍陷入了极端的困难之中。“大跃进运动”的教训有很多，其中最为深刻的就是个别地区的某些领导干部，为了给自己捞取政绩，欺上瞒下，征收过头粮，从而导致了一些无辜的人民群众被饿死。但是，这些发生在个别地区，由于个别干部原因造成的饿死部分人的问题，却被一些疯狂反对共产党，反对毛泽东，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利用严重自然灾害造成中国人普遍挨饿的事实，编造出了“大跃进运动造成了三千多万人被饿死”的这个极其恶毒的谎言，并把帐统统都算在了毛泽东的头上，算在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头上，使之成为攻击毛泽东、攻击社会主义最为有力的武器。有些原本善良的糊涂之人，也以自己当年曾经挨饿的经历，轻易地就相信了“饿死三千多万人”这个极为无耻，也极为低劣的谎言，从而对拯救了中华民族，特别是拯救了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工农大众的毛泽东产生了怀疑，对给自己带来莫大福祉的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稀里糊涂地跟在人后要求进行社会变革，又稀里糊涂地跟着走上了今天下岗失业失地之路。　　

今天，有些专家学者已经用国家公布的分别于一九八二年、一九九0年、二000年进行的三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和亲身实地考察得来的数据以及经过，戳穿了“饿死三千多万人”的这个无耻的谎言。可是，至今仍有一些比当初这个谎言制造者更为无耻的人，就像恶狗咬住一根已经风干的连骨髓都没有了的枯骨一样，死不松口，还在不知羞耻地重复着这个无耻的谎言。但是，他们的做法，除了能向世人证明他们的无耻无能和恶毒外，什么作用也起不到了。已经被谎言主导下的这场社会变革变得惨不忍睹的工农大众，难道还会继续轻信谎言吗？还会继续上当受骗吗？　　

五，“‘包产到户’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穿衣问题。”　　

            近几十年来，中国人的吃饭、穿衣、住房、出行等与个人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问题确实有了普遍的提高，因此有人便说是“包产到户”的政策解决了困扰中国人几千年的吃饭穿衣问题。这句话表面上似乎有几分道理，但是仔细一分析，人们就会发觉这其实是一句令人笑都笑不出来的荒唐无比的谎言。如果没有当年的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改良土壤；没有农机、化肥、农药等农用物资的大量生产和使用；没有种子的改良和大面积的推广，单凭“包产到户”一项政策就能解决中国人的吃饭穿衣问题？如果由于实行了“包产到户”这样的物质刺激政策，通过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的效率，从而就能解决中国人的吃饭穿衣问题，那么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比“包产到户”政策对人的物欲刺激更大的土地私人所有制度怎么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穿衣问题？如果没有工业革命，仅凭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制度，就能解决中国人的吃饭穿衣问题，哪就不会有后来的中国人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了，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公有制经济、人民公社、大跃进了，更不会有再后来的“包产到户”了；如果没有当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开发出来的油田，建起的化纤厂，用什么解决中国人的穿衣问题？如果没有当年建设的钢铁厂、水泥厂生产出来的大量钢材、水泥，仅凭一纸灵活的政策就能建起能够改善人民居住条件的房子来吗？　　

六，“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僵化的经济体制，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大锅饭’养成了人们普遍的懒惰思想，影响了个人生产积极性的发挥。”　　

            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制度，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度。它把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雇佣劳动者变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从而极大地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国家代表全体人民掌握着全部的生产资料。由于是国家在代表着全体人民掌握着生产资料，因此，行使国家各项权力的各级干部就从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毛泽东曾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当时的许多干部都来自旧的时代，有些还是来自旧的营垒，自身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还有待于提高。就是由于一些干部自身素质不高的原因，才导致了在工作中出现一些推诿扯皮、敷衍了事、简单粗暴等问题，使得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但这决不是公有制制度本身的问题，更不能因此就说公有制是一种僵化的体制，而且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通过开展思想教育和业务素质教育轻易就能解决的问题。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通过编造谎言，把由于一些干部自身素质不高的原因而造成的问题强加在了公有制的制度上，其目的就是为瓦解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瓜分全体人民群众所有的资产做准备。　　

同样，编造谎言将社会主义分配性质的按劳分配，和保障平等的社会主义福利事业诬陷为“大锅饭”，就是为了把原来国家主人的工人和农民变为受资本家剥削的雇佣劳动力。　　

            七，“毛泽东‘闭关锁国’，关起门来搞建设。”　　

            新中国还未成立，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就开始了对我国的全面围堵，目的就是逼我们就范，重新回到他们的阵营中，继续受他们的控制与压榨。为了生存下去，为了有尊严的生存下去。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勤俭建国方针的指导下，用自己的热情、汗水和智慧，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了新中国的现代化的建设。同时，为获取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毛泽东以其超凡的智慧和勇气，运用高超的外交手段，以斗争求和平，终于打开了中国通往世界的大门。一九七一年，第三世界的穷兄弟们抬着新中国进入了联合国；一九七二年，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来访为标志，中美两国恢复了正常的交往。毛泽东抓住这有利的时机，不但扩大了与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交往，而且还从美国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引进了大量的现代化工业生产设备，这就是今天已广为人知的、对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对改善人民生活起了重要作用的“四三方案”。把明明是敌对国家对我们进行的围堵，诬陷成是毛泽东搞“闭关锁国”，错在自身，可见造谣者是站在谁的立场之上的，具备什么样的民族感情。亏他嘴下留情，还说了毛泽东是关起门来搞建设，没有说毛泽东关起门来搞破坏。　　

            八，“文化大革命破坏了中国的教育事业，耽误了一代，甚至几代人，造成了科技人材的青黄不接。”　　

            文化大革命中确实有过一段时间进行“停课闹革命”，后来还废除了考试的入学制度。但是，“停课闹革命”的时间往多说也不过是二、三年的时间，而经过文化大革命提高了思想觉悟的教师和学生们也在后来的学习与生产的实践中早已把耽误的时间夺了回来，怎么会因此耽误一代，甚至几代人？废除考试的入学制度，以推荐的方式招收大学生，更是为工农业生产和科研工作培养了大批急需的科技人材，并使他们所学的知识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而且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之间的经济发展、文化发展和自然条件差距很大。为了防止出现人材向发达地区流动问题的出现，当时还实行了“按需培养？，“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毕业分配方针。这些措施，都有力地推动了边疆和内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大力发展和辉煌的科研成果充分证明了，文化大革命非但没有耽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而是培养造就了几代人，今天在工农业建设和科研领域担纲主力的，不都是那个时代培养出来的吗？代表目前中国最高科研成就的“神州”飞船的研制人员，大多数就是文革期间的大中学生。著名的科学家袁隆平、陈景润不都是在“文革”期间取得突破性科研成果的吗？先编造科技人材“青黄不接”的无耻谎言，再以科技人材“青黄不接”这个谎言为依据，得出无力进行科研创新的结论，然后推行“市场换技术”的政策，走“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老路，从而毁掉中华民族的教育科研事业。这个谎言的编造者虽然无耻，但也极其高明。不但能顺利地将中华民族引上了“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这样依附型色彩极浓的殖民化经济的发展道路，还能推卸掉因走“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之路而造成自主创新能力下降，导致民族衰落的历史罪责。　　

            事实证明，文化大革命非但没有破坏我国的教育科研事业，非但没有耽误我国科技人材的培养，没有阻碍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还通过教育制度的改革，扩大加深了对科技人材的培养，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真正摧毁中华民族教育事业，科技事业的，真正摧残科技人材的，是那个实行教育产业化的时代，是那个“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时代。“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按需培养的推荐入学制度，从大的范围来讲，是一种比考试入学制度更为公平，更为合理的制度，应该是今后教育发展的方向，否则的话，为什么与此同理的“定向培养“式教育在今天还喊得震天响，保送入学制度始终还在实施呢？　　

九，“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背上了一个沉重的人口包袱。”　　

一九七九年夏天，一个“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背上了一个沉重的人口包袱。”的谎言，在中国广为流传了起来。这个谎言是针对一九五九年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而发的。　　

据估计，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国约有五点五亿的人口，解放后我国的人口增长迅速，一九五三年，我国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止到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我国人口总计为601,938，035人，估计每年要增加一千二百万万人到一千三百万万人，增殖率为千分之二十。人口的增长过快将会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因此，北京大学校长　马寅初　先生提出了 “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的主张。虽然他一直说他的“新人口论”有别于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于一七九八年发表的《人口论》，但事实上仍然不过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变种。因此，一九五九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了批判。　　

马寅初关注的只是人口数量和增长率而不是人口的结构，更不顾当时中国和世界的实际情况，而就想通过减少新生人口来降低人口总量。所以他主张每对夫妇只生育两个孩子。但是，那个时候提出的生育两个孩子与现在生育两个孩子的意义完全不一样，由于建国初期我国的医疗卫生状况极差，婴儿死亡率为20%(现在2.55%)，孕产妇死亡率为1500/10万(现在50.2/10万)，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25-30%（2003年2.99%），人均寿命只有三十五岁。因此马寅初提出的新“人口论”，在当时是十分荒谬的（当时高婴幼儿死亡率、高孕产妇死亡率）。　　

当年，马寅初只看到一九四九年以后几年人口的快速增长，就提出限制人口增长；而毛泽东却从历史眼光看到中国自一八00年以来人口增加缓慢(中华民族占全球比例自从一八00年以来下降一半)，而没有立即限制人口增长。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也使马寅初的建议不可能被接受，那就是当时国家面临严重战争威胁的这一问题。如果没有严重的战争威胁，毛泽东也就不会带领全国人民宁可勒紧裤带也要搞“两弹一星”了。所以，从这两个方面考虑，在当时确实不宜采取硬性的措施来控制人口的自然增长。　　

第四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均显示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七九年共出生四点五七亿人口，按照造谣者的说法，不批马寅初的话，人口会少增加三亿，就是说要是依照马寅初的观点，其中三亿是不应该出生的。就是说，二00九年，三十到五十岁之间人口应该为一点五七亿而不是现在的四点五七亿（65%的人口不应该出生）。现在这三亿人口大都已经结婚，一九五九年左右出生的妇女生育高峰在一九八四年左右，统计局资料显示一九八四年总和生育率为二点三五；而一九七九年左右出生的妇女除了少部分没有生育外，大多数都已经生育，平均生育率可能还不到一点三。粗略假定这个群体平均生育率为一九九四年水平（当时总和生育率为一点五六），就是说假设这三亿人口中的一点五亿妇女平均每人已经生育一点五六个孩子，那么共有二点三四亿孩子。这些所谓“误增”的三亿人加上他们已经出生的子女总共五点三四亿人口，虽然只占中国二00五年底总人口的41%，但却占了中国五十岁以下（根据二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二00五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一九五九年以后出生人口共九点三亿）人口的57%，他们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多出的这三亿青壮年人口，都是各部门各行业的主力！这意味着现在的劳动骨干有一大半本来是不应该出生的。没有这三亿年轻劳动人口，现在中国怎么发展？没有这“多出的”三亿及其二亿多子女，中国确实达到了某些人宣称的七亿多“理想人口”的水平，但在二00五时年六十岁以上人口就有一点四五亿（都是一九四五年以前出生的），比例高达18.1%！现在国家只承担城市人口中四千多万离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并且由全国人民纳税来支付（农民通过廉价劳动力支持国家基础建设，并且是义务兵的主要来源，要是没有二点五亿农民工所创造的财富，政府财政就无法运转）。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郑斯林透露：目前我国养老金缺口相当于我国近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没有这“误增”的三亿青壮年劳动人口，老年人怎么活？中国今后怎么持续发展？　　

减少这三亿人口真的能让中国富强吗？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历史趋势。减少这三亿人口以后，中国人口总数仍然不少（到现在还会有近八亿），而且人口结构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劳动人口大大地减少。没有大量的劳动人口，经济就无法起飞，整体国力肯定是大幅度下降的。没有这三亿劳动人口，中国就没有劳动力优势，外国企业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涌向中国。就算人均劳动力收入会有所增加，但与现在一样多的老年人需要赡养，实际生活水平不一定会比现在高，因为人均养老比增加，意味着有相当部分劳动力时间需要花费在赡养老人方面，创造财富的时间会大大的减少。 　　

有人因为现在的农民工收入不高，就以为他们创造的财富不多。这样的认识完全是错误的，事实上农民工的超低工资是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所导致的。但作为国家，农民工创造的财富则全部都是计算进了GDP之中的。没有那些农民工，现在的“富人”不会富，国家也不会富。　　

十，“八亿人八个样板戏。”　　

造谣者编造出“八亿人只有八个样板戏”的谎言，其目的就是为了诬陷“文革”造成了文化的贫乏，使人们的精神陷入了空虚的状态。以便为他们编造、引进那些诲淫诲盗的低俗文化张目，在彻底摧毁中国人的民族精神的同时，还能把历史罪责推到“文革”的头上。　　

            当年的样板戏，是在“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封建迷信、妖魔鬼怪”仍然到处充斥着新中国的文艺舞台，仍然在侵蚀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和灵魂，仍然在摧残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情况下，为了纯洁我们的民族文化才出现的。样板戏的出现，为新中国的文艺工作闯出了一条新路，找到了一个全新的方向。当年，在样板戏的带动影响下，如《艳阳天》、《金光大道》、《桐柏英雄》、《沸腾的群山》、《闪闪的红星》、《沂蒙颂》、《火红的年代》、《难忘的战斗》等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影视作品蓬勃而出。这些优秀的文艺作品，不但极大地丰富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使广大的人民群众通过对作品中英雄人物的学习，树立起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思想，重塑了民族的精神。　　

由于以宣扬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为主要内容的样板戏等优秀的文艺作品，沉重打击了那些以表现物欲、肉欲和性欲等所谓人性因素为主要内容的诲淫诲盗的低俗文化。使一些热衷、沉湎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妖魔鬼怪、淫邪放浪”之中的小资、走资、洋奴、买办们的生活从此变得寡言无味。因此他们痛恨样板戏，痛恨那个时代，实属是正常不过的事了。今天中国的文艺舞台确实是十分的“丰富多彩”，可由于对革命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思想过度化的妖魔，使我们今天出现了完全是前所未有的精神荒漠状况。这样的“丰富多彩”，哪里是在繁荣我们的民族文化，无异于是在灭亡我们的民族文化。胡锦涛总书记关于“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论述，就是针对目前这种状况最好的总结性的概括。
      十一，“毛泽东拥有上亿元的稿费。”　　

          今天，大批的当事人，包括原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吴连登等人都以其亲身经历证实了“毛泽东拥有上亿元稿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谎言，但是，造谣者仍是喋喋不休地重复着这个无耻而低劣的谎言，还真的以为谎言重复千遍就能成为真理。　　

造谣者花样百出地污蔑与丑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精神象征的毛泽东，不单单是发泄他们对毛泽东的不满和仇恨，而是要摧毁中华民族的精神，摧毁中华民族的统一信仰，彻底地毁灭中华民族。　　

十二，“日本一九五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只不过是中国的67.8%,可是，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病死之年）GDP竟然变成了是中国的6.47倍，我国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的差距也不是那么大。”　　

为了证明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为了证明毛泽东不搞建设，专搞破坏。造谣者们编造出了“日本一九五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只不过是中国的67.8%，可是，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病死之年）GDP竟然变成了是中国的6.47倍，我国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的差距也不是那么大。”这个荒唐无比的谎言。　　

日本侵华战争的残酷事实就能清楚地告诉每一个中国人，这同样是一个极其低劣，也极为无耻的谎言。如果从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算起，中国的抗日战争整整抗了十四年，日寇的铁蹄在中华大地也整整践踏了十四年。无数的中国人惨遭蹂躏，其状之惨，令后世的中国人不忍回首，抗日战争之所以抗了整整十四年，就是因为中日两军之间武器装备的差距太大，中日两军之间武器装备差距太大的原因，就是由于中日两国之间生产力的差距太大。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后，日本就能建造出代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科技水平的，世界上最大的战舰——“大和”号战列舰；建造出世界上第一艘真正的航空母舰——--“凤翔”号；建造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零式战斗机。而同期的中国能造什么？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面对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侵略者，英勇的中国军人只能“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中日两国在四十年代有如此大的差距，到了五十年代，仅仅经过了十几年，而且这十几年中，大部分时间还是在战乱中度过的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和如此的情况下，就能赶上日本，你相信吗？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和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确实差距不大，但那不是由于中国在科学技术和生产能力上与日本的差距不大，而是由于美国为了控制日本的经济复苏，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而限制日本的工业生产，尤其是重工业生产的结果。当时日本的重工业设施大部分被美军封存，不许开工生产，科学技术人员不许进行科研活动，所以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才那么低。但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形成的强大的科研能力和大量的科学技术人员以及良好的国民教育体系却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这一点，就能反映出日本人长远的战略眼光，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兵源日渐枯竭，为了继续战争，日本政府宁可将许多从事人文科学的专家、学者、教授强征入伍，送到前线充当炮灰，也不征召理工科在读的大学生参军。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全力进行经济建设，工业生产设备和科学技术人材用而没有。日本由于经济发展受到美国的限制，不能全力进行，大量的工业生产设备和科学技术人材有而未用，这才造成中日两国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的差距不是很大。后来，美国解除了对日本的限制，日本大量的工业生产设备和科学技术人材投入到经济建设中，日本的经济迅速复苏和起飞。那些睁着眼睛说瞎话的造谣者，为了诋毁毛泽东，为了否定社会主义，竟然编造出了如此荒唐无耻的谎言，真是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以上所列举的，只是这些年来中国社会上广为流传的谎言的一部分。就是在这些谎言的诱导、欺骗下，原本追求共同富裕的这场社会变革，越来越走向了邪路。邓小平早在一九八五年时就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可见，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但之所以出现了今天这样的变革结果，其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用精心编造的谎言，诱导、欺骗了淳朴善良的中国人民才造成的。　　

一个虽有微瑕，但却十分公平公正且充满发展潜力的社会形态，由于在谎言的诱导下，发生了一场不知道方向也找不到具体路径的社会变革。因此，变成的结果才令人如此的痛心疾首。造谣者固然可耻与可恨，但是作为毛泽东时代最大受益者的广大工农群众的我们，为什么当初就能轻易地上当受骗，使造谣者的阴谋轻而易举地就能得逞。回想起来，这其中既有我们一贯善良的原因，也有深厚的自私自利意识的因素，是典型的在用肚子思考，而非是在用脑子思考，所以才在造谣者虽然精心编造，但却破绽百出的谎言面前失去了辨别的能力，晕晕慥慥地跟着感觉就走上了一条既找不到方向，又不知何处才是尽头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