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夜，南京城老虎桥的模范监狱内，寂静无声，犯人们已经熄灯入睡。长长的走道上，响起了狱卒“托托”的皮鞋声。沉重的脚步声一直走到一间特殊的号子前才停住，狱卒手中一管硕大的手电筒在黑暗中骤然亮起，向号子内已经睡下的囚犯们毫不客气地照了过去。

       这是一间关押特殊犯人的号子，里面全是名字已经打入另册等候处决的死囚。雪亮的光柱引起囚犯们的一阵骚动。这些死囚知道，监狱内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惯例，但凡行将处决某个囚犯，狱卒通常会在前一个晚上来死囚号子巡视，并特地打起手电，朝囚犯们的脸上一个一个扫过去，像是要验明正身，如果最后手电光长时间停留在某一个人的脸上，那就意味着这个倒霉的家伙第二天要上路了。

　　“每当这个时候最令我恼火。死就干脆死了，这个样子实在很没有尊严。”一个曾经在这个号子里呆过的死囚，在侥幸生还大约十年之后，对新婚妻子私下谈起了这段自己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这个在死囚号子里还奢谈尊严的人，就是因杀妻而获罪的张灵甫。

　　早在张灵甫中学还没毕业的时候，父亲张鸿恩就给他说了一门亲事，对象是邻村的姑娘邢凤英。邢凤英与张灵甫同年，是个勤劳朴实的乡村姑娘，只是她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目不识丁。张灵甫平素对父亲颇为孝顺，投身军旅后偶尔回家探亲，也曾与老父抵足而眠以示亲情，当时年少的他没有要公然违逆父亲的意思，不过他在外求学，对父亲自作主张为他说亲似乎并不心甘情愿。张灵甫后来离家，长年以来对邢凤英不相闻问。

　　一对没有感情基础、教育背景迥异的青年男女因父母之命而被撮合，在那个时代属司空见惯，许多时候在当事人之间酿出的却是一杯难饮的苦酒，甚至一些伟人们年轻时候也曾为此面临过尴尬，张邢两人的这类婚姻悲剧，也不脱特定时代的烙印。

　　张灵甫惹出命案的妻子吴海兰，是四川广元人，她的父亲在广元县城里是一个颇有名气的铜匠，家道小康。吴海兰在当地的女子学堂上过学，当年小县城里女孩子受过正规教育的很少见，吴海兰有文化又是个漂亮的川妹子，在广元这个小地方就比较引人注目，眼界也就高起来。

　　与一般花天酒地的国民党军官相比，张灵甫还是属于比较爱惜羽毛的，在私生活方面相当检点，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这倒是与他日后的上司王耀武颇为相似。张灵甫死后多年，留在大陆的原整编74师军官曾有人在有关的文史资料里发表过回忆文章，在提到张灵甫的为人时，多表示印象中他性格豪迈直爽，好附庸风雅但不好色，对部队里的风化事件惩罚极其严苛。有一次，他的师文工团团长拐带别人的妻子，被人告到他那里，他查实之后立即下令处死，而且是砍头示众，手段颇为血腥。

　　在平时这个冷血军人却俨然儒将一个，他闲暇时喜欢在营中里看古书、练书法、填词作赋，业余爱好收集古玩字画、摄影、养花弄草，似乎仍保留着当年北大历史系书生的遗风，与一般人从文艺作品里得来的张灵甫形象很不一样。不过张灵甫毕竟是个职业军人，他的另一个爱好则与风雅完全无关了。张灵甫喜好马术，他的骑术高超在军中是出了名的。有一次，胡宗南的第1师新得了一批战马，其中有一匹马性情特别暴烈，谁都不让上身，有人就把张灵甫找了去，他拉起缰绳三跨两骑就把那马制服了。他不但爱骑马，还爱马成癖，几乎把马当宠物一样饲养，后来当了军长师长，还三天两头往马厩跑，亲自督促豢养之事。在他当团长的时候，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有一次，他的一匹爱马得了肺炎，兽医束手无策，张灵甫见爱马痛苦喘息卧以待毙，他陪伴在旁伤心不已，竟然手抚马鬃情不自禁潸然泪下，据说那匹马也对着主人涕泪涔涔，一人一马，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在军中传为异谈。

　　张灵甫那时才年届而立，看书写字玩马，不见得就是愿意清心寡欲，只是军中本是男人的世界，战争岁月又行踪不定，加上他性格内向不苟言笑，总是令人望而生畏，即使有女人，人家也不敢对他抛媚眼。朋友看在眼里，知道他老家的一段婚姻名存实亡，就有好事者为他撮合新人。

　　有军官朋友向他介绍了吴海兰。吴海兰年轻有文化又长得如花似玉，张灵甫见了很是满意，而女学生吴海兰一见这位年轻的中央军团长英俊潇洒，玉树临风，也不免动了春心。你有情我有意，两人很快就坠入了爱河，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张灵甫是个军人脾气，办事讲究速战速决，再说部队随时都有可能开拔，没那么多花前月下的酸讲究，没过多久，他就与吴海兰在广元拜堂成亲，这算是他的第一次新式婚姻，时间大约在1933年冬。

　　本来张灵甫娶了吴海兰之后，两个人的婚姻还是相当美满幸福的。吴海兰长相漂亮，贤惠能干，这个四川妹子还能像北方人那样擀得一手好面，张灵甫是西北人，喜食面食，吴海兰的手艺很对他的胃口。小夫妻俩琴瑟和鸣，感情笃深，不久女儿张云芳也出世了，一家人其乐融融，军中的朋友同僚都很羡慕。

　　既然是一对恩爱的欢喜鸳鸯，张灵甫怎么会冲冠一怒杀红颜呢？

　　关于张灵甫杀妻一案，坊间流传着多个版本，但基本的情节是差不多的：张灵甫误信谣言，怀疑爱妻不忠，因而醋劲大发，不问青红皂白拔枪怒射，酿成了轰动西安的“团长古城杀妻案”。

　　在这些众多版本故事的作者中，大概唯有吴戾天是唯一与张灵甫有过接触者。吴戾天，本名吴鸢，早年是王耀武的副官，抗战时在74军军部任职，解放战争时期随王耀武去了山东，在第二绥靖区任职。1984年，他在陕西省的文史资料上发表了《我所知道的张灵甫》一文，其中谈到了他所听说的关于杀妻一案的传闻。

　　吴戾天在文中写道：

　　“1935年红军到达西北后，第一军跟踪尾随与红军对垒。第一军的眷属，都住在西安，张妻带着孩子(不满三岁)和其他军官眷属住在一起，他在前线忽然得知妻有外遇的信息，就借春节假期来到西安，挚妻儿回户县省亲。除夕之夜命妻到后院菜地割韭菜做饺子，正当其妻弯腰割韭菜时，他陶出手枪，从背后将妻击毙(一说这次事件，是张的同事杨团长开玩笑酿成的，这团长到西安探亲，回到部队后与张在闲谈中，谈到西安家属情况时，说有一天看到张妻与一男性逛街，张本性多疑而残忍，就信以为真，致酿成人命)。”吴戾天(吴鸢)《我所知道的张灵甫》(《陕西省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1984年9月)。吴鸢在抗战期间任职74军军部，他对张灵甫过去的了解，应来自于同事间的传闻，故此文对张灵甫的籍贯、事件发生的时间及内情和妻儿情况等记述多有不实讹误。

　　因上文作者曾经与张灵甫在同一个部队共过事，他所听到的这个传言为不少作者所采信，相信也成了后来别人撰写该事件的蓝本。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中的《张灵甫》一章，对这一事件是这样描述的：

　　“但是，张灵甫是一个非常冷酷寡情的人，其醋劲在同事中出了名。一天，张灵甫见一位同事探亲返部队，便问：“你可看见我的太太？”这位同事打趣地说：“看见啦，在电影院门口，你太太穿着旗袍。还有一位小伙子，西装革履的俩人可亲热哩。”张灵甫是一个遇事很认真的人，听说妻子“不贞”，气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一连几天闷闷不乐，脾气变得越来越粗暴，见谁骂谁。他认为这是难以容忍的耻辱。但直接提出离婚，又怕成为同事们的笑柄。后来，他向胡宗南请了假，带着一支手枪回家，极力克制自己的感情，对妻子说：“我有好长时间没吃过饺子了，你为我包一顿饺子吧。”妻子听后便爽快地到菜地割韭菜。张灵甫便尾随在后，待妻子刚蹲下去割韭菜时，即拔出手枪，对妻子后脑就是一枪，妻子一头栽倒在地。他枪杀妻子后，既没声张，也不掩埋尸体，就返回部队。”南昌陆军学院编《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五集)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11月

　　上述情节，显然也是脱胎于吴戾天的版本，只是情节演绎得更富于戏剧性。

　　张灵甫在1935年冬请假离队确有其事，至于蓄意带枪回去杀妻之说，则是想当然的讹传。在他请假的时候，情况尚一切如常，当时他只是从松潘高原下来后回家去休假探亲而已。

　　由于一直在前线奔波与红军作战，张灵甫把妻女安置在了西安，吴海兰当时借住在张灵甫的堂兄大哥张德甫的家中，位于西安莲寿27号，那是一座前后两进的大院子，张德甫家住后院，前院的邻居是一对李氏姐妹。

　　当张灵甫回老家探亲时，他先到了西安堂兄家里，和吴海兰一起小住几日。小别胜似新婚，开始的时候，小夫妻俩形影不离，白天一起逛街吃饭，晚上一同出去看戏，很是快乐甜蜜。

　　“五叔父回西安后，就住在我伯父家里。那时他回来和吴海兰的关系很不错的，他们经常出去玩得很开心，还带我一同去易俗社看过戏呢，我还记得那晚看的戏叫《韩宝英》，戏文讲的是韩宝英救石达开的故事。”张灵甫的侄子张居正当时十多岁，正在西安读小学，他还清晰记得案发前后几天所发生的事：“有一天晚上，他们夫妻俩不知为什么事发生了争吵，五叔父在发脾气，我伯父就出来调解。第二天，五叔父与吴海兰一起回乡下老家，后来便发生了悲剧。事情发生的第二天，他就回到西安我们的住处，记得那天我出门上学，在半路上还遇见了他，他只身一人往家里走。回到家后，他把吴海兰的衣物付之一炬，后来我伯父将他训斥了一通。”张居正先生2004年3月对笔者采访的书面回复

　　张灵甫回乡下老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笔者曾向张灵甫的长子张居礼求证上面文章所描述的情节。

　　张居礼先生说：“这件事发生时我还没有出生，我所知道的情况是听我母亲(笔者注：指邢凤英)说的。据我所知，他们两人(笔者注：指张灵甫和吴海兰)当时在家里的后院谈话，不在菜地里。我母亲就在现场不远处，但并不知道两人在谈些什么。后来就听到一声枪响，我母亲大惊失色，吓得掉头就跑，也没顾得看清是怎么回事。因为事发突然，我母亲虽然在现场，但也不太清楚当时的状况和开枪的原因。至于不在场的外人传说，我不便评论。所谓割韭菜包饺子，显然是在编故事了。事情发生在冬天，大冬天的陕西，那块地里会长韭菜？”他接着补充道：“说实话，有些事情就是人家在这么传说了，其实究竟为什么开的枪，有什么内情，现在很难说得清楚。”2003年10月笔者对张居礼先生的电话采访

　　看来只有张灵甫自己才能说清楚了。此案发生十年之后，他的最后一任夫人王玉龄听说了这桩案子，当时年仅十八岁的王玉龄竟然傻乎乎地去问丈夫：“要是我在外面乱交男朋友，你会怎么处置我？”

　　张灵甫被天真的新婚妻子触及早年的伤心事，哭笑不得，只是看着她摇头苦笑，没有说话。

　　“我当时真的很幼稚。”王玉龄说：“我还对他说：‘我要是真的出了这种事，随你怎么处置，我们家人是不会去告你的。’他不解释，只是沉默地拥抱我。后来才告诉我说：‘是她拿了我的东西，我问她又死不开口。事发前晚，我们已经发生过争执，我心里很不痛快。第二天带着孩子坐马车回长安乡下。从西安回家的路上，总会经过我母亲的坟地，她知道我每次回家都要在那里下车，在母亲的坟前祭拜过后再回家，以前她都会跟我一同下车，那天她拒绝了，我当然很生气。回到家查问她一些事也不答话，那我就火更大了……’”2003年12月笔者与王玉龄女士的访谈

　　至今为止，这大概是我们能够从当事人最亲近的人处，得知他亲口对此事说过的唯一只言片语。

　　张灵甫无意再说下去，也没有解释吴海兰到底拿了他的什么东西，以致他大光其火。直到张灵甫死后多年，当年与他私交甚笃，曾经长期在他手下任职的刘光宇刘光宇抗战期间长期是张灵甫的直属部下，解放战争后期曾任国民党军第100军副军长(军长杜鼎)，属陈明仁兵团。陈明仁长沙起义时，刘光宇与杜鼎因拒绝跟随而率部哗变，后转赴台湾。与王玉龄偶然谈到此事，开口就是惊人的一句：“她偷了张灵甫的文件。”

　　刘光宇讲述的，是另一个鲜为人知的杀妻内幕。

　　原来，张灵甫当年并非因为怀疑吴海兰有外遇而打翻醋罐子，而是发现她擅自拿走了他的军事文件，却交代不出理由，因而怀疑妻子可能受人利用而怒火中烧。前面说过，当时胡宗南的部队一直在川陕一带与红四方面军激战，当地也有共xxx的地下组织活动，张灵甫疑神疑鬼，担心妻子可能沾了共xxx的边，但在事情没搞清楚之前又不便声张，于是就暗地里向妻子盘查，不料吴海兰对此保持沉默，惹得他气急败坏，越发怀疑妻子背着他做了不可告人之事。此事若是换了别人，或许还有转寰的余地，偏偏刚从血肉横飞的前线回家的张灵甫，血管里还弥漫着随时会散发出来的杀戮的戾气，他的性格容又不得“背叛”二字，不能接受吴海兰有可能通共的嫌疑，对爱妻的“背叛”行为极为震怒，加上当天心头已经郁积了一股邪火，极度的自尊和冷血顿时膨胀到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地步，拔枪的瞬间，眼睛里已经没有曾经深爱的妻子，只有“赤党”的疑犯了。据2003年12月笔者与王玉龄女士的访谈

　　吴海兰死在了丈夫的枪下。因为事涉通共之嫌，事发后张灵甫怕传出去有口难辩，便推说是感情纠葛。这是关于张灵甫杀妻案的另一个版本，也就是所谓张灵甫学吴起杀妻求将之说的由来。联系到后来张灵甫被轻判的事实，以及刘光宇和他的密切关系，此说似也不像空穴来风。

　　不过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张灵甫对吴海兰的怀疑并没有寻获确凿的证据。但是，死无对证，张灵甫悔之晚矣。

　　案发之后，张灵甫并没有马上回到第1师，仍然若无其事地住在西安堂兄的家里。一天，有人在《西安日报》上投书揭发张灵甫的杀妻事件，他读后很是恼火，便向在该报当编辑的亲戚打听作者的背景，得知此事原来与前院的李氏姐妹有关系。因为是前后院的邻居，吴海兰生前与李氏姐妹常有来往，关系相当不错，她的离奇失踪，引起了她们的怀疑，也打探到了一点风声。李氏姐妹中的妹妹李朝惠，当时在和杨虎城的机要秘书周藩伯谈恋爱，周藩伯经常在周末用车来接她出去玩。张灵甫一听，觉得事情不单纯，他自忖此事虽然冲着他来，或许后面还有其他来头，可能有人想利用此案打击中央军的声誉给蒋介石难堪。这一来，他便心知难掩人口，如果被人揪住不放，后果一定大为不妙。但是罪已铸成，一时间也无计可施，于是他决定先回部队避避风头，再作打算据张居正先生2004年3月对笔者采访的书面回复。

　　吴海兰被枪杀的事情传到了她的娘家四川广元，吴家的人悲痛欲绝，他们当然咽不下这口气，杀人偿命，自古就是这个道理，女儿冤死女婿枪下，凶手岂可逍遥法外？吴海兰的哥哥吴正有长途跋涉，气冲冲地从四川一路赶到陕西，打上张家的门来要人。张灵甫这时早已回了汉中的部队。找不到儿子就找老子，吴正有找上了张鸿恩。

　　张鸿恩是个本分实在的人，儿子儿媳妇回家来团圆，原本是一件令老人高兴的事情，谁知当天就在家里出了这等人命案子，盛怒之下的儿子过后一句话也不解释，铁青着脸扬长而去，害得老人在家心里七上八下。他明白这件事是自己的儿子理亏，无论儿媳妇有没有做错事，儿子拔枪杀人总是不对的。但是人死不能复活，儿子总归还是儿子，现在吴家的人找上门来了，做父亲的想息事宁人。张鸿恩拿出大把的现洋来好言慰抚吴正有，让他拿着做个路费，实际上算是对吴家的一点补偿，暗地里希望能够为儿子破财消灾。

　　银子收下了，吴正有的气可没平，他不甘心妹妹的一条命就这么打发了。于是，吴正有开始了艰难的上告历程。他先把状子递进了西安的地方法院，也曾到第1师的师部上告。但是人家收下状子之后，都没了下文。

　　吴正有在西安等了一段时间，没有获得任何消息，正不知如何是好，绝望之中突然想起妹妹生前参加过妇女协会，他就再次写了控告信，找到了西安的妇女协会。西安的女界得知此事，义愤填膺，加上报上原本已经揭露过这起案子，一时间舆论大哗，声称要为吴海兰讨个公道，严惩杀人凶手，中央军团长杀妻案一时在古城闹得沸沸扬扬。女界虽然吵吵嚷嚷，但是婆婆妈妈们也奈何不了军队，张灵甫依旧在胡宗南那里当他的团长，继续带兵操练。

　　吴正有正没奈何处，就在这个时候，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来到了西安，妇女协会的人趁机把吴正有的控告信转到了她的手里，希望上面能有人出面干预一下。于凤至接了状子，回到南京就把此事告诉了宋美龄。那时宋美龄正在和蒋介石一起积极鼓吹新生活运动，旨在改造社会道德与国民精神，一看状子，团长杀妻，不但有违社会道德，还明明触犯了国法，怎么能置之不理？于是她向蒋介石告了御状。

　　蒋介石一听有人告状，说自己的黄埔门生无理杀妻，非常生气，立刻吩咐下面将人送南京军事法庭查办。

　　胡宗南在西安接到了命令十分为难。吴正有的状子，胡宗南是知道的，胡宗南本人是复兴社的骨干分子，曾经庄重起誓要对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所提出的那些清教徒般的戒律身体力行，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打牌，不能讨小老婆，如今自己手下的团长惹出这种人命案子来，令他觉得有失第1师的颜面。胡宗南虽然赏识张灵甫的军事才干，对他年轻气盛的鲁莽行为并不以为然。然而张灵甫打仗确实是很有一手，在第1师里是屈指可数的一员得力干将，胡宗南不忍心看着他年轻轻的就此毁了前程，张灵甫也可能以丢失文件为由为自己做过辩解，总之胡宗南当时就是护着张灵甫，拖着此事没办，还曾许诺来告状的吴正有，以收他入伍做副官为条件让他封口，但被吴拒绝了。现在蒋介石来了命令，胡宗南不敢再虚于委蛇了，他叫来了张灵甫，告诉他这下子娄子捅大了，现在案子已经闹到了南京，校长下了命令要把他押送南京法办。

　　张灵甫自知，自己仅凭一时的疑心就大发雷霆枪杀了吴海兰，追究起来没有真凭实据，总是罪责难逃，既然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不如索性把事情做得漂亮些，说起来男子汉大丈夫敢作敢当。于是他向胡宗南表示，事已至此，他也不想再让师长为难，自己遵命去南京投案服罪就是了。

　　胡宗南与张灵甫毕竟一个部队相处了六七年，对自己这个下属憨直的脾气还是比较了解的，知道他十分在乎自己的名声，既然表示愿意遵命服从，相信他一定言出必行。于是，胡宗南也不担心他会半路逃之夭夭，对张灵甫既不绑也不押，放心地让他自己一个人去南京投案自首。张灵甫十分感激胡宗南的信任，也信誓旦旦，表示先回家处理一点家事，不日即一定起程去南京负荆请罪。胡宗南二话没说，竟同意放他先回家去了。

　　虽然嘴上豪气万丈，一想到自己因获罪而前功尽弃，原本大好的前程化为乌有，前途又是凶多吉少，张灵甫回家途中难免一路闷闷不乐。人在落魄的时候，身边家人的慰藉就显得弥足珍贵。

　　张灵甫一进家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幅温馨的家庭画面。邢凤英正一手抱着已经从奶妈家送到乡下的女儿云芳，一手持勺耐心和蔼地喂小女孩吃饭。

　　此情此景，令相当大男人主义的张灵甫心里有一种刹那间的触动。眼前的这位村姑，自己从来对她不闻不问，她一直默默承受着他的冷落，替他在家照顾老父，甚至还为他悉心照顾他与别人结婚所生的孩子。面对如此温良宽厚的女子，张灵甫饶是铁石心肠，也不免生出几许感动和歉疚2003年12月笔者与王玉龄女士的访谈，张灵甫曾经对王玉龄提及他当时回家时的这段感受。。

　　张灵甫把自己要到南京去投案的事告诉了家人，将历年来的私蓄全都留给了家里，在家盘桓数日之后，便只带着几套换洗衣服上路了，连盘缠也没多拿，说是一路上自己可以卖字为生。

　　从陕西到南京路途遥远，中间还要倒几次车。张灵甫独自一人离家，也没人管他的去向，他一路走走停停，半路上见所带盘缠用得差不多了，就开始卖起字来。他的字写得越大越见功力，字体工整苍劲，写的对联条幅还真有人来买，就这样信笔游蛇，竟让他一路赚到了盘缠到达南京。他也果然没有食言，径自去军法处自投罗网，被拘押于老虎桥模范监狱。

　　案子审完了，起先初审内定是要判处张灵甫死刑的，连名字也被打上了红勾，择期待决。

　　偏偏祸不单行，在被判处死刑之际，他又在狱中染上了疟疾，几乎奄奄一息。张灵甫赔了夫人又折了前程，在多重打击之下，他心灰意冷起来，反正枪毙也是死，病重也是在等死，他绝望地破罐子破摔，连申诉也放弃了，但求一死了之。

　　在张灵甫刚收押的时候，模范监狱的典狱长就和他的关系不错，有时两人天南地北的还聊得颇为投缘。典狱长当然知道一些张灵甫的案情，当张灵甫被初定极刑之后，他对张的处境表示惋惜和同情，并竭力为张灵甫打气道：“这件案子的情况应该还有斡旋的余地，蝼蚁尚且惜命，你就此放弃未免可惜。”典狱长还悉心安排狱医为张灵甫治病。也许是命不该绝，张灵甫凭着年轻力壮的原始本钱，不久之后居然起死回生，战胜了病魔，于是他又重新燃起了求生的欲望，听从典狱长的劝说，向军事法庭递交了申诉书。2003年12月笔者与王玉龄女士的访谈，张灵甫曾向王玉龄讲述过自己的狱中经历。现在自然无法知道他找了什么借口为自己辩解，但是法庭显然接受了他的申辩，因为对他的原判并没有被执行。

　　在等待案件复审期间，张灵甫闲来无事，在狱内也就是看看书练练字，而且在这段时间里润笔颇多，有人要是喜欢，他就随手送人，坊间甚至有传言，说当年南京夫子庙一带有不少店铺的招牌，就出自他的手笔。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张灵甫在狱中反倒有得是时间面壁思过，修身养性，一场牢狱之灾，使得他以往心浮气躁的性子得以修练得沉稳了许多，以后很少再乱发脾气。友人来信慰问，张灵甫回函自嘲曰：“为杀妻室做楚囚”。

　　写字看书不过是打发时间，坐牢的心情总是落寞的。不过这期间家里传来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好消息，张灵甫走后不久，邢凤英发现自己怀孕了，十月怀胎生下了一个男婴，这是张灵甫的第一个儿子。

　　随着儿子的出世，张灵甫似乎时来运转，没过多久，他竟然被赦罪释放了。据他家人的回忆，之前南京曾派人去西安调查过张灵甫的情况，来人一走就爆发了西安事变，之后张灵甫便获释回到了西安。也就是说，张灵甫的获释，并不是一般认为由于抗战爆发而与其他戴罪军人一起获得政府大赦，而是在1937年初就被释放了。

　　几十年后，我们看到了对此事的一些评述，有人很肯定地判断说，是蒋介石徇私枉法，偷偷放跑了心腹爱将；也有人言之灼灼，说是胡宗南或是王耀武在蒋介石面前替张灵甫说情：“张钟麟这个人，打仗很有本事，不如把他放出来，让他戴罪立功吧。”于是蒋介石顺水推舟，嘱咐张灵甫出去之后好好做人，把他秘密释放了。由于张灵甫后来的确受到蒋介石的宠爱，这些说法似乎有后事得以佐证，不少人深信不疑。

　　事实上，这时的张灵甫资历尚浅，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根本还排不上号，他真正出道获得蒋介石的青睐，还是在八年抗战的岁月。更何况，当时蒋介石攘外安内正忙得焦头烂额，还因为亲临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加紧剿灭陕北的红军，而被张杨扣留逼其抗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说蒋介石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有工夫亲自为一个小团长特别费周折去法外施恩，在道德评判上固然可以给他加一点负分，却并无依据。至于说胡宗南、王耀武等黄埔学长联名担保说情，则还在情理之中。

　　可是，杀人偿命总是国法，即使张灵甫属自首有从宽情节，凭什么从宽到只关了不到一年就释放了呢？当事人没有留下任何解释，按照常理，作为情杀案的凶手，服刑不满一年就获特赦关照的机会不会太高，如果从刘光宇讲述的情节去推敲内情，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答案：张灵甫很可能在狱中写的申诉书中，辩称怀疑妻子窃取他的军事文件有通共之嫌，故怒而杀之。如此，他被上峰认为是冲动之下“大义灭亲”之举，属情有可原，因而对他网开一面也就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