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中共叛徒看革命志士江青 |
| 送交者: 雷神 2009年07月25日17:55:44 於 [軍事天地]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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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共叛徒看革命志士江青
=700) window.open('http://www.wengewang.org/attachment/Day_090724/38_570_0ec769d7628418f.jpg');" src="http://www.wengewang.org/attachment/Day_090724/38_570_0ec769d7628418f.jpg" onload="if(this.width>'700')this.width='700';if(this.height>'700')this.height='700';" border=0> 從中共叛徒看革命志士江青 康秀峰 回顧黨的艱難成長曆程 中國共產黨成立已8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已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亦60年了。中國共產黨能有今天的執政，能有今天的執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完全靠的是毛澤東這位經天緯地之才，和其堅韌不拔的頑強意志的領袖，以及其文能安國武能治軍的正確領導。當然，還有大批始終追隨毛澤東的工農知等精英，在毛澤東領導下的共同努力與奮鬥。在今年建國一甲子，胡逄沃饗急復笄斕慕窠鵯錚頤腔毓肆昵暗車睦碳澳承┲匾宋錚私飧錈曬Φ募櫳潦潛匾摹Ⅻ/SPAN> 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流芳千古，或遺臭萬年遭人唾罵。這均是由人民決定而非個人說了算，尤其在今天科技時代，已不再是封建王朝時由少數文人寫史那樣了。因當今每天發生的事都在世人的心中和技術的記載中。如果有人還處於古紙堆的由少數幾個文人寫歷史的年代的思維中，這只能說是可笑。正如主席早說過，歷史是人民創造而非英雄創造。歷史既是社會前進道上的發生的事件，也是人們活動的記錄。了解社會，促進社會進步，離不開歷史，也不能割斷歷史的連續性。故談論江青，不可能避開毛澤東，避開共產黨的歷程。 我們看到，自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以來，自始至終不背叛自己的理想的人是不多的。中國共產黨成立時的12個代表之中{代表五十幾個黨員}，到四十年代初只剩毛澤東和董必武二人了。何叔衡1935年轉移途中與敵人遭遇，壯烈犧牲。鄧恩銘1928年被捕入獄，1931年英勇犧牲。陳潭秋1942年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入獄並和毛澤民一起被秘密屠殺。王盡美擔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於1925年8月病逝。李達於1923年夏宣布脫黨。李漢俊中共第二、三屆候補委員，脫黨，被開除黨籍後加入國民黨。1927年12月被桂系軍閥殺害。劉仁靜1926年去蘇聯列寧學院學習，參加托派活動。1929年8月回國後組織托派“十月社”。被開除出黨。轉任三青團宣傳處科員，國民黨第十戰區戰干四團教官等。1948年發表反共文章《評毛澤東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解放後1950年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包惠僧八一起義後脫黨，1930年參加發起成立第三黨（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後恢復國民黨黨籍。1931年起任蔣介石的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議、軍事委員會秘書兼中央軍校政治教官等。1948年後舉家遷往澳門。1949年11月從澳門回到北京。1950年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歷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務部研究員、參事。陳公博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脫黨的人物，抗戰時期追隨汪精衛賣國求榮，成為第二號漢奸，1946年被槍決。周佛海1924年脫黨，抗戰期間投靠汪精衛成為大漢奸，1948年病死於南京監獄。張國燾在長征途中分裂中央的嚴重錯誤受到批評；1938年初，叛黨投靠蔣介石並當了少將軍統特務；1979年客死加拿大。唯毛澤東踐約信念，奮鬥終生，在追求和信仰上，都顯示出了矢志不渝、不屈不撓的革命領袖意志和偉人氣度。 中共一大代表，共有十二人，他們是：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陳公博、周佛海。另有一名陳獨秀派的代表包惠僧。成立三人組成的中央局，陳獨秀任書記，張國燾為組織主任，李達為宣傳主任。 １９２２年７月１６日至２３日，二大在上海南成都路輔德里６２５號召開。出席會議的是：中央局委員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上海的楊明齋，北京的羅章龍，山東的王盡美，湖北的許白昊，湖南的蔡和森，廣州的譚平山，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代表李震瀛，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局代表施存統。{毛澤東1922年7月，赴上海參加黨的二大，因沒有找到會議地址，未能出席會議。}，選舉陳獨秀、鄧中夏、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另選出三名候補執行委員。陳獨秀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蔡和森、張國燾分別負責黨的宣傳和組織工作。鑑於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遭到法國巡捕破壞的教訓，“二大後”採取了嚴格的保密措施。 １９２３年６月１２日至２０日，三大在廣州東山恤孤院３１號（現恤孤院路３號）召開。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蔡和森、陳潭秋、惲代英、瞿秋白、張國燾、李立三、項英等出席，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參加了會議。大會選舉陳獨秀、蔡和森、李大釗、譚平山、王荷波、毛澤東、朱少連、項英、羅章龍等９人為中央委員，鄧培、張連光、徐梅坤、李漢俊、鄧中夏５人為候補中央委員。由陳獨秀、蔡和森、毛澤東、羅章龍、譚平山（後由於譚調職，改為王荷波）５人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委員長，毛澤東為中央局委員兼秘書，羅章龍擔任會計，負責中央日常工作。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四大在上海召開，新當選的中央執行委員共9人：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項英、瞿秋白、彭述之、譚平山、李維漢。候補執行委員5人：鄧培、王荷波、羅章龍、張太雷、朱錦堂。陳獨秀為中央總書記兼中央組織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傳部主任，張國燾任中央工農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傳部委員，以上5人組成中央局。四大開始，毛澤東被排擠出中央決策。 1923年9月16日，毛澤東離開上海返回長沙養病，同年底赴廣州參加1924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一大，1月22日，孫中山先生提名毛澤東為章程審查委員會成員，1月29日，毛澤東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2月，到上海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委員、組織部秘書等職。1925年9月，到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籌備工作。1925年10月，毛澤東代理中國國民黨宣傳部部長。1926年1月，毛澤東在國民黨二大再次當選中央候補執行委員。1926年5月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以共產黨員的身份再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1927年3月，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在武昌同鄧演達等創辦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大革命遭到了嚴重失敗。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五大在武漢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有：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澤東、任弼時、劉少奇、鄧中夏、張國燾、張太雷、李立三、李維漢、陳延年、彭湃、方志敏、惲代英、羅亦農、項英、董必武、陳潭秋、蘇兆征、向警予、蔡暢、向忠發、羅章龍、賀昌、阮嘯仙、王荷波、彭述之等人，共產國際代表羅易、鮑羅廷、維經斯基等出席了大會。選舉陳獨秀、蔡和森、李立三、李維漢、瞿秋白、譚平山、張國燾7人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蘇兆征、張太雷、陳延年、周恩來4人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瞿秋白4人(後又增補李維漢)為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陳獨秀繼續被選為總書記。周恩來為秘書 (未到任前，由蔡和森代理) 。此次會議雖然批評了陳獨秀的錯誤，但是對於革命的很多重大問題都未能做出正確的答覆。 1927年5月28日，毛澤東辭去國民黨宣傳部代理部長職務。從此，毛澤東離開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離開之前，毛澤東最後一次出席國民黨中央常委會——6月1日的第三十次會議。那次常委會，到會者既有蔣介石，也有毛澤東。這一次，是毛澤東和蔣介石在1920年代的最後一次見面。 五大後，在兩天后舉行的政治局會議上，推舉出由三人組成的常委會，他們是：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 1927年六月十二日，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組，成立了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從一大以來一直擔任總書記的陳獨秀被停職。新成立的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由五人組成，除了五大選出的李維漢和張國燾以外，又增加了三個人。他們是：張太雷、李立三、周恩來。 十天以後的七月二十一日，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鮑羅廷召開臨時中央常委會，他在會上宣布增加一名政治局常委就是瞿秋白，並指定年僅二十八歲的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成為共產黨第二任領袖。 同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臨時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開了擴大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又有兩人增選為政治局常委，他們是周恩來和羅亦農。三常委變成了五常委。 大革命失敗後，黨內叛徒劇增，八一起義又失敗。中國共產黨已經到了萬分危急的關頭。在風雲突變的局勢面前，中央政治局在漢口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號（今鄱陽街一三九號）的一幢西式公寓裡召開了一次只開了一天的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會議第一項議程，由毛澤東在會上批評陳獨秀右傾錯誤：第一、在國民黨問題上，黨中央在國共合作的國民黨中始終沒有當“主人”的思想；第二、在農民問題上，黨中央不支持農民革命；第三、在軍事問題上，“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毛強調“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黨“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這就是有名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出處。 參加八七會議的中央委員有：李維漢、瞿秋白、張太雷、鄧中夏、任弼時、蘇兆征、顧順章、羅亦農、陳喬年、蔡和森，候補中央委員有：李震瀛、陸沉、毛澤東，中央監察委員有：楊匏安、王荷波，共青團代表有：李子芬、楊善南、陸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達，湖北省委代表鄭超麟，中央軍委代錶王一飛21人。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和紐曼。會議選舉了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員為蘇兆征、向忠發、瞿秋白、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李維漢、彭湃、任弼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為鄧中夏、周恩來、毛澤東、彭公達、張太雷、張國燾、李立三。會後選舉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決定設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長江局，決定王荷波任北方局書記，蔡和森為秘書；張太雷赴南方局，任廣東省委書記；羅亦農赴長江局工作；毛澤東去湖南領導秋收起義。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公開並第一次打出鐮刀和斧頭的工農紅軍的旗幟，並由此而創建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塊革命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搖籃。在接納八一起義失敗的朱陳殘部和彭德懷的平江起義餘部後，又轉戰贛南，經略江西，創建紅都瑞金。 1928年3月，中共六大在蘇聯召開。1928年4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和100多位參加六大的代表相繼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出席大會的代表共142人，有表決權的正式代表為84人。六大正式代表名單孟慶樹、劉伯承、蔡暢，蔡樹藩、毛澤東{未去}、王明、任弼時、 嚴朴、張金保、鄧穎超、周恩來、徐特立、李立三、王若飛、白海峰、卜士奇、蔡和森、曹更生、陳海清、陳學熙、陳治平，成文，成中青，鄧中夏， 丁繼盛、丁君羊、杜作祥、法榮廷、方維夏、甘卓棠、高衡、龔德元、龔飲冰、顧順章、關向應、郭純志、郭金祥、郭壽華、何舒衡、何秀明、何資琛、 胡秉瓊、胡大才、胡德榮、胡福田、胡建三、胡均鶴、胡錫奎、華崗、張國燾，華連生、黃平、黃文、霍錕鏞，江慧芳、姜永和 蔣雲、鄺壁清、來耀先、黎國瓊、 李滌生、李鳴岐、李培之、李文宜、李源 李占泉 李子芬 梁鵬萬 梁億才 林玉珩 劉伯堅 劉堅予 劉義 劉振德 柳圃青 盧福坦 羅登賢 羅明 羅章龍 毛簡青 孟堅 潘家辰 潘文育 彭公祖 彭湃 祁松亭 錢乃治 錢志康 秦曼雲 邱宏毅 瞿景白 瞿秋白 瞿星五 饒衛華 任旭 阮嘯仙 沈澤民 史文彬 蘇美一 蘇兆征 譚國輔 湯正清 唐球 唐韻超 塗作潮 汪澤楷 王備 王鳳飛 王福全 王蘭英 王懋廷 王培五 王翹 王藻文 王仲一 王灼 王子清 溫少泉 溫裕成 吳介藩 武劍西 夏文法 夏曦 向忠發 項英 徐蘭芝 徐錫根 徐治榮 許塗淼 楊福濤 楊殷 楊之華 楊宗義 葉發青 葉開寅 於佩貞 於治勛 余駕先 於茂懷 袁炳輝 曾文甫 曾中生 張國燾 張金刃 張昆弟 張任光 張世熙 章松壽 鄭子瑜 周冷波 朱寶山 朱松壽 朱秀春 朱自純 莊東曉 片山潛 薩波托斯基 楊松 米夫 斯大林 布哈林 安貝爾•德羅 福京 陶里亞蒂 波立特 恩利白培 格勒爾 日本共產黨代表 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代表 波斯（伊朗）共產黨代表。指定及旁聽代表 孟慶樹 劉伯承 蔡樹藩 王明 鄧穎超 徐特立 卜士奇 陳學熙 杜作祥 方維夏 高衡 龔飲冰 郭壽華 何舒衡 何秀明 胡秉瓊 胡大才 胡建三 胡錫奎 華連生 李培之 李文宜 梁鵬萬 劉伯堅 柳圃青 潘家辰 潘文育錢乃治 秦曼雲 邱宏毅 瞿景白 瞿星五 饒衛華 沈澤民 蘇美一 譚國輔 塗作潮 汪澤楷 王備 王蘭英 王培五 王翹 吳介藩 武劍西 於佩貞 曾中生 鄭子瑜 朱寶山 朱自純 莊東曉。尚未完全確定代表資格人員名單楊松。 第六屆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是毛澤東 任弼時 張金保 周恩來 李立三 蔡和森 顧順章 關向應 李滌生 李源 盧福坦 羅登賢 彭湃 瞿秋白 蘇兆征 王藻文 向忠發 項英 徐錫根 楊福濤 楊殷 於茂懷 張國燾。中央候補委員，鄧中夏 甘卓棠 李子芬 劉堅予 羅章龍 史文彬 唐韻超 王鳳飛 王仲一 王灼 夏文法 徐蘭芝 周冷波。1928年7月19日，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會選舉產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蘇兆征、項英、周恩來、向忠發、瞿秋白、蔡和森、張國燾7名正式委員和關向應、李立三、羅登賢、彭湃、楊殷、盧福坦、徐錫根7名候補委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由蘇兆征、向忠發、項英、周恩來、蔡和森5名，政治局候補委員李立三、徐錫根、楊殷3名。向忠發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周恩來任常委秘書兼組織部長，蔡和森任宣傳部長，楊殷任軍事部長，蘇兆征任工委書記，李立三任農委書記，張金保任婦委書記。還選舉了中央審查委員會：孫津川、劉少奇、阮嘯仙為正式委員，葉開寅、張昆弟為候補委員。 1930年秋改李立三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書長和宣傳部長。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舉行六屆四中全會，會期約15個小時，這次全會是由米夫一手策劃的，扶植王明（陳紹禹）等人上台。到會的有：向忠發、周恩來、瞿秋白、關向應、羅登賢、徐錫根、李維漢、任弼時、賀昌、余飛、顧順章、溫裕成、王克全、羅章龍、陳郁、史文彬、張金保、王鳳飛、陳雲、周秀珠、徐蘭芝、袁炳輝、王明、沈澤民、王稼祥、陳原道、韓連會、何孟雄、徐畏三、沈先定、顧作霖、夏曦、肖道德、邱泮林、秦邦憲、柯慶施、袁乃祥。另有康生等 2人作記錄。 決定三中全會補選的中央委員退出：羅邁、賀昌；撤銷了李維漢、賀昌２人的中央委員職務； 補入新的中央委員是：韓連會、王盡仁、沈先定、黃蘇、夏曦、陳紹禹、徐畏三、沈澤民、曾炳春。 政治局應退出的是：李立三、瞿秋白、羅邁。 新加入政治局的是：陳郁、盧福坦、陳紹禹、王克金、劉少奇。 同時撤消了李立三、瞿秋白、羅邁的政治局委員。 這樣連同以前的委員，總計有政治局委員9人：向忠發、項英、周恩來、張國燾、徐錫根、盧福坦、陳紹禹、陳郁、任弼時；候補政治局委員7人：羅登賢、關向應、溫裕成、毛澤東、顧順章、劉少奇、王克全。指定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３人為政治局常委，向忠發任總書記。周恩來仍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秘書。 自武漢八七政治局緊急會議後，毛主席就再也沒出席過中央的會議了，一直到中央遷至江西蘇區。顧順章叛變後，中央局和其他人員被緊急撤往蘇區江西。 顧順章是在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五大”之後不久，經中央常委決定，顧順章進入由周思來等七人組成的中央軍委。“八七”會議上，顧順章又當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顧不到四個月的時間，由中央委員成了政治局委員。1931年4月24日，曾是顧的下屬、而後叛變的尤崇新碰巧在遊樂場發現了顧順章。被當場逮捕，顧順章被捕後即叛變，並供出所知一切中共機密。 黨重要領導背叛並因叛徒出賣而死的中共早期重要領導人有： 1928年4月21日，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羅亦農因叛徒——賀治華、何家新夫婦的出賣在上海龍華英勇就義。賀治華在沒有和何家新結婚之前是朱德的夫人，也曾在莫斯科勞動大學留學。她追求舒適的生活。回國後，她則與同是法國留學歸來、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何家新結婚，二人被分配在上海黨的機關工作，隸屬羅亦農。 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中共歷史上被捕後叛變的職位最高者。 張國燾，是中共早期重要的領導人之一。唯一參加過中共“一大”至 “六大”的他， 1927年5月成為中共五人中央常委成員之一， 1931年初回國後，任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會主席，最終逃出了革命陣營，投入了國民黨的懷抱。 王明“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從延安整風運動開始，始終堅持自己的錯誤。直到全國解放，仍不肯作自我批評，他在留居蘇聯以後，寫了大量的文章（尤以《中共五十年》一書最為突出）攻擊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最終墮落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叛徒。 蔣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屠殺後，中央遷上海。彭湃調到中央工作。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彭湃正在上海滬西區新閘路經遠里中央軍委的秘密機關出席會議，叛徒白鑫引國民黨軍警突然包圍了會場，逮捕了與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湃、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楊殷、中共軍委委員江蘇省委軍事部長顏昌頤以及邢士珍、上海市總工會糾察隊副總指揮張際春等重要領導人。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臨時因故未與會而倖免。 白鑫，湖南常德人。1926年3月被錄取為黃埔四期學生，不久在軍校中加入中國共產黨。當年10月，從黃埔畢業後參加了葉挺的第四軍獨立團，任政治教導隊指導員。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以後，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升到團長。1929年初，他隨同中共中央部分領導人返回上海任中共中央軍委秘書。 1928年的上海，正處於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之下。中共內部一些意志薄弱的投機分子接二連三地宣布脫黨甚至背叛革命，倒向敵人。此時，白鑫的一個表弟因在海陸豐叛變逃跑，被根據地負責人彭湃下令處決。 蔡和森是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宣傳家。1931年6月因叛徒顧順章出賣，慘遭殺害，惲代英被殺害；由於顧順章他的泄密，周恩來險些遭遇不測；由於他的叛變，黨中央差點全軍覆沒。 還有如南京和江蘇省委曾八次遭大破壞。孫津川，中共南京市委書記，中共中央審查委員會委員。由於叛徒告密，他與市委大部分同志先後被捕。1932年2月，中共南京市委書記王善堂和軍委書記路大奎被捕，王善堂叛變，供出了南京市黨員的名單，先後被捕300餘人，其中有100多名優秀黨員犧牲。1934年6月，江蘇省委被破壞，市委負責人顧衡於8月被捕，12月就義於雨花台。還有程斌，劉厚總、邢仁甫，關書范，叛徒唐瑞林均為大叛徒。中小叛徒就更多了。1927年7月4日夜，蔣介石下令將中共政治局委員、江蘇省委書記陳延年秘密押赴刑場執行死刑。 因叛徒出賣而被蔣殺害的黨領導人還有陳喬年，趙世炎，瞿秋白、趙世炎、向警予、王若飛、方志敏、陳延年、鄧中夏、張太雷、陳潭秋、蘇兆征、鄧恩銘、彭湃、毛澤覃-----。 １９３１年６月，中共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米夫以國際名義指定由王明為代理書記。，1931年９月，黨中央機關遭到破壞，未受害的領導和工作人員逃往江西蘇區，王明隨米夫去蘇聯避難，王明去蘇聯前指定中央由年僅24歲的博古負責。指定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李竹聲、趙容（康生）、陳雲組成中央臨時政治局，前叄人為常委。這一決定是在上海一無名的小酒店裡做出的，出席者僅周恩來、王明、盧福坦、博古。 有一個很奇怪的事實，一大成立後到中央撤離上海到江西蘇區時為止，這段時間裡黨內重要領導背叛，投降的有黨的中央總書記，政治局委員，省市委書記等，不干脫黨的，病死的累有發生。自中央和機關撤到毛澤東創建的蘇區江西後，儘管毛澤東受排擠打壓，但蘇區黨內重要人背叛的已很少了，只張國燾等極少數人是一另外。故凡到毛澤東身邊的人，大都在建國後任重職，享盡榮華富貴。可見毛澤東是棵庇蔭的大樹！ 話說回來，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葉坪村舉行。選舉：毛澤東、項英、張國燾、周恩來、盧福坦、朱德、瞿秋白、張鼎丞、鄧發、王稼祥、徐錫根、范樂春、陳紹禹、彭德懷、關向應、孔荷寵、方志敏、任弼時、賀龍、沈澤民、譚震林、黃平、曾山、林彪、陳郁、羅登賢、夏曦、鄧子恢、劉少奇、劉大朝、陳正人、袁德生、崔棋、屈登高、段德昌、葛耀山、彭軌、陳福元、古大存、韋拔群、張華先、何叔衡、黃甦、胡海、滕代遠、肖恆太、羅炳輝、陳毅、張雲逸、周以栗、盧德光、胡均鶴、徐特立、邵式平、洪紫清、劉光萬、余漢朝、吳致民、劉建中、李宗伯、劉生元、王永盛、阮嘯仙63人為中央執行委員，組織中央執行委員會，為全國代表大會閉會後最高政權機關。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選舉毛澤東為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王稼祥為外交人民委員，朱德為軍事人民委員，項英為勞動人民委員，鄧子恢為財政人民委員，張鼎丞為土地人民委員，瞿秋白為教育人民委員，周以栗為內務人民委員，張國燾為司法人民委員，何叔衡為工農檢察人民委員。同時，於人民委員會之下設立國家政治保衛局，以鄧發為局長。委任朱德、彭德懷、王稼祥、林彪、譚震林、葉劍英、孔荷寵、周恩來、張國燾、邵式平、賀龍、毛澤東、徐祥謙、關向應、王盛榮等同志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以朱德為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王稼祥、彭德懷為副主席；委任王稼祥為總政治部主任，委任項英代財政委員會主席，委任范樹德、毛澤民為財政委員會委員，委任梁柏台為司法委員會委員，委任周以栗為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主筆，委任方繼夏為中央執行委員會總務廳廳長。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正式成立。 但是，中央到蘇區後，28個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排擠毛澤東，蘇區中央局於1932年10月上旬召開的寧都會議，“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的鬥爭”，《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1932年10月21日》。而且把矛頭突出地直指毛澤東。最終毛澤東以請病假被解除軍職。1933年9月底，共產國際派任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到達中央蘇區，博古決定由李德“主管軍事戰略，戰役戰術領導”，導致在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全面失敗。 六大五中全會１９３４年１月１５日─１８日在江西瑞金召開。沒有讓毛澤東參加這次會議，並且在會上把毛澤東作為批判的對象。是王明“左”傾路線達到頂峰的會議，會議改選了政治局，秦邦憲、張聞天、周恩來、項英、陳紹禹、陳雲、康生、任弼時、張國燾、毛澤東、顧作霖、朱德為委員。劉少奇、王稼祥、關向應、鄧發、何克全(即凱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全會增選了王稼祥、凱豐（何克全）為中央委員，增選彭德懷、楊尚昆、李富春、李維漢、孔原為候補中央委員；博古任總書記。選舉了中央黨務委員會，李維漢任書記。這是長征前的最後一次中央會議。 1934年1月2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 大會全體一致通過下列一百七十五人為正式中央執行委員： 博古、陳紹禹、何克全、劉少奇、毛澤東、項英、吳亮平、瞿秋白、周月林、金維映、黃髮桂、謝玉欽、李富春、謝名仁、肖世榜、林國宋、黃長嬌、蔡暢、鍾葆元、婁夢俠、張績之、徐達志、曾山、鍾昌桃、劉啟耀、鍾循仁、李卓然、劉廣臣、謝先震、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劉伯承、賀昌、何長工、滕代遠、彭德懷、楊尚昆、林彪、聶榮臻、董振堂、劉伯堅、黃甦、蔡樹藩、聶洪鈞、王如痴、萬永誠、陳光、尋淮洲、羅瑞卿、張純清、周建屏、周昆、樂少華、陳阿金、袁國平、葉劍英、陳毅、畢士梯、陳洪時、肖克、孔荷寵、朱瑞、劉疇西、徐彥剛、陳昌浩、徐向前、張國燾、張琴秋、賀龍、關向應、夏曦、宋白民、王維周、羅炳輝、洪水、蔡乾、張然和、余宏文、王世泰、潘士忠、姜阿三、張冠一、古大存、鄭振芬、朱琪、高俊亭、詹以錦、鄭位三、王鳳鳴、成仿吾、郭述申、張德三、祝維垣、顧作林、邵式平、黃道、朱兆祥、孔書安、劉曉、鍾世斌、傅才秀、周義開、劉明輝、熊仙璧、劉國珠、鍾桂新、羅邁、陳祥生、林伯渠、劉群先、胡海、范樂春、曾洪易、巫子元、張太和、黃宜章、張鼎承、李見珍、吳蘭甫、吳必先、邱先英、張聞天、陳雲、王盛榮、鄧發、陳潭秋、潘漢年、黃加高、張雲仙、張金樓、周少文、何振吾、陳壽昌、黃光保、譚余保、劉士傑、王震、鄺彪、彭仁昌、任弼時、吳德峰、王秀章、熊國炳、余洪遠、李維海、何畏、李先念、曾廣瀾、周光坤、李成甲、陳子謙、方志敏、余漢朝、黃萬生、汪金祥、關英、塗振農、關春香、吳玉璋、朱地元、楊其鑫、鄧振詢、何叔衡、高自立、梁柏台、徐特立、阮嘯仙、鄧穎超、董必武、趙雲、王賢選、羅梓銘、楊世珠、賴樊玉。 候補委員原定三十五人，後經大會規定為三十六人，亦一一通過，名單如下： 楊炳龍、謝振富、邱時鳳、鄧堯盛、董長勝、劉毅、李美群、鄒中才、徐順恆、徐明富、葉德貴、鄧子恢、朱榮生、賈元、馮雪峰、李一氓、李克農、張愛萍、羅榮桓、李賜凡、顏立記、尹仁桂、劉燕玉、方敬和、謝炳煌、鍾義謹、黃富武、方振華、鄒敦厚、廖漢華、龍春山、華新湘、周桂香、鄺朱權、鄧萍、康克清。 繼則通過以下三十五人為中央工農檢查委員： 農細、朱克盛、李生保、滕代遠、羅榮桓、蔡×（此處原文不清--編者注）、黃長姣、羅元際、謝學連、劉列珠、范樂春、黎蓮秀、賴榮光、王孚善、曾昭明、胡美水、冷×儀（此處原文不清--編者注）、張炳如、鄒芳禧、董必武、王秀、康保貴、呂廣運、鄧先釗、劉傳家、王漢章、段松瑞、葉勝芳、張標、劉進文、盧同好、張振芳、項英、吳秀英、丘榮先。 大會一致通過以毛澤東，項英，張國燾，朱德，張聞天，博古，周恩來，瞿秋白，劉少奇，陳雲，林伯渠，鄧振詢，朱地元，鄧發，方志敏，羅邁和周月林等十七人組織中央政府主席團，並選舉毛澤東為主席，項英與張國燾為副主席。 以張聞天為人民委員會主席，人民委員會之下設立十一個人民委員部，以王稼祥為外交部長，朱德為軍事部長，鄧振詢為勞動部長，高自立為土地部長，林伯渠為財政部長，吳亮平為國民經濟部長，陳潭秋為糧食部長，梁柏台為司法部長，曾山為內務部長，瞿秋白為教育部長。接着又通過以項英為工農檢察委員會主席，阮嘯仙為中央審計委員會主任。 至1934年4月上旬，紅軍防線被迫退到廣昌、建寧一線。到了1934年4月至5月，廣昌、筠門嶺及福建建寧等先後失守，中央蘇區的南北門戶大開。 至9月底，損失嚴重，形勢危殆。為了使紅軍免遭覆滅的危險，中央和中革軍委不得不決定進行戰略大轉移。1934年10月10日，根據中革軍委的命令，由中革軍委、紅軍總司令部、總政治部及各直屬機關組成第一野戰縱隊（也稱紅星縱隊）以葉劍英為司令員兼政委；中共中央蘇維埃政府及總工會、團中央等機關和衛生部、供給部、紅軍大學、軍委二局組成第二野戰縱隊（也稱紅章縱隊中央縱隊）以李維漢為司令員兼政委，副司令員兼副政委鄧發、參謀長張宗遜；由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率領的紅一軍團，由軍團長彭德懷、政委楊尚昆率領的紅三軍團，由軍團長董振堂、政委李卓然率領的紅五軍團，由軍團長周昆、政委黃更生率領的紅八軍團，由軍團長羅炳輝、政委蔡樹藩率領的紅九軍團，從瑞金縣梅坑等地出發，到於都地域集結。中央紅軍已經全部集中在江西南部於都附近時，長征的命令才發下來。1934年10月10號各部隊依照中革軍委下發的《野戰軍南渡貢水計劃表》中詳細規定的渡口及涉河點行動，部隊以一、三軍團為左右前鋒，八、九軍團兩翼掩護，軍委一二縱隊在中間，五軍團殿後，共計87000餘人，陸續渡過於都河進擊。中央紅軍被迫長征。{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圍剿中腿部負傷一直無法工作，中共中央局令命顧作霖為代理總政治部主任。} 中央紅軍長征前，決定以紅六軍團為西征先遣隊赴湖南，以紅七軍團為北上抗日先遣隊北上閩浙皖贛開闢新的戰線。1934年7月五日發布政治訓令，紅七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曾洪易、軍團長尋淮洲、政治委員樂少華，軍團參謀長粟裕率領所部3個師及中央隨軍工作團共6000餘人，從江西瑞金出發，經福建長汀，閩東、浙南等地，於10月轉入贛東北重溪與紅十軍會合，按中央軍委指示，兩部合編為紅十軍團，繼續北上抗日，後遭失敗。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給湘贛蘇區紅六軍團蕭克、任弼時下達訓令，為給即將進行的中央紅軍主力突圍轉移“探路”，紅六軍團先期出發西征。踏上艱苦卓絕的長征之路。 中央紅軍血戰湘江後，紅軍只剩3萬餘人。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的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參加會議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洛甫）、周恩來、陳雲、朱德、秦邦憲（博古），政治局候補委員有王稼祥、劉少奇、凱豐（何克全）、鄧發；擴大參加者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李富春、劉伯承、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李德(1900年—1974年)長征開始時為中央“三人團”成員，伍修權翻譯。遵義會議，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我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會議。它是中國共產黨從幼年的黨走上成熟的黨的標誌。從此，中國革命就在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指引下走上勝利發展的道路。 長征路上其他的重要會議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湖南通道縣城召開緊急會議，着重討論紅軍戰略轉移的前進方向問題。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和李德參加會議。 1934年12月15日，中央紅軍占領黎平。18日，黨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參加者有：周恩來、博古、毛澤東、陳雲、劉少奇、李德6人。 1935年1月1日凌晨，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史稱猴場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權(翻譯)。 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35年2月5日至9日，在扎西境內連續召開會議，會議由張聞天主持，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雲、博古、王稼祥、劉少奇、鄧發、凱豐11人。 1935年5月12日，中共政治局在會理縣城郊鐵廠舉行擴大會議。毛澤東主持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朱德、陳雲、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王稼樣、鄧發、凱豐、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以及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14人。 1935年6月26日黨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以北的兩河口舉行會議。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張國燾、王稼祥、博古、劉少奇、凱豐、鄧發，以及劉伯承、彭德懷、聶榮臻、林彪、林伯渠、李富春16人。 會議決定增選張國燾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徐向前、陳昌浩為軍委委員。 陳昌浩，１９３０年１１月回國後歷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員兼共青團中央鄂豫皖分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政治委員、第四方面軍政治委員。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參與指揮方面軍主力由鄂豫皖蘇區向西轉移。後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第四方面軍（兼西北軍區）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參與創建川陝蘇區，同徐向前等指揮反“三路圍攻”、反“六路圍攻”。１９３４年１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增選為候補中央委員，同年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１９３５年５月參加長征。第一方面軍與第四方面軍會師後，兼任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委員。曾獲金質紅星獎章。１９３６年１１月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同年１２月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１９３７年３月西路軍失敗後，轉赴延安。１９３９年８月去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陳昌浩欣喜若狂。經過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批准，1952年陳昌浩攜妻子格蘭娜和幼子陳祖莫回到了祖國。１９６２年５月，陳昌浩在武漢與幾百名原紅四方面軍的老戰士聚會時，聲音嘶啞，熱淚長流。他痛心疾首地說：“兵敗祁連之事，我實在難辭其咎，二萬精英，喋血大漠，共產黨１０年積蓄的力量，還不曾與日寇一戰，就毀於內戰戰場上。當我想到這些英靈，猶如萬箭穿心……” “我過去對不起毛主席，長征中第二次南下，犯了錯誤，西路軍時打了敗仗，但黨中央毛主席寬大了我，讓我學習。 中央政治局於1935年7月21日至22日在蘆花(今黑水縣城)舉行會議。蘆花會議(又稱黑水蘆花會議)是紅軍長征途中，中央政治局繼兩河口會議之後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 張國燾在兩河口會議上雖表示擁護黨中央關於在甘南建立根據地的北上方針，會後口頭上也贊成攻打松潘、平武地區，但行動上卻藉口所謂“組織問題”沒解決，按兵不動，故意延宕四方面軍的行動。1935年7月5日，張國燾在雜谷腦召開四方面軍幹部會議，肆意歪曲攻擊中央路線，挑撥一、四方面軍之間的關係。此外，他還在四方面軍中縱恿一些人向一方面軍挑釁，以致發生搶糧、搶槍、打人、武裝包圍等極不正常的現象，並策動“川康省委”和四方面軍領導人，以向中央建議加強軍委領導為名，直接指名要由張國燾出任中央軍委主席。黨中央拒絕了他們的無理要求，但為了顧全大局和增進兩大主力紅軍的團結，中央軍委於7月18日仍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委。這樣，張國燾才開始調動部隊北進。但是，由於張國燾的阻撓，紅軍進展遲緩，使《松潘戰役計劃》未能實現。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王稼祥、博古、凱豐、鄧發、李富春、徐向前、劉伯承、張國燾、陳昌浩等13人。會議期間，為加強前方部隊作戰的統一組織與指揮，利於迅速北上，7月21日，中央軍委決定組織前敵總指揮部。以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兼前敵總指揮部，徐向前兼前敵總指揮，陳昌浩兼政委，葉劍英任參謀長。原一方面軍之一、三、五、九軍團依次改為第一、三、五、三十二軍；原四方面軍之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軍的番號依舊不變。 1935年8月3日，由張聞天簽發了《八月四日在沙窩召開政治局會議》的通知。沙窩會議開了3天，8月4日至6日。到會的有毛澤東、張聞天、朱德、周恩來、張國燾、陳昌浩、劉伯承、傅鍾、凱豐、鄧發、博古11人。 沙窩會議後，張國燾在毛兒蓋召集四方面軍軍以上幹部會議，非法審查中央路線，公開進行分裂黨和紅軍的罪惡活動。當時，敵人正加緊在南線進犯紅軍，造成對紅軍後方的嚴重威脅。據此，黨中央改變了夏洮戰役計劃，決定將紅軍主力集中到右路，主攻班佑。黨中央於1935年8月15日電示張國燾：“一、四方面軍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壩只出一部，掩護後方前進”，“目前應專力北向”。19日，張國燾致電右路軍前敵總指揮部，一面同意中央15日的行動計劃；一面卻強調攻取阿壩的重要性。 1935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毛兒蓋舉行會議，毛兒蓋會議是兩河口及沙窩會議的繼續，着重討論紅軍主力的發展方向問題。對北上路線的認識，克服張國燾右傾逃跑主義的阻撓起了積極作用。到會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博古、王稼祥、陳昌浩、凱豐、鄧發、徐向前、李富春、聶榮臻10人。朱德和張國燾因在前方指揮左路軍攻阿壩，未能參加會議。周恩來因重病也未到會。 中央於1935年9月2日至9日在班佑寺內連續召開政治局會議。29日在巴西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着重研究教育與宣傳問題，毛澤東、張聞天、博古、王稼祥、李維漢、凱豐出席會議。 巴西召開會議 毛爾蓋會議後，1935年8月底，右路軍(中央紅軍)穿過茫茫草地到達班佑、巴西一帶，等待與左路軍會合。 但張國燾率左路軍到達阿壩後，違抗中央命令，拒不與右路軍會合，並要挾右路軍和黨中央南下，甚至企圖危害黨中央。9月9日上午，張國燾給陳昌浩來了份密電，電報的大意是命陳昌浩率右路軍立即南下，並提出“徹底開展黨內鬥爭”，企圖危害黨中央。葉劍英將這一消息立即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張聞天、博古隨即趕到了三軍團駐地巴西，連夜召開了政治局緊急會議。 分析了張國燾仗優勢兵力，妄圖凌駕和危害黨中央的危險處境。毛澤東認為，在此種危急關頭，再繼續說服、等待張國燾率領左路軍北上，不僅沒有可能，而且會招致嚴重後果。為了堅持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方針，同時為了給整個紅軍北上開闢道路，會議取果斷措施，立即率紅一、三軍、軍委縱隊一部，組成臨時北上抗日先遣隊，彭德懷任司令員，並通知已到俄界的林彪、聶榮臻，行動方針有變，要一軍在原地等待。會議委託毛澤東起草《中共中央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這次匆匆開始、匆匆結束的會議就是著名的“巴西會議”。巴西會議又一次將紅軍從危機中解救了出來。巴西會議是決定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的一次關鍵會議，在中共黨史上有着重要的歷史地位。 出席會議的有：張聞天、博古、毛澤東、王稼祥、凱豐、陳昌浩、劉少奇、彭德懷、楊尚昆、李富春、徐向前、傅鍾、李卓然、鄧發14人。周恩來因病未參加會議。 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２日，中央政治局舉行俄界會議討論行動方針問題。參加會議的有：張聞天、博古、毛澤東、王稼祥、凱豐、劉少奇、鄧發、蔡樹藩、葉劍英、林伯渠、羅邁（李維漢）、楊尚昆、李德、林彪、聶榮臻、朱瑞、羅瑞卿、彭德懷、李富春、袁國平、張純清等21人。 俄界會議後，黨中央率領一、三軍團，突破天險臘子口，然後翻越岷山，於1935年9月19日占領甘肅哈達鋪。黨中央在哈達鋪利用3天時間對部隊進行了休息整編，使紅軍的物質生活有所改善，體力逐漸恢復，同時正式宣布組成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共約7000多人，下轄3個縱隊：原紅軍一軍團編為第一縱隊，縱隊長林彪(兼)，政委聶榮臻；原三軍團編為第二縱隊，縱隊長彭德懷(兼)，政委李富春，軍委直屬縱隊編為第三縱隊，縱隊長葉劍英，政委鄧發。 陝甘支隊於1935年9月27日占領通渭縣的榜羅鎮。 政治局榜羅鎮會議 1935年9月，黨中央毛澤東率領一、三軍團，於17日突破天險臘子口， 9月27日占領通渭縣的榜羅鎮。當日，黨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羅鎮召開會議。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秦邦憲五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1935年9月27日，在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正式將紅軍的落腳點放在了陝北。 1935年10月18日抵達鐵邊城。黨中央在這裡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博古，以及林彪、聶榮臻、楊尚昆7人。 1935年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吳起鎮召開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張聞天、博古、毛澤東、王稼祥、周恩來、鄧發、李富春、聶榮臻、劉少奇、葉劍英、凱豐、賈拓夫、彭德懷等13人。 1937年3月23日－31日中央政治局延安擴大會議，３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中共中央曾給張國燾以充分的改正錯誤的機會，並分配他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職務。翌年４月，張國燾逃出邊區，在武漢投入國民黨特務集團。張國燾以書面形式提出脫離共產黨，周恩來親自前往勸其回來，無效。４月１８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 從1931年1月六屆五次全會以來到38年，8年中央全會未開過。長征路上危機四伏戰事頻繁，只舉行與軍事行動有關的中央政治局會議。 長徵結束後，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黨的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橋兒溝天主堂召開。這是1928年黨的六大以來到會人數最多的一次中央全會。出席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１２人、中央委員５人，還有黨中央各部門和全國各地區的負責人３８人。這是１９２８年黨的六大以來到會人數最多的一次中央全會。毛澤東、王稼祥、王明、周恩來、朱德、康生、彭德懷、博古、劉少奇、陳雲、項英、張聞天被選舉為全會主席團成員。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設立南方局和中原局，由周恩來任南方局書記，董必武任副書記；劉少奇任中原局書記。結束了王明對華中地區的錯誤領導。 翻開歷史，自共產黨成立以來，我們可看出黨成長所歷經的艱難與危險，在大革命失敗前後，共產黨不但要面對明的暗的強大的敵人，還要面對隨時背叛共產黨的黨內出現的大小叛徒，尤其叛徒是看不見的危險。黨內任重要職務後又叛變投敵的人是相當多的。上述只是重點的叛徒代表而已。而小叛徒更是無法確認。這決定了黨內的各種會議尤其政治局會議是絕對秘密，是不可能隨便讓人參加的。各級黨內開會均為絕密，非職務內根本不知，尤其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黨軍重大問題時，非政治局委員和非特殊擴大到的主管正職，絕對不能與聞，又哪來讓其參加！？開什麼級別的會議由什麼人參加，“這是個組織原則問題，也是歷來必須堅持的！” 至今不變。何況自稱參加了八七會議和遵義會議的所謂”中央秘書長” ，在二屆中華蘇維埃政會議上均榜上無名，豈非怪哉！只一條可解釋即那時足見其官職之小。 中央秘書{或秘書長}問題， 1935年前中央秘書{或秘書長}均為政治局委員兼，只毛澤東，周恩來，李立三任過中央秘書{或秘書長}之職。到延安後抗日戰爭時期，李富春任中央秘書長，解放戰爭由任弼時任秘書長。任弼時也是政治局委員。況且中央秘書{或秘書長}不可能只參加八七和遵義兩次會議，能參加這兩次政治局會議，也就有資格參加其它的各次政治局會議。 任弼時任秘書或秘書長直到解放去世後。從上述史載和今天的情況均說明，中央秘書長均是政治局委員或常委擔任，鄧在任弼時去世後提拔進京接替中央秘書長之職，同時補入政治局委員，其後毛澤東把秘書長改為中央書記處總書記，並讓其以常委委員之職擔任。六大五次全會已到１９３４年紅軍長征前，而deng那時才是縣委書記並被撤職。既非一方主管又非師職，更連中央候補委員也不是，被撤職的小縣委書記又怎麼能參加八七和遵義會議？更不是你在解放後的某個時期成為了黨內的重要人物，就說明你有資格參加了先前的某次重要會議，以此來抬高自己的地位，還說什麼是中央秘書長參加會議，那有一個被撤職的小縣委書記能出任中央秘書長的？ 何況那時的黨中央內知識分子均很多，開政治局會議還會要一個只讀中小學的人來記錄嗎？ 不！歷史是無情的。 1944年5月21日到1945年4月20日，黨的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在延安召開，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康生、彭德懷、張聞天、鄧發、陳雲、博古、李富春、吳玉章、楊尚昆、陳郁、李維漢、孔原等17人，各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的負責人彭真、高崗、賀龍、林彪、葉劍英、陳毅、劉伯承、聶榮臻、朱瑞、徐向前、譚政、陳伯達等12人。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組成主席團，毛澤東為主席團主席。黨的六屆七中全會的主要內容和最重要的成果，是《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以毛澤東1942年寫的《歷史問題草案》為藍本，並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從1944年5月開始起草。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開始時，即成立了由任弼時主持，有劉少奇、康生、周恩來、張聞天、彭真、高崗、博古參加的黨的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起草工作歷時一年，數易其稿。後來由毛澤東直接主持並多次修改，字斟句酌，嘔心瀝血。《歷史決議》總結了建黨以來特別是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前這一段黨的歷史及其基本經驗教訓，高度評價了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傑出貢獻，肯定了確立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的重大意義。同時，全面詳盡地闡述了歷次“左”傾錯誤在政治、軍事、組織、思想方面的表現和造成的嚴重危害，並着重分析了產生錯誤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在總結開展黨內思想鬥爭的經驗時，強調要堅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的方針。《歷史決議》提出：全黨今後的任務，就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一致的基礎上，團結全黨同志，為着獲得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和中國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奮鬥”。根據黨章關於“中央委員會主席即為中央政治局主席與中央書記處主席”的規定，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主席與中央書記處主席。{註：此時還沒有出現所謂的參加了八七和遵義會議上的所謂”中央秘書長”} 到此時，我們了解到從黨成立的那天起，到七大前夕，黨內有許多的優秀的又有知識的堅定的馬列主義者，為消滅剝削制度而獻出年輕的生命，故建國後的黨的政治領導人才少。而同時自37年以來因抗日救亡，而投奔延安八路軍的知識青年因路途問題遠比投奔晥南新四軍的知識青年要少，但前者存活下來的人遠比後者多很多。故建國後這些三八大多數進入了行政領導機構中任要職。主席去世後反毛非毛化的幹將就是在這些人當中的。這說明什麼？ 中國共產黨第七大於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陝甘寧邊區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召開，出席七大的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補代表208名，代表當時全國121萬黨員，{這些黨員主要是軍隊內}。分為中直（包括軍直系統）、西北、晉綏、晉察冀、晉冀魯豫、山東、華中和大後方8個代表團。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４４人，中央候補委員３３人。隨後召開的七屆一中全會，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陳雲、康生、高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張聞天、彭德懷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主席。選舉任弼時為中央秘書長，李富春為副秘書長。 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二次全體會議於１９４９年３月５日─１３日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３４人，候補中央委員１９人，列席的重要工作人員有１１人，因為交通條件等原因缺席者２０人。 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於１９５０年６月６日─９日在北京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３５人、候補中央委員２７人。各省、市委、中央各部委負責人及有關工作人員４３人列席了會議。 看毛澤東，一九二三年，揮手從茲去向，人有病 天知否？一九二五年， 問蒼茫大地， 誰主沉浮？一九二七年，茫茫九派流中國。軍叫工農革命 旗號鐮刀斧頭。一九二八年秋，黃洋界上炮聲隆 報道敵軍宵遁。一九二九年，風雲突變 軍閥重開戰。灑向人間都是怨。 一九三零年一月 ， 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 直指武夷山下 風展紅旗如畫 。 一九三零年二月廣昌路上， 漫天皆白 雪裡行軍情更迫 命令昨頒 十萬工農下吉安。 一九三一年春， 前頭捉了張輝瓚 不周山下紅旗亂 。一九三一年夏，七百里驅十五日 橫掃千軍各卷席。一九三三年春 當年鏖戰急， 彈洞前村壁。一九三四年夏會昌，東方欲曉 莫道君行早 。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 刺破青天鍔未殘 天欲墮 賴以拄其間。一九三五年二月 婁山關，雄關漫道真如鐵 而今邁步從頭越。一九三五年十月，紅軍不怕遠征難 大渡橋橫鐵索寒 三軍過後盡開顏 。 一九三五年十月，千秋功罪 誰人曾與評說，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 一截遺歐 一截贈美 一截還東國。六盤山 ，今日長纓在手 何時縛住蒼龍 。 一九三六年二月雪，數風流人物， 還看今朝 。一九四二年挽戴安瀾將軍， 沙場竟殞命 壯志也無違 。 一九四五年，有田有地吾為主 遍地哀鴻滿城血 無非一念救蒼生 。 一九四九年四月，鐘山風雨起蒼黃 百萬雄師過大江。一九五零年十一月，顏斶齊王各命前 多年矛盾廓無邊。一九五四年夏北戴河，蕭瑟秋風今又是 換了人間。 毛澤東詩詞內簡載了他整個革命的一生，也記錄下了黨的革命歷程。從二四年以共產黨中央局委員身份參加國民黨一大二大，並位居國民黨代宣傳部長，參與組織北伐戰爭。如從個人私利和發財致富上計，從他在國民黨和民國政府內的影響，從他在國民黨和民國政府內的受要員的敬佩，就是不當國民黨的主席，民國的總統，副職一定非他莫屬。這難道不先富先發財？然而正如主席所說，有田有地吾為主 遍地哀鴻滿城血 無非一念救蒼生 。毛澤東，就是為了救蒼生 ，救中華民族，舍富捨命幹革命，不背叛自己的馬列信念，破家投身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並以一家付出20餘人的生命為代價！作為我們這些後人，有什麼理由不繼承先輩先烈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一生的崇高理想與做人的優秀品德呢？ 從一大到毛澤東執掌舵手，變化之大，是令人震撼的。我這裡並不是去指責這些先輩志士和民族的精英，但在生命與信念，金錢財富與理想之間碰撞時，是非，正邪，忠奸，公私，理想與投機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清二楚。 在主席去世後，有人把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把毛澤東思想歸為所謂的“集體智慧”， 我們不清楚這個“集體” 指何人？ 那麼這個“集體”在七六年前有眾多對證人在時又在哪？ 又為何不出現？ 難怪一個中央書記處總書記，把書記處抹掉，就變成個中央總書記了，把個一朝秘書長也成了共產黨歷史上的中央秘書長，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抹掉，也不設。以便讓後人以為只有總書記而沒中央委員會主席。混淆概念。須知中央書記處總書記就是中央書記處總書記，實只是中央委員會秘書長。她上頭還有中央常委會，還有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絕不是一個中央既有主席又有總書記二個頭二個司令部。難怪現不少人越干年齡越小，難怪假文憑，假學歷，假秘書，假論文，假貨，假假假，假遍天下了！ 所謂的“集體智慧”，從一大到八七會議前他們在哪？八七會議的時候他們在哪？ 井岡山和紅都瑞金時期，五次反圍剿時期，他們又在哪？ 湘江血戰，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搶渡大渡河，搶奪臘子囗，一四方面軍會師，直羅鎮戰役等等他們這時都在任何職？ 他們又提出過什麼計謀作戰並指導中國革命的理論？ 從1921年共產黨成立到1927年整七年，在第七年這個年頭，共產黨面臨生死存亡的大危機。毛澤東的秋收暴動挽救了黨，也挽救了許多參加革命的人的生命。從1927年到1934年，又一個七年，顧順章向忠發叛變後共產黨，大批共產黨人被殺害，叛徒頻發。中央撤退到蘇區後，到1934年敗掉了黨生存的土地，也讓無數共產黨人和戰士獻出了生命。這時的“集體智慧”又哪裡去了？ 長征後血戰湘江，紅軍損失五萬多人，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實際上的領導，致黨和革命能渡過又一個生死危機。與張國燾會師後，張倚靠人多槍多分裂黨另立中央，指令部下必要時武力解決毛澤東和中央，共產黨又面臨生死存亡之大危機，是毛澤東帶領7000來紅軍和中央北上，並建立延安根據地。又一次挽救了黨，挽救了無數革命者的生命。抗戰勝利後，毛澤東期望國內和平，國共合作建設國家，並深入虎穴赴重慶談判，但雙十定筆墨未乾，倚仗美國軍事和金錢的支持蔣政權，以五對一的兵力叫囂3-6個月消滅共產黨，此時黨內不少人為命而憂要撤離延安，毛澤東滿足了他們的要求，專門成立了中央工作委員會讓他們前往兵多的根據地去，只帶周恩來任弼時留在延安，以總兵力2.5萬人和不過七、八百人的支隊去面對胡宗南30萬裝備精良的敵軍的圍剿。並指揮全國的解放戰爭。這些提出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人在這時又是什麼職務呢？ 連一方面的主軍事官也不是！ 沒有毛澤東，顧順章向忠發叛變後共產黨使黨中央徹底被破壞，還能存在多久？沒有毛澤東，八一起義幾百人的殘部又逃往哪裡？ 沒有毛澤東，血戰湘江後，紅軍只剩3萬餘人還能生存嗎？ 沒有毛澤東，貧瘠的延安會是落腳地嗎？ 沒有毛澤東，又會有誰在長征前提出抗日的政治主張？ 在面對蔣揚言三到六個月內徹底消滅共產黨時，在共產黨以120萬軍隊面對蔣四百多萬正規軍100多萬雜牌軍時，有何人能以小勝強打敗蔣八百萬軍隊呢？ 只有毛澤東才能做到！沒有毛澤東，這些人不成叛徒也早被蔣殺掉。把開國領袖的經天緯地之智慧說成什麼“集體智慧”， 是不是可把秦始皇建立的一統中華也說成是大家的功勞？ 把共產黨的成立也說成是我們今天見者有份？ 把錢學森等科學巨匠的貢獻也說是大家的智慧？ 如果再繼續捏造歷史真相，篡改歷史，留給後人的是叫歷史嗎？ 這不僅僅是對歷史的肆意的肆無忌憚的賤踏，而更重要的是對中華文化和中華文明的重要破壞。當然，捏造歷史真相，篡改歷史，孫悟空七十二變也變不了尾巴的本質。因史料不可能全毀。 中國共產黨內只毛澤東一直與國民黨和其它黨派的政要和將領保持很好的私交。 從一大代表看，從事軍事工作的只毛澤東和張國燾。所以沒有毛澤東就沒有共產黨，也沒有解放軍，也就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主席去世後，有人自封黨的二代領導核心，我們則從黨史看到，自一大共產黨成立到1976年，黨中央的領導核心分別為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王明為代理書記，王明指定的博古，毛澤東，張聞天遵義會議上為總負責，不是總書記或黨主席。其原因是毛澤東在此時絕不能去當，因遵義會議只能解決軍事指揮問題，不能談政治路線錯了，談政治路線錯了，就會把王稼祥，張聞天這些莫斯科回來的政治局委員們和共產國際全網在內，這無疑更孤立自己。所以，變更黨領導也只能由28個百分之百之一的張聞天{他與博古私交亦好}去代替博古之職，如毛澤東去代替博古之職，還會看成是寧都會議的翻案，使問題更複雜化。要知在權力之爭的風尖浪囗上是十分危險的。這一點毛澤東豈能不避開？！ 從這裡看出毛澤東也不是第一代領導核心，而是第六任。從共和國主席職上說，毛澤東後是分別為劉少奇，宋慶齡，李先念，楊尚昆，江澤民，胡錦濤。他也不是第二代嘛。 毛澤東逝世後，世界各地對他的讚揚和哀悼如潮水般湧來。曾有記者這樣寫道：“9月9日下午4時這一悲痛時刻，似乎地球也停止了轉動。”在他逝世後的10天裡，共有123個國家的政府和首腦向中國政府發來了唁電或唁函，105個國家的領導人或他們的代表到中國使館弔唁，53個國家降半旗致哀，許多國際機構和國際會議上也開展了悼念活動。聯合國總部以歷史上罕見地快速度在毛澤東逝世的當天就降半旗致哀。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在聯合國全體大會上發言時盛讚毛澤東的豐功偉績：“毛主席是一位偉大的政治思想家、哲學家和詩人”，“他實現自己理想的勇氣和決心將繼續鼓勵今後的世世代代。”聯合國大會主席高度評價毛澤東是“我們時代最英雄的人物”，“他改變了世界歷史的進程”。美國總統福特在9日的唁電中稱讚毛澤東的著作給人類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他認為“毛主席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位巨人，他對歷史的影響將遠遠超出中國的國界。”國務卿基辛格以他特有的風格說：“我的孩子們談到流行音樂歌手身上有一種‘顫流’，我承認我自己對此渾然不覺。但是毛澤東卻發出了力量、權力和意志的‘顫流’。”聯邦德國總理施密特對毛澤東也讚賞有加，他稱“毛澤東主席是世界歷史發展的創造者之一，是給中國人民指出走向新的未來的道路的人。”澳大利亞總理弗雷澤認為，“新興的中國就是他永久的紀念碑。從主席去世可看出，世界政要和人民，不管其意識形態如何，都對毛澤東是十分崇敬！ 然而，與世界紀念毛澤東的同時，國內公開反左，掀起的全國性的非毛反毛和否定毛澤東思想與制度的大運動，把一切髒水潑向毛澤東，抓捕他的夫人。致國營變私有，科技嚴重依附列強，工人下崗，大學生失業，畢業生不簽約，不發畢業證。城鎮青年無事可做，通脹頻發，礦產資源枯竭，生存環境嚴重惡化，貧富加劇世界少有，人民生活艱辛，分裂勢力抬頭並日趨嚴重，國土面臨嚴重侵犯，國外敵對勢力有恃無恐。近期國內甚至有人公然叫囂要屠殺毛澤東的親人和左派知名學者，這一切，均讓有識之士和愛國愛黨人士憂心忡忡。 四人幫的“罪行” 我們的領袖毛主席早說過，政治欺騙是不能取信於民眾的{非原話， 意思是如此}。然而，在歷史上政治欺騙卻從未斷過。有些人把政治欺騙當成是自己聰明的一種手段，這其實是骨子裡的商人本質的流露。真正的政治家之間的斗爭是哲學智慧上的對決和區分優劣， 決定輸贏，決出真理，而非強盜手段和商人的陰謀。靠欺騙和陰謀只能得逞於一時，而非長遠。這如買東西一樣只能是上一次當，任何人決不可能在同一個人身上再三受騙上當。這也是人的基本智慧的本能的反映。因為人會反思，對比，分析，綜合，判斷。何況還有前人的經驗甚至血的教訓的借鑑。而真正的政治家是不欺騙的。 古人曰； 江山可改，本性難移。有些人生性邪惡，習性故而改不了。有人見過貪小便宜的人能改掉此習性嗎？ 由此上朔到兩大階級的本性上，剝削階級會改掉剝削的本性嗎？ 他要不勞而獲，他軀體的每個細胞內均是充滿以小的代價獲取最大的效績的思想，他軀體的每個細胞內均是利潤，均是銅臭，由此投機冒險和行賄受賄貪腐均是不可避免的，既是十分正常又是本性決定的行為和意識。為達此目的，任何手段均會創造出來。為了其利益和保護其利益，是可殺人越貨。比如， 凱迪網便開設了屠殺左派討論專欄，近期著名時評網站凱迪網上說：“秦王殘暴，天下人反之，項羽族其50多個子女，故秦始皇無後，歷代再無君王敢效仿秦。毛說他比秦始皇更厲害100倍，他做到了”。“毛家後人必須付出代價！項羽族秦，是個好的榜樣，起碼2000年內，殘暴如秦始皇的一個也不敢有。毛左將從此灰飛煙滅，”從此人之上述殺氣騰騰的言論中，這說明剝削階級和右派是只要個人發財享受不要國家。剝削階級只有利益金錢而沒民族和國家的利益，這一點在儒教之下尤其突出。象孔子一當司冦就誅殺少正卯是徹頭徹尾的排除異己的祖宗。地主有三妻四妾七姨八太，強奸小Y環後生下一兒子，為了保其所謂的聖賢之家的虛假道德威嚴，一碗毒人參湯把這個Y環毒死，還說毒死Y環是行大善而非作大惡！這就是地主官僚剝削階級的本性的流露。一有權就殺不同政見的人，邊是妻妾成群還上青樓窯子，邊是見色起心霸占民妻民女，趴在女人身上的同時又氣喘吁吁的還不忘說共產黨是共產共妻。這就是剝削階級和反革命右派的本相！這是他們的民主博愛普世！ 再則是秦王殘暴還是當時的知識文人進行分裂剛統一的中國？是秦王殘暴還是當時的知識文人和諸國的被推翻的統治階級的暴亂和復辟？沒有秦王有今天的中國嗎？ 剝削階級和反革命右派還有一本性就是恐怖謀殺的高手。凱迪網便開設了屠殺左派討論專欄，“為國家，為大領導出謀劃策” ，殺掉“張宏良、司馬南、張召忠等毛左的代表人物，殺死毛主席所有的直系親屬。 蔣的四一二也是如此。象這次新疆7.5屠殺事件， 前次的西藏暴亂均是剝削階級和反革命右派本性的暴露。毛澤東解放農奴， 消滅剝削制度，消滅妓女青樓窯子，不准嫖，實行人人平等，實行一夫一妻制，改造右派，不准貪腐行賄受賄，不准賣國，這使剝削階級和反革命右派他們的天堂消失，還壓抑了性亢奮無處發泄近三十年，這個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深仇大恨總算在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後爆發了。 正如反革命右派自己所說對毛澤東共產黨“有一天二地之仇，三江四海之恨，這種仇恨常規的言語來形容都是蒼白無力的，當然，我們現在需要用法律，來做個了斷，需要大領導支持！”右派躺在毛澤東開創的人民共和國上，享受計劃經濟的福利，不用自己去打工謀生還要誅盡毛後人和毛左。使我們想起周恩來曾憤怒罵叛徒向忠發顧順章連妓女也不如！這些反毛的右派強於妓女嗎？ 毛澤東不但是共產黨的偉大領袖，還是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他在黨的極為危險時刻，放棄在國民黨內的高官厚祿和巨大前途，毅然回到黨內，置生死不顧，公開打出共產黨為旗幟的武裝起義，創建第一塊革命根據地。建立蘇維埃共和國，領導工農打天下。蔣及蔣政權內的人也只罵毛澤東為共匪，蔣也只挖毛澤東祖墳，逃到台灣的國民黨也沒極盡污衊之能罵毛澤東，而今的右派們，卻在揚言與毛澤東“有一天二地之仇，三江四海之恨，”要殺絕毛澤東的一切親屬。這才是說明右派是貨真價實的恐怖組織。是窮凶極惡的納粹。其人格連妓女的屁也不如！ 毛澤東及共產黨向來是對右派進行思想改造，無產階級，毛澤東思想體系是批評， 團結，批評，團結，教育改造，重新做人，給出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這與右派和剝削階級是天地之差。 而以孔孟之道為精神思想的右派們一邊大談仁義道德，一邊滿嘴普世價值慈善家，另一邊卻殺氣騰騰要誅連九族滅絕門戶，難道又要發生寧可錯殺三千不要放過一個嗎？中國人難道還不清醒？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一個月不到，他的夫人江青被逮捕。 從《江青同志》一書中知，李進，1914年出身，童年生活艱辛，長大後先後在山東省實驗劇院學習，在青島大學，大夏大學，北京大學當旁聽生。老師分別是聞一多，楊振聲，方令孺．趙炳歐丶沈從文丶梁實秋丶聞一多丶李達，和夏衍，張庚，徐懋庸，李大章，和田漢、周揚、陽翰笙，陶行知，廖沫沙，等人來往。加入青島左翼演員聯盟，青島大學和海濱劇社兩個文化圈。1931年，加入了左翼演員聯盟和左翼作家聯盟在青島的分支機構，第二年又加入了反帝大同盟。1933年2月在青島一個碼頭倉庫宣誓加入中國共產黨，被任命為中國共產黨青年支部委員。同年4月和其他左派人士到上海。頻繁參加街頭示威，抗日遊行，1935年在在上海曹家渡被捕入獄，被捕蹲監獄，受折磨而未暴露身份被營救出獄。1937年8月到達延安投身革命，1938年11月20日，經過中共中央批准，與毛主席結婚。歷經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艱難歲月。 抗戰勝利後， 在毛主席赴重慶與蔣舉行國共談判時， 李進，她置生死於不顧也赴重慶陪伴主席。在1946年蔣介石撕毀雙十協議後發動大規模內戰，妄圖三個月消滅共產黨和毛澤東。此時共產黨方面只有120萬，而蔣方則有以430多萬正規軍隊，還有美帝國主義為蔣介石提供飛機和軍艦運輸軍隊，還有美元和軍用物資幫助蔣，還幫蔣訓練特務如重慶中美技術合作所。到1947年，毛澤東把共產黨軍隊作戰略配置完後，蔣胡宗南軍有30萬人，而毛澤東他們在延安只有2萬5千人由彭德懷領導，毛澤東及中央身邊只老弱病殘和一個警衛營。面對的是胡宗南軍有30萬人的軍隊和特務。在此十萬分艱險時期，李進作為毛澤東的妻子一直和毛澤東，中央在陝北。這也讓她能全面了解和熟知當時的歷史事件。這對主席和周恩來朱德去世後妄圖篡改歷史的人無疑是致命的。 正如江青所說，國民黨在1947年3月12日開始對延安發動空襲。這次空襲突然中止了一個時代。十多年來一直非常安定的延安社會被完全破壞了。 江說，『在撤離延安前幾天，敵人發動了戰略轟炸。由劉戡和董釗派遣的(他們各自率領一個國民黨第29軍的兵團)近50架美制B-24和P-52型飛機組成的空軍對離延安市中心只有5英里的地區進行轟炸。』那次空襲留下的彈殼顯示敵人連續丟了3種炸彈，有穿甲彈、爆炸彈和燃燒彈，全部都是美國人製造的。空中的掃射一下子從四面八方像雨點般地落下。這次經歷沒有像預料中那樣恐怖。 這樣一個在1932年白色恐怖和特務橫行的年代，在叛徒輩出的險惡環境中，19歲的女孩參加共產黨，投身革命，投身於共產主義事業的人，1938年作為毛澤東的妻子，歷經艱險的抗日戰爭，西北的戰爭歲月，解放戰爭的人會是反黨嗎？ 會成為反革命嗎？在革命年代都沒背叛共產主義的人又怎會在和平年代背叛自己的丈夫，背叛自己的丈夫締造的共產黨嗎？ 現在所謂的紅都“女皇”事件， 此事其實並非發生在毛澤東生前。而是出現在76106後的所謂“四人幫”的時期。而且這是“罪證”之一。非毛化時加以擴大化。毛澤東時代並沒有聽說此事，更不用說眾所周知了。此書的出版是全面非毛反毛時的事；一是該書並未受當事述敘人的審核，二是並不是在當事述敘人生前有自由時出版，所以書中有多少是真實性無人可知。三是此書作者的立場並非公正，而且全是以反毛非毛化的囗吻上描述李進。四是江青既然談歷史，那麼她對當時{抗日到主席生前}的各政治，軍事人物的狀況又是怎樣敘述的呢？ 對共和國的歷史事實又如何披露的呢？ 書中甚少交待。尤其建國後的重大事件如三反五反，反右，雙百方針，三大改造，三面紅旗，廬山會議，七千人大會，胡風事件，社教，劉叛徒問題-----，涉及更少。是談了作者不能寫出來抑或沒談？ 是作者以右派立場判斷不能寫出來還是別的原因？ 但書中作者對江青的反對華國鋒的問題，到是認定的。書中說，早在10月，華國鋒就向中央政治局報告說，江青企圖通過一系列非法活動擴大權力，其中包括1972年夏與一位美國女學者之間不同尋常的會晤，指責她要用這次長達一星期的會晤來『建立自己的幫派體系』，並向外國人出賣個人隱私和黨的機密。接下來的一個月裡，政治漫畫牆報咒罵她是『女皇』、『叛徒』。自有“四人幫”後上述是真的。 這裡的問題是有無反對華國鋒且不論，那麼反對華**個人是否是反黨呢？ 個人能否代表一個黨呢？ 黨內不同意見是否屬於反黨呢？ 何況有資料披露華**卻是江推薦給主席的。說江青通過談話並重點說西北戰爭的事是撈取政治資本，那麼那些回憶錄，自傳又是什麼呢？ 此外，江對黨中央毛澤東在西北的艱苦是親歷者的正常回憶， 我們至今少有黨中央毛澤東在西北時的詳盡資料。因為這些決策的領袖和彭德懷元帥都過世了。後人的一些小說中所述，只是根據很低級別或兵的回憶，豈能知中央和毛澤東的決策過程？可書中並沒反映，也沒反映出是或候補是『女皇』的證據。 從目前的譯文看，書中並沒有揭示江有對外披露不該講的國家核心機密， 只是談她個人及內戰爆發後毛澤東和中央在西北戰場上的艱苦與危險，又怎麼是泄露國家秘密呢？ 這是歷史嘛！說江泄露國家機密，倒不如說江了解某些人的歷史真相太多。即使沒披露某些人的歷史真相，也由於李進從38年開始在主席身邊並一度擔任主席秘書，這無疑掌握了大量各人的真實情況。這對主席後妄圖改頭換面的人來說是致命的威脅。這應是李進不能做正常人和不能在社會上的唯一原由。 二是書中說華國鋒就向中央政治局報告說江進行分裂黨、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那麼當時的中央政治局有誰呢？ 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 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委員： 毛澤東、王洪文、韋國清、葉劍英、劉伯承、江青（女）、朱德、許世友、華國鋒、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永貴、陳錫聯、李先念、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吳桂賢（女）、蘇振華、倪志福、賽福鼎。 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毛澤東、王洪文、葉劍英、朱德、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康生、董必武。 這中央政治局內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康生、董必武去世。葉劍英休息，劉伯承一直有病未視事。剰下的江、王、張、姚、紀登奎、吳德、陳永貴、陳錫聯、李德生、吳桂賢均是政治局委員。據載陳永貴就說不知此事，那麼華匯報的政治局又是哪一個呢？華是副主席{76年才補入為副主席}，王也是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是 毛澤東、王洪文、葉劍英、朱德、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康生、董必武9人。 除去毛澤東、周恩來、康生、董必武逝世外，常務委員會委員還剰王洪文、葉劍英、李德生、張春橋、後補入的華國鋒共5人。華國鋒向這個常委匯報嗎？ 中央政治局還有王洪文、韋國清、葉劍英、劉伯承、江青（女）、許世友、華國鋒、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永貴、陳錫聯、李先念、李德生、張春橋、姚文元、吳桂賢（女）、蘇振華、倪志福、賽福鼎。華國鋒向這個政治局匯報嗎？ 四人幫即使有反對華個人，也不是反對中央嘛！華是後補入的副主席，“四人幫”里也有副主席還有常委，華個人又怎能代表中央和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呢？ “四人幫”的罪名是 “反黨反毛澤東，分裂黨，迫不及待篡黨奪權，大力宣傳按<<既定方針辦>>的反黨文章，密謀發動反革命武裝暴亂”。這就是說，這四個毛主席時代中央全會選舉出來的政治局委員、常委、副主席是一個反黨反毛澤東的集團，並常在主席身邊，而作為偉人與英明的領袖毛澤東卻渾然不知，只有抗日時才參加革命的華**才知道。這是說華**比主席更英明偉大。豈不怪哉？ ！其二，四個人反黨集團{四個人是不能稱為集團的，能稱集團是要有很多人才行}是密謀發動反革命武裝暴亂。要知道主席時代，武器裝備已發到公社一級的民兵和三線廠的民兵了，一個上海市委書記掌控民兵的武器，已是組織決定即政治局早確定了的，而且省市{上海天津}一級民兵還有重武器，把輕武器，呼頻表子彈也作為反革命武裝暴亂的證據，豈非笑話？ 有那個省級書記不掌控這些裝備？ 分裂黨，迫不及待篡黨奪權這條罪，我們不知分裂了那個黨，迫不及待篡了何人的黨，奪了誰的權？是毛澤東創建的共產黨嗎？ 身為毛主席的夫人，會去反對分裂自己丈夫和無數先烈為之奮鬥終生和流血獻上生命的共產黨嗎？共產黨自成立的那天起，就註定了為民族的獨立、解放、為實現共產主義、消滅剝削階級、走社會主義道路而奮鬥。這些人背叛了這些黨的信念與黨的路線嗎？ 這些欲加之罪實是荒謬絕倫。這豈不是自作聰明，掩耳盜鈴之作？ 後人不會思考嗎？ 歷史證明其不能自圓其說。實質上是反毛！毛主席生前反覆強調的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這三要三不要宣傳了嗎？又是誰在反對三要三不要呢？ 中國古聖人曰；打狗還要看主人。即使江青有錯誤，解除黨內職務就行，非要把一個患癌治療多年的共產黨員，主席的夫人打入牢房才是偉大嗎？ 共產黨人是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但不允許背叛。是否背叛，應以馬克思宣言，中國共產黨宣言，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奮鬥目標和遠大理想為標準，以共產黨的路線為標準判斷。一個人是否會背叛革命，誰也不能保證，也不是以他是否背叛過，而是在被捕後，在敵人的高官厚祿引誘下，在重刑之下，能堅持自己的馬列主義立場和崇高信念，這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任何情況之下堅持共產主義理想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 現仔細研究所謂的罪行，哪一條能夠得上呢？又有哪一條符合呢？即使一系列非法活動擴大權力也不是反黨嘛！只能稱為幫派嘛！主席就說過，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黨內沒派嗎？再如身為政治局委員的她與一位美國女學者的會晤，就是『建立自己的幫派體系』，並向外國人出賣個人隱私和黨的機密。就是反黨，那麼身為政治局委員的其他人難道也無會見外國友人的權利？又向外國人出賣個人隱私和黨的什麼機密？個人隱私是出賣，那江青由此而得了多少錢呢？出賣黨的機密又得了多少錢？何況出賣黨的機密是間諜罪。 關於文革的罪行，無人不知文革是毛主席親自發動，是中央決定。江青說：文革前期，主席講了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是文革的主要行為準則。打砸搶的問題，應該重讀毛主席的我的一張大字報，才能知曉誰在挑起打砸搶，何況其人反文革又是反對誰呢？不是反對毛主席？ 後來又是誰在主導反毛非毛呢？ 又是誰在否定建國後十大前黨的路線？ 反毛後的08-08-10 16：51：59中國網報道，國資委主任說美國投資者首先享受到央企改革成果。是如此！讓原公有企業億萬工人階級下崗失業，是為了首先讓美國投資者享受改革成果。 總之，《江青同志》一書，不能說完全實事求是的反映了江的談話內容，也不能反映出江青所謂罪行的證據，更沒完整反映出江青的革命的一生。不過我們從書中到得出江青一個19歲就在白色恐怖下加入共產黨的女孩，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了一生。永沒背叛入黨誓言和共產主義理想。一個1931年就參加左翼運動，並與解放後我們才漸熟的所有文化名人均有來往和了解，有些還在一起共同工作，先後投奔延安，她在解放後並沒當上大官。華國鋒本人也不就是三八抗日幹部嗎？抗日幹部在主席逝世前不就有很多已居省部以上高位了嘛，別人能上去為何江就不該上去呢？問題是如果江青不是主席夫人會如此對待她嗎？會被人把各種髒水潑向其身上嗎？說白了，江青不該是主席夫人，為了非毛反毛和全盤西化，反國父必然不會放過江青。 黨內的政治生活自黨成立以來就是開誠布公少數服從多數，不同意見可保留，陳獨秀被撤職沒被逮捕，王明、張國燾也照當重任，向忠發叛變後被蔣殺害。所以，華的76106事變的性質是嚴重的。從當今反革命右派的猖獗看，更說明了李進同志對黨的事業的忠誠。也無愧於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任何對她的污衊和造謠是站不住腳的。她也無愧於是毛主席的夫人。 中國自古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幾千年的私人軍隊，在毛澤東手上才締造成為人人爭當兵的人民軍隊，如羅斯福所說過，沒有毛澤東，中國人在日本侵略面前只有當亡國奴。 一直有人以毛澤東時代還貧苦為由反對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制度，殊不知主席在建國後才僅僅二十八年，這二十八年，一要剿匪鞏固政權，二要清理廢墟恢復生產，三要安排和解決舊政權人員的生活，四要有恢復生產解決大量留下的失業人員的工廠的設備，五要恢復學校的正常學習與發展。這要多少時間？ 能說解決就解決嗎？ 在舉國無一斤黃金的情況下，還有面對帝國主義的封鎖和顛覆，不是寶葫蘆，也不是孫悟空說變就能變遍地金銀的。然而28年就在此一窮二白極端困難的情況下，解決了數千年私有剝削制度下不能解決的廣大人民的吃飯問題，並全自給有餘，解決了數千年私有剝削制度下長存的旱澇之災的問題，解決了數千年私有剝削制度下長存的農業為重，只少許工業，重工業空白的問題，解決了數千年私有剝削制度下長存的一盤散沙的問題。到去世時已是一個居世界第六的工業化大國，做到外國有的高科技技術我們也有，外國沒有的我們也有。如果主席能再多活十年，那中國是何等之強大！ 主席：二十八畫生，建黨後二十八年建國，九月九日秋收起義，九月九日辭世，五十六歲進京，建黨後五十六歲仙逝，四十一年任黨的主席，建軍後49年辭世，1949年解放全國建立政權，一生享年83歲。這就是巨人毛澤東！ 在中國革命史上，既是中國共產黨一大、也是國民黨一大代表，並且完整地參加了會議的，僅毛澤東一人。 我們再看看毛澤東一家為革命犧牲的親人： 妻子楊開慧，曾任湖南省委書記的叛徒任卓宣向何鍵獻策稱：“楊開慧如能自首，勝過千萬人自首。”於是，審訊官提出，楊開慧只要宣布同毛澤東脫離關係即可自由。楊開慧則毅然回答：“死不足惜，惟願潤之革命早日成功。”她帶着毛岸英坐牢，堅貞不屈，同年11月14日在長沙瀏陽門外識字嶺被湖南軍閥何健殺害，年僅29歲。 大弟毛澤民，1921年參加革命，同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征。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銀行行長，１９３３年５月兼任閩贛省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部長，１９３４年９月兼任國家對外貿易總局局長， 中華蘇維埃工農民主政府國民經濟部部長。1938年由黨派到新疆工作，任財政廳廳長，民政廳廳長等職。１９４２年９月１７日，毛澤民和陳潭秋等共產黨員被反動軍閥盛世才逮捕。逼他脫離共產黨。毛澤民等堅貞不屈，視死如歸，義正詞嚴地回答：“決不脫離黨，共產黨員有他的氣節。”“我不能放棄共產主義立場！”１９４３年９月２７日，毛澤民與陳潭秋等共產黨員被敵人秘密殺害，時年４７歲。妻子：王淑蘭（烈士）、錢希均、朱旦華。有女毛遠志、子毛遠新。 二弟毛澤覃，1921年在長沙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3年10月轉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秋赴廣州，曾在黃埔軍校政治部和廣東區委工作。後到武漢國民革命軍第4軍政治部任書記。1927年8月參加南昌起義，任起義軍第11軍25師政治部宣傳科科長。1928年初任遂川縣游擊大隊黨代表。後奉命帶隊參加接應朱德、陳毅部隊與井岡山部隊會師。同年5月任中國工農紅軍第4軍31團3營黨代表，參加了龍源口等戰鬥。1930年1月任紅6軍(後改稱為紅3軍)政治部主任，代理軍政治委員。1931年6月任中共永(豐)吉(安)泰(和)特委書記兼紅軍獨立5師政治委員。1932年任中共蘇區中央局秘書長。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後，留下堅持游擊戰爭，任中共中央蘇區分局委員、紅軍獨立師師長、閩贛軍區司令員。1935年4月26日，敵軍在叛徒的帶領下包圍毛澤覃和紅軍戰士，為掩護游擊隊員脫險，英勇犧牲，時年29歲。 堂妹毛澤建，是衡山游擊隊長，1929年8月，在湖南衡山縣馬王廟英勇就義。 長子毛岸英，1951年10月隨中國人民志願軍總部來到烽火連天的朝鮮平安北道大榆洞。11月25日，志願意軍總部遭敵機轟炸，正協助值班參謀工作的毛岸英，為了彭德司令員的安全，他和洪學智副司令員一拉一推將彭總送到洞內。當他重又返回作戰室搶取軍事地圖中，敵機扔下的凝固汽油彈吞食了整個房子，也吞食了一個年僅28歲的生命。 ——侄兒毛楚雄，1946年8月10日，在隨八路軍談判代表赴西安途中被胡宗南扣押。22日深夜，敵人將張文津、吳祖貽、毛楚雄等三位談判代表押至城隍廟背後，活埋在石坎下的小渠旁。毛楚雄就義時年僅19歲。 三子毛岸龍，1927年2月在武昌出生，楊開慧就義後，毛岸龍和兩哥哥住在上海地下黨領導的大同幼稚園。1931年5月因生病腹瀉，高燒不退，不治病亡。 長女楊月花（原名毛金花），1929年3月賀子珍在紅軍第二次打下龍巖時所生，後寄養在老百姓家裡。1973年被找到，並確定身份。 毛岸紅，小名毛毛。長征開始後，毛澤東夫婦把孩子交給毛澤覃和賀怡撫養，後毛澤覃犧牲，毛岸紅下落不明。 六子先天不足夭折了。 第七個孩子（女），嬰兒被送給當地的老鄉，後下落不明。 第九個孩子在十個月時，由於患肺炎不幸夭折。 還有為革命犧牲的有；毛澤覃之妻趙先桂、毛澤建的丈夫陳芬、表侄（王季范之子）王德恆、內侄女（楊開智之女）楊展、內兄（楊開慧之堂兄）楊開明、內弟（楊開慧之表弟）向鈞。 還有就是妻子江青。在主席去世後被捕入獄而死。 毛主席前後三位妻子，楊開慧被國民黨殺害，賀子珍37年離開主席並去蘇治病而善終，而曾患癌的江青在主席去世後一個月不到，被以莫須有罪名而由軍人執行命令逮捕入獄而亡。 然物極必反，結果是讓後人看到了江青身為主席的夫人，身為共產黨員，一生堅信馬列主義，是一個一生忠誠於共產主義理想並為獻身的人。從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到中國共產黨宣言和黨章，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作為一名共產黨人，就應該為共產主義事業，為消滅剝削階級，為實現共產主義奮鬥一生，永不背叛誓言，這才是一名偉大的共產主義者！其英名是會永留人間的。 康秀峰2009.7.1日稿，22日修改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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