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歷史上最著名的告密者

12歲的“英雄”——告密者帕夫利克

1991年，俄羅斯莫斯科一座蘇聯英雄的銅像被拆除。它宣告了一個特殊時代的結束。

這是一位少年英雄，這個名字，我國人民不大知曉。但在蘇聯國內，他的名氣甚至超過了斯大林。有無數的街道、學校、圖書館、集體農莊、輪船和飛機以莫羅佐夫的名字命名，多名作家為他樹碑立傳，很多詩人和畫家為他寫詩作畫，郵票、明信片和火柴盒上都印着他的像。
　　
帕夫利克的英雄事跡，是他作為一個十二歲的小學生，告發了親生父親特羅菲姆。

帕夫利克向政治保安局告發了父親，說他是"人民的敵人"，用自己的行動幫助蘇聯建設社會主義。

父親特羅菲姆參加過紅軍，為蘇維埃政權流過血。復員後三次當選為村蘇維埃主席。在村里人緣很好。他的"罪行"就是私開證明信給富農，讓這些被流放到當地的人回到家鄉。

結果三天后特羅菲姆被逮捕，消失在極北地區的勞改營中。帕夫利克和他八歲的弟弟被"蘇維埃的敵人"殺死在森林中。帕夫利克被宣布為英雄。

蘇聯當局要樹立這樣的英雄榜樣，目的是提倡告密。一個得不到人民支持的政權，就要用告密來震攝民眾，實行恐怖統治。

在我國歷史上， 商鞅就使用連坐法來強迫人們告密。最典型的是武則天，公開普遍地實行告密制度，她規定不許阻攔告密的人。樵夫和農民都可以面見皇帝提出檢舉。他們可以使用 官府提供的車馬驛站，一路享受五品官員的待遇，進京後吃住都是官府招待，能得到武則天本人的接見和賞賜。最重要的是，即使舉報不實，也不會反坐，不會受到 任何處分。

在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告密”被稱為“揭發”“和階級敵人劃清界線”等等。以至於妻子揭發丈夫，兒女揭發父母之類的“革命”行為屢見不鮮。

從告密者中產生酷吏，從酷吏中產生冤假錯案，以此來除掉想除掉的人。

帕夫利克一案，就是地道的冤案。真實的情況是，他的父親因家庭矛盾出走和另一女人生活，母親想用懲罰手段嚇唬特羅菲姆，讓他回心轉意。於是要帕利夫克去告發，"她想，特羅菲姆一害怕，就會回家"。

至於是誰殺害了帕利夫特和他弟弟，蘇維埃法官未經調查就在村里召開公審大會，宣布帕利夫克的祖父、祖母和舅舅是殺人兇手，並立即執行槍決。

帕夫利克吃住在祖父家，他們之間有感情，他們雖然不滿告發這件事，但絕不會走到殺死帕夫利克這一步，更加不會殺死帕夫利克的弟弟、他們只有八歲的孫子。

後來人們看到審訊記錄，沒人承認殺害帕夫利克，祖母根本沒有到過森林。

俄國專門研究帕夫利克.莫羅佐夫的學者德盧尼科夫，14年研究結果仍沒找到真兇。他認為兇手決不是那三個人，而很可能兇手就是"執行者"。

為了造成一種聲勢浩大的社會輿論，把兒子告發老子宣傳得聳人聽聞，必須要把兒子殺死，然後把他變成英雄。因此要有一個執行者，這人是誰並不重要，就 像帕夫利克不是少先隊員並不重要一樣。(事實上，1932年他們那裡還沒有建立少先隊組織，但不妨礙把他宣傳為優秀少先隊員)。

斯大林的 農業集體化，遭到農民頑強抵抗，他們不交糧食不加入集體農莊。蘇維埃征糧隊很難找到藏匿的糧食。農民以家為單位，從家庭突破點就在兒童身上。1932 年鋪天蓋地宣傳告密小英雄帕夫利克，並制定獎勵政策:揭發者獲得沒收財產的25%。很多人學着帕利夫克的樣，踴躍揭發富農，成為致富的一種途徑。

文藝工作者們各顯神通，用各種體裁(電影、小說、詩歌、繪畫....)歌頌告密小英雄。

告密行為從娃娃抓起，長大以後就會成為自覺行為。蘇聯提倡告密是政權的需要，為此建立了強大的情報網。每個單位都有情報員，情報員與克格勃是單線聯繫。廣大民眾對這些人雖恨之入骨，但敢怒不敢言。

當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憎恨告密。因為告密是升官發財的捷徑、報復的有效手段。告密者不一定把告密當成光彩的事，但在實際利益的驅使下，照樣樂於告密這個行當，因為社會有滋生告密的肥沃土壤。

今天，俄羅斯人已沒人談起帕利夫克了。大慨也少有人去告密，因為滋生告密的土壤已不復存在了。

帕夫利克同志：一個蘇聯小英雄的浮沉
Comrade Pavlik: The Rise and Fall of a Soviet Boy Hero
凱特麗奧娜·凱利（Catriona Kelly）著
Granta，2005年5月

13歲的帕夫利克·莫羅佐夫於1932年被謀殺，很快在一場全民頌揚的國家運動中，成為蘇聯歷史上最著名的少年英雄。本書以新近解密的克格勃檔案， 力圖還原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英雄是怎樣誕生的？他為什麼又被徹底遺忘？在宣傳和事實之間，在英雄榜樣和真實的人之間，到底有多大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