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的雷聲還未響起，它的閃電已經划過思想沉悶黑暗的天空。儘管2月18日民間在互聯網上簽名公布的《中國各界反對美國政府對伊拉克戰爭計劃的聲明》因為被揭發有眾多知識分子被冒簽而顯得陰暗和滑稽，儘管我不同意其中的觀點和措辭，但我還是為此而欣慰，因為，在互聯網世界，我們終於開始有了對國際事務的“民間聲音”。而“中國的問題從來都不是觀點一律，而是輿論一律、緘默一律。”（馬少華語）

　　美國和伊拉克的戰爭箭在弦上。要戰爭，還是要和平？持不同觀點的中國知識分子在網上展開了激戰，許多私交甚好的朋友都拉下了面子分成了兩大陣營，展開了針鋒相對不留情面的論爭。比如鄢列山、劉洪波和馬少華、張天蔚之爭。我以為這也是好事，也相信觀點的不同絕不影響人們亦敵亦友的私人關係，一如當年北宋的蘇東坡、王安石、司馬光之間亦敵亦友的關係。

　　而馬少華先生《反戰的絕對理由》，我是想駁一駁的。他的大意是：和平不需要理由，而戰爭才是需要理由的。這就是反戰的絕對理由。也就是說，不管誰首先發動戰爭，也不管出於什麼理由，都是要反對的。“戰爭是可能把所有人的手弄髒的。戰爭與專制都是一種惡，在這兩種惡之間，人類有時的確面對選擇的倫理難局，以惡易惡，終有一惡。我們怎麼知道哪個惡更大呢？”我問少華：那麼對於關起門來的國內專制呢？他的態度仍然是反對。我再問：如果反對沒有用呢？他說：繼續反對。我沒有再問下去：如果繼續反對，別人用暴力消滅你，而你手無寸鐵，毫無自衛和防守能力怎麼辦？

　　毫無疑問，少華他們理解的“反對”，當然是用語言和聲音來反對，而不是以戰爭和以暴易暴的方式來反對。我以為少華陷入了理想主義的和平烏托邦當中，所以註定這樣的烏托邦只會給那些流氓和流氓政府以可乘之機。他的和平烏托邦有一個前提假設，就是最不按牌理出牌的、最極權殘暴的專制獨裁者也有可能聽取反對的聲音。這是一種性善論的假設。這種假設陷入了一種自相矛盾的陷阱：如果專制獨裁力量能夠真正按規則辦事，能夠聽得進反對的聲音，那麼他絕對不是專制獨裁者。所以，這種和平烏托邦的理想，註定是要破滅的。

　　我還想試圖回答少華的另一個問題：“戰爭和專制都是一種惡，在這兩種惡之間，哪個惡更大呢？”我以為這不是半斤八兩彼此彼此的問題，而是其中自有高下的問題。首先，有時候正義的戰爭是一種手術刀似的陣痛，比起專制的長痛來說，固有優點；其次，戰爭是刀槍相對，儘管有很多時候刀槍未必力量均衡，但專制則是用整個國家的全部資源和暴力對付手無寸鐵的民眾，其道德評價當屬更低劣；其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歷史已經用數字證明：專制之惡，甚於戰爭之惡。二戰夠慘烈的了吧？但是整個20世紀，**死亡的人數往往在戰爭死亡的人數之上，不論是斯大林時代的蘇聯，還是毛時代的中國，還是後來的紅色高棉，以及今天的伊拉克。更不用說**體系下人人自危且以人為豬狗的“太平犬”生活。

　　我的意見是：

　　第一， 世界上的確存在那麼一些不講規則、不講道理的瘋子、流氓、無賴國家和無賴政府（儘管我未必贊同美國開出的無賴國家名單），在他們的眼裡和實際行動中，世界上一切公認的規則都將不起作用。這一點，美國的9.11事件讓一切都展現得淋漓盡致。有人甚至說，世界格局因此變成了有序和無序兩大陣營。有序的世界，當然是對內對外都講道理講規則的世界，反之則是無序的世界。有序的世界，是人類的福祉，無序的世界，無論對其國內還是對國際都將構成某種不可預料的威脅，不論是恐怖主義，還是“超限戰”，還是專制獨裁，且它們是互為因果的。對於類似不按牌理出牌的流氓無賴，惟一的辦法是通過合法有效的手段（不排除戰爭作為最後的手段），徹底剝奪他們對他人採取“行動”的能力。

　　第二， 在無賴的嘴裡你是無賴，在瘋子的眼裡你是瘋子。因此，是不是無賴和瘋子，並不是由伊拉克說了算，也不是由美國說了算，更不是誰的拳頭大誰說了算，而是由國際社會公認的規則說了算。這方面，我贊同少華的觀點：“應該有一些徹底的、‘不動’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大煥注）、擱到誰頭上都適用（但是這些尺度流氓和無賴就不會遵守，哪怕他表面承認——大煥注）的純形式尺度。否則，到處留例外，到處開口子，我們就會失去一切尺度。而失去一切尺度，我們就可能徹底失去評判事物的能力、信用與尊嚴。”這個尺度就是人類普適的價值觀，以及在此價值觀基礎之上的國際規則。這一點，其實連那些流氓和無賴都不得不承認的，否則面子上過不去，只不過他們不真實行，明里一套暗裡一套而已(薩達姆不是以百分之百的贊成票連任伊拉克總統、實行起他的“百分之百”的民主嗎？)。對於不守規則的，國際社會包括那些有足夠能力的超級大國給予適當的懲罰是必要的。當然，誠如少華所言：所有的“老大哥”都是可怕的。知識分子在心理上依賴“老大哥”，就更可怕。但有一點不必杞人憂天，這就是：現代社會，只有那些真正信奉人類普適價值、尊重不同意見並遵守法度的國家才有可能真正成為精神上和物質上都無比強大的超級大國，對於那樣的超級大國，反對的聲音是有可能成為影響決策的力量的。

　　第三， 世界上的確存在那麼一些人，他們被奴役，被壓迫，被剝奪，但他們連求救的聲音都發不出。他們是完全無助的。興亡都是百姓苦，在戰爭災難與專制災難兩害之間，他們無從選擇，更無從選擇自覺和自發的民主自由的道路。但這並不能成為國際社會武力干預的藉口，因為這不符合民主——人民自主的價值觀。這也是美國為什麼不敢以“解伊拉克人民於倒懸”之姿出兵的原因。在民主的框架內無從解決，這是人類共同的恥辱和痛苦。但毫無疑問，人不能就此成為專制獨裁者可以隨意處置的“私產”，國際社會就應該確立新的普適價值觀和規則並適時監控和干預。這個價值觀是什麼？是“人權大於主權”，還是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