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着名国际关系学家时殷弘、马立诚相继在《战略与管理》杂志发表论文，鼓吹亲日外交。他们具体提出：（1）不把历史问题作为两国间关系改善的障碍；（2）扩大日本对中国投资；（3）不担忧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的问题；（4）强化日中两国在东亚政治、经济上的合作；（5）积极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他们的理由是，如果再放任日中两国国民间日益深化的敌对情绪的话，很可能导致日本的排外主义与反华情绪高涨，并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这是“很危险”的。中国应该全力对付的是宣扬霸权主义与中国威胁论的美国，如果日中关系得到改善的话，中国在对美外交问题上可以获得使战略地位进一步提高的“副产品”。日中合作将是牵制美国根深蒂固的警惕中国论调的中长期战略。

在历史问题上他们提议：基于日本政府对过去侵略一事的反省与谢罪，“今后应将历史问题排除在中日外交议题之外”。并就日本扩大对华投资一事，主张“中国领导人应该对日本对华的援助表示出谢意。”

此论当然深得日人之心。日本媒体评论说，论文内容是对中国的历史认识以及传统的对日警戒论的重大转变，具有划时代意义。然而站在中国的立场，笔者对这一亲日论的评价是：在道德和文化上堕落，在世界时局上无知，在国际政治上投机。

为什么说是道德文化上的堕落？因为他们准备用人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作买卖。在任何伟大的文化中，人的生命和尊严是高于一切的。任何一个有出息的民族，都不会用这种最宝贵的东西作买卖。看看犹太人。以色列在刚刚建国时，弱小不堪，经济困顿，西德在关键时刻伸出援助之手，要投入重金帮助以色列重建。但以色列国内为此发生大规模抗议，认为不能接此钱。因为死去的人的生命，用钱是买不回来的。当时西德政府反复表示援助是无条件的，绝无赎罪的意思。最后才被以色列政府接受。笔者刚到美国时，惊异地发现，每到犹太人的受难日，当地的犹太人就开始纪念死难的同胞。在大屠杀中死去的每一个犹太人的名字，都被神圣地朗读一遍，所有名字要念一天一夜。在我的学校念这些名字的，都是一些二十上下的本科生。大屠杀时，他们的父母大部份还没出生。可是他们那种虔敬，让你觉得他们自己亲身经历了那个时代。

美国怎么样呢？笔者对美国的社会有过种种批评。但是，你一看美国人的葬礼，一看他们阵亡将士纪念日的仪式，你就会对美国折服。在这里，过去死难的同胞是最神圣的。谁要敢以此作交易，就等于向全体美国人民宣战。笔者第一次看了阵亡将士纪念日的仪式后，写信给国内的朋友：看看美国人是怎么死的，你就会本能地希望变成她的公民！

日本如何？笔者其实并不是盲目的反日派。日本人对过去死去的同胞，是打死也不会忘记的。日本人若有我们那些亲日派百分之一的“理性”，就早把靖国神社拆了。他们参拜的行为，不仅得罪了亚洲人，也得罪了美国人，欧洲人，等于把自己隔绝在世界之外，成为日本走向国际社会、作一个正常的大国的最大障碍。可是人家日本人觉得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对不起死去的人。所以，你就是把日本封锁，人家还是要拜的。

当今的中国，实际上还处于一个民族国家的建设时期。一个民族国家，是建立在其所属公民的认同感之上的：如果一个人受到别人的侵害，等于所有人都受到了侵害。大家会帮你讨回公道。这一点，你看看几个美国人死在国外，在他们国内会引起多大震动就会明白。他们那种为了几个人的生命而把国家利益置之度外的劲头，在我们看来也许也是非理性的。其实这正是他们的力量所在。一个民族国家的精神，其实就是一种公民之间同生死共患难的道德契约。

只有当你意识到如果你有难，其他中国人全会来相助时，你才会懂得做一个中国人意味着是什么。如果你觉得一旦自己死了，没有人会关心，甚至其他的中国人包括你的后代会用你的生命作交易的话，这种道德契约就瓦解了。在这样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就会变得尔虞我诈，无端内耗。这样一个没有彼此之间的承诺的民族，是毫无前途的。其实孙中山当年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指的就是这样的局面。

孔子讲：“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以色列、美国、日本，其实都懂得这番教诲。反而是我们中国人常常不懂。过去被日本人杀掉的同胞已经死了。他们的利益只有我们才能捍卫。如果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了他们的利益，我们的后代也会同样出卖我们。于是社会中人人都会有一种“我死了以后管他洪水滔天”的玩世不恭的心态。应该说，这种心态，在目前的世风之下，正如同“非典”一样蔓延。中国人一天不懂得捍卫死去的同胞，中国就一天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历史，归根结底就是记忆。出卖了这种记忆，就是出卖自己的历史。

　　（原题《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国民──论亲日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