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友好与亲日有不同的政治含义——答薛涌

小国寡民

读了薛涌的《亲日论是道德和文化的堕落》，总觉得有股不正常的民族情绪潜伏在他的文章中。这对于中国人如何认识自己，认识周边国家，认识世界起着相当不健康的的作用。有必要进行一番剖析。

我读过马立诚的文章，我觉得马先生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角度提出的建立中日友好关系的主张，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现实利益，也有利于中国与国际主流社会长期和谐地共存、有利于中国走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促进本民族长久的福祉。这对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全球化发展的道路也是个现实的考验。而且，从马先生的文章中，我并没有看到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为了将矛头对准美国这样的意思。这其实是薛涌本人的一个杜撰。

不错，历史上的日本军国主义集团也的确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的侵略罪行。但是，在二战结束后，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侵略罪行已经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清算。不管这种清算是否达到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所有受日本侵略之祸的国家与人民满意的程度，清算也的确已经完成；而且，从英美或绝大多数亚洲其他国家现今的反应来看，基本上也认可了这样的结果。

薛涌说，“为什么说（中日友好）是道德文化上的堕落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因为他们准备用人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作买卖。在任何伟大的文化中，人的生命和尊严是高于一切的。”

我不知道提倡中日友好与“用人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作买卖”有任何的因果关系。

众所周知，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其基本面是两国之间经济交流的关系。这个关系对中国而言，牵涉到了每年将近两千亿美圆的经济往来与学习日本如何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宝贵经验；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也是明摆在那里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往来，关系着中国本身国计民生的大问题，牵扯到两千万以上从业人员的工农业产品出路的问题。中国当然可以在一些历史或道义的问题上与当今的日本人或日本当局打没完没了的笔墨官司，甚至可以象在毛泽东时代那样与日本基本断绝经济往来——除非现代的日本人愿意为半个多世纪前已基本死绝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行为顶罪、向所有不愿意罢休的人不断地叩首忏悔——否则，就是“道德文化上的堕落”。

我所不明白的是，我们可以在道德文化上不“堕落”。但是这些相关的产业，这些活着的中国人是不是应该成为中日历史纠葛的牺牲品，在没有定单或没有工作的景况下悲惨鸣号，这样才是道德文化上的升华？不讲民生，空谈道德，这叫做清议；中国的清议派，导致了近代史上中国无尽的痛憾与惨祸，这才是中国人自己的历史教训。

薛涌先生们也许会说，中日之间即便是处于冷战的环境中，双方的经济交流也不会有什么出入。可是，我必须提醒薛涌，中国与日本的经济文化往来包括日本政府对中国数量不菲的经济援助，是在两国签定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才得以开展起来的，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试问，冷战期间的苏美、中日、中美，中苏……它们之间可能有现在这种规模的经济往来么？这也是历史，而且更是常识。

薛涌又举出了当年以色列拒绝德国经济援助为例，示意中国也应该仿效以色列，如果日本人不低头认罪，则中国应该拒不接受任何日援。可是，他又忘记了当年对以色列主要的援助来自于法国与后来的美国，有没有德国的援助并不影响到它的国计民生；假如屠杀犹太人的国家是美国，以色列在四面都是阿拉伯敌对国家而又得不到其他欧洲国家援助的情况下，会拿自己国家的生存与人民的存亡去做道德文章而拒绝美援么？他敢说这些莎士比亚笔下的犹太商人夏洛克的精明后裔会象他所规范的那样大义凛然么？

再说，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残害与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侵略无论从内容与形式上都存在很大的区别。二战中的地球上并不存在以色列或犹太国，德国人与犹太人并不处于交战状态之中，遇害的犹太人基本上是德国的公民加上一小部分散落在欧洲各国的零星人群；德国纳粹也并不是对犹奸就特别地恩陲、只杀戮不愿意归顺的刁民，而是见一个抓一个、抓到一个杀一个，鸡犬不留，种族灭绝。而日本对中国是交战国，在期间对中国军人与平民的伤害乃至杀戮（甚至包括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在内）都属于战争罪行。在对人的伤害方面，德国与日本在范畴与程度上还是有重大区别的。所以，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要求德国必须对以色列人进行那样的忏悔与实际接受日本那种悔罪的方式，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同时，有必要认真观察一下以色列与中国在对待自己的二战受难史等方面显然不同的做法：

以色列对在德国纳粹迫害下死亡的每个犹太人，姓名、年龄、国籍、死亡地点与时间方面都有尽可能详细的记载；而中国人对于抗战中死伤的中国人一会儿说是两千万，一会儿是五千万，同样，在对待举世闻名的南京大屠杀方面，死亡的人数一会儿是十几万，一会儿是二十万，直到九十年代后才说是三十万，而且，根本就没有类似以色列人那样的统计、基本上都是估算，对于国民的人命计数方面，显然不是严肃认真的。

以色列在建国甫始，就在全国建立了无数的纪念碑与各类建筑，以追念死难的同胞与记叙民族的灾难；而中国对于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民族灾难，连建立纪念馆这种起码的事情也要推迟到光复半个世纪后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才予以建立。

在对待为国家服务的人员方面，以色列甚至为了一个被俘的间谍可以由总理出面，动用国家所有的力量进行营救；而中国对于自己的抗战胜利纪念碑，对于数百万抗战的英雄将士可以从根本上予以抹煞，只因为他们不是自己党派的人，甚至对自己党派的战斗被俘人员进行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长期迫害与摧残。

在对待自己的历史方面，以色列民族可以从对自己史前的历史包括他们自相残杀的历史进行忠实的记叙，而中国人连对自己的近代史、抗战史以及49年后的政治运动与执政史的最重要的部分，都进行了刻意的隐瞒歪曲与篡改…… ……。

同样是对这两个民族，叫世人去尊重哪一个；要是对他们进行所谓的认罪的话，对谁才可能相应表现出足够的真诚，这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薛涌真的要对“道德文化上的堕落”表示义愤的话，就请他将义愤用对了地方与对象，不要将批判的武器指向进行改革开放、为中国未来的光明进行艰难开拓的人们的身上。

我觉得，从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及至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在对二战的忏悔方面，态度基本上是诚恳到位的，从绝大部分亚洲国家及受日本残害的美英等国的反应来看，这个态度也基本得到了确认。假如仅仅是中国与韩国一再提出这种问题的话，就必须问一下，毛病究竟是出在哪个方面了。我认为，所谓“道德文化上的堕落”正是中国现代的清议派本身要认真反省的问题。

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不应该仅仅表现在它的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更不是表现在它的愤世嫉俗或逞强好斗上，而是表现在它的远见、大度、明理与宽容上。美国这个国家就是如此，在对待战后日本的问题上，它的表现得尤为优秀；同样，绝大多数的亚洲国家在这问题上的表现也属可圈可点。在对待中日关系的问题上，中国也的确应该与时俱进、与世俱进了。

所谓的亲日，应该表现追崇日本的生活文化方式与思想理念上，以日本的国家利益为自己的利益；如果薛涌要对马先生进行谴责，就应该例举他这方面的具体行为言论加以剖析，而不是以骂一句“道德文化上的堕落”完事。

我们讲中日友好，是指双方应该共同正确地面对历史，而不是单方面的认罪与恩赦，认识的改变本来就是互动的；是指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运用国际公认的机制与准则，进行互利的经济文化交流、处理摩擦与纠纷；是指双方在睿智的前提下，建立互信与合作的关系，共同应对亚洲与人类面临的种种困难、共同面对亚太地区未来的发展与挑战。这将符合两国人民最大的利益，这就是现实的道德与文化，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加以贯彻。

这就是本人对薛涌此文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