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海外华人圈华语变体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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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英成博士（文）

　　除了同文同种的定义外，本文尝试探讨同种不同文的“中国属性”的可能性。内文主要以新加坡华人使用的华语变体与移民文化进程为探讨范例。

一、新加坡华人类型

　　移民到海外的华人族群，在与当地语言文化接触的过程中，总会经历不同的适应阶段：从初始的调适、进而逐渐融合，甚至发展到完全在地化。在地化过程通常需要经过几代人才能完成，部分海外华裔族群甚至发展出独具一格的语言变体、生活习俗。

　　以新加坡为例，根据移民的时间先后、从事的职业类型、祖籍语言能力的退化程度、在居留地的文化融合情况等，便可将本地的华人略分为三大类型：土生华人、新客及新新移民。这三大类型的华人不时因对“中国属性”的不同认知而发生龃龉，越晚近的移民者往往指责前者“数典忘祖”或作风西化，这些争论中也无可避免地纠葛着居留地政经教育资源分配的利益冲突，而华语则经常成为争议的焦点。

1．土生华人

　　中国海上贸易发展历史悠久，1405年郑和率领浩大舰队开始七次下西洋的壮举，更让中国成为当时最大海上贸易强国。15世纪，中国福建省与广东省不少商人陆续移居马来半岛，并与当地的马来妇女或异族女奴通婚，生下的儿子称为峇峇（Baba），女儿称为娘惹（Nyonya）。他们与东南亚其他地区的早期华人移民统称土生华人（Peranakan），这些华人在家使用祖籍方言或峇峇话，生活力求保存传统的华人礼仪习俗，在服饰及饮食方面，又创造出中马合璧的杂质特色。

　　明朝中叶以后，倭寇为患，朝廷厉行海禁，不但禁造双桅大船，对通番下洋者的处罚也极为残酷。满清政府深忌汉人在海外聚集将成为反清新势力，在康熙56年（1717年）实行南洋禁航令，一方面禁止商船到南洋，也谕令南洋的中国商民回国。“所去之人留在国外，将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一月，仍行文外国，将留下之人解回立斩。”

　　清中叶对海上贸易的限制虽然放宽，但对南洋移民仍充满不信任感，限制移民出入国的禁令也更加完备，这种视移民为盗为奸，杀之不足为惜的态度，迫使土生华人只能选择在东南亚居留地落地生根。

　　1819年，英国莱佛士将新加坡开发为贸易商港后，熟悉英国制度的马六甲、槟榔屿的土生华人纷纷移居到新加坡岛。他们接受英文教育，通晓英语，认同英国殖民者的价值观，在殖民政府部门与商行任职，享受特优的社会地位与待遇。

　　自英国殖民地解体后，英校生不再与英国政权有从属关系，转而追求“身在何处”（Where you're at）的本土自主权，他们在政治观念上彻底马来亚化，在新加坡建国过程中积极地扮演主导地位。他们对于“从何处来”（Where you're from）的中国认同相对薄弱，甚至与当时的中国共产政权产生敌对关系。

　　目前新加坡土生华人只剩少部分在家仍使用祖籍方言或峇峇话，主要的家庭及工作语言都是英语，甚至是本土化的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他们通常无法听说华语，更遑论读写华文，往往得透过英语来认识中国文化。

2. 新客

　　19世纪末，清朝式微，鸦片战争惨败后，更被迫签订允许西人在华招工的条约，晚清时期海外华人数量激增达数百万之多，分布区域从南洋到美洲、非洲、澳洲。此时期移民南洋的劳工、工匠、零售商泛称“新客”，多半操着原籍地的汉语方言，包括俗称的福建话、潮州话、海南话、福州话、广东话、客家话等。这些方言分别隶属于南方三大方言群：闽方言、粤方言、客方言，相互间的可懂度很低。

　　这些新客的教育水平低，而且大部分为文盲。在血缘、地缘、业缘的基础上，建立同姓或同宗亲组织、同乡会馆与同业会馆等华社组织。他们通常与祖国维系着较为密切的个人与文化联系，“华侨”也成为重要的革命之母，大力支助孙中山革命党人的民主建国大业。

　　新客大多让子女接受民办的祖籍方言或华文教育。通商大埠新加坡远在清道光年间，就有华文私塾存在。而后侨领、会馆纷纷致力兴学建校，当时的“华校”一方面教导学生学习中国语言与文化，灌输学生伦理道德思想；一方面也教导他们掌握基本谋生技能。

　　二战后初期，虽然华校生也认同居留地的归属性，但是他们仍期盼与“从何处来”的祖国维持着象征性的文化联系，而当时东南亚国家正与欧美列强联手防堵共产思想蔓延，这些自认“中国属性”浓厚的华校生，政治效忠自然受到土生华人及本地其他族群的怀疑。

　　由于华语在海外移民社会处于劣势，新加坡独立建国初年，许多华校生家长为了不被英文主流边缘化，纷纷把子女送往英校。可是，另一方面，有些华校生也对下一代的不纯、不够中国化感到羞耻及不正当。总之，新加坡的华校生在本地社会处在一种两面受限的矛盾状态：既“太中国化”又“不够中国化”。

3. 新新移民

　　八九十年代，在吸引外来人才的全球化潮流下，新加坡政府极力欢迎中国大陆与香港居民移居到新加坡。这些近期来自中国大陆、香港以及台湾的移民，已形成本地的华族“新新移民”，对新加坡华社也带来新“中国属性”的冲击。

　　近年华文报章出现了大量新新移民的投书，内文往往突显他们出身自正统中华文化的优越感。他们投书批评新加坡华人的西化作风，也鄙视不纯正且被污染的新加坡本土华语。对于要求华语的标准化，他们的呼声也最高。

　　这些新新移民的不满现象正好反映他们身在异地、心在汉阙的客居心态。其实，对想像中的祖国产生认同，往往是新新移民在居留地被边缘化的一种征兆，他们希望借此得到快乐、尊严以及替代性的归属感。

二、华语变体的衍变与移民文化进程

　　由于华语长期与当地通用的英语、马来语的接触，并在特有的政经、地理、文化等外在环境中孕育，终于衍生出杂质性的新加坡本土华语变体，这种变体语言普遍在“新客”及其后代间使用，部分新新移民也入乡随俗偶尔借用，以便与本地人更亲切自然地交流。因此，对华语变体进行切片，正可以管窥语言与文化进程的相互关系。

　　华人到海外居住，为了与当地人沟通，便创造本土语言变体，例如早期土生华人说的峇峇话，便是糅杂祖籍方言及马来语而成。而目前在新马地区通用的本土华语变体也是一种历史的沉淀物，各类词汇具体反映出不同移民阶段的社会文化变化面貌。

　　最直接的途径就是承用或摹拟在文化上占优势或通用的当地语言，借此产生音译外来语借词，以表达新的概念与事物。例如：反映西方事物或观念的英语移借词（例如：固本、礼申），以及反映当地住民的食品、植物、服饰、景观等的马来语移借词（例如：巴刹、甘榜）。可见，音译移借词乃初期移民调适当地文化的语言产物。

　　同时，他们也以祖籍方言词语表达当地的风土民情。这些与中国普通话同实异名的祖籍方言移借词，可视为他们开始对当地文化认同的象征，而这些反映早期华人生活情况的祖籍方言移借词（例如：烧水、割车），后来也融入本土华语词汇。

　　另外，在以英文为主导工作语言的新加坡当代社会中，也有许多新加坡1965年建国以来的自产特有意译词语（例如：组屋、拥车证），以反映本地生活环境与政府推行的政策。从音译转至意译移借词，标志着人们已从作客心理阶段开始发展至聚合阶段，并被当地的优势语言与文化所融合。

　　可是，由于对优势语言英语的掌握不足，新客及其后代经常在一个句子里转换或者混杂不同的语码。这表明说话者已陷入词语匮乏的困境，通常被视为语言不熟练的半语说话者，无法有效地使用双语的证据。

　　从音译与意译移借词到句内语码转换，再到句间语码转换的语言衍化，可以看出新客已经进入同化期，并确定落地生根的想法。对第一代移民而言，荣归故乡只是虚幻的期盼，而第二、三代移民对祖辈想像的祖国已感到相当模糊与遥远。

　　新客的第二、三代移民更努力学习当地主导语言，而且他们也有能力根据不同语域，例如：巴刹、小贩中心、一般商店、百货公司、餐馆、邮局、银行、政府部门等，选择适当的语言对应。

　　由于高度融入本地的主流文化，不管是新客或新新移民的后裔将越来越能流利地使用强势的英语，他们或许还保留少数的祖籍词语以及残余的祖籍“口音”，但他们的语言选择随着时间将与土生华人越来越难区分。

三、语言政策造成的华族语言易位

　　新加坡华人在海外华人圈可谓特殊的个案，因为新加坡是中国以外地区唯一一个公民与政府领导层以华人为主轴的国家。这个以华人为主导的政权，能视国家发展需要主动制定合乎生存发展的语言政策，这与其他地区的海外华人被动的语言同化过程有很大的区别。

　　从50年代的两极化华英校教育制度，逐渐衍变到80年代以后，全面施行以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母语”（华语）仅为一门必修科的统一双语教育制度。新加坡学生因为在学校接触英语的频率比华语高，新一代双语人掌握英语的能力自然远胜于华语，同时也出现各类华文专才短缺的现象。

　　而从1980年至2000年官方人口普查数字也可看出，由于政府所推行的语言计划，华族社群语言生态出现巨变：以华族祖籍方言为主要家庭用语的华族人口急剧下降。反观，华语后市看涨。至于英语，则呈现稳定增长。

　　虽然英语目前处于次位，但由华族年轻一代以英语作为主要家庭用语的人口增长趋势来看，这种每年大约以2%推进的“脱华入英”速度，如果没有任何外力介入，快者30年、慢者50年，新加坡华人的族群母语将变成英语，而华语变成透过课堂学习而来的外语。

　　正因为以英语为媒介的欧美思潮、通俗文化，在本地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为避免丧失自身的文化特性，新加坡政府特别强制规定华族学生必修华族“母语”——华语，还以华文科作为进入大学门槛的准则之一。新加坡政府采用“种族＝语言＝文化”的公式，认为母语的学习有助于灌输中华文化价值观，可抑制一些负面的西方价值观泛滥。

　　自80年代末，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以英语为行政语言的新加坡政府，也开始赋予华语一定的经济价值，希望华语成为开启中国经贸与投资潜能的工具，这也导致新一波的华社论战：学华语是为了经济利益，或是文化认同？

　　另一方面，许多在家讲英语的华人族群，对强制修读华语母语课程的政策还是有所反弹，甚至为此移民。近年来，政府为了抚平讲英语家庭的不满，还特为华语程度低落的学生开设华文B课程，以调低大学入学门槛的最低母语水平。

四、开放中国属性的身份意符

　　相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而言，“身在何处?”与“从何处来?”的双重问号，不断质疑海外华人的身份，他们比中国人更迫切于解释“我是谁”的存在处境。

　　中国作家王安忆在一个关于新加坡华语问题的座谈会上，曾公开表示她“为新加坡担心的是在于它没有一个彻底的纯粹的语言”。并认为“新加坡的问题并不是说不说华语的问题，而是它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语言的问题。这语言应当不仅是工作的、科技的、实用性功能的语言，还是文化的、情感的语言。所以，假如它能够将英语掌握得如同英语社会那么纯熟与精深，就不必非要说汉语。”

　　王安忆建议没有能力讲纯粹华语的新加坡华人干脆放弃华语，努力改学纯正英语，她内心充满着对使用混杂语言的新加坡华人的怜悯（或轻视）。许多尊崇“正统”的中国人无法了解新加坡华人为何不要求自己讲一口“标准”、高纯度的华语或英语，甚至还自认中英夹杂的语码为本土特色。他们无法了解本土化的语言夹杂现象，其实正反映多元文化的本质，身具多元文化属性的人不见得比单一属性的人低下。不觉得“羞愧”的新加坡或其他海外华人，甚至认为自己可以善用跨边界的游动优势，“颠覆”原来祖国或当地国的语言霸权，创造多种文化或历史诠释的可能性。

　　新加坡华人比海外其他地区移民幸运的是，新加坡华人拥有国家主权及政策制定权，政治领导者也可以自由地视政治、经济、与社会的需要，主动调整国民的华语接触度与中华文化认同。或许新加坡人的华语程度有高有低，但他们都可以很自信的表明自己是“新加坡华人”，也不会因此对自己的文化源头何在而感到困惑。新加坡华人不必像其他地区的华人移民常常困扰于“会不会说中国话”，新加坡华人拥有的自尊与信心，丰富了中国属性的内涵，更让它多了份务实弹性及创造活力。

　　以活跃于国际剧坛的新加坡剧场导演王景生为例，今年六月他受委策划德国柏林“正在过境”（In Transit）艺术节；紧接着他导演的音乐剧《牛郎织女》也在美国林肯中心开演；他的最新作品《寻找：哈姆雷特》（Search: Hamlet）近日也在丹麦成功演出。王景生接受新加坡华文媒体专访时表示，他渐行渐远后，越感觉到本土化的必要。他说，在国外看戏，当演出能让他更了解作品来源地的情况，往往特别感人，而“我的作品，也在叙述我所来自的地方的人类处境。”

　　兼通中英双语的王景生正是因为他杂质的新加坡本土特色，才能在国际剧坛占有一席之地。再以在美国声名大噪的华裔美籍作家谭恩美（Amy Tan）、徐忠雄（Shawn Wong）、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赵健秀（Frank Chin）等人为例，他们书写漂泊离散、悲喜参半的华裔家族史，以英文为主要载体的作品中，大量出现斜体拼音式的华文、中国俗语或俚语，这种杂质英语明示了使用语言的主权及创造语言的能力。他们自外于“标准”英语的书写，容许不同的声音发表意见。华美作家的作品说明了族裔属性及语言无所谓标准或单一。

　　如果说以标准华语作为检验“中国属性”纯度是语言霸权，以传统中华文化为量尺更是缘木求鱼的作法。“中原文化”本身就是不断演化的，它曾因五胡乱华、五代十国、元、清等异族入主中国，形成不同历史时期（例如：东汉的洛阳文化、北宋的东京文化、清朝全盛时期的北京文化）的文化特质。

　　自19世纪中叶，中国被列强的船坚炮利敲开大门后，从维新到五四运动的百年反思中，西方民主科学的思潮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最大动力，中国共产党更彻底接受起源于欧陆的马列主义，还曾发起运动破除四旧（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旧思想）。以正统“中原文化”为名的中国属性早已沧海桑田、几番更迭，海外华人移民又怎么可能寻回梦中那飘渺的原乡。

　　总之，中国属性的意义并非单一及一成不变，更不存在预设的正统实体。中国属性不该限定在“同文同种”，按照华文程度区分高下。它应该开放为中国及海外华人共有，而且需要跟着个人或群体与环境、经验的相互作用，不断重新被界定、被表达。

　　不必讳言，因新加坡建国初期的政策，导致年长一辈的受华文教育者至今仍存有被镇压的阴影。而被边陲化的他们，也只能以“数典忘祖”反击受英语教育的主流族群，镇日忧心于华族母语及中华文化的流失，会影响年轻一辈的种族认同意识。这个撕裂的旧伤痕必须被正视，然而简单响亮的爱国口号，或回归传统中华文化的梦想，都不可能让伤口愈合。

　　唯有尊重多元文化的差异，让中国属性成为开放的身份意符，才是最后和解的方案，对新加坡的讲华语社群/讲英语社群如此，对海外华人/中国人也同样适用。无论如何，新一代新加坡或其他地区的华人，族群认同再也不同于他们的祖辈，不管是王景生或谭恩美，都得重新寻求自我的文化定位与认同。

　　在这彼此依赖又快速变迁的全球化竞争时代中，世界各地的华人何须再内耗于相互的敌视，唯有打破纯度中国属性的迷思，尊重彼此的差异，进而利用本土与全球、此处与他处、过去与现在等双重文化特性，在居留地与想像祖国间保持创造性的张力，进而深化丰厚自身杂质而具独特性的语言与文化形式，如此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不被东西方任何主流文化淹没，并得到他者或世界其他族群的尊重。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中文系助理教授兼助理主任。作者应厦门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的邀请出席上个月于福建省武夷山举行的“华人地区语文生活与语文计划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本文是论文的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