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是中國1912年以後1949年之前最為重大的一個事件，其深遠的影響一直影響到今天。這方面的文章，大陸，台灣，海外各不相同，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場上說話。老薩試圖站在相對中立的立場，把整個事件前前後後的真相寫給大家，由大家自己去理解。

　　攘外和安內

　　1936年是中國全面抗戰即將開始的前一年，當時中國國內形勢仍然不樂觀，也就是所謂的內憂外患，但是機遇仍然是有的。

　　1935年，中央主要進行四個方面的工作，分別是：圍剿紅軍，消滅地方軍閥，和日本繼續周旋，備軍備戰準備全面抗戰。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一項堅持先安內後攘外的主張，而安內第一步需要做的就是消滅紅軍。

　　我們大陸人從小接受的教育告訴我們，蔣介石奉行的這種政策是賣國政策，是要強烈批判的。

　　但站在相對公正立場來說，站在當年的蔣介石，毛澤東，地方軍閥，日本人角度來說，站在今天的胡溫政府角度來說，他們從心底都明白這個政策對於中國國家和民族的必須性。

　　老薩經常說，我們為什麼要讀歷史?並不僅僅是因為好玩。

　　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歷史就是一面最好的鏡子，它能教會我們將來應該怎麼去做。

　　目前中國最迫切的問題，不是和美國的爭霸，而是台灣問題。

　　中國幾代領導人的共識就是，如果不能解決台灣問題，中國是無法和美俄等國真正爭奪世界霸權的。

　　為什麼要解決台灣問題，道理有很多。

　　諸如台灣為中心的第一島鏈被我們潛在的敵人全面控制，中國海軍和航運都被壓制在離岸不到200海里的近海內。換句話說，一旦開戰中國的海軍無法遠洋 作戰，只能在近海進行被動的防禦作戰，海上經濟生命線也自然被全部切斷。世界歷史告訴我們，如果不成為海洋大國，這個國家無論如何強大，是稱不上世界一流 強國的，也無法實現真正的復興。這也是蘇聯為什麼在冷戰中拼盡全部財力和物力建立紅色海軍的原因。只要占領台灣，就可以有效打破敵人對我們第一島鏈的封 鎖。

　　這種理由可以說上幾百條。

　　但最關鍵的是，政治上的影響和威脅。一個同母的小兄弟，面積僅僅相當於中國大陸一個省的面積，而仍然敢憑藉數十萬軍隊頻頻向大哥哥挑戰，絲毫沒有服軟的意思。

　　眼皮底下的問題搞不定，實現地區霸權或者和美國全世界爭雄自然是無稽之談。

　　美國人也明知這點，它用台灣這個棋子牽制了50年之久，用劉亞洲將軍的話來說，真是把這粒棋子走神了。

　　而台灣問題，歸根結底，無非也就是安內的問題。

　　目前中國奉行的政策，說到底，也是先安內，後攘外。

　　為什麼這樣?因為作為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治領袖，作為一個有政治遠見的人，都毫不吃力的明白這個政策的必要性。

　　當時中國的形式，其實在歷史上也不罕見。

　　最貼切的莫過於明末的三家戰爭。

　　滿清和日本同樣控制中國東北，軍事力量強大，積蓄力量準備南下進攻關內的中國。

　　而中國內部，紅軍和地方軍閥幾乎和李自成，張獻忠等人的農民軍沒有區別，都在以用飢餓貧困的農民和中央政府作戰，試圖消滅現政權，取而代之。

　　以崇禎皇帝為首的中國政府採用了先攘外後安內的政策。

　　明軍最精銳的主力部隊幾乎全部在北方用作對付滿清辮子兵，雖然屢戰屢敗，但由於其尚有頑強的實力，迫使滿清不敢大規模南下全面作戰。

　　滿清兵雖然和明軍作戰幾乎全部勝利，但始終無法取得決定性的戰略決戰的勝利，同時畏懼明朝中國的人多地廣，清軍最遠的試探進攻不過打到山東。

　　而明軍使用二三流部隊對付李自成等農民軍部隊，結果得到災難性結果。

　　明軍二三流部隊在初期對李自成，張獻忠等幾十股起義軍的戰鬥中很順利，他們曾經把張李兩人包圍在車箱峽，餓死了其中大部分人，迫使張李餘部不堪作戰 的3萬人全部投降。之後也在潼關李自成部隊打得全軍覆沒，李帶領殘餘的18個騎兵倉皇逃走。他們也曾經在四川把張獻忠從十多萬打的還剩1000多人，甚至 俘虜了張獻忠的妻子和幾個妾。

　　但明軍分兵北線和南線作戰，對付農民軍的部隊戰力和兵力其實都是不足的。他們只能取得很多漂亮戰役的勝利，但都缺乏一鼓作氣消滅全部農民軍的兵力和實力，因為他的真正主力都在對付滿清軍。

　　於是，農民軍始終無法斬草除根，他們損失雖然很大，但只要領導層還存在。他們總能通過搶劫地方財物和無法生活的饑民作為補充，越打越多。而沒有糧餉兵員補充且裝備低劣的明軍越打越少，最終在一次次的勝利之後逐步消耗殆盡。

　　諸如曾經在陝西多次大敗農民軍的明軍悍將曹文詔，他的兵力從數萬人逐漸消耗到幾千人，最終以6000疲憊之眾對付陝西農民軍20萬人，獲得了個兵敗 身亡的下場。其他優秀明軍指揮官也都類似，他們或者陣亡或者被不明事理的崇禎所殺，越打明軍的戰鬥力越弱。明朝末年本來就不強的國力和軍力，也在和農民軍 的持久戰中損失的精光。

　　崇禎此時犯了幾個重要的戰略失誤，他第一沒有使用對付滿清的精銳部隊回援對付農民軍，而儘量用政治手段緩解清軍的入侵勢頭，雖然這也可能造成大災難。第二在李自成攻打北京的時候，他沒有遷都南京，而是自殺。

　　最終，大明首都被農民軍攻陷，崇禎皇帝上吊死亡。

　　勝利後的李自成率領主力和滿清決戰，李部之前擊敗的明軍都是二三流的部隊。

　　而明軍一流部隊也不是滿清軍的對手，比明軍更差的農民軍和清軍的戰爭結果可想而知。

　　況且大明亡國以後，北方抵抗滿清的明軍仍然保持強大的戰鬥力。但出於各方面的考慮，在殺死皇帝的叛逆李自成和異族侵略者滿清之間，選擇了實力更強的滿清投靠。

　　投降的明軍和滿清相對李自成在兵力和戰力上都有相當的優勢。

　　李自成只是流寇，雖然攻陷北京，逼死了崇禎，但遠遠沒有控制全國，連後方陝西和山西也沒有建立穩固的根據地。

　　當時的大部分中國或者被南明殘餘勢力控制，或者被張獻忠等另外的農民軍控制，完全四分五裂。

　　如果李自成能夠先儘可能的統一中國，建立一個全國範圍的軍事同盟，再集中全國的國力和滿清決戰，或許能夠勝利。

　　但李自成居然在內部問題沒有解決的情況下，貿然率領10萬主力趕赴山海關討伐吳三桂。

　　李自成情報嚴重失誤，他認為吳三桂只有5萬人馬，不是他的對手。

　　實際上吳三桂早就投降滿清。滿清八旗兵，蒙古兵，漢八旗，孔有德等部隊高達18萬人，加上吳三桂所部，總兵力高達23萬人。相對李自成部隊是2倍多的優勢，雙方勝負一目了然。

　　李自成在一片石的主力會戰中失敗，所部被半路衝出來的滿清騎兵打得潰不成軍。之後李部一路被滿清軍隊追擊，最終全軍覆沒，李本人也在九宮山被農民軍殺死。

　　這樣，新銳農民軍全面失敗，而大明因為皇帝被殺，失去了中央政府，也就是失去了可以統一領導全國戰鬥的核心指揮機構。清軍入關以後，明朝地方省份大部分仍然在明朝官吏的控制中，地方雖然還有數千萬的人口和數十萬正規軍部隊，但是已經沒有統一的指揮。

　　地方實力派(軍閥)，農民軍殘部，大明皇族成員成立了多個政府，每個政府都有幾十萬到幾萬部隊。

　　但他們由於各種複雜的原因，根本無法聯合起來，反而互相發生殘殺，最終被滿清幾十萬精銳軍隊各個擊破。

　　從1644年崇禎皇帝自殺，滿清入侵山海關內，到1650年廣州和桂林被滿清軍攻陷，大明實際上亡國，前後不過6年時間。按照當時的交通狀況和科技 水平，即使輕裝步行從東北山海關外一路旅行到廣西桂林，也要差不多2年的時間。偌大的國家，數千萬民眾在6年內被征服，算是非常的快了。

　　清軍和所有少數民族一樣，他們在建立初期確實非常強大。但是隨着政權存在時間的延長，內部矛盾激化，上下 都開始腐敗，一般百年之內必然衰敗。當時和宋對峙的遼國契丹，金國女真都是因為這樣先後失敗，族滅。而滿清從1616年起兵反明，當時無往而不勝，把漢人 軍隊當做無物。但是到了1673年三藩之亂的吳三桂漢軍數萬之眾，一路擊潰清軍，占領南中國，戰鬥持續了八年之久。一強一弱前後不過相差50幾年。如果當 時大明能夠守住邊界50年，滿清自己就會衰落滅亡，不可能征服中國了。

　　而另外的例子是中國歷史上的弱朝南宋。

　　南宋是中國歷史上公認的文弱時代，士大夫控制國家，重文輕武，政府軍隊腐敗，士兵戰鬥力低下，皇帝自己大多懦弱無能。

　　南宋控制地域也基本在長江以南，人口較少，是中國歷史上版圖最小的朝代之一，它的實力較之大明還要弱得多。

　　但南宋直到滅亡，中央政府始終在正常運作，地方也沒有割據勢力，人民都支持這個唯一的中央政府抵抗蒙古入侵軍。

　　當時的蒙古可謂全世界第一軍事強國，創建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國家，建立了當時世界上最強有力的軍隊，蒙古鐵騎縱橫歐亞，消滅了無數國家。

　　而蒙古從1231年入侵南宋的漢中開始，一直到1279年的南宋崖山戰鬥失敗，大宋忠臣陸秀夫背負八歲大宋皇帝跳海殉國，雙方一共作戰了48年之久，僅僅在襄陽城雙方就鏖戰了13年。

　　兩者相差8倍之久。

　　歷史告訴我們，面對外族兇悍敵人的時候，如果全面戰爭沒有發生，我們所需要做的就是儘快統一內部的紛爭，建立唯一能夠控制地方的最高政權。

　　中國自古以來人口眾多，經濟發達，文化繁榮，最重要的是民族成分也相對單一。如果國內人民能夠團結起來一致，誓死對抗異族入侵的話，敵人想要勝利是非常困難的。

　　歷史上中國曾經被無數異族入侵，但結果都幾乎一樣，就是入侵的異族最終失敗，甚至徹底滅亡。唯一被征服的兩個時代，元朝從本質上說，也是因為中國分裂成金國，南宋，西夏，大理，吐蕃等國，互相不能協同作戰，被蒙古各個擊破。至於清朝，前面已經說了，就不多說了。

　　不過，如果中國自身處於分裂和內鬥期間，異族如果入侵，中國是很容易亡國的。因為中國人有一種很不好的品質，就是往往分不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分不清自己之間的鬥爭和外族鬥爭的孰輕孰重。

　　外族入侵的情況下，國人之間往往還斗個你死我活，自己人拼光了消耗光了，讓異族不勞而獲。

　　如明朝最後時期，南京的兵部尚書史可法有心死守揚州，但同為南京政府的南明大將鳳陽總督馬士英，湖北王左良玉在滿清軍大兵壓境的情況，居然還在內鬥。這導致馬士英把史可法主力部隊回撤去和左良玉進軍南京的部隊交戰，僅留下劉肇基將軍的4000多人。

　　結果是三家全敗，主力部隊都抽走的史可法4千人根本無法守住揚州。在數萬清軍進攻下，史可法和部將劉肇基血戰七天七夜，全軍覆沒。繁榮的揚州被清軍屠殺10日之久，80萬平民被殺。

　　相比守揚州的4000千忠義的史可法部，左良玉和馬士英內鬥的作戰規模有數十萬人。

　　而左良玉部隊被馬士英部擊敗，左良玉一氣之下吐血而死，所部多達13萬人，4萬戰船隨即全部投降清軍。

　　馬士英和左良玉作戰，兵力損失也很大，加上自身內部鬥爭激烈，無法合力作戰。最終清軍攻陷揚州以後繼續南下，馬士英倉皇放棄南京逃走，餘部留守南京的大將劉良佐和高元照失去作戰勇氣，在南京城下率領所部23萬騎步兵投降清軍。

　　而作為回答，清軍在南京城外郊縣大肆屠殺，又殺死了數十萬漢人平民。

　　馬士英逃到浙江被清軍俘虜後處死，南京的大明弘光皇帝(福王)也被押解到北京處死，明朝南京政權在內鬥中瓦解，數十萬部隊徹底覆滅，而清軍損失很小。

　　要知道，如果不是內鬥的話，單單左良玉，馬士英，劉良佐和高元照的40多萬大軍聯合起來，戰鬥力是絕對不亞於清軍攻打南京的數萬部隊的。

　　同樣的事情也在稍後發生，南京福王死後，大明永曆皇帝在南方即位。在永曆皇帝的最後時代，幾十萬清軍由於攻占中國的廣大面積，造成兵力嚴重不足，被迫緩解了軍事進攻的勢頭。

　　而大明和農民軍殘部的李定國，孫可望，劉文秀反攻雲南貴州成功，接着進攻四川，大敗清軍，收復四川大部。同時進攻廣西，湖南，先後收復桂林，衡陽，逼得清軍防守桂林的定南王孔有德自殺，殺死衡陽守將敬謹親王尼堪，同時收復了廣東失地，光復了大明西南半壁江山。

　　而此時由於清軍在南方和四川的大肆屠殺，漢人百姓對其恨之入骨，紛紛支持南明政權。老百姓或是參軍或是出錢出力，正是南明大有作為的時候。

　　不過此時李定國，孫可望互相試圖爭奪大明最高指揮權，居然發生內鬥。雙方主力在雲南交戰，孫可望大敗後投降清軍，把李定國軍隊的所有軍情和盤托出，清軍隨即集中大軍全力進攻。

　　失去孫可望部隊和地盤，導致南明實力大損。李定國率部在雲貴和絕對優勢兵力的清軍纏鬥了4年，最終寡不敵眾，兵敗身亡，永曆皇帝也被吳三桂絞死，在中國大陸已經沒有明朝任何勢力。

　　蒙古鐵騎僅二萬人就橫掃了北歐和東歐，短短十幾年內消滅無數個國家。但是和南宋鏖戰了40多年之久，這就是統一抵抗政府的作用。

　　軍閥禍亂中國

　　歷史如此，當時民國的現實也幾乎是這樣。國內在北伐之前四分五裂，中華民國建國時候，本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黨新軍起義推翻了清王朝。但是當時革 命黨和新軍的實力較弱，僅有數萬人的起義新軍，不足以控制整個國家22個省。後被迫妥協給實力強大的清朝北洋大將袁世凱。擁有重兵和北方大部分地盤的袁世 凱成為中華民國大總統、他承諾實行憲政，進行全面的改革，從而控制了中國。

　　不過袁世凱沒有履行和革命黨的協議，他試圖消滅民主共和制度，刺殺制止他的國民黨實際負責人宋教仁，之後乾脆試圖自稱皇帝，徹底背叛了人民和革命黨。於是革命黨起兵討伐，國家隨之開始戰亂。

　　北洋新軍創始人和實際領袖袁世凱在四面楚歌中病死，原本內鬥激烈的北洋軍閥隨之分裂，再也沒有人能夠控制整個中國的局面。本來就貌合神離的北洋系各 將領開始成為割據各地的軍閥，他們表面上聽中央政府的領導，實則在自己地盤為所欲為，擁兵自重，拒絕承擔任何國家義務，成為土皇帝，根本無視國家民族。

　　軍閥之間戰亂連連，帝國主力列強如英法日俄等過通過軍閥內戰，大肆攫取在中國的特權。諸如日本通過張作霖，獲得了在東北包括駐軍和移民等特權，將東 北變為日本的次殖民地。蘇聯通過支持盛世才，獲得了新疆治外法權，礦產開採權，交通運輸特權，駐軍權等眾多特權。法國通過提供給龍雲大量軍火，將勢力滲透 進入雲南。類似的事情還有很多，總之，軍閥的割據讓列強占了極大的便宜，也就是中國人內鬥，外國佬開心。

　　軍閥的割據也導致國家根本無法發展經濟，試問一個地區的人民不知道明天誰死誰活?又如何發展經濟。中國很快變為一個半殖民地且極為落後的國家。

　　到了北伐前夕，中國處於實際的分裂中，控制東北河北平津的是張作霖奉系，控制河南湖南湖北的吳佩孚直系，控制山東的張宗昌魯系，控制江浙贛的孫傳芳 新直系，另外還有控制綏遠山西的閻錫山晉系，控制陝西甘肅的馮玉祥西北軍，控制青海寧夏的馬家穆斯林系，控制西南的滇系，桂系，粵系，湘系，川系，黔系等 等，大軍閥控制數個省份，小軍閥控制幾個縣，甚至一個縣。

　　總之中國分裂成無數國中之國，之間內鬥平平，各省軍費都是本省稅收的數倍到數十倍，加上軍閥的暴政，民不聊生。

　　熱河省，在湯玉麟統治下，各種稅收多如牛毛，老百姓一年要交幾十種稅收，連養條狗都要交稅。農民到了冬天連燒火的木頭都沒有(用木頭也要繳砍伐 稅)，人死了還要交死亡稅。熱河出現大量逃亡要飯的事件，農民的反暴政起義也此起彼伏。這也導致後來日軍進攻熱河省的時候，民眾對湯玉麟部東北軍的失敗無 動於衷，在他們看來，湯玉麟雖然是中國人，但明顯比日本人還兇狠。

　　貴州王家烈把稅收預收40年之久，紅軍長徵到達貴州時候，發現老百姓家有很多1974年的稅收單據，這是王家烈所謂預收的。貴州老百姓一家往往窮的只有一套破爛衣服，給下地幹活的男人穿，女人小孩平時只能躲在家裡不敢出門。

　　雲南軍閥唐繼堯等人則把全省搞得到處都在種植鴉片(鴉片利潤比糧食高的多，用來提供軍費)，導致該省人民普遍吸毒，青壯年男人20多歲就失去勞動力，只能在家帶孩子，更加重了地區的貧窮。

　　四川省這個所謂的天府之國，內戰持續十多年，大小戰鬥數百場，幾乎沒有一時一刻停歇。戰亂搞得四川到處都是一片廢墟，死於兵禍的老百姓數以萬計。加上軍閥橫徵暴斂，很多四川農民窮的連衣服都沒有，赤身裸體的跑到城裡要飯，凍死餓死無數。

　　還有我們書中的主角之一的楊虎城，他為對付劉鎮華的鎮蒿軍，在西安死守近一年時間。雙方戰爭和糧食封鎖導致西安普通市民大量死亡，到了圍困戰後期，西安出現相當數量的吃人現象。

　　這類事件數不勝數，總之軍閥統治地區，這種現象是必然的。

　　中國分裂時間長達17年之久，將本已落後的中國快要摧垮了。

　　這一切，就要求中國必須儘快統一。

　　分裂的中國是一盤散沙，但是統一的中國將仍然會是世界一流強國，這個道理不但中國的有識之士懂，列強甚至我們的敵人都明白。

　　所以中華民國成立開始，孫中山先生就全力致力於中國的統一，而列強們盡一切可能保持中國分裂的局面。

　　孫中山先生雖然有很好的願望，無奈在強權就是公理的時代，或者就像老毛說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時代，沒有一支強有力的軍隊一切都是空談。

　　之前中山先生起義成功，主要是依靠相對開明的軍閥和軍隊中的革命者，但是軍閥並不可靠。

　　當時的軍閥本質上和清末的曾國藩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沒什麼不同。他們多以團為單位，團長通過師生，同學，同鄉，好友，老部下等關係，籠絡指揮營 長，連長，排長等低級軍官。而團長以上諸如旅長師長就是一個小型的軍閥，他們通過同樣的一套關係，保持和團長們的關係。至於軍閥的大頭目，也就是所謂的領 袖，主要依靠血緣，姻親，師生等關係，控制旅長，師長。

　　軍閥的構造大體分為這三個層次。處於最高層的軍閥大頭目一般對第二層，也就是師長旅長等非常提防，他們用盡一切手段防止他們互相串聯，合作，有可能威脅到自己的統治，所以軍閥大頭目往往跳過第二層，直接籠絡第三層團長一級的軍官。

　　但是，實際作戰時候，最高層的軍閥頭目仍然需要第二層指揮實際作戰，因此就產生很大的矛盾。

　　一旦控制不好，第二層很有可能聯合起來將其取代，或者率部叛變投敵。諸如滇系軍閥唐繼堯，就被部下龍雲，胡若愚等大將聯手兵變掀翻。貴州的王家烈，也是被部下幾個師長聯手以鬧餉為由趕下台。韓復榘，石友三就是率兵背叛馮玉祥以後，獲得了山東省主席和安徽省主席的位子。

　　所以最高層軍閥對第二層本質上是不信任的，也導致第二層不可能真正的服從他們，軍閥高層各懷鬼胎，根本沒有什麼真正的忠誠可言。

　　至於第二層這些軍閥的軍官，從本質上來說，他們才是真正的實力派。在軍閥的金字塔中，他們爬到這個級別，再想向上已經不可能了，除非他們叛變投敵或者推翻自己的主子。這類軍閥往往控制軍隊和地方部分財政，有自己的一批親信，所以他們是最不穩定的。

　　最下一層的低級軍官，或者為了養家糊口，或者為了野心視圖爬上第二層，所以他們多是為了利益來對待第二層的軍閥，也沒有什麼真正的忠心。

　　簡單來說，軍閥就是一個封建的團體，他們的一切目的是為了自己或者小團體的利益。內部之間無非是為了利益集合在一起，對外來說也是為了利益，根本沒 有什麼信念或者宗旨。至於國家民族在他們看來根本就是一個虛幻的大口號，他們絕對不可能為了這個所謂的口號犧牲自己的實際利益。

　　一個電影裡面，孫中山的代表找到北方一個軍閥，談論北伐合作的事情。那個軍閥很直白的提出地盤，資金和武器的要求。孫中山的代表說要為了國家民族考 慮，能不能不要太計較這些條件。那個軍閥立即毫不客氣的說，這些都是大話，我問你，如果你不給我這些東西，我就是白白出人出槍。我的這些本錢損失掉了，誰 來管我死活?我將來不被別的軍閥吃掉，也會自己跨了。要知道，為了這些本錢，我花費了多少心血，花了多少年的時間，死了多少條人命?能夠為你一句大話，就 白白損失掉?就算我願意，我的部下也不會同意。

　　總之，軍閥的特性導致他們必然首先考慮自己利益，除非有利益的共同點，不然絕不可能真正服從與誰。

　　所以，軍閥必然有奶就是娘，一切都是為了自身的實際利益。用中山先生的話來說：槍口隨時可以掉轉方向。

　　在抗戰中，投降日軍的60萬偽軍，基本都是軍閥的部隊，甚至還有以整師和整團成建制投敵的。中央軍基本沒有投敵的現象，也是這個原因。

　　當時孫中山僅僅依靠軍閥控制廣東省一小部，力量非常衰弱，和北洋軍閥的實力簡直是天壤之別。所以表面上聽命於孫中山的軍閥出於自身利益，不可能真心 幫助孫中山實現統一中國的夢想，他們不願意以卵擊石，損失自己的本錢。諸如當時最忠心中山先生的陳炯明，平時大話連篇，號稱絕對革命。一旦談到北伐等實際 的時候，就開始提出廣東省獨立和連省自治。其實他只是藉助中山先生的大名割據一方稱王稱霸，根本不願意進行危險艱難的北伐，從而危害自己的利益。

　　在中山先生對其態度不滿，取消其軍職以後，陳炯明隨即撕破臉，炮轟中山先生總統府，全面反叛。

　　中山先生從本質上來說，是一個理想化的革命家。在一生經歷了無數次失敗以後，他終於明白實力的重要性。一個無恥下流的匪徒，可以砍下一個高尚君子文人的腦袋，霸占他的妻子和財產，成為現實的勝利者。這就是弱肉強食的世界。

　　建軍和容共

　　在經歷多次失敗以後，中山先生開始認定必須組織一支自己的軍隊。這支軍隊要和軍閥部隊完全不同，要具備強烈的革命信念和革命熱情，真正為了國家民族的崛起和振興而作戰。

　　但在落後且戰亂的中國，想成立一支軍隊談何容易，一定要有強大的外援才可以。

　　當時列強多和北洋政府各派系軍閥有勾結，這些腐敗的軍閥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讓列強頗有斬獲。所有列強不願意中國統一強大，從而必然廢除特權和不平等條約，損害列強自己的利益。列強步調一致的反對支持孫中山統一全國，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國。

　　但也有一個列強除外，就是當時剛剛成立不久的蘇聯。

　　蘇聯在1918年革命成功以後，到1922年擊敗國內白軍建立蘇維埃共和國，成為世界一個舉足輕重的大國。但因為其信奉共產主義，要求推翻資產階級統治，被西方資產階級各國視為蛇蠍，根本無法融入國際社會。

　　西面歐洲不行，東面亞洲卻有發展。

　　列寧試圖打開蘇聯四面楚歌的局面，一再向東面大國中國示好。

　　1919年7月25日，列寧代表蘇聯政府首次表示要歸還中國被占領土，把沙皇政府從中國人民那裡掠奪的或與日本人、協約國共同掠奪的一切交還給中國 人民以後，立即建議中國政府就廢除1896年條約、1901年北京協議及1907年至1916年與日本簽訂的一切協定進行談判。

　　1920年，蘇聯政府再次聲明類似主張，放棄在中國的一切特權。

　　蘇聯先找到當時勢力最強的軍閥直系吳佩孚，奉系軍閥張作霖。

　　可惜吳佩孚早和英美列強有勾結，不可能和蘇聯合作。張作霖則和日本人勾結很久，也不可能和蘇聯合作。

　　至於國民政府這邊，當時的情況已經壞到不能再壞。由於沒有自己的軍隊，國民政府的兩次護法北伐作戰全部失敗，中山先生自己也被迫多次流亡上海租界和日本。

　　第二次護法戰爭時，中山先生被自己最為信任的軍閥陳炯明背叛，被陳炮擊總統府，險些斃命。而中山先生的夫人宋美齡女士在陳炯明叛變的逃亡中不幸流產，失去生育能力，終生沒有子女。

　　除了軍事行動的失敗以外，廣州國民政府在北洋政府的四面圍攻下，僅僅控制廣東省一部分。當時國民政府控制區的粵，桂，滇等軍閥，雖然表面上接受孫中山的領導，但事實上仍割占防區，把持財政來撈錢，只是借用孫中山的大名搞實際的割據而已。

　　諸如表面上服從中山先生的滇軍楊希閔部進入廣州後，部隊搶占繁華地區駐防，壟斷稅收，遍設賭館，煙館，妓院。團長以上軍官大發橫財，過着花天酒地的 生活，軍紀渙散，人民由擁護滇軍逐漸變為痛恨滇軍。楊希閔本人根本沒有革命思想，對中山先生的命令根本無視，把持防區稅收自己揮霍，任國民政府財政陷入困 境。

　　廣州國民政府真正能夠控制的，僅僅控制廣州市附近某幾個地區，而廣州市還存在諸如商團武裝等等強大的反對勢力。

　　當時蘇聯顧問甚至報告蘇聯政府說：真正忠心孫中山的，只有他部下大約一個營300人的貼身衛隊。

　　此種情況下，國民政府隨時可能被敵人消滅掉，北伐統一中國，實現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中興中華之類的主張，根本無從談起。

　　置之死地而後生，拼死也只能飲鴆止渴，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力量。孫中山最終力排黨內眾議，宣布和蘇聯，中共合作的，所謂聯俄容共政策。

　　所謂聯俄主要是為了蘇聯的援助，容共則是蘇聯的交換條件，要國民黨在發展的同時容納中共一起發展，在利用現有資源和中共一起壯大。

　　1921年8月，孫中山親自寫信給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熱切表示要加強同蘇俄的聯繫，學習蘇俄革命的經驗，蘇聯方面大喜過望。當時還是孫中山副 官的蔣介石，也很欣賞蘇聯在短期內，擊敗各列強扶持的強大白軍，實現了這個大國的統一。蔣對蘇聯很有好感，1921年3月28日蔣介石致孫中山的信函中表 示：國民黨應以蘇俄自強自立為師法。

　　1921年12月，蘇俄代表馬林(也就是幫助中共建黨，並且參加中共建黨成立大會的那個荷蘭人馬林)，在張太雷的陪同下到達桂林北伐大本營，與孫中山進行會談，中蘇雙方開始正式接觸。

　　1923年1月，蘇俄政府派出外交大使中國特使越飛(Joffe)到達上海，會見了孫中山。他們經過數次商談，中山先生同意接受蘇聯援助，同意容納 中共在自己地盤發展。越飛承諾將外蒙古還給中國，承認中國對外蒙古的主權，承諾絕不支持中共在中國發動蘇式革命，由此雙方達成一致意見，共同發表了著名的 《孫文越飛聯合宣言》，標誌着孫中山聯俄容共的確立。蘇俄政府復電，表示蘇俄政府準備給中國以必要的援助，主要形式是向中國派遣軍事顧問、政治顧問以及其 他的顧問。

　　此時的蔣介石對蘇聯的印象更好。他目睹蘇聯正式成立以後，迅速成為一個強大的軍事強國。蔣感覺蘇聯的現實情況和中國很接近，中國可以效仿蘇聯的模式發展中國，以蘇聯人為好朋友和共同發展的夥伴。

　　1923年8月5日，蔣介石親筆手書《致蘇俄黨政負責人意見書》，文中指出：“蘇俄為吾中國惟一之同志，中國革命之成敗，自與蘇俄有密切之關係。” “時至今日，帝國資本主義之壓迫，更甚於前。中俄兩國主義之密切，其成敗厲害，實有存亡與共之關係。”“蘇俄與中國關係之密切，非他可比。”意見書並稱蘇 俄之負責人為其“素所仰慕之同志”這恰恰印證了蔣介石於1956年在台灣撰寫的《蘇俄在中國》一書記述的：“在我未往蘇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 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

　　列寧之所以偉大，就是他能夠規劃蘇聯之後五十年的發展藍圖。之後二戰由於中國的牽制，日本沒有敢於攻打蘇聯的遠東地區。而中共最終奪取了大陸政權，消除了蘇聯東部邊界的資本主義威脅。

　　1923年，孫中山派他最信任的副官蔣介石去蘇聯考察，學習蘇聯建軍經驗。蔣介石考察以後，雖然對蘇聯的軍事一整套體制非常推崇，認為非常先進和實用，但對蘇聯的看法發生了重大轉變。

　　當時蘇聯許諾將外蒙古還給中國，蔣介石根據中山先生的意思，希望能夠在蘇聯軍事幫助下，在外蒙古南部建立一支忠於三民主義的軍隊。將來北伐的時候， 可以從南北對進，兩線攻擊北洋軍閥政府。同時，在蘇聯控制的外蒙古發展，蘇聯的援助物資很容易送到，建立一支軍隊是事半功倍的。

　　但讓蔣介石瞠目結舌的是，僅僅半年時間，蘇聯就改變了口吻。它們其實根本不願意將外蒙古還給中國，當然也不願意外蒙古存在一支中國軍隊。

　　蔣介石訪蘇期間，蘇聯政府對蔣介石的正式提議根本不予考慮。稍後11月27日，蘇聯政府二號人物托洛斯基會見蔣介石代表團時，明確建議“國民黨應立 即堅決果斷改變其政治方向。現在應集中力量做政治工作，按照需要把軍事活動減少到最低限度。”“孫中山與國民黨要儘快放棄軍事冒險(在外蒙古建立軍隊)， 集中精力去做中國的政治工作”，從而明確否定了孫中山的軍事計劃，對外蒙古的野心一目了然。這使得蔣介石對蘇俄大為不滿，認為蘇聯跟列強一路貨色，也就是 所謂的紅色帝國主義。蔣的原話是：俄與英、法、美、日者，以弟視之，損害他國之心(損害中國)，直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

　　加上蔣介石在蘇聯訪問期間，耳濡目染蘇聯的整套政治制度和革命思想。蔣介石回國以後，認為跟蘇聯合作是非常危險的，認為容忍中共在國民政府內部發展，更是自我毀滅。

　　蔣介石1923年12月訪蘇歸國之後，他向中山先生提交一份《游俄報告書》，上面說到：蘇俄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他們宣揚階級鬥爭，講 究內部劃分階級和消滅其他階級，本質是惡和鬥爭。這與我們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講究以善和包容發展，是根本不能相容的，也和中國三千年仁義禮 智信的傳統文化格格不入。蘇俄制度根本無法適合中國國情與文化。另外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專政，根本不可能和其他黨派分享權力，我們如何能與其合作?

　　對於蘇聯對中國的威脅，蔣介石有着很深刻的認識：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認為蘇聯沒有誠信可言)。俄黨對中國之惟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 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認為蘇聯本質在於扶持中共在中國當政)。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 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認為蘇聯在於分裂殖民中國的東北蒙古新疆和西藏，而且有殖民中國的意圖)。

　　蔣介石還做出自我檢討，認為當時過於相信蘇聯是錯誤的，同時指責中共：中國人只崇拜外人，而抹煞本國人之人格，如中國共產黨黨員之在俄者，但罵他人為美奴、英奴與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為一俄奴矣。

　　中山先生由此也有些疑惑，他曾經開會徵求過黨內主要幹部對聯俄容共政策的開發。結果贊成只占少數，反對的占大多數，但中山先生的副手廖仲愷非常支持 聯俄，他說：世界各國和中國都不能聯絡，我們陷於絕境，在國際上正缺少朋友;現在俄國既誠心和我們聯絡，我們便不應該拒絕它的黨徒。

　　除了廖仲愷以外，胡漢民、汪精衛、許崇智、陳友仁、鄧澤如也表示贊成，其他大部分人都提出反對態度。

　　由於中山先生身邊最親密的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都支持，加上從1912年建立中華民國到1924年，中山先生接受無數次失敗和困窘以後，他非常迫切希望能夠得到外援，實現中國的復興。

　　他多次對蔣介石說：你對於中俄將來的關係顧慮過甚，不適於當時革命現實環境。

　　中山先生決定聯俄容共，他下決定時，國民黨內大佬如謝持、居正、田桐、張繼、馮自由等人極力勸阻。中山先生決心以下，對他們說:你們願意跟着我革命的就來，不願意革命的就走，我不能勉強拉你們來革命，你們也不能勉強我不革命。

　　話說到這種地步，也就等於沒什麼可說的了。

　　由此，聯俄容共政策就這樣決定了。

　　1924年1月，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黃埔軍校校長，根據蘇聯軍校的大部分體制，準備建立黃埔軍校。

　　但是，蔣介石對中山先生的聯俄容共政策並不滿，他與2月向中山先生提出辭職，離開廣州。

　　之後中山先生和廖仲愷等人再三次勸解下，4月蔣介石又回到廣州，開始籌備黃埔軍校。

　　蘇聯在黃埔軍校建立以後，給與其大量援助。

　　初期，蘇聯派出大名鼎鼎的加倫將軍在內30名能力極強的軍官來中國，擔任黃埔的教官，之後增加到上百人。1924年到1925年蘇聯支援援助黃埔軍 校300萬盧布巨款(大約等於270萬銀元，當時廣州政府提供給黃埔的每月只有2萬銀元)，同年蘇聯還援助了黃埔大量軍火，其中1924年10月第一批就 援助俄式步槍8000支，每槍配有500發子彈。還有大炮，機槍等裝備。到了12月又提供大量機槍，火炮，9架飛機，另外還有數百萬發彈藥。次年加大援助 規模，僅一次就援助國民政府50多萬盧布的軍火。

　　換句話說，黃埔軍校基本就是蘇聯在中國建立的一所蘇聯性質的完整院校，如果沒有蘇聯的各方面援助，也就不可能有黃埔軍校。

　　與此同時，中共黨員開始以個人身份大量加入國民黨，同時也進入黃埔軍校學習。

　　1924年國民黨一大中，國民黨25名中央執行委員中，共產黨員有3人，17名候補委員中有包括毛澤東在內的7人為共產黨員。共產黨員開始在國民黨 內迅速擴展，並且擔任重要職務，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擔任重要職務的共產黨員有：組織部長譚平山，農民部長林祖涵，宣傳部代理部長毛澤東等。國民黨最高權力機 關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共三人，其中廖仲愷，戴季陶為國民黨員，譚平山為中共黨員，算得上三分天下了。

　　準備北伐

　　黃埔建立以後，國民政府自己的軍隊很快出現。很多對北洋政府和中國現狀不滿的熱血青年加入軍校，第一批就錄取了470人。這支部隊很快就顯示了自己的威力。

　　1924年廣州商團領袖陳廉伯見國民政府建立軍校，開始全面控制廣東省，威脅到商團的利益。4月陳廉伯依靠1.3萬商團武裝(商團是廣州商業協會的 武裝，在辛亥革命時候曾經支持革命，但是逐步淪落為大商人的私人武裝)，開始準備推翻廣州國民政府。此時跟廣州一海之隔香港英國政府，畏懼中國革命的發 展，秘密出錢出槍支持商團。

　　8月，商團從英國購買用於武裝叛亂的一批軍火，被國民政府軍艦查獲扣押，商團隨即公然發動叛亂。

　　廣州政府出動包括800多黃埔軍校生在內的部隊，僅僅一天就全殲廣州數千商團武裝，陳廉伯逃往香港，從而粉碎了列強的陰謀，平定了廣州市內部分裂。

　　1925年，陳炯明在英國的支持下，指揮數萬部隊向廣州國民政府發動大舉進攻。國民政府在蘇聯顧問的幫助下，發動討伐陳炯明的東征，其核心軍事力量仍然是黃埔軍校生。最終經過激戰，陳炯明3萬主力部隊被全殲。這個曾經炮擊孫中山總統府，不可一世的軍閥，率領殘部逃走。

　　當年，同陳炯明勾結的滇，桂軍閥楊希閔，劉震寰，一向盤踞廣東一部，把持地方財政，不服從廣州政府調遷。他們目睹陳炯明兵敗，深感唇亡齒寒的道理， 隨即利用東征軍打擊陳炯明尚未回師的機會，在廣州發動叛亂。黃埔生再次顯威，他們以少量兵力擊潰叛軍，還擊斃叛軍前敵總指揮趙成梁，叛軍被全殲。

　　由此，廣東境內只剩下陳炯明盤踞惠州的殘部，和軍閥鄧本殷盤踞粵南，這兩個比較大的威脅了。

　　年輕時代的蔣介石，孫中山認為他絕對忠心，很有才能，但是為人脾氣暴躁，不夠耐心，自視太高，不可能成為一個國家的領導人。

　　平定廣州叛亂以後，10月，東征軍第二次攻打陳炯明老巢惠州，雙方發生激戰。惠州是陳炯明的老家，城市有南方第一險之稱。陳炯明在此據險駐紮重兵， 有堅固城防工事，陳部拼命死守。但黃埔生的革命熱情不是陳部那些士兵可以比擬的，雙方惡戰數日，黃埔生以較大的傷亡，最終攻克惠州要塞，將陳炯明殘部徹底 消滅。

　　在第二次東征的同時，北洋政府任命盤踞廣州南部和廣西北部，海南島的軍閥鄧本殷為上將。鄧本殷隨即出動3萬部隊攻打廣州。此時廣州大部分兵力已經參與東征，剩下的少數部隊擔任狙擊任務，鄧本殷部兵力雖多，不是黃埔生的對手，連續大敗。

　　稍後，國軍擊敗陳炯明後回師南征，鄧部大敗，退守海南島，吳佩孚派出海軍支持殷。

　　最終1926年1月，黃埔生攻陷鄧本殷老巢海南島，鄧本殷殘部投降。鄧本人率領幾個親信逃亡香港。

　　由此廣州全境徹底掃平，成為北伐穩定的大後方，北伐也很快被提上日程。

　　隨着黃埔軍校的發展，學生中出現兩個派系，也就是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中共在軍隊裡面的勢力逐步增大。

　　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召開後，共產黨員占據了國民黨實權機構中央黨部1個處和8個部裡面幾乎全部的領導崗位。其中最關鍵的秘書處、組織部、 宣傳部、農民部和外事部，全部為共產黨員，即秘書處譚平山、林祖涵、楊匏安;組織部譚平山，秘書楊匏安;宣傳部代理部長毛澤東，秘書沈雁冰;農民部部長林 祖涵，秘書彭湃;外事部部長彭澤民，秘書許蘇魂。其餘青年部、工人部、商業部、婦女部4個部的部長為國民黨人，但事實上工人部部長胡漢民被送去蘇聯，工作 由秘書馮菊坡主持;其他3部的日常工作亦由共產黨員的秘書負責，他們分別是黃日葵、黃樂裕和鄧穎超。

　　如此之強盛的勢頭，完全是喧賓奪主的意思，連共產國際也會表示擔心：目前共產黨的影響太大了，我們是否應該使國民黨擺脫共產黨的影響享有更多一些自由呢?

　　1925年3月12日中山先生在北平去世，之後蔣介石開始掌管國民黨的軍事大權，中山先生生前的副手廖仲愷，汪精衛則控制政治大權。

　　蔣一方面希望得到蘇聯的支持，完成軍隊的建立，一方面也不願意中共繼續發展壯大，更不滿意蘇聯顧問對政府和軍隊的控制。

　　此時，國民黨反共的右派和親共的左派鬥爭已經非常激烈，雙方逐步演化為流血鬥爭。

　　1925年8月20日，國民黨左派核心人物，也是最支持聯俄容共政策的廖仲愷，在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口遇刺。廖身中四槍身亡，這是一場赤裸裸的暗殺行動。目前認為刺殺的幕後人物就是國民黨右派領袖之一胡漢民。

　　1926年3月20日，中山艦事件爆發。這個事件現在有多種說法，但是最終的結果是，蔣介石以共產黨員，中山艦艦長李之龍試圖綁架他去蘇聯為由，出動軍隊包圍了蘇聯顧問和共產黨機關，扣押了周恩來等共產黨員。

　　此時中共羽翼未豐，不願意跟國民黨翻臉，蘇聯顧問鮑羅廷和中共領袖陳獨秀被迫退讓。

　　中山艦事件之後的5月15日，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在廣州召開，張靜江、吳稚暉、孫科等提出《整理黨務案》，規定國民黨各級領導機構內中共黨員不得超過三分之一。

　　當時親共，被指為中山艦事變幕後黑手的汪精衛也被迫宣布下野出國，國民黨親共的左派勢力被嚴重打擊。

　　但是中共在地方勢力並沒有受到什麼影響。在省一級地方黨部以及大量基層國民黨組織中，共產黨人仍占據着多數領導地位。廣東、上海、北京、湖南等幾個 重要地區的國民黨基層組織，幾乎還是在共產黨人的主導之下。不少地方在國民黨內負責的共產黨員，甚至為了抵制蔣介石，不接受國民黨中央的指揮，不與國民黨 上級黨部發生關係，不經過國民黨的組織手續直接按照中共的策略方針行事。即使是中共中央，也習慣成自然地在自己的文件中徑行要求各地國民黨省黨部市黨部尤 其是上海黨部，應如何如何，並具體指示行動的要點。

　　1926年7月9日，蔣介石擔任北伐總司令並且誓師北伐，黃埔生組成的國民革命軍是作戰的中堅力量。此時北伐軍人數少的可憐，加上之後加入的部隊，如湖南唐生智，程潛，廣西李宗仁白崇禧，所部僅有8個軍，約9萬多人。

　　腐敗的北洋軍閥政府各派系部隊雖然總兵力高達150萬之眾，裝備精良，又是地頭蛇，但根本不是國民革命軍的對手。

　　說起來道理也很簡單，當時軍閥部隊當兵的，跟所謂的僱傭兵沒有什麼不同，都是私人軍隊。

　　所謂大炮一響，黃金萬兩。參軍打仗本來是農民子弟無法奈何的求生之道，當兵的大部分人只是為了吃飽肚子，少部分是當做出人頭地的一條道路，想通過當官的想發點戰爭財而已。當時參加湘軍的彭德懷回憶他參軍的理由就是一句話：能吃飽肚子還能有軍餉養家。

　　所以，這些士兵對軍閥沒有什麼忠誠，他們很多人在好幾個軍閥部隊先後服役過。而換主子的目的也只是為了更多的軍餉而已。

　　他們根本不知道為什麼而戰，也不願意為了所謂的張大帥，吳大帥真正的拼掉自己的性命。

　　參與北伐的黃埔生是青年知識分子，他們都明白自己在做什麼，也明白北伐為什麼一定要成功，也知道它對於國家民族的意義。他們勇於犧牲，不在乎個人的得失，也就是岳飛說的武人不怕死。

　　這樣一來，勝負就很明顯了。

　　黃埔軍校創立時候非常艱難，裝備低劣，物資貧乏，教官的薪水都靠蘇聯人的援助。當時滇系楊希閔嘲笑孫中山說：你們搞什麼鳥軍校，我派一個營300人，就能繳了你們軍校幾千人的槍。

　　北伐初期的大勝和波折

　　北伐軍在湖南，湖北同秀才將軍吳佩孚直系軍隊激戰。吳佩孚部訓練和裝備都不錯，但軍隊士氣低落。北伐軍勢如破竹占領湖南，經過40天激烈的圍城戰， 最終於10月攻克城牆高大的湖北省會武昌。吳佩孚30萬主力大部覆滅，自己也差點被北伐軍俘虜。他僥倖乘火車逃脫以後，率領殘部逃往河南。

　　11月，北伐軍進攻江西，此處地形複雜，易守難攻，是孫傳芳的老巢。北伐軍經過激戰，在九江，南昌大敗新直系軍閥孫傳芳部，孫20萬部隊中的精銳主 力部隊被擊潰，投降的就有5萬人之多。但北伐軍也遭受了1.5萬人傷亡的損失，其中江西省會南昌的作戰中，北伐軍兩次占領該城，又兩次被孫部反攻擊退，北 伐軍第三次進攻才真正將該城奪下。

　　之後連續攻取福建，浙江兩省。福建省北伐軍的兵力還不到敵人的五分之一，但福建省軍閥將領周蔭人所部不是北伐軍的對手，在激戰中接連潰敗，紛紛倒戈投降。

　　次年3月直逼南京，上海，開始攻打孫傳芳的老巢。

　　與此同時，貴州軍閥畏懼北伐軍的壓力，宣布歸順中央。由此，北伐軍在短短六個月內，控制了七個重要省份，管理了中國近2億人口，算是輝煌的勝利。

　　但是北伐也遇到了很多問題。

　　中共作為北伐的參與者，隨北伐軍前進，一路上進行的規模龐大工農運動，其勢頭之猛烈，是國民政府始料不及的。

　　早在1926年11月，北伐軍攻占江西的時候，11月22日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大會，共產國際負責人布哈林對中共土地革命不徹底就行了嚴厲 的批評，要求中共採取更激烈的革命行動。具體為：“中國共產黨應該竭盡全力爭取最終實現過渡到非資本主義發展軌道的這種革命”，即爭取建立“無產階級、農 民和其他被剝削階級的民主主義專政”，和“向非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發展的過渡時期的反帝革命政府”。而為了吸引農民參加革命，應該支持其奪取農村政權， 減少地租及捐稅負擔，沒收軍閥、地主、土豪、買辦以及寺廟、教堂的土地收歸國有。“共產黨人應該參加廣州政府，以便支持革命左翼反對右翼軟弱和動搖政策的 鬥爭”，保證土地國有化進程、撤除外國租界和“沒收具有外國租讓性質的大企業、礦山、銀行”等。

　　中共代表譚平山也表示北伐是農民革命的契機，會後便採取共產革命與國民革命上的雙重支持策略，換句話說，就是在北伐的同時，開始共產主義的革命。

　　這和之前蘇聯承諾中山先生，絕對不在中國搞共產主義革命，是完全相反的。

　　1927年3月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後，其委員八十名中，共產黨員約居三分之一，國民黨的親共左派亦居三分之一，國民黨中央黨部各部部長及其秘書，共 產黨員占一半以上。而基層共產黨員和親共的國民黨分子更多。此時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認為，國民政府已由蘇聯顧問和中國共產黨全權把持。

　　相應的革命也洶湧而來。

　　同時北伐期間，國民政府根據蘇聯的要求，增設勞工部，農政部以共產黨員蘇兆征，譚平山擔任部長，共產黨員林伯渠為軍委秘書長。

　　另組成武漢中華全國總工會以共產黨員向忠發，劉少奇，李立三為首，組織所謂的工人糾察隊武裝，形成自己的軍事力量。

　　工人運動如火如荼，僅武漢一地，北伐軍占領後兩三個月裡，就發生罷工150餘起，參加人數高達20多萬。各行各業的勞動者都急於擺脫貧困，提高生活 待遇，出現了相互攀比罷工，把要求工資加到駭人的程度，自動縮短工時每日四小時以下。資本家張皇失措，一部分外逃，一部分歇業，很快大城市就出現“商店歇 業，工廠停機，市面蕭條”局面，工人運動所到之處，商店關門，工廠倒閉，經濟一片蕭條。到1927年1月中旬，物價較武漢占領之日，平均上漲約七成。

　　除了到處發生工潮以外，湖北省總工會還模仿香港海員大罷工時的經驗，組織起擁有3000人規模的武裝工人糾察隊，每日持械巡街，逮捕工賊，維持秩序。工人糾察隊隨便逮捕人，組織法庭監獄，隨便斷絕交通，動輒以武力制裁敢於反抗的廠主、店主，沒收工廠店鋪等。

　　與此同時，3月斯大林也派印度國籍的共產黨員羅易到武漢協助蘇聯顧問，拉脫維亞人鮑羅廷組織農工階層展開土地革命，中共跟隨國軍北伐，一路上蓬勃組 織農民協會，土地委員會，並且將其武裝。1926年底，僅僅湖南已有70多個縣建立農民協會，有組織的農民發展到50餘萬人。另一種說法，在1927年 初，湖南湖北91個縣農會發動的農民高達150萬人。

　　由此，農民革命武裝所謂的赤衛隊開始產生，成為忠於共產黨的軍事力量，還開始大量的土地改革運動，殺了一些地主和豪紳，獲得農民的很大支持。

　　此時，由於日益高漲的農民運動，不可避免的出現一定數量的地主和鄉紳被殺事件。到1927年1月，湖南農民已處決著名地主士紳數十名，不知名者更 多。如長沙工商界領袖之一的金裕華，文人李佑文，葉德輝都被共黨公審後予就地槍決。甚至著名的共產黨領袖李立三的父親，也被他家鄉醴陵縣的農會處死。該農 會根本不顧李立三來信保證其父將不反對農會。

　　除了著名人物被處死以外，北伐軍中數量眾多的湘軍的很多親友家人也深受土改之害，僅常德一地，土豪劣紳被槍決者就達18人，被游斗者134人，被關押者7人，被罰款罰糧者118人，被以其他形式鬥爭者39人，占到當地地主總數的82%。

　　加上農民運動逐步走向激化，大部分北伐軍士兵寄回家裡的軍餉，也被農會以軍閥收入收繳。

　　當時經歷者回憶：湖南農民運動中，也開始出現了諸如戴高帽、吃大戶，隨便勒索錢財，捉人殺人，禁養豬鴨，阻運穀米牲畜，抗捐抗稅，乃至於搗毀稅局厘局，擅自截扣軍糧軍餉等過度行為。

　　北伐軍第一軍軍長何應欽將軍，第一軍是由黃埔生編組而成，是中央軍最初的雛形。

　　當時北伐軍中頗多湖南籍，諸如北伐八個軍中的第二軍，基本全部是湖南籍士兵。由此相當一部分官兵群情激奮。他們多是有家的人，許多軍官的土地財產乃至家屬受到侵犯不算，不少地方竟然連士兵們寄回家的那點兒養家糊口的錢都要截扣沒收。官兵深感無法忍受，要和共產黨算賬。

　　這種情況，連主張激烈土地革命的共產黨人也深感沮喪。毛澤東這時就明確承認，所以會發生這種現象，根本在於湖南不少地方的農民協會是在哥老會(民間 一種黑社會組織，也稱作紅幫或者袍哥會)的把握下，完全不聽指揮，不僅侵犯軍人家屬，截扣士兵寄回家的錢，而且連自耕農的土地也要平分。其實這只是毛澤東 的說辭，根本原因在於這是農民土地運動必然結果。

　　與此同時，蘇聯和中共也在活動。蘇聯顧問鮑羅廷感覺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處處與其作對。

　　所以，鮑羅廷授意武漢的國民黨左派，以“干預政治、無視黨權、右傾”為由，對時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提出批評。在蔣介石不買賬的時候，3月 10日他們控制的武漢國民政府通過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發布的《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決議案》，突然免除蔣中正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和軍人部長的 職務。

　　蔣隨即在南昌發表《告黃埔同學書》，表明不接受該決議。

　　由此，國共矛盾開始激化，雙方開始撕破臉面。

　　3月18日，由於何應欽率領的北伐軍占領了上海到南京的鐵路，導致防守上海的魯軍退路被切斷。同時北伐軍白崇禧的2萬大軍逼近上海，魯軍上海守軍一 片混亂。其駐守上海的一支海軍部隊，已經在其指揮官樹莊海軍司令的率領下全部投降。魯軍上海指揮官畢庶澄見勢不好，跟國民黨北伐軍總參議鈕永建接洽進行投 降的談判。談判未果，畢庶澄驚慌失措的扔下部隊，自己坐日本貨船逃往魯系大本營青島。指揮官逃走以後，魯軍全線崩潰，大約5000多人扔掉武器，脫掉軍 服，蜂擁聚集在上海閘北區的火車站，試圖撤往南京。上海市內已經沒有軍隊做有組織的抵抗。

　　3月20日晚，白崇禧李宗仁的北伐軍進入龍華，完成對上海的包圍。

　　3月21日上海工人在國民黨北伐軍總參議鈕永建，化名武豪的周恩來和工運領袖顧順章等領導下，發動第三次武裝行動。在和魯軍少量殘部交火中，工人武 裝以數百人的傷亡下，占領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市區。他們建立起一支全副武裝的2700人工人武裝糾察隊，準備宣布建立上海市民自治政府。但實際上魯軍基本 已經崩潰，工人沒有遭遇大規模作戰。一時工人運動高漲，數十萬工人上街遊行慶祝，完全一副蘇聯十月革命的勢頭。

　　3月22日，北伐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率軍開進上海，得知南京已經被攻陷以後，殘餘魯系軍隊全部向北伐軍投降。

　　此時白崇禧和李宗仁都覺得，共產黨在上海搞得天翻地覆，工會氣焰沖天，有數千工人武裝和數十萬支持者，根本不把國民政府和北伐軍放在眼裡，是明顯以共產黨取代國民黨的表現。

　　現在工會擁有自己的工人武裝，又有大量支持者和蘇聯的軍事援助，不加控制很快就會發展為燎原之勢。

　　加上在農村搞土改，妄圖一夜之間推翻了幾千年來的土地制度，必然造成社會一片混亂。

　　在北伐軍事作戰期間，己方攻占的地盤還沒來得及消化，殘敵張作霖，吳佩孚之流仍然保有70，80萬部隊，此時北伐軍後方就這樣鬧得天翻地覆，被中共全全控制，還建立自己武裝，這樣下去如何得了。

　　李宗仁作為國民黨大佬之一，建議立即採用用武力鎮壓，並且親自會晤蔣介石，說明自己的意圖。這番言論正中蔣的下懷。

　　其他國民黨右派大佬諸如唐生智等人也紛紛發表類似的意見。

　　年輕的周恩來，他由於軍政能力都非常出色，始終是中共位於中共的領導層。當時中共在上海成立特科(情報特務機關)，負責人就是周恩來。

　　此時，又有新的事件發生。

　　1月，北伐軍迫使英軍從漢口和九江的租界撤出，從而從1840年開始，中國人第一次實現收回主權的行動，軍心民心大振，但是英美的列強深為恐懼。

　　3月24日，北伐軍順利占領南京，魯系軍閥張宗昌部敗退過長江。在中央軍入城以後，突然出現衝擊外國人居住地的搶劫破壞等大規模排外現象，英國駐南京領事Herbert A. Giles和日本領事森岡正平都被槍擊，在南京的外國人有6人死亡，數十人受傷。

　　這個事件有多種說法，有人認為是張宗昌殘部在撤退時候進行了搶劫。更多人認為由於北伐軍中一部分士兵仇恨列強，所以發動民眾進行的一定規模的衝擊外國人事件，期間有很多當地流氓地痞藉機進行了搶劫和槍擊活動。

　　但實際上，確實造成了南京外國人的極大不安，他們或是躲藏，或是逃往長江上的各國軍艦要求保護。

　　於是當日下午，英美共3艘軍艦肆意開炮轟擊南京城，造成數百到數千無辜南京市民死傷，這就是著名的南京慘案。

　　北伐軍並不示弱，他們隨即開炮還擊，擊傷了一艘英國軍艦，造成一名英國水手死亡。

　　南京事件成為列強同北伐軍的嚴重政治事件，加上對漢口九江事件的嚴重不滿，他們紛紛對國民政府施加壓力，甚至制訂了制裁北伐軍的經濟和軍事計劃。

　　蔣介石在列強的壓力下，下令審判處罰了數十名相關的士兵。

　　稍後，蔣介石和南京第六軍軍長程潛經過審判士兵認為，此次搶劫是攻陷南京的北伐軍第二軍和第六軍中的共產黨員騷動的(這兩個軍共產黨員很多，兩軍政 治部主任分別為共產黨員李富春和林伯渠)，是由蘇聯顧問鮑羅廷在幕後指揮，目的是利用排外事件壯大中共的影響，挑撥北伐軍和列強的敵對情緒。

　　3月25日，上海的白崇禧下令：工人旦有擾亂，駐軍必將負責繳械。周恩來等人表示拒不執行，在3月29日請示蘇聯，準備武裝對抗北伐軍。蘇聯則從自 身角度出發表示暫時不應該武裝對抗，還要工人糾察隊暫時藏起武器，周恩來等人瞠目結舌，不知所措。陳獨秀作為當時中共的領袖傳達了蘇聯的命令，結果成為替 罪羊，之後被撤銷全部職務。

　　3月26日，駐紮在南京的北伐軍第六軍政治主任，中共創黨五老之一的林伯渠從武漢前往南京，密謀發動政變，逮捕蔣介石，力挽狂瀾，不料被南京衛戍司令程潛斷然拒絕。

　　3月30日，在浙江省會杭州，反共的黃埔同學會和聯合工會同共產黨的工人糾察隊發生流血衝突，工人糾察隊的總工會大樓被沖砸。工人糾察隊隨即組織工人遊行，遊行隊伍遭遇北伐軍士兵的開槍射擊，死傷數人。

　　3月31日，四川重鎮重慶的中共黨員組織工人進行聲討南京慘案的運動，目的是攻擊列強和蔣介石。當時的四川王劉湘派兵包圍集會地點，工人糾察隊進行 武裝反抗，結果遭遇鎮壓。工人糾察隊不是正規軍的對手，全部被擊潰，死亡400人左右，中共控制的農會和總工會都被劉湘搗毀。由此，四川各地開始了逮捕共 產黨員的行動。

　　山雨欲來風滿樓。

　　分工和大屠殺

　　1927年3月28日，國民黨元老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會議，另一位元老吳稚暉提出發動“護黨救國”運動，認為中共危害中國發展，破壞中華文化，其叛亂在即，需要武力平定。

　　4月2日，中央監察委員會會議召開全體會議，參加者包括蔡元培、蔣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李濟深、張靜江、吳稚暉、李石曾等人，在上海會議 中提出檢舉“共產黨連結容納於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同有謀叛證據”，吳稚暉呈文控告共產黨且譴責鮑羅廷，陰謀使中國變成蘇聯殖民地。廣州政治分會主席李濟深 首先發言贊同。會議訂立“清黨原則”及組“清黨委員會”，進行反共清黨準備工作。

　　同日，中共作出反擊，他們在南昌和國民黨左派合作，發動一場武裝政變。滇軍朱培德部將省政府任職的大批國民黨右派人士逮捕，處死了其中的20人。當時南昌軍官教導團團長朱德，協助了這次運動。由此江西被親共的國民黨左派控制，朱培德擔任省主席。

　　於此同時，4月6日，北洋軍閥奉軍在北平秘密捕獲了李大釗的學生和交通員李渤海，李在死亡的威脅下很快叛變，供認出李大釗的所有秘密。需要說明的 是，李渤海叛變以後，由於諜報能力非常出色，被張作霖和張學良留在身邊，負責奉系的情報工作。李渤海畏懼中共的特科鋤奸隊的懲罰，改名為黎天才。他在西安 事變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張學良的左膀右臂，也算大名鼎鼎。

　　在得到確切情報以後，奉軍一部在張作霖的命令下，不惜破壞國際慣例，沖入北平蘇聯大使館。奉軍士兵逮捕了58名國民黨和共產黨員，其中包括中共的領 導人和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奉軍在蘇聯大使館查獲大量軍火(400多支步槍)，武裝叛亂計劃(總數高達7卡車的秘密文件)和蘇聯下達李大釗組織共產党進行 北平赤色革命的指令。

　　20天后，張作霖不顧社會輿論的反對，將李大釗等20人以通俄賣國罪處死。處死李大釗的刑法是當時最為殘忍的三絞法(就是在受刑者快要斷氣的時候， 將絞索鬆開，用冷水將受刑者澆醒。等待受刑者恢復意識以後，再次施刑，如此三次以後才將受刑者殺死。最終死者往往會七竅流血，頸部折斷)，讓受刑者在30 分鐘到1小時的痛苦掙扎中死去。

　　這一些列的事件，包括南京事件，土改事件，李大釗事件，都讓蔣介石等人認為中共在國民黨內部發展，黨中有黨，鳩占鵲巢，遲早會叛變，消滅國民黨。加 上共產黨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讓當時的農村動盪不安，血雨腥風。而在城市中的工人運動，也是搞得天翻地覆，還建立了自己的工人武裝，力量飛速壯大，完 全是蘇聯革命的翻版。根據當時學者客觀估計，中共的工人運動，導致他控制了中國大約300萬工人。而根據毛澤東的說法，在1927年，湖南就有200萬農 民加入農會，而六省加入農會的農民總數高達900萬人。這和1922年僅有120名成員的中共，簡直是天大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