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中华遗产》2010年第11期）这是中国火器史上最为纠结的一段历史。中国是火药和火器的故乡，但明朝时却要花尽心思偷学、引进西方的火炮。中国人曾经无比迷恋、呼为神器的“红夷大炮”真的能挽救国家于危亡吗？历史证明，明朝的城池大多是被他们自己引进的大炮轰开的，红夷大炮竟是“误国的利器”？

　　红夷大炮进中国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黄一农是火炮史方面的专家。2006年英国皇家火炮博物馆要办一个展览，请他去做鉴定。他一进库房便大吃一惊，竟然有700门古炮聚集在一起！这些古炮乃是大英帝国在扩张的过程中缴获的战利品，其中一部分就出自明代负责北京防卫工作的官员黄克缵之手，被称为“吕宋大铜炮”。

　　这种炮严格意义上说也是靠偷学的技术打造出来的：当年曾经有闽南人侨居菲律宾，他们多数在当地充任工匠—铁匠、铜匠、铸匠等。他们是第一批接触到当地西班牙火炮的人。一些人回国后被黄克缵寻访到，开始尝试制造这种巨炮。可是制造这种火炮技术要求非常高，尤其是这些低级工匠乍看就会的，其实仅仅是皮毛而已，等炮真的铸造出来，问题就显现出来了。当时，他们一人负责铸造两门，一共铸了28门大炮，全部运到与满洲人对阵的最前沿—辽东地区。但是一开仗，这些炮纷纷炸膛，基本无法使用。

　　此时距明军偷造佛郎机也已数十载过去了，仿制火器一代比一代粗糙，军火库里的明军火器几乎全是垃圾，频繁炸膛，简直是一堆不定时炸弹，无人敢用，只有一些三眼铳和鸟铳勉强可以上战场。

　　那时候明朝“先进”的热兵器对阵满洲人“落后”的冷兵器，是怎样一种情形？举个例子，明军用三眼铳，平行的三根枪管，每一根枪管一个点火孔。打仗的时候，把三个枪管的弹药都装好，敌人冲过来的时候，点火，打一枪，再转一百二十度，再点火，打一枪发弹速度是比较快，可是缺乏瞄准器技术，准度很差。结果两军对抗，三发没打到敌人，对方的骑兵已经冲到面前了，只好再拼刀。结果热兵器完全没有在欧洲战场上的威风，被冷兵器毫无悬念地战胜了。

　　很快，连同北京在内的北方广大地区，便处于后金八旗铁骑威胁之下。有着“以文制武”传统的大明，在万历皇帝的鼓励下，急命“知兵”文官献计献策！

　　广大爱国文官倒是相当踊跃。但他们毕竟是一群“外行”，根本提不出什么切实可行的方案。唯有当时的钦天监(国家天文台)官员徐光启的奏折—启用西洋神器红夷大炮，引起了皇帝的注意。

　　徐光启生于上海近郊一个贫农家庭，他不是个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翰墨文人，他与天主教传教团耶稣会有长期的交往，甚至像婴儿一样受洗、入教。通过在华传教士的熏染，他成为中国最早开眼看欧洲的人，他跟随利玛窦学习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几何”二字就是他译定的；他还把南方一种稻类引种到北方，天津小站稻从此名闻遐迩；他还让北方人吃到福建白薯

　　不过因为是士大夫中的异类，徐光启总是受到排挤。引荐西洋炮之举，能否完成他用西学救中国的心愿？而且怎么才能让“夷人”将手中的利器卖给中国人呢？

　　他首先想到的是借东风—到澳门买大炮。

　　澳门当时是西方人在中国唯一的居留地。从16世纪中叶以来，中葡双方就建立了一种概念比较模糊的和平相处关系，天高皇帝远，这中间有灰色地带。一方面，明朝政府已经习惯了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存在，并把澳门葡人当做华夷政治秩序下的一个新的外夷藩属。另一方面，葡人为了稳固在澳门的地位，使之合法化，不仅每年明里上缴两万两税银和五百两地租，暗里也不放过任何一个结好中国当局的机会。除了对地方官不断的行贿外，还出动军舰帮助明军镇压叛乱。另外，葡人在澳门的军事工业也比较发达，为了防范西班牙和荷兰等殖民对手，葡萄牙在澳门建有9座炮台，后来建立了著名的博加劳铸炮厂，制造欧洲最新式的大炮，被远东葡人称为“世界上最好的铸炮工厂”。

　　徐光启决定要到澳门去弄炮，并招聘会操作火炮的铳师，准备再行研制。结果他费劲心机在澳门弄的炮和炮师刚走到南昌，自己却被免官了。还是当时另外一个天主教徒李之藻辗转把这四门炮运到了北京。

　　没有徐光启这样的技术人才，研制大炮自然成了泡影。皇帝想到的还是“拿来主义”的老路，就用现成的炮来守城吧。可四门炮怎么够？巧合的是，在1620年前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艘 “独角兽”号舰船，因遭遇台风在广东阳江海域沉没了。当地官员邓士亮巧妙地打捞起了沉船上的大炮，除了中小铳外，共捞得大铳(红夷炮)36门，并将其中24门紧急运往京城。这其中半数被运到宁远。

　　在宁远大战中，袁崇焕将这些“原装进口”的红夷大炮摆在城墙上，满洲人根本不知道这种武器的厉害，结果死伤甚重。这就是朝鲜人韩瑗在日记中记载的事件，袁崇焕和红夷大炮一战成名……（撰文/李晓光 摄影/李少白 绘画/李楚杨 节选自《中华遗产》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