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骨痛心：志愿军归国战俘的惨烈遭遇
    志愿军战俘系列之一：红色滑铁卢(5)
    
     作者：穆正新 ()

    
　第五章 历史为他们作证
    
    　　志愿军战俘事件自始至终处在国际媒体的密切关注之下。它的每一步进展情况，都牵动着各国人民的心。当自由世界对共产专制的重大胜利终于到来时，各国媒体均以最快速度加以详细报导。《纽约时报》当日用头版以及三版，配以多幅照片详细报导了反共战俘们步出中立区的“印度村”后受到联合国军官兵、韩国政府、专程前往迎接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以及媒体记者欢迎的热烈场面。报导说，喜气洋洋的反共战俘们队列整齐地进入联军防区。联合军主管此次战俘遣返转运的布赖恩将军在拱形的自由门前亲自与战俘热情握手庆贺。战俘们开怀地欢笑歌唱着，这个交接转运区无疑成为最具有喜庆气氛的地区。几个月前这一地区也举行过战俘交接仪式，但那时的气氛还带有几分肃穆。而今天这里人人看上去都欢乐开心。最为兴奋的莫过于台湾来的媒体记者们，他们争相与战俘握手庆贺，激动地交谈欢笑，以至于忘记了采访。笔记本和铅笔掉落得到处都是。当战俘们登上卡车即将驶出“自由村”时，周围的联合国军官兵以及各界人士齐向他们敬礼欢呼。兴奋不已的战俘们不顾严冬气候，将卡车上用于遮挡风寒的篷布扯开，探出身子向沿途欢迎的军民高声致谢。
    
    　　志愿军战俘高文俊回忆：
    
    　　“当车队离开中立区时，大卡车一辆接着一辆，非常壮观！主要路口都派有美韩宪兵指挥交通，直升机更不时在低空巡逻。这一天，人人在为中韩反共义士服务。路经城镇时，韩国人民扶老携幼，列队路的两旁，对着车队欢呼，“党心，巧斯米达！”（韩语是你们最好的意思）。美军官兵们也来到路旁，高举双臂，大喊“Hello, Hello!”。欢呼之声，此起彼落；一路之上，不绝于耳。韩国老百姓有不少身着传统华服，像庆祝佳节和外出赴筵一般，无不兴高采烈，喜形于色。小朋友们向着大家不停的挥帽致敬，老人家则行膝手礼，民众如潮水似的汇集成盛大的欢迎场面。他们不畏寒风，不怕冰霜，以列身欢迎人群之中为荣。代表们在弟兄们未到之前，遍发中美韩小国旗。因此，由汉城至仁川途中、路旁、人群里、公共汽车上，到处都是我们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华侨们的高跷、台阁等民间艺术，全出现在街头。不仅醒目引人入胜，且锣鼓喧天，震耳欲聋。乍看之下有置身于国内之感。在仁川码头，约有两千多位侨胞，更是敲锣打鼓欢呼不停。联军军乐队阵容强大，演奏名曲，好似欢送伙伴远征一样，以壮行色。悠扬乐声，非常悦耳。斯情斯景令人久久不能忘怀。有的侨胞热情洋溢，根本不理用线索圈成的警戒线，奔向最接近我们弟兄的地方，拉大嗓门高喊“老乡！你们辛苦了！”。他们虽去国多年，然仍能操着山东口音，教人听了，真是亲切！他们送走了一批，接着再欢送新的一批。他们为了表示同胞爱，对支持工作出钱出力，元月二十日这一天，他们更是从早到晚，伫立在冷风中、大街上、码头旁，为了欢呼致意，喉咙都喊哑了。他们更忘却了自己的饥渴，这种忘我、奉献、爱心、助人的精神，实在教人深铭肺腑，感激涕零! ”
    
    　　“联军总部为了使一万四千人平安到达目的地台湾，特成立了一支特遣舰队。根据报导，美军慎防出事、发生偷袭，除十五艘运兵的登陆艇外，还派了满载百架战斗机的航空母舰一艘，潜水艇两艘，另有补给舰及油轮，共计二十艘兵船。加上美国为了坚持“志愿遣俘”原则，又多打了一年的韩战，复赔上了数以万计的宝贵生命，如说他们不是为了理想而战，便没有理性了！所以说他们充分发挥了“铁血担道义，路打抱不平”的精神！ ”
    
    图片说明：获释的志愿军战俘在仁川登船前往台湾（作者提供）。
    
    　　中共为了掩饰自己的惨败，却向国内人民宣传反共志愿军战俘们“被美蒋押往台湾”。中共的某些宣传物竟无中生有地编造他们怎样被“押送”的细节。例如解放军“作家”靳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里是这样写的：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清晨，许多还在等待通过朝中代表解释，以便返回祖国的志愿军战俘，在睡梦中被人五花大绑，然后一个个串成串，强行拉出了中立区战俘营。顿时哭号声、怒骂声响成一片。美军和国民党特务、败类里应外合，把×万×千多名志愿军战俘武装劫上驶往台湾基隆的军舰上。有的战俘挣开绳索，撞在卫兵的刺刀上。有的一头扎进茫茫的大海……”
    
    　　想来该作者不是处在梦中，就是处在高浓度酒精的作用之下。否则不可能写下这些连当年在中立区采访的新华社记者看了也会脸红的字句。这是多么卑琐可怜的心态。而几十年来一直依赖编造故事来自慰，也可见共产党内心的创痛有多深。
    
    中国人经过朝鲜战争后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联合国军司令官约翰．赫尔于1954年1月23发表声明说：
    
    　　“今天，这两万二千余人，自朝鲜战争的最后一役凯旋归来，重新获得平民身份和自由。他们从停战协议签订之后，奋斗了六个月之久。这六个月中，他们历经磨难，包括被遣回旧日阵营，失去联合国的友善保护，韩国冬天的酷寒，共党的“解释”和广播，以及渗入他们行列中的共党特务的诱骗，他们屹立不动，成为活生生的典范，为千百万仍在共党迫害下的人们，提供自由的希望。”
    
    　　“这一天，是自由世界决心从事抵抗共党侵害自由人民生命、土地的新时代的开始。今天，联合国所久经奋斗的不得强迫遣俘的原则，巳经巩固确立。从这一天起，每支共党军队里的所有士兵，都能了解一件确实的事实，那就是他们可以向自由世界寻求并得到庇护。”
    
    　　“对于这些如此勇敢地反抗共党诱骗和威胁的人们，自由世界不仅要提供庇护，还要欢迎他们。他们的榜样，很可以成为一个灯塔，以引导现在共党暴政下受迫害的其它人们，到达自由和人类尊严的圣地。”
    
    　　赫尔说对了。一万四千多名不屈的反共志愿军战俘的确是遭受共产政权奴役人民的榜样。实事求是说，中国人经过朝鲜战争后，的确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而这尊敬，不是别人，正是这一万四千多决死抗拒西洋马列邪教政权的普通中国人挣来的。
    
    自由的代价极其高昂
    
    　　但是也必须指出，自由世界各国并非自开始就愿意出手援助这些反共战俘们。联合国军方面一开始并不重视反共战俘们的要求。当时联军决策机构更关心落在对方手里的本方战俘，希望能够早日把他们换回来。联军战俘监管当局有意压制反共战俘的要求。他们用苛刻的条件去甄别战俘，试图把尽可能多的志愿军战俘逼回中国，以便让中共少失面子从而容易达成停火协议。他们迟迟不答应反共志愿军战俘们去台湾的要求；也不承诺让他们长期留在韩国或到别的国家去。
    
    　　联合国军还阻挠当年代表全中国的合法中国政府介入此事。当时各国记者可以经常在战俘营区采访；国际红十字会人员可以不经事先通知而进入营区检查生活和卫生状况；西方各国的一些学术机构也得以进入营区从事访谈调查、搞课题研究。而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华民国政府却被刻意排除在外。联军需要汉语北方话服务人员，必须先在美籍华人、香港、新加坡等地招募，不足时才从台湾招募。中华民国政府无法向反共战俘营运送慰问品。直到停止协定签字后，联军才允许这种慰问活动。但台湾来的慰问官员仍有一度被禁止入营区，只能隔着铁丝网“宣慰”。为了防止亲共战俘们升五星红旗闹事，联合国军监管当局甚至曾禁止反共战俘升起青天白日旗，尽管那时这面旗还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楼前飘扬。种种出卖性的措施非但没有能够换得共方的理性回应，反而助长了共产党变本加厉地索要所有战俘的气焰。战俘营里的共产党组织更加紧威胁欺骗志愿军战俘。联军监管当局的冷漠态度正好帮助共产党组织控制了一部份战俘。回国的那6千多志愿军战俘很多人真正是遭到裹挟的受害人。回国战俘中之所以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遭到中共当局不同程度的迫害，就是因为中共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原本不愿回国，只是战俘营中的共产党组织威胁欺骗成功地控制了他们。他们回了国，厄运从此临头。
    
    　　中华民国政府对反共志愿军战俘的声援，当然算得上“最多最强”，也算得上“最早”，但却算不上“及时”。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台湾当局和社会各界习惯地把志愿军战俘看成“共匪”的一部份，以“共俘”、“匪俘”等字样相称。直到1952年初，台湾报纸上还有“巨济岛上匪俘自相残杀”标题。多少还带有旁观者意识。
    
    　　面临外部世界的冷漠迟缓，反共志愿军战俘们是非常困难的。他们亲身经历了中共毫无人性的残忍统治，对这个洋教邪党的本性十分清楚。他们彻底打消了任何幻想，抱定必死的信念去拚搏，当然希望外部世界及时帮助他们。当外部世界为了种种不同利益争执不休，忽视他们的境遇时，他们也没有太多的办法。他们只是靠着自己的信念坚持下来。他们不给自己留退路，明明白白地向全世界申明：宁可自杀也不返回共产政权的魔掌之中。要么获救，要么赴死，不含糊。正是这种“鱼死网破”抗争到底的精神震撼了外部世界，唤醒了自由世界的良知。各国人民清楚看到，“自由”这个在多数自由世界人民看来平淡无奇的东西竟是如此珍贵难得，以至于成千上的万的中国人宁死也不舍弃自由。各国舆论和民间团体纷纷对他们表示同情和支持。自由、人权、尊严等等在共产国家里最无价值的东西，始终是非奴性社会成员们准备认真捍卫的目标。即便像《纽约时报》这种具有深厚反战传统的美国媒体，也发表评论和读者来信敦促联合国军不要在战俘问题上向共产党妥协。各国各界人士对反共战俘们的强烈的同情态度给联合国当局造成了强大的压力。于是联合国军方面的态度也日渐明朗。到1952年5月，联军当局终于向共方摊开了自己的底牌：其他问题或许可以再妥协，但“志愿遣返战俘”这个原则问题上决无再退让的余地。贵军要打，就继续吧。
    
    共产党白纸黑字地签字画押，接受了“志愿遣返”原则
    
    　　认真说，“志愿遣返战俘”能否确立，对双方都有“性命交关”的影响。任何可能与共产军队交战的国家都不能不考虑：一旦共军官兵知道当俘虏后早晚还要被强制遣返的话，那么以后谁还敢投降？而共产党要考虑的则是，如果接受了“志愿遣返”的先例，那么今后发生战争时还能指望有多少人不会趁机逃走？双方顶在这样的原则问题上，谁也不打算退让。所以战争只好打下去。
    
    　　毛泽东打的算盘是聪明的。他看准了西方国家民主制度下人民普遍厌恶战争的天然态度，相信联合国军不可能为了区区几万战俘而长久地消耗本国青年的生命。毛泽东的优势就是能够敞开消耗人民。哪怕打掉一亿中国人也不会妨碍他的统治地位。拖下去耗下去，不愁西方国家不让步。但后来事实却证明毛泽东的算盘打错了。他低估了西方国家的人民一旦认识到他们的根本信念面临挑战时起而奋战的决心；同时也高估了其苏联主子对侵略战争的支撑能力。结果，联合国军咬紧牙关坚持打了下来，而苏联却在斯大林死后改变了主意，不愿意继续支撑这场耗费巨大且声名狼藉的不义战争了。苏联的撒手，使得毛泽东们别无选择，只好回到谈判桌前。在这份依照“志愿遣返”原则而制定的协议上签了字。
    
    　　一万四千多名反共志愿军战俘们历经生死搏斗终于获得了自由。这件事的历史意义远远超出了几万人免遭迫害的本身。它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世界从此确立了“战俘依照志愿遣返”的原则。经过长达一年多的拒绝之后，中共最后不得不签下这份停战协定，公开地承认了“自愿遣返”战俘的原则。这是自由世界的一大胜利。正如赫尔指出的那样：“今天，联合国所久经奋斗的不得强迫遣俘的原则，巳经巩固确立。从这一天起，每支共党军队里的所有士兵，都能了解一件确实的事实，那就是他们可以向自由世界寻求并得到庇护。”也就是说，下一次再与共产党军队交战时，美国军队就可以明确地告诉共军官兵说：投降吧！投降后再也不用担心被送回共产党那里去了。这样的信息对于仰赖欺骗和强迫而维持士气共产党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
    
    　　自由世界的人民为争取这一天的到来，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了总数大约5万的“敌军”人员，联合国军浴血奋战近两年，付出了十几万官兵伤亡的代价。从军事角度看，这是非常不合算的。但事件过去几十年了，我们并没有见到当年参战的联合国官兵们对此有过什么后悔。诚然，西方国家的人民对战争的态度是冷峻的。他们在战争过去几十年后仍然在批评战争对平民造成的重大伤害，仍然认真地追查本国军队在战争中的丑闻事件，仍然声讨本国军队滥杀平民的行为，等等。但是迄今未见到他们批评联合国军为中朝反共战俘的权利而战的决策。实际上，联合国军以十几万官兵伤亡的代价保卫几万中朝战俘权利的事迹，一直在西方国家里被引为骄傲。这主要地应该归功于反共志愿军战俘。他们决死抗拒共产奴役的精神，感动了自由世界的人民，赢得了各国人民的赞誉和尊敬。通过这一万四千多反共不归的志愿军战俘，世界人民看到了真正站起来的中国人民。
    
    新旧社会两重天
    
    　　一万四千多名反共志愿军战俘们历经生死搏斗抵达台湾。共产党的宣传喉舌不但说他们“被押送”到台湾，还说他们在台湾遭受了“迫害”。但去台的反共志愿军战俘们不像归国战俘那样很快就销声匿迹了。他们一直活跃在台湾社会并保持着与国内外友人的联系。他们此后的生活道路也基本透明可寻。歪曲造谣的东西最怕的就是透明公开，从联合国军到台湾当局，都是以其透明公开的运作，使得中共的谣言难以立足。
    
    
    
    图片说明：1954年1月25日反共志愿军战俘抵达台北（作者提供）。
    
    　　这些反共志愿军战俘被称为“反共义士”。他们在台湾受到英雄凯旋式的盛大欢迎。然后又得到台湾社会各界的多方热情帮助。他们刚到台湾那一段，有的报纸还免费为他他们刊登寻亲启事，帮助他们在台湾恢复和亲友的联系等等。他们所住的“义士村”是完全开放的。台湾社会各界人士、各国记者、海外华侨等等时常前往探访并展开各种活动。台湾媒体也对他们赴台后的社会活动和生活情况长期加以跟踪报导。台湾当局还把一月二十三日定为“自由日”，每年都要举行庆祝。必须指出，由于去台湾的志愿军战俘中还有中共的潜伏特务。国民党当局侦讯关押或者杀死一这些这类人员并不出人意料。但是这些特务人员并不影响其他反共志愿军战俘们在台湾正常生活发展。大部份反共志愿军战俘们去台后加入了国军。若干年后又经退伍转业就学等渠道等渐渐地融入了台湾社会。从整个群体来看，他们没有在台湾土地上飞黄腾达。但他们的的确确逃过了迫害，过上了与周围人一样的正常生活。几十年的历史证明他们当初作了正确的选择。
    
    　　从台湾媒体对他们情况的报导来看，诀别亲人过着流离他乡的生活，的确造成反共志愿军们人生的巨大创伤。越到老年时，怀念亲人的感情对他们折磨越严重。他们日思夜想盼望返大陆与亲人团聚。1990年代后两岸关系缓和，他们中的许多人急不可耐地赴大陆探亲访友、投资、经商等等。有的人竟还找到了留在大陆的结发妻子。台湾报纸报导说，去台志愿军战俘中有一半左右的人员身上有各种刺青。由于这些刺青可能在他们回大陆探亲时惹麻烦。国民党当局为此从国外进口激光手术设备，免费为这些人消除刺青。
    
    　　而归国志愿军战俘呢？他们也曾被共产党宣传成英雄。但他们回国后的命运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先是完全销声匿迹几十年。中国媒体最后一次报导归国志愿军战俘的消息是在1953年8月19日。新华社说：被遣返的一部份志愿军的被俘人员，于在八月十六日从朝鲜回国。他们“在通往东北某地”的途中受到欢迎。然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他们去了哪个“某地”？去干什么？在那里呆了多久？最后结局怎样？等等一概无可奉告。中国人民想慰问他们，请问找得到门吗？战俘们的亲人想打听他们的情况，请问有报纸给刊登寻人启事吗？就算有报纸敢登这种启事，身处“某地”的战俘读到后能够回应吗？他们家中的亲人能上那个“某地”去探望吗？不用多说，这些在台湾社会看来十分正常的要求在中国大陆统统是梦想。这就是高调宣称“热爱关心”战俘的共产党给归国战俘们的第一个颜色。
    
    　　过了三十年后，中国才有人小心翼翼地披露出部份归国志愿军战俘们的悲惨遭遇。仅仅这些已经披露的悲惨事实，便足够让世人看到了共产政权无信无义、冷漠残忍的本性。共产党对待战俘们道义上的恶劣行径，甚至令当年极力帮助中共诱骗战俘回国的贺明等人也感到不安，不得不出面为他们鸣冤叫屈。他在他的书中提问：金日成彭德怀以及志愿军总部的声明等文件中的庄严承诺为什么没有兑现？他是参与诱骗和迫害的当事人之一，应当早已知道了上述问题答案，但我想他不具备将答案说出来的勇气。
    
    　　中共经常教育人民的一句话叫做“新旧社会两重天”。以台海两岸志愿军战俘截然不同的命运来验证，确实有道理。归国志愿军战俘的遭遇活生生地警告一切有心投奔自由的人们：如果你打算反叛共产党，那就得背水而战一反到底。绝不能考虑回头。绝不能对共产党再存一丝幻想。共产邪教政权没有一丝信义，没有一丝宽容。任何寄希望于中共良心发现的妥协迁就行为都只能招致更加惨烈的伤害和更加深重的屈辱。
    
    “共军比三爷更恨当过俘虏的人”
    
    　　多数志愿军战俘忍受难以置信的艰苦、九死一生地为共产党卖过命。共产党曾给他们贴上“最可爱的人”标签。共产党军队的那些酒肉将军们最拿手的指挥手段就是驱赶士兵“以人海闯火海”。一支支部队被硬硬赶进对方优势的空炮交织火网中，转眼之间死伤大半。侥幸存活者不想作无谓的牺牲而选择了被俘。他们立刻成了共产党“最可恨的人”。京剧《智取威虎山》里有一句台词：“三爷最恨让共军逮住过的人”。然而比较一下各国各军的被俘人员的待遇就可知道，其实中共最恨自己的士兵当战俘。
    
    　　共产党对被俘者的深度痛恨是出于害怕。他们害怕战俘会把变节投降的意识传染给他们那支依赖炮灰精神保持战斗力的军队。这种意识的是瓦解一支黑幕型军队的致命剂。众所周知，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世界上黑幕最重，包装最厚的军队。这支军队从不接受各国媒体的自由采访，从不允许国内媒体公开报导和讨论她内部的腐败丑闻，她在战时从不及时发布战损伤亡数字，和平时期也从不公布军人犯罪统计资料和侵民扰民案件的案情。相反，她用尽一切最漂亮的言词去包装粉饰自己。特别是编造大量“宁死不屈”、“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故事去蒙骗士兵，刻意培养士兵战死一批再上一批的炮灰精神。这种用虚假故事蒙人而成的士气无疑极为脆弱。很难经得起战场残酷无情的形势的考验。
    
    　　解放军官兵的实际士气和中共所宣传的的英勇事迹相差极大。比如，解放军空军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在其作战飞机上安装了防逃装置的军队。1989年蒋文浩叛逃时通过在金门着陆而规避了防逃装置。他下飞机后愤愤地对国军人员说：这种飞行员有什么好当的！如果不是解放军官兵的逃亡倾向很严重的话，当局何必在飞机上安装这种令飞行员深感侮辱的装置？去台湾的那一万四千多反共志愿军战俘中，有四千二百多人是中共党员或者团员。一般说来，只有中共一些被称为“特别能战斗”的“坚强集体”才有如此高的党团员比例。谁能料到他们竟是最坚强的反共集体？
    　　从一些历史事实看，解放军还可能是世界上士兵逃亡率最高的军队之一。1947年胡宗南部队进攻陕北时，共产党宣传他们连着“大捷”了好几次。但汪东兴的日记中却提到他在后方看到很多被打散后无人照顾的伤兵和脱队人员。1951年当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报导朝鲜战场胜利喜讯的时候，彭德怀却向毛泽东报告说三兵团溃不成军，需要派督战队去拦挡。志愿军政委杜平也提到远在中国境内的丹东市里也有成群结伙到处流浪的志愿军逃兵。最能说明问题的恐怕是1949年金门古宁头一役。是役解放军有9千余人登岛，最后却有6千多人当了俘虏。占参战部队的三分之二。俘虏中包括了绝大部份的营团级指挥员。1949本是解放军士气达到巅峰状态的时期。而在这个时期里一旦遭遇失利时仍有三分之二的投降被俘率，可见这支部队的士气相当的脆弱不稳。平日受党的虚假教育而形成的炮灰精神很难在战场严酷的现实面前维持。
    
    　　志愿军战俘们没有像蝼蚁般地贱卖自己的生命，即已构成对炮灰精神的背叛。共产党若不对他们进行惩处，无疑向现役的指战员传递一个“捡条命回来比当炮灰更划算”的信息。这种信息对共产党军队战斗力的破坏是难以估量的。因此中共不能容忍战俘“逍遥法外”。归国志愿军战俘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员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惩处和迫害。中共当局完全知道这样做会引起战俘的失望，会遭战俘们指责“背信弃义”等等。但中共要考虑的是大局。不能为这几千人而影响全军士气。他们一定要通过“打击一小撮”去“教育大多数”。
    
    一千多名归国志愿军战俘至今下落不明
    
    　　简单核对一下有关的数字，还难以回避一个严重的疑问：除了遭到党纪军纪处分、劳教、关押以及被批斗等等迫害之外，归国志愿军战俘中有没有人被秘密处决？从现有各方面的资料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几乎是肯定的。问题在于有多少人，以及他们是怎样被处决的。
    
    　　现有的资料表明，联合国军和印度监管军正式移交给中方的志愿军战俘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在甄别时就选择归国的，共计6670人。第二类是在甄别时选择了抗拒遣返，到中立区后“经解释”或自行“冲出虎口”而归国者，计有440人。两类合计7110人。而根据贺明所著的《忠诚——志愿军战俘归来人员的坎坷经历》一书所提供的资料，由昌图志愿军归国人员管理处（归管处）正式处理结论的志愿军战俘总共只有6064人。那么，剩下还有1046人是怎么处理的？他们归国后被关押在何处？经历了什么过程？最终命运是什么？国内出版物迄今未对这一千多位归国志愿军战俘的下落有个确实明了的交代。他们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十分可疑。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其中从中立区解释营地归国的那440人。志愿军解释代表团负责人之一的贺明回避了这440名战俘的下落问题。这批人并没有被送到昌图的“归管处”去和先期归国的战俘汇合。他们显然被关押于另处。中共为什么要另外关押他们？对他们进行何种处置？贺明先在1990年出书介绍了当年如何在中立区争取战俘回归的事迹。然后又用了七年的时间去调查“归来人员的经历”并成书出版。按理，他经手接回的那批“归来人员”应该是他在调查中的重点或者特别有兴趣的对象。但他最后出的书中却没有提及这批人。对于不是他经手接回的人员，他还能够掌握许多资料并整理出书；而对他自己亲手接回的人员，倒一个也没有调查到。这可能吗？是不是他知道了什么，但不能说？
    
    　　一千多位归国志愿军战俘可能已被中共秘密处决，应当是一个合理的猜测。而其中由中立区返国的那440名志愿战俘更多了一条极为不利的“罪过”，就是知道得太多。举例来说，如果战俘怀着和解释帐篷里某女同志“组成家庭”的愿望而同意遣返后，中共会让该同志活很久吗？更何况他们中的大部份人是按照党组织指示先伪装反共潜伏在反共战俘营区。来到中立区后又奉命表演“逃离虎口投向祖国怀抱”等闹剧。尤学和、黄立超等人参与了各种“惨案”的编造过程。王旭等人则涉及策动营区暴乱的计划等。他们是李克农特务体系一连串不光彩活动的见证人。这无疑增加了他们被灭口的必要性。
    
    　　有位在大陆被共产党关押二十多年的右派份子，于1983年刑满释放。之后辗转到了台湾。他到台湾后以“立山”笔名在《联合报》上发表过多篇文章，回忆他在大陆监狱和劳改营里的一些情况。其中有一篇叙述了他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在北京市宣武门外新生路十五号，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待决犯看守所里所见到的情形：
    
    　　“靠南当时关押了八百多名抗美援朝志愿军，他们是被联合国军俘虏后，在板门店换俘时本来想去台湾，经中共政工人员晓以既往不咎的“大义”，发生动摇，改变初衷回来的。但一过鸭绿江就关起来，凡是手臂上纹有“反共抗俄”的分成一堆，中共党团员分成一堆，干部按排连营团分别集中，然后分开关押在抚顺、北京二地交代问题。”
    
    　　“八月十五日天未亮，偶然发现广场停满了苏式嘎斯大卡车，车上站满了武装士兵，被五花大绑的志愿军被拉上卡车插上罪幡，拴紧脖子，车子悄悄开出广场。有人数了一下共二百辆囚车，二十辆载武装士兵的卡车，广场四周布满岗哨，有人说三个月前也处决过一批共六百多人，我在1号时关有二千多人，全部处决后我曾见有人替他们收拾留下来的政治学习资料和衣物。”
    
    　　“本来是六点起床，改在七点半才拉铃，干部问我们早上看见什么情况没有？大家都说睡得好香呀，什么也没看见。”
    
    　　这位“立山”的说法仍待进一步资料的核实。但他提供的情况显然值得高度重视。
    
    　　一千多名志愿军战俘归国后下落不明，这不是一件小事情。知情者绝不止三、五个人。我相信某些地方某些人一定保留着一些重要的证据。此事将来一定会真相大白。希望国内外有识之士共同关注这件事，一起努力把它查个水落石出。
    
    附录：部份参考资料
    
    　　《一笔血淋淋的的权债— 朝鲜战争战俘遣返解释代表的日记》 贺明 1990年9月
    
    　　《一万四千个证人》 [台] 江海东编 1955年8月
    
    　　《考验：志愿军战俘美军集中营亲历记》张泽石等 1998年9月
    
    　　《韩战忆往 浴血余生话人权》[美] 高文俊 着 2000年7月
    
    　　《死亡录》立山 载 1992年11月21日台湾《联合报》
    
    　　《忠诚：志愿军战俘归来人员的坎坷经历》贺明 1998年10月
    
    　　《志愿军战俘纪事》靳大鹰 1998年
    
    　　《战俘手记》张泽石 1994年
    
    　　《中共情报首脑李克农》方可，单木 1996年10月
    
    　　《张子龙被美方特务谋杀的经过》1953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
    
    　　《Heroes behind Barbed Wire》[美] Kenneth K. Hansen 1957年
    
    　　《Mass Behavior In Battle And Captivity The Communist Soldier In The Korean War》 [美] William C . Bradbury， 1968年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