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俄羅斯對中國的看法和90年代後蘇聯時期的俄國對華政策

　　20世紀90年代，同時在中國和俄羅斯發生的一系列根本性的變化重塑了中國在俄國人心目中的形像，從而影響了俄羅斯官方對中國的態度。不僅如此，由於在新俄羅斯聯邦政治中公眾參與程度的提高，公眾和精英們的看法對俄羅斯官方政策（包括對華政策）的衝擊要比蘇聯時期大得多，尤其表現在各種政治團體和有實力的集團對決策過程的影響上。

　　蘇聯垮台伊始，俄羅斯外交政策的重點是發展與西方的關係，以便進入“歐洲共同家園”，對於與近鄰發展關係興趣不大。俄羅斯外交部的正式代表並沒有說俄羅斯與東方的關係不重要，而是強調俄羅斯要優先加強與西方世界的聯繫，希望由此使俄國成為西方社會的好公民。早在1991年8月，在莫斯科舉行的慶祝挫敗政變的集會上，俄羅斯外長安德烈．科濟列夫就宣布了俄羅斯新的官方立場：民主的俄羅斯、美國及其他西方民主國家是天然的盟友，這就如同它們與極權主義的蘇聯是天然的敵人一樣。[1]俄外長解釋說，基於這一政治理念，俄羅斯現實的外交政策就是與“文明世界，包括北約、聯合國及其他國際機構，建立友好的、最終是同盟式的關係”。[2]

　　其他的俄羅斯領導人（包括代總理伊戈爾．蓋達爾）認為，中國是個危險而無用的鄰國，在談及這一點時他們毫不隱晦自己的態度。俄羅斯新政府對中國的了解是不充份的，俄羅斯的部長們傾向於低估中國的發展水平。例如，對外經濟關係委員會主席彼得．阿文在1992年訪華期間，竟然想把質量低劣的、在本國都沒有市場的俄羅斯家用電器產品推銷給中國。[3]

　　不過，俄羅斯政府很快就不得不改變態度。1994年1月27日，科濟列夫外長在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的演講中說：“我們認識到，只有與外部世界合作而不是對抗才能促進俄羅斯的利益。為此，我們在許多方面尋求與所有的亞洲國家重新發展關係，這就涉及到我們偉大的東方鄰國中國，在經歷了從充滿坎坷的意識形態友誼，到不合道理的、不留餘地的敵對狀態的痛苦挫折之後，俄羅斯和中國這兩大文明的‘大陸’，才堅定地邁上了通往睦鄰和合作的道路。在闡述俄羅斯外交政策時，我們認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睦鄰關係具有戰略意義”。[4]

　　俄羅斯外交政策的重新定位是迫於各種集團和政治勢力的壓力所致，他們從一種非常不同的視角看待對華關係以及俄羅斯整體的對外政策，完全不同意科濟列夫一邊倒的西方主義。其中，俄羅斯的軍工聯合體集團認為，中國是個重要的商業夥伴。蘇聯解體後，伊戈爾．蓋達爾領導的第一屆俄羅斯政府的經濟政策對俄國的軍工生產造成沉重打擊，於是軍工集團的領導人猛烈抨擊政府的無能。為了削減軍事預算，政府拒絕履行軍備生產合同，以致於數十萬軍工企業的工人領不到工資，出口因而成為軍工部門唯一可靠的資金來源，中國則成了俄羅斯武器最熱心的購買者。根據專家的估計，到1992年，中國已成為俄羅斯軍工部門在“傳統市場”之外努力發掘的主要目標之一。[5]俄羅斯的領導層開始認識到，中國在彌補俄軍事預算不足及解決某些社會問題方面可以起到重要作用，於是更加注意傾聽強烈主張與中國保持密切關係的軍工部門領導人的意見。這很容易理解。據俄羅斯一家主要的軍火出口公司“羅斯伏茹山涅”（Rosvooruzhenie）的前總裁A．科特金稱，在90年代，來自軍火出口的款項提供了俄羅斯軍工生產50%以上的資金來源，最大的買主就是中國。[6]

　　軍工聯合體地位的上升表現為，自蓋達爾內閣下台以來的歷屆俄羅斯政府里都有他們的代表。軍工聯合體對政府制定對華政策的廣泛影響力還體現在，它的一位長期鼓吹中國式改革的顯赫人物──阿卡迪．沃爾斯基被任命為俄羅斯“俄中21世紀和平友好與發展委員會”主席。該委員會作為一個非政府機構，創立於江澤民主席與葉利欽總統1997年4月會晤之際，其任務是“積極動員兩國的社會各階層和企業界，以加強俄中關係”。[7]

　　作為一個強大的院外集團，據報導，俄羅斯的軍火生產商和出口商們在發展對華關係方面還有着自己的計劃，他們把握着一條簡單的原則，用一位專家的話說就是，“什麼都可以賣，無論交易對象是誰”。[8]名義上，俄羅斯有一套軍火出口管制制度，俄羅斯外交部也聲稱，“與中國開展軍事和技術合作是建立在俄羅斯完全遵守國際義務和其自身安全利益的基礎之上的”。[9]在2000年的一次談話中，外交部長伊戈爾．伊萬諾夫再次強調說，俄羅斯完全是在國際協定的框架內向中國出售防禦性武器。[10]然而，實際上──至少有一位專家認為──俄羅斯的外交部和情報機構“並未能精確地確定哪些武器出口了，哪些沒有，特別是在1992年，通常認為在那一年，出口管制實際上是不存在的”。[11]

　　要求與中國發展更緊密的關係、並對政府領導層產生影響的另一個政治集團是國家杜馬（即議會──譯者注），特別是在1995年大選以後，俄羅斯共產黨的影響一度非常之大，杜馬外交關係委員會也十分“親中”。雖然杜馬並不直接介入外交政策的制定，但它能通過各種渠道對之施加影響。這些渠道包括，杜馬主席蓋納季．謝列茲涅夫（時為俄共領導層成員）與總統的會晤；組織聽證會，邀請行政機關的代表出席作證（與中國有關的聽證會就至少舉行了2次）；外交關係委員會表決通過對駐外使節的任命等等。甚至主要的反對黨如俄共領導人蓋納季．久加諾夫的微詞都會促使外交部順勢而為，採取主動。

　　學術界的影響同樣不能低估，儘管這一影響最主要地是通過出版物和大眾媒體討論等方式創造出的特定的輿論氣氛而間接實現的。直接的影響也在不時地發生。一些學者在被選為議員或被任命為行政部門的高級官員後成為政治家，如長期倡導中國式改革、曾於1993年至1995年任杜馬“軍事與安全委員會”副主席的奧列格．博格莫洛夫院士，目前擔任杜馬“軍事與安全委員會”副主席的阿列克謝．阿爾巴托夫，曾任俄羅斯政府對外經濟關係部門負責人及聯邦委員會下屬的智囊團──“議會中心”副主任的中國經濟問題專家謝爾蓋．茨普拉科夫。總統府不時地組織成立各種各樣的由學術界參加的諮詢小組和委員會，研究機構也不斷向總統府遞交報告和分析，政府和議會委員會則邀請政府各部代表參加“圓桌討論”和“形勢分析”。一些研究機構直接隸屬於某些政黨或與之存在着間接的聯繫。例如，俄國科學院遠東所的骨幹會為俄共提供諮詢；“精神遺產基金會”及其研究中心──RAU公司在2000年以前與俄共和“人民愛國聯盟”有直接的聯繫，基金會領導人阿力克謝．波德別列茲金被公認是俄共領導人蓋納季．久加諾夫的演講撰稿人；“亞博盧”集團的領導人則掌握着兩個研究中心；“俄羅斯選擇”的領導人伊戈爾．蓋達爾也同樣掌握着一個研究中心。

　　一些邊疆地區、尤其是濱海邊疆區和哈巴羅夫斯克（伯力──譯者注）區的領導人，則組成了遊說反對俄中邊境貿易的重要的壓力集團。儘管他們並不完全反對貿易，但強烈主張嚴格控制邊界，對中國移民採取嚴厲措施。除了經由“聯邦議會”[12]之外，他們還廣泛地通過與中央政府官員個人之間的會晤以及媒體造勢來施加影響。正是由於他們的影響，中俄兩國互免簽證的入境制度被廢除。雖然他們未能削弱“俄中邊界條約”，但還是設法把全國的注意力引向了邊界劃界問題。而且，在葉利欽時期地方當局的權力如此之大，以致於他們能採取單方面措施改變邊境制度。一個很說明問題的例子就是，哈巴羅夫斯克州州長維克多．伊沙耶夫授權中國船隻沿屬於哈巴羅夫斯克區域的阿穆爾河（即黑龍江──譯者注）航行，而這不在雙邊條約的範圍之內。濱海區和哈巴羅夫斯克區還特別制定了地方規章，吸引中國的旅遊者和訪問者。總體來說，他們的影響及其強烈的反移民宣傳惡化了與中國發展合作的氣氛，加上莫斯科行為上的前後不一和起伏不定，邊界問題因而被攪得混亂不堪。

　　因此，在20世紀90年代，邊疆區當局經常公開地挑戰莫斯科的對華政策，並根據自己區域的特定情況另搞一套。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特別是在加盟共和國行政首腦實行選舉、以及地方領導人進入“聯邦議會”之後，莫斯科對地方事務的控制力相當有限。有關莫斯科影響力有限的最突出的一個例子是，儘管濱海邊疆區長官納茲德拉坦科公開反對莫斯科在許多問題上的立場（包括與中國的邊界條約），他的老對手、俄羅斯第一副總理阿納托利．丘拜斯卻根本無法將之撤換。直到2001年2月，納茲德拉坦科被指控對濱海邊疆區發生的一場災難性的能源危機負有責任時，普京總統才成功地迫使他辭職。

　　莫斯科的官員們也時不時地受到“黃禍論”的影響。1995年，建設部長E．巴辛在一家官方報紙上談及俄羅斯遠東地區的天然寶藏時寫到：“這片土地開發以後，遠東地區將極其富有。中國人和韓國人非常快地認識到這一點，並且已經實實在在地占有了我們的遠東。看起來他們很快就要宣布它為一個主權的細眼睛人的共和國了。”[13]不過，這種情緒在聯邦政府這一級還是很少見的。除了國家杜馬里某些激進的民族主義議員外，在遠東地區領導人影響力最強的“聯邦議會”里，這種反華情緒最為普遍。例如，前“聯邦議會”副主席瓦西里．利加喬夫（同時擔任韃靼共和國議會主席）就完全贊同弗拉基米爾．米阿斯尼科夫的“中國擴張”論。利加喬夫象激進的民族主義者那樣認為，俄羅斯的客觀利益在於把中國的擴張南引，去針對台灣、新加坡和整個東南亞，並在保持美中以及日中長期對峙的同時，由俄羅斯充當“好鄰居”或者“參賽的第三方”。在他看來，將中國的活動南引是可能的，只要俄羅斯在北方的“高壩”足夠堅固。[14]俄羅斯前國防部長伊戈爾．拉季奧諾夫曾經把中國列為“俄羅斯主要的潛在敵人”。[15] 2000年6月，國家杜馬的“聯邦事務與地方政策委員會”散發了有關阿穆爾州形勢的情況通報，其中提到所謂的中國人在俄羅斯聯邦領土、包括阿穆爾州和遠東地區的“強行擴張”。[16]這些有關中國的觀點表明，“中國威脅”的思潮在莫斯科的學術界和政府中都有支持者。儘管存在形形色色的類似觀點，但並不代表俄羅斯官方的主流立場和政策，即便是在“聯邦議會”和國家杜馬，上述觀點也受到對中國市場深感興趣的軍事工業和重工業企業的代表們的抵制。

　　所有這些影響相互作用的結果是，俄羅斯總統和外交部的官員們開始在官方文件和聲明中更多地注意亞太地區和中國。1993年亞太地區被排列在俄羅斯官方對外關係優先目標中的第6位（在與獨聯體關係、軍備控制、國際安全、經濟改革、與美歐關係之後）[17]；到了1996年，外長葉夫根尼．普里馬科夫將之提升到了獨聯體關係和東歐關係之後的第3位。[18]

　　大約從90年代中期以來，俄羅斯在與中國以及整個亞洲關係上的官方立場非常近乎於在各權力中心之間“平衡”並保持“等距離”。在1995年7月克里姆林宮的一次會議上，葉利欽總統明確闡述了俄羅斯對華關係的基本立場。他說：“對於我們來說，中國是個非常重要的國家，這是個與我們有着世界上最長的邊界、而且我們註定要永遠與之並肩工作和生活的鄰國。俄羅斯的未來取決於和中國合作的成功與否。從全球政治的角度看，與中國的關係也是極端重要的。我們可以借重中國來和西方打交道，那樣，西方就會對俄國更尊重點。”[19]

　　俄羅斯在與中國以及整個亞洲關係上的官方立場，反映在外交部官員所明確發表的關於在權力中心之間加以“平衡”並保持“等距離”的聲明和評論中。負責亞洲政策的前副外長哥里高利．卡拉辛在多篇文章及多次談話中堅持認為，俄羅斯的雙頭鷹應當同時面向西方和東方。[20]卡拉辛的下屬──外交部亞洲一司司長葉夫根尼．阿法納西耶夫和該司的中國處處長哥里高利．羅格維諾夫在一篇全面分析俄中關係的文章中指出：“俄羅斯必須與西方和東方保持長期友好的夥伴關係，對任何一方均適用單一標準，即誠摯、開放、平等互利。俄羅斯外交政策中的東西方兩個分支不能相互拖後腿，相反，它們必須根據我國獨特的地緣政治位置統一起來”。[21]

　　卡拉辛認為，與中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是基於俄羅斯客觀的國家利益以及國際形勢發展的需要。[22]他強調，俄羅斯和中國是“兩個重要的大國和新生的多極世界的極”。[23]俄羅斯當局相信，中國正在穩步成為一個國際權力中心，一個穩定繁榮的中國不僅是一個有用的經濟夥伴，也符合俄羅斯的安全利益。[24]這些外交官們並不同意那種一個強大的中國未來會對俄羅斯構成威脅的理論，他們甚至引用了中國的一句名言：“溫飽之餘不思征戰”。[25]俄國駐華大使伊戈爾．洛加切夫（中文名字是羅高壽──譯者注）也認為，除了密切與中國的關係之外別無選擇，因為“與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建立關係的唯一途徑，就是尋求發現共同的利益和合作領域；一切其他辦法都會起反作用”。[26]因此，在發展對華關係時，莫斯科應立足於解決戰略及經濟問題，在此基礎上努力擴大貿易與經濟合作、結束邊界談判、加強在國際問題上的協調、以及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中的合作。

　　莫斯科正式採用的多極世界的概念顯然是針對不斷上升的美國的力量，中國接受多極化概念也是出於類似的利益考慮。這體現在江澤民主席和鮑里斯．葉利欽總統1997年簽署的“俄中關於多極世界以及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宣言”上。雖然宣言並無約束力，但它作為兩國致力發展合作關係的目標的宣示則是重要的。羅高壽認為，從俄國的觀點來看，多極化的含義是指排除了一個或幾個大國支配世界的可能性。[27]卡拉辛認為，聯合宣言中所表明的對多極化的支持，“在國際社會仍在與帶有冷戰時代特徵的、試圖建立獨一無二的領導地位的舊的思維模式和把國際關係的發展引向單極化方向的企圖進行鬥爭的時候，顯得尤為緊迫”。[28]很顯然，用這種以及其他相似的外交語言所指代的就是美國，因為世界上沒有任何其他國家有能力建立獨一無二的領導地位。羅高壽在另一次針對美國的評論中指出，“我們反對把國家劃分成‘民主的’和‘極權的’，‘領導者’和‘追隨者’，因為這類的定義就會賦予一些國家無視國際社會，‘裁判’和‘懲罰’其他國家的權力”。[29]

　　不過，當前的俄中協定遠非俄共所想象的那種反美集團，俄國方面對與美國發展穩定的合作很有興趣，曾一再表明，“發展俄中夥伴關係不是針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的利益，也不表明將建立任何形式的集團或聯盟”。[30]俄中雙方均對與世界其他地區、包括西方和美國的合作充滿興趣。在俄中1998年11月莫斯科首腦會晤期間簽署的聯合公報中，雙方再次強調“發展俄中戰略協作不是結盟，不針對任何第三國”[31]。類似的評論也見諸於2001年7月簽訂的“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的前前後後。2001年的俄中條約，正如雙方所強調的，不構成同盟關係，任何一方都沒有如1950年莫斯科與中共簽訂的“蘇中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或1945年克里姆林宮與蔣介石政府簽訂的“蘇中友好同盟條約”那樣的義務去保衛另一方。這次看起來莫斯科與北京都在努力避免以往的錯誤以及1945年和1950年條約所規定的過多的義務，而那兩個條約其實並未實際上奏效。

　　在分析葉利欽時期俄羅斯官方對華關係的立場時，應當牢記當時俄羅斯政治制度的一個重要特徵。上述立場是俄羅斯外交部的正式立場，通常得到了葉利欽總統的贊同。不過，在協調俄羅斯的外交政策時，如同在多數其他領域，外交部的對華政策經常不被遵守，且不說獨立的部門和私營機構會如此，其他政府部門甚至也公開對之不予理睬。甚至在戰略領域，俄羅斯官員們的發言也經常相互矛盾，有時葉利欽總統個人的言論也可以被理解為贊成與中國結成戰略聯盟。國防部長巴維爾．格拉喬夫和伊格爾．拉季奧諾夫均以發表“不合常規”的講話而着稱。在1995年春天訪華期間，格拉喬夫事先未與外交部協商（看得出外交上頂多是個半瓶子醋），就建議在東北亞建立包括俄羅斯、中國、美國、日本和南北韓在內的集體安全體系。沒有加入任何多邊聯盟的北京很有禮貌地拒絕了這一建議。[32]格拉喬夫同年卻又自相矛盾地警告說，“中國人正在試圖和平征服俄羅斯的遠東”。[33]

　　格拉喬夫的繼任者拉季奧諾夫長時期令北京大惑不解，他多次把中國列為“俄羅斯主要的潛在敵人”；在宣布和被中國視作對自身安全威脅的美國和日本在遠東的軍事合作計劃的同時，卻又主張與中國建立“長期的戰略夥伴關係”。[34]在實踐中，相關的機構和官員個人常常將其利益凌駕於官方的外交政策路線之上。

　　通過理順聯邦政府內部關係以及中央和地方關係，結束葉利欽時期行政管理的混亂局面，是普京總統的主要目標之一。普京上台後，立即着手推進行政改革，他的第一個重要行動是敦促議會通過法律，改變了聯邦關係的基礎，大大削弱了地方當局的權力。這些法律賦予總統解除地方領導人的職務以及解散違反聯邦法律的地方議會的權威。新法律還改變了“聯邦議會”的構成，“聯邦議會”從此不再由地方領導人、而是由地方議會批準的地方行政部門和議會的代表組成，聯邦委員會還賦予地方領導人解散當地議會的權力。此外，普京把俄羅斯劃分為7個大行政區，並任命了全權代表。這些變化給內外政策帶來了更大的連貫性，很少再有地方行政長官敢於公開質疑官方的外交政策路線，包括對華政策。雖然還存有某些分歧，多數地方行政長官把普京看作是俄羅斯國家利益（以及地方利益）更有效的捍衛者，因而沒有理由再去挑戰俄羅斯的官方政策。所有這些變化對於俄羅斯處理對華關係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與此同時，經濟上落後於鄰國的俄羅斯的遠東地區所面臨的問題得到了莫斯科領導層的理解。2000年6月，在遠東城市布拉戈維申斯克（海蘭泡──譯者注）舉行的關於遠東區和跨貝加爾區發展的會議上，普京總統承認，莫斯科以往加快地區發展的努力都失敗了，他呼籲要考慮俄羅斯的長期利益，從一個全球視野來看待這一地區。他強調說，由於俄羅斯遠東地區是俄羅斯不可分割的組成部份，但其糟糕的經濟形勢和人口狀況使其問題叢生。不過，不同於一些民族主義的評論者，克里姆林宮似乎相信俄國遠東區面臨的危險是個內部發展問題，而非中國的陰謀，儘管它也認為某些鄰國會利用俄羅斯的弱點。在布拉戈維申斯克的講話中，普京警告說：“我不想使局勢戲劇化，但是如果我們不做出切實的努力，甚至土生土長的俄羅斯人將很快講日語、漢語和朝鮮語了”。[35]

　　普京自上台以來繼續推行提升與亞洲關係的路線。在2000年11月的一篇題為“俄羅斯：新東方展望”的文章中，普京聲稱：“我們從未忘記俄羅斯領土的主要部份是在亞洲”。不過他承認，以往俄羅斯沒能充份利用這一優勢，他呼籲與亞太地區的國家加強政治經濟合作。[36]到20世紀末，俄羅斯在與中國以及整個亞洲關係上的官方立場非常近乎於在權力中心之間加以“平衡”並保持“等距離”，與俄羅斯共享世界上最長邊界的中國被莫斯科看作是最重要的亞洲夥伴。普京總統在2000年7月訪華期間接受《人民日報》、新華社和俄羅斯電視台採訪時指出，俄羅斯應當“倚重兩翼：歐洲和亞洲”。他解釋說：“我們知道，俄羅斯既是歐洲國家，也是亞洲國家。我們欣賞歐洲的務實和亞洲的智慧，因此，俄羅斯的政策應當保持平衡。在這一意義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無疑應當成為我們主要的優先目標之一。”[37]在2001年1月與俄國外交部官員的一次會見中，普京總統再次強調亞洲政策的重要性，把它比作俄羅斯與西方的關係，並再一次提出要建立恰當的平衡。他說：“我需要立即告訴你們，算計在哪兒──歐洲還是亞洲的優先性更多是不正確的，現實是俄羅斯因其地緣政治位置，它的國家利益無處不在，這是我們應當始終貫徹的路線。”[38]

　　二、俄中接近背後的動機

　　1996年4月，在葉利欽訪華期間，雙方表達了發展“面向21世紀的戰略夥伴關係”的願望。正如這位俄羅斯前總統所解釋的，建立夥伴關係的目的是為了促進新生的多極世界結構，反對單一力量在“俄羅斯和中國之間絕對沒有爭議性問題的時候”建立霸權的企圖。[39]從那時起，戰略夥伴關係成為雙方共同認可的官方政策。2000年7月，在杜尚別召開的“上海論壇”的一次會議上，普京總統說，“中國對於我們來說，在一切活動的領域都實實在在是一個戰略夥伴”。[40]同年，伊萬諾夫外長認識到在與中國的經濟合作方面存在着一些問題，但他說，“在戰略意義上，我們沒有問題，而且也想象不出在最近的將來會出現這樣的問題”，“俄中關係正處在上升期”。[41] 2001年4月，普京總統在會見中國外長唐家璇時指出：“事實上，我們沒有任何引起兩國關係不愉快的問題。相反，兩國關係正在充滿活力地、積極地向前發展”。[42]這一趨勢體現在2001年的俄中條約上，該條約第1款指出，兩國發展睦鄰友好合作、相互信任的夥伴關係、以及戰略合作。[43]

　　克服通向“多極世界”的障礙是1997年3月第4次俄中首腦會晤期間簽署的“莫斯科宣言”所包涵的內容，它體現了兩國對他們均支持的“多極化”世界秩序的共同看法。這是基於對美國勢力不斷上升的嚴重關切，因為美國試圖藉此來削弱二戰後形成的國際秩序。俄中兩國對美國建立“單極化”、推行霸權政策（如中國所言）、削弱聯合國及“安理會”的作用，因而使美國主導的同盟體系之外的國家（如俄羅斯和中國）靠邊站、並在決定重大國際問題方面把它們邊緣化的企圖，感到憂心忡忡。[44]

　　很顯然，儘管俄中關係在歷經多年的坎坷後必然趨向正常，但當前的俄中接近在很大程度上還是由於兩國對國際形勢的不安所致。俄國外長伊萬諾夫表示：“俄中在下列關鍵領域的合作尤其重要，如提高聯合國的權威和作用，捍衛國際法在世界事務中的至尊地位，保持戰略穩定（首要的是維持“反彈道導彈條約”、以及建立一個人人享有平等權利的新的公平的世界經濟秩序）”。[45]伊萬諾夫指出，在雙方所共同關注的目標中尤重這樣一種趨勢，即試圖削弱現存的國際法體系，排斥俄羅斯和北京的參與，在聯合國之外另建國際決策中心。“北約”未經“安理會”批准對南斯拉夫的轟炸，對俄羅斯和中國來說，是這種趨勢最危險的反映。穆斯林恐怖主義和分離主義不僅僅是俄中，也是“上海論壇”所有成員國共同關注的問題，這些成員國在杜尚別的會議上決定在比什凱克建立國際反恐怖主義中心。2000年7月普京總統訪華期間針對這些問題強調指出：“俄羅斯在國際政治領域的主要任務是維持力量平衡和在國際舞台上的利益。我們知道，今天我們不時地遇到新的威脅，以及在我們看來，非常危險的概念，如基於人道主義考慮的對別國內政的干涉。我們遭遇到如國際恐怖主義這樣的威脅以及諸如宗教極端主義和分離主義那樣的問題……，在這一意義上，中國是俄羅斯克服這些問題、避免產生可能的不利後果的最重要的夥伴之一。”[46]

　　普京總統和江澤民主席在2000年7月的北京會談中再次肯定了致力於建立多極世界的願望。[47]俄中接近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冷戰後雙方所一致認為的、與美國的政策相聯繫的不利的重大趨勢的激發，這些趨勢包括削弱聯合國的作用和讓“安理會”靠邊站的企圖、“北約”的東擴政策及其行使安理會的某些職能、以人道主義理由干涉主權國家的內部衝突、華盛頓廢除與莫斯科1972年訂立的“反彈道導彈條約”、以及美國不願意加入一系列重要的國際條約等。

　　關於冷戰後的世界秩序，人們通常談及兩個不同的看法，莫斯科和北京就代表其中的一個看法。代表第一種看法的美國在走出冷戰後更加強大，它視自己為冷戰的勝利者，期望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領導者。它感到冷戰期間基於主權國家平等原則發展起來的當代國際法對其構成了制約。被削弱了的俄羅斯和崛起中的中國（以及其他一些大國，如印度和伊朗，這些國家尚無力單獨頂住美國的壓力）代表着第二種看法，儘管這些國家之間存在着分歧，它們會傾向於協調行動，捍衛使它們受益的由主權國家所組成的世界，因為這樣的世界在總體上限制了美國和西方的支配地位。2001年的俄中條約強調要堅決維護聯合國的作用，支持“奠定國際穩定基礎的基本協定”（最主要的是指“反彈道導彈條約”）。拒絕對主權國家內政進行干涉的企圖，實際上是在最大限度地維護形成於“二戰”後的當前的國際法體系。“多極化”的概念有着同樣的涵義，代表着一種有關冷戰後的世界不由任何一個大國支配、權力和影響由幾個大國分享的看法。由此，俄羅斯和中國可以憑有限的資源躋身於有影響的“多極化”國家的集團，並保持着重要的國際影響。

　　雖然俄羅斯和中國的領導人不斷在討論兩國之間潛力無窮的經濟合作，目前看起來它僅僅為兩國的接近提供了次要的推動力。儘管兩國的貿易額已達到創記錄的100億美元，但仍遠遠落後於中國與美國及其他主要貿易夥伴的貿易水平。就俄國而言，中國是其重要和主要的武器和原材料的購買者；不過，在談到工業品和技術時，俄羅斯的官員經常抱怨說，儘管中國官方一再提出保證，中國實際上並未給俄羅斯廠商與西方競爭者相同的條件，即便俄羅斯公司在競標中勝出，中國的企業往往也拒絕與之簽訂合同。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中國人很關注對俄羅斯的貿易逆差，因為俄國對中國的出口遠遠超過進口，中國最感興趣的是把更多的產品賣給俄國，並與俄羅斯的遠東地區開展合作性項目，以促進中國東北省份的發展。

　　從俄國人的觀點來看，俄羅斯和中國可能會進一步密切關係。把中國視作威脅的勢力，無論是俄羅斯政治光譜中激進的民族主義者、還是激進的西化派，上台執政的可能性都很小，他們的影響也難以大幅度上升，除非俄羅斯發生非同尋常的政治大變動。克里姆林宮的權力可能由贊成在東西方之間保持平衡政策的人來把持。但建立更緊密的俄中聯盟的政策會給俄中各自與西方的關係造成太多的問題，俄中均急需西方的合作來推進經濟改革，所以，中國方面肯定會對與俄國建立緊密聯盟的政策建議持高度保留的態度，所以這類政策是無法實現的。

　　俄中接近的限度在2001年的“911事件”之後可以看得很清楚，普京總統利用這一事件加快了俄羅斯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向西方的靠攏。俄羅斯積極參加反恐怖主義聯盟、尤其是反塔利班戰爭的行動，引發了一些評論，這些評論認為俄羅斯將被北約和歐洲組織接納為平等夥伴。北京對它所目睹的俄羅斯重新出現的“一邊倒”的西化主義表示了某種擔憂。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情況越來越清楚，地緣政治現實依然在起作用，在經濟和政治上，中國無論對於俄羅斯自身的發展，抑或作為俄對其他權力中心的一種選擇和平衡的籌碼，都是十分重要的。

　　三、俄羅斯的中國觀與俄羅斯政治文化

　　一項關於幾個世紀以來俄羅斯的中國觀演變的研究，為分析俄羅斯政治信念變化的特點和方式提供了紮實的材料，從而可能從俄羅斯政治文化的角度得出某些結論。當代中國在俄羅斯的形像相當複雜，它由不同層次的各種信念組成。在某一層次上，中國在俄羅斯的整體形像可以被定義為全體俄羅斯人對中國的最普遍的態度；然後，人們可以談及多個有關中國的亞形像，意思是不同的地區和人群對中國所持有的印象。雖然這種形像會受到其他文化的影響而不斷地發生變化，但一般而言，另一個國家在本國的形像與其他的信念相比通常更為穩定，因為對它產生影響的主要外部因素（如地理位置、國土相對大小、國力和人口）會長時期保持不變或大致不變，與個人或人群的主要生活狀況相比很少會出現劇烈變化。

　　在俄中3個半世紀的關係中，勢力均衡只發生了兩次急劇的變化。從17世紀下半葉至19世紀中葉，兩國都很強盛，但俄國離遠東過於遙遠，它所感興趣的是保持東部邊界的現狀，這樣俄國的力量就不會從西翼分散出去。因此，兩國都願意遵守《涅爾琴斯克條約》（即《尼布楚條約》──譯者注），根據這一條約，俄國失去了部份領土（編者註：中國對此的解釋不同）。在19世紀下半葉，俄國的崛起和中國的衰落使形勢發生了改變，俄國可以從實力地位出發與它的鄰居打交道了，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末，其間，在俄國爆發內戰、兩國當時均陷入混亂之際，出現過短暫的中斷。甚至當中國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完成統一、國力變得相對強大的時候，仍不得不把蘇聯看作“老大哥”。直至20世紀60年代末，北京才感到足以有力量對這種狀況發起挑戰。在80年代和90年代，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增強了政治團結，而蘇聯卻發展停滯、繼而垮台。到20世紀末，中國在歷史上首次在經濟實力、或許在整體的世界影響上壓倒了俄國。

　　很自然，地緣政治形勢的變化令中國在俄羅斯的形像也隨之發生變化，但這些變化不是自動完成的。信念的演化總是包含着很強的連續性因素，新的信念不會無端產生，而是根植於業已存在的肥沃的文化土壤中，因而只有當舊的信念發生改變時，變化才是可能的。關於信念的發展有一個範例，那就是俄國古代的歷史記載。歷史學家在着述歷史時，不僅收錄每一位前輩的編撰，而且增加新的記載和解釋，同時也根據自己掌握的材料和對事件的理解改寫前輩的部份歷史着述。新的信念體系和政治文化以類似的方式包容舊的，因而過去的事物蘊藏於新事物之中。這並不意味着新體系與舊體系沒有差別。首先，新體系包含了以前無法解釋的新的事件和現象，儘管人們依據舊的信念體系解釋這種新情況，但仍然是在舊體系的基礎上增添新的因素；其次，舊信念在新體系的框架內被重新解釋，同時，一部份舊信念因後人認為不再重要而被拋棄，另一部份舊信念則得到了補充。與書面記載歷史不同的是，單個信念體系發生的變化以及隨後在文化上產生的變化是不斷進行的，它們對於某個特定時期的“編撰”只能作為一個分析的模型來加以重構。

　　在對信念的重新解釋方面有3大類型：鏡象式否定（採用與舊信念相對立的新信念）、重返更舊的信念以及從外部借用新信念（比如外國文化）。通常，這3種類型反映出主觀的感知，而現實中所發生的卻並不是單純的否定、重返或借用，而是新的因素和既有文化相互作用，繼而產生出更新的、混合的文化體系。信念體系總是不斷演化，這種演化會在激烈的社會變革到來的前夜和變革期間加速發展至突破點。

　　中國在俄羅斯的形像演變歷程提供了關於信念演化的生動事例，在當代中國和歷史中國的形像中的某些因素之間存在着很強的連續性。例如，從17世紀開始，俄國社會存在着一種信念：俄國與中國的關係（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和其他大國的關係）應當，而且事實上，是“特別”友好的。這一信念在某些時期內占據着主導地位，在其他時期，儘管這一信念僅僅是諸多相互衝突的信念中的一種，但它從未消失過。建立俄中“特殊關係”的倡導者們經常想到有着同樣想法的前輩們。19世紀，這些前輩們求助於以往時期的文件和條約；如今，俄中“特殊關係”的倡導者們則引述19世紀的着名漢學家、如德米特里．門捷列也夫和列夫．托爾斯泰等人的觀點，而共產主義的同情者們自然會從蘇聯時期把世界劃分為代表社會主義進步事業（以莫斯科為中心的）和資本主義腐朽沒落的兩大對立陣營的官方理論中得出結論。

　　把中國看作是對俄羅斯遠東的威脅的反華派思想也有連續性。認為中國是個有敵意的、野蠻落後的國家（與文明的西方相比）、只懂得蠻橫武力的看法，直到19世紀下半葉才流行於俄國，後來在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兩國對抗時期，這種看法在蘇聯變得十分普遍。蘇聯解體後，反華派的觀點再度復活，蘇聯時期充滿警覺的作家們曾活躍地引用他們的19世紀前輩們的思想。如今，反對中國人“人口擴張”的俄羅斯人則經常引用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黃禍”論、甚至蘇聯時期持不同政見作家的觀點，後者曾預言未來俄國會和中國有一場戰爭。

　　與此同時，連續性沒有採取機械借用的形式，因而，俄國人對於中國的印象並未保持不變。很清楚，在17世紀末至18世紀、19世紀下半葉、蘇聯時期以及蘇聯之後的俄羅斯，支持與中國發展和平關係的俄國人均受到不同動機的驅動。他們沒有繼承他們的前輩的完整思路，而是利用了前輩中最着名人物的權威來證明自己的觀點，這種觀點所基於的世界觀卻常常極不相同。例如，從17至18世紀和19世紀初，告誡不要與中國發生對抗的俄國人爭辯說，俄國尚未強大到足以與中國發生衝突，而且俄國在遠東沒有多少利益。他們是“歐洲取向者”，認為俄國在遠東的軍事冒險將把俄國的注意力從西部邊界分散出去。19世紀下半葉，俄國在遠東的力量超過了中國，與中國（也時常包括整個東方）建立“特殊關係”的倡導者們，則時常想利用俄中聯盟來抗衡在這一地區的其他列強（特別是日本和英國）。在這點上，“分散”論演化為這樣一種信念，即俄國儘管強大，但還不足以消化從中國攫取的大片領土。在蘇聯時期，中國在共產主義世界觀的兩極框架內被視為社會主義世界的一部份，雖然是個“小弟弟”，但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社會主義國家，是在世界範圍內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的一個有價值的盟友。今天，一些俄中友好的支持者們仍然相信，俄羅斯太弱，經不起衝突；其他人則把中國看作是重要的力量和俄羅斯反對西方的影響和政策的盟友。19世紀末，“黃禍”主要被理解為人口的滲入、或者是作為一個倫理問題（存在着俄國人和歐洲人自我轉變為不高尚的“中國人”的危險），對軍事上“黃種人入侵”的恐懼則是由那些對實際政策沒有多少影響、但富有想象力的哲學家和詩人傳播開的。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這些恐懼再度出現，但已變成非常實際的問題，真槍實彈的邊界衝突開始了，蘇聯政府和社會相信一場大戰即將來臨。在蘇聯之後的俄羅斯，儘管俄羅斯國力虛弱，與中國發生戰爭的預期實際上已經煙消雲散，俄國人所擔心的是中國的“人口擴張”，以及未來中國強大起來後可能會向俄國提出領土要求。

　　因此，重返舊信念就變成了一個異常複雜的過程，其結果是，由部份舊信念和部份新信念所構成的新體系誕生了。其他兩個信念演化類型（鏡象式否定和外部借用）的情況大體相同。例如，1917年革命後，俄國對於中國的印象似乎180度大轉彎，從西方借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把中國從一個在最好的情況下值得去保護之、最壞的情況下則分割其領土的、不開化的發展停滯的國家，變成了一個反對帝國主義控制的友好國家，以及在世界範圍內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中的一個潛在的重要盟友。然而，人們還是可以在國際無產階級與世界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世界（主要是西方）的鬥爭中建立同盟的共產主義救世主思想，和革命前夕一些倡導俄羅斯獨特性的（如艾斯珀．烏赫托姆斯基提出的，俄國本應與受到西方侵擾的東方民族建立同盟，在聖彼得堡的白人沙皇的領導下為反對不健康的西方的影響而戰）的救世主理論之間發現連續性的存在。關於中國可能推行人口入侵的舊信念顯然沒有在蘇聯絕跡。這些信念導致斯大林在俄國的遠東地區排斥中國人，並為赫魯曉夫謀劃其中國政策起了作用。

　　同樣，要指明當代俄國人關於中國印象的唯一來源幾乎是不可能的。當前，視西方為敵、呼籲與中國建立反西方聯盟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經常提到1917年前俄羅斯獨特性的倡導者。事實上，那些倡導者中的大多數人普遍相信西方的發展程度更高。在他們看來，俄國的使命並非反對任何一種西方影響，而是把（西方）文明的優勢帶到東方。在這一意義上，關於發達的西方與由莫斯科和北京領導的欠發達的、被剝削的國家的反西方聯盟之間的衝突不可避免的當代民族主義理論，與其說是來自19世紀俄國的反西方理論，不如說是直接來自蘇聯的有關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基本矛盾”的理論。

　　當代俄羅斯自由主義西化派對中國的看法，從表面上看似乎是借用了西方理論，實際上卻出自同一主要來源。比如像伊戈爾．蓋達爾這樣的人就說過，俄羅斯的使命是保護西方在“文明”的西方民主世界與落後的東方權威主義世界的對抗中，不受敵對的、不民主的中國的侵犯，這看起來非常象是經過修改的蘇聯的“基本矛盾”論，只不過好壞兩極易位（進步的世界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西方之對抗變成了“文明”的西方和不民主的中國的對抗）。雖然以“民主”來描繪世界得到西方一些人的贊同，並且它本來就是從西方引進的，但是卻在蘇聯教科書培育成長起來的俄羅斯“民主派”那裡找到了極其肥沃的土壤，因而得以在俄羅斯以最直接和最激進的方式紮下根。不僅如此，該理論看起來也非常類似於俄羅斯的一個特定的傳統信念──是俄國把基督教文明從野蠻的韃靼人的侵略中拯救出來的。

　　在研究俄羅斯“民主派”的政治文化時，筆者曾得出結論，一個集團的政治文化的主要來源是前一時期的主導性政治文化。[48]傳統因素和借用信念也在起作用，但它們被既有的文化所修正，如同在穿越過濾網時被過濾了一樣。當前的研究通過份析一個社會整體以及各個社會群體對外國持有的印象的案例，在總體上證實了這些結論。不過，其他國家的形像往往保持着較強的連續性，這是由客觀的地緣政治因素（如地理位置、版圖、人口以及相關國家間的力量均衡）的相對穩定性所決定的。甚至在信念產生革命性變化的時候，這些因素也經常促使其重歸地緣政治現實，並在新的信念體系中適應這一現實。在1917年後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雖提出了聯合被壓迫的中國人民的新概念，並未能阻止莫斯科把在俄國遠東的中國人口視作潛在威脅；20世紀50年代初的“永遠是兄弟”的概念，也同樣未能阻止莫斯科幾年後回過頭來就具體問題與中國進行極不愉快的談判；後蘇聯的俄羅斯領導層，一度盛行這種觀念，即中國是不民主的，是自由俄羅斯和西方的反對者，但這一看法後來又逐步轉變為把中國理解為一個有用的夥伴，甚至是一個可以用來制衡西方的潛在盟友。

　　可以說，當代中國在俄羅斯的形像成型於蘇聯時期的對華印象以及在蘇聯時期的主流政治文化和俄國地緣政治現實的影響下、經過重新解釋的歷史信念和從外部借用的信念的基礎之上。隨着新一代人在後蘇聯的文化環境下成長、並活躍於社會生活中，蘇聯的政治文化及其對新產生的信念的影響會逐步萎縮、消退。自然，在這一形勢下，對新現實的解釋更多地是尋求於更陳舊的蘇聯之前的文化和外國文化，雖然表面上蘇聯的意識形態在某些社會圈子裡可能會變得更為盛行。不過，鑑於信念自身的特性，這些借用的或“老話新說”的解釋並沒有被當作是孤立或完整的因素，而是被主流文化、亦即後蘇聯的新的俄羅斯政治文化所重新解釋和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