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於本國也，人之獨立；其在於世界也，國之獨立。”　——梁啓超：《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
　　
　　一．開啟一個新時代
　　
　　為什麼不用愛國主義而用民族主義？我的回答是，在中國目前的語境下，民族主義更能代表一種新思想、一個新時代。
　　
　　關於語義學的一點看法
　　
　　我在這裡首先講一點我在語義學方面的一點看法。我認為：在某種意義上說，科學無語言。什麼意思呢？科學需要創新性，而創新的東西意味着用舊有的語言描繪它都不合適，然而，如果不用舊有的語言，人們就無法交流，也就是“無語言”了。實際上，在科學中，特別是在社會科學中，人們在語義之爭上花的時間和氣力非常多。在選用一個舊有的詞彙（我們不能老是造新詞，造新詞太多人們也就無法交流了）來表達一個新東西時，我們不僅要考慮它的字面意義、原始意義，還要考慮它被使用的歷史。我為什麼要說這一段話呢？因為現在有許多人在“民族主義”這個詞彙上爭論不休，下了不少引經據典、尋章摘句的功夫，卻沒有多少真正的思想和智慧。這種爭論遮蓋了我們本來在這個詞彙下表達得很清楚的內容。有些人如果想掉書袋，那我就勸他們先去好好掉一掉書袋：有一門專門處理這些問題的學問，叫做普通語義學，大家不妨看一看。
　　
　　
　　民族主義還是愛國主義
　　
　　
　　如我以前多次說過，民族主義本是西方學術界和大眾傳媒扣在中國80年代末90年代初興起的一些思想頭上的帽子。但為什麼主張接過這頂帽子呢（很顯然，不可能他們扣什麼帽子我們都接）？實際上，接過這頂帽子是受到很多指責的：一些親西方的人因此而百般辱罵就不用說了，一些朋友也責備我為什麼不使用愛國主義這個現成的、褒義的概念而非要搞出個民族主義。對這個問題我認為有必要回答，因為一方面，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原本是接近的概念，而另一方面，似乎在各種語言中，愛國主義都是褒義的，民族主義有時卻是貶義的。我開頭對於這個問題的想法其實很簡單。首先，面對強勢的西方話語及其眾多的國內幫腔者，你辯不勝辯，這個帽子你不接也得接，不如就主動接過來，這本身就是對於他們的無端指責的一種蔑視，而去沒完沒了地分辯“我不是民族主義”，倒是說明你自己心虛了。其次，我曾對一些堅持要我恢復使用愛國主義這個提法的人說過：不是我不想用愛國主義這個詞，而是這個詞在這些年中實在已經被搞得太庸俗了——還不是因為有“漢奸”整天罵它，而是這些年對於這個詞的庸俗使用使得人們一聽到這個詞就發笑，根本不可能有興趣去聽一聽它還有哪些新內容。著名電影演員姜文有一次說：“我覺得比‘賣國賊’更可怕的是‘愛國賊’，他們打着‘愛國’的旗號，危害卻比‘賣國’還大”。姜文的談話是關於他的那部《鬼子來了》的電影的。圍繞着這部電影所產生的爭議的來龍去脈我並不清楚，但僅就姜文這句話中所批判的打着“愛國”的旗號，卻販賣庸俗、矮化、窩囊、膽怯的垃圾的行為，則確實在我們的生活中比比皆是。
　　
　　民族主義雖然也是個老詞，但在這些年中它很少被使用，很少被使用的老詞往往會起到一個新詞的作用，人們會耳目一新，會去注意它的新內容，同時，又由於它是老詞，人們會第一眼就大致了解其含義。
　　
　　起初的想法就是這麼簡單、這麼土氣。然而，最近看到甘陽先生2000年5月14日發表在《聯合早報》上的一篇文章，《民族主義還是愛國主義？》，深受啟發。
　　
　　
　　“英國政治學家米訥格（Kenneth Minogue）在其《民族主義》（1967）中因此曾試圖對‘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作出一種學理上的區分。他認為二者的區別在於，愛國主義是熱愛本國的現實狀況（loving one’s country as it is），因此主要表現為抵抗外來侵略以捍衛現實存在的祖國；反之，民族主義則是致力於實現祖國尚未達到的理想目標（ideal of one’s country that is yet to be realized）。”
　　
　　
　　覺得這段話非常好，真正的說出了我模模糊糊想表達卻沒有表達清楚的意思。有些朋友批評我，說我既然是個民族主義者，何必又事事去到外國人那裡找根據？我並非事事都到外國人那裡找根據，但如果外國人確實有個非常合適的說法，我又為什麼非不去採用呢？更何況很多中國人，特別是學界的中國人，就是崇拜外國人，就是不肯聽別的中國人自己說出來的話，就是只肯聽二傳、三傳來的外國話（如果你自己說自己的話，他們就認為是“不學無術”，你只有完全重複別人的話，特別是外國人的話，他們才認為你有學問，“學界”才會“承認”你），這雖然可悲，卻是個現實，順便用外國人來唬唬他們也是個順手牽羊的方便之事。這裡的關鍵是民族主義想做一種新的解釋，並含有開啟一個新時代的意思。
　　
　　
　　做開啟一個時代的英武的強者
　　
　　
　　在《人民日報》的強國論壇上看到一個署名“畝產萬斤”的帖子，裡面的內容我很多都不同意，但有一段寫的非常好：“一個風雲歷史的朝代，總是以一群強者英武的雄姿開頭，而打下最後一個句點的，卻常常是一些文質彬彬的悽怨靈魂。”是做開啟一個時代的英武的強者，還是做為一個時代畫上句號的文質彬彬的悽怨的靈魂？我的回答是前者。我認為，與其做屈原，不如做劉項。當然，馬上就會有人質問：你要開啟一個什麼樣的時代？我老老實實地回答：我還說不清楚。我當然說不清楚，如果現在有人說他能全說清楚，那才是騙人。但說不清楚，新的時代就不來了嗎？我看一個新的時代一定會來，這一點是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我，還有許許多多的其他人，我們努力多想想，能貢獻一點智慧是一點，這個新的時代就會好一點，如果我們不這樣做，那它就有可能很糟。開啟一個新時代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恐怕是很急迫了。最近更讓我感到急迫的是俄羅斯新總統普京的上台。我聽到很多人說普京不過如此，等等，等等。像俄羅斯這樣一個大國，陷入如此深重的危機之中，除了上帝，恐怕任何人都不可能一下子解決所有問題。普京當然要和國內外的各種勢力妥協，當然不可能馬上把整個頹勢翻過來，但他畢竟已經擺脫了前一段俄羅斯主流思想的那種閹者的夢囈。而俄羅斯人民選他上台，說明了俄羅斯人民也擺脫了這種夢囈。也許有人會說，俄羅斯的強大使得我們可以有對付美國一超獨霸的一個槓桿——我在過去的文章中就表達過這種觀點——這又有什麼不好呢。這確實是這一發展的一個方面，但事情還有另一方面，即中國多了一個威脅。在國際關係中，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這是老話了。俄羅斯的復興對於中國是福是禍要取決於我們中國人駕馭局勢的能力，取決於我們是否能夠擺脫中國主流思想中的閹者的夢囈，取決於我們能否及時開啟一個新時代。
　　
　　二．我們這個時代的兩個最基本的問題
　　
　　
　　我認為，從整個地球的角度說，我們這個時代有兩個最基本的問題沒有解決。
　　
　　（1）生存空間的問題
　　
　　（2）少數人決定多數人的命運
　　
　　下面我分別論述這兩個問題。
　　
　　
　　生存空間的問題
　　
　　
　　我們這個星球的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就是生存空間和自然資源分配的不平等。“生存空間”這個字眼，似乎也因為納粹德國曾經使用過而成了違反“政治正確性”的概念，誰使用它，誰就會被妖魔化。當中國的學者有時不得不觸及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們使用另外一個詞：“人地矛盾”，而這樣一種替代，至少在傳播學意義上，給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大大打了折扣。在這裡，我絲毫不想掩飾我對於當代的中國和西方的那些思想家、知識分子們的不敬。他們寫了那麼多偽善的書，說了那麼多偽善的話，卻對於我們這個星球的一些最基本的問題視而不見、避而不談。人類在過去的歷史中，為了爭奪自然資源，為了爭奪生存空間，曾爆發過多次極為血腥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記憶猶新。戰後，有了那麼一種新的論調，說是在戰後的自由貿易體制下，自然資源、生存空間並不重要，任何人只要在商業競爭中獲勝，就能過上好日子。我認為，一個拋棄了偽善而真正嚴肅思考我們這個星球的問題的人決不會同意這種顯而易見的謬論。所謂自然資源、生存空間並不重要，任何國家或民族只要在商業競爭中獲勝，就能過上好日子的例子，只限於韓國、新加坡、台灣、香港等幾個很小、情況又非常特殊的國家和地區。日本似乎也是一個例子，但日本是靠在戰爭中打敗中國，然後掠奪中國的自然資源而獲得它的原始資本的。
　　
　　任何一個人，只要到中國內地那些自然稟賦極差而人口卻極為稠密的地區去看過一眼就會明白，生活在那裡的人基本上是絕望的：恰恰是因為他們被賦予的自然資源太少而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在商業競爭中獲勝。他們的嚴酷的生存條件也惡化了他們的社會關係：在每一個人都要為生存而拼命爭奪自然資源的時候，寬容、自由和民主難以立足，環境保護就更談不上了，連文明都難以找到立足之地。他們的唯一希望就是跑出去，跑到自然資源更多、生存空間更寬敞的地方去。中國的許多困難來自生存空間。必須捅破“生存空間”這層窗戶紙。我經常看到媒體上，以及許許多多的人嘴上都在說西方人多麼多麼文明，他們坐公共汽車從不亂擠、搶座，他們的街道有多麼多麼乾淨，等等。最近我在網上看到一個反駁此類言論的帖子。這個帖子說：美國人從車裡往外丟髒物、吐口香糖等等是常事，只不過因為人少，街道才顯得乾淨。對於這個說法，我深以為然。我還可以告訴你們一個我個人的經歷：我曾在加拿大的溫哥華居住過，那裡的最豪華的百貨公司門口夜裡常常有人小便，人數還不少，故此白天也會聞到一股刺鼻的尿臊味；但因溫哥華的人口少、自然條件好，它仍舊稱得上是北美最乾淨、最美麗的城市。我敢說，如果讓美國人或加拿大人居住在中國這種密度條件下，他們會比中國人更不文明、更骯髒、更破壞生態環境、更窩裡鬥……，甚至連他們的民主制度恐怕都會變了味。日本也許是個例外，但日本人是以極度克制自己的個人自由來適應高人口密度的環境的。曾經有一個非常了解日本的文化，因而為日本人所喜愛的朋友（她是中國國籍，但為朝鮮族人，出生於韓國）告訴我：日本人的“規矩”之多，真是外人難以想象，如果並非從小在日本長大，絕對是動輒得咎，而這一切都源於日本的擁擠。因為生存空間的狹小，日本人的生活質量與他們的人均收入及努力程度都不成比例。即使是日本，我們也不要忘記，它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丟掉了幾乎所有近代奪取來的生存空間（但不是全部，比如琉球群島，原來就是中國的屬國，現在還在它手裡），但它從中國掠奪的金錢和自然資源幫它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底子。我並不是說我們就不應該改進自己的行為了，就目前而言，我們就是這個自然資源條件、這個生存空間、這個經濟發展階段，我們必須調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以適應它們，但我們必須實事求是地看到中國的許多問題的環境制約因素。這個環境制約因素中最重要的恐怕就是生存空間的這個因素。最近，在英國發生了歷年來死傷人數最多的偷渡客死於非命事件。英國海關人員6月19日凌晨在英國南部多佛爾港檢查一輛荷蘭牌照的卡車時，在集裝箱內發現58具（54男、4女）屍體，該批偷渡客來自中國大陸。[3]
　　
　　類似的新聞我看過很多，每次我都十分難受。一些西方人，還有一些慣於詆毀中國以取悅西方人的中國人會說，這些偷渡客是在“逃避專制政權”。但每一個客觀公正的人都明白，雖然中國在人權和民主政治方面做得是不令人滿意，但這些人決不是在“逃避專制政權”，而是在逃避匱乏的自然資源、擁擠的生存空間。實際上，那些生存空間匱乏的國家如印度、墨西哥等，都是民主國家，他們的國民不也在大量的偷渡嗎？
　　
　　有些人還會說，這些偷渡客並不窮，否則他們根本就付不起偷渡的費用，然而，要知道，逃避匱乏的自然資源、擁擠的生存空間已經成了中國人的一種集體潛意識，每年有無數的中國人歷盡千辛萬苦，能賣什麼就賣什麼，包括勞力、智力、尊嚴、女人的身體乃至靈魂，以各種方式謀求進入自然資源不那麼匱乏、生存空間不那麼擁擠的地方，最好是北美、歐洲、澳洲，退而求其次，則俄羅斯、東歐、拉丁美洲，甚至非洲也行。
　　
　　那些排着長隊考托福的莘莘學子們……
　　
　　那些甘願嫁給又丑、又蠢、又窮、又老的外國人的年輕、貌美、聰明的中國姑娘們……
　　
　　那些揮舞着生花妙筆為中國人拋棄自己的祖國而讚美、謳歌，描繪着一個外國天堂、外國人天使的文人墨客們……
　　
　　我想說，我都理解。可這些人卻不肯說出真相，也許他們自己也不明白真相……但我要指出這個真相，這一切的根源在於生存空間的狹小。
　　
　　所謂中國人往外跑是因為“苛政猛於虎”是不對的，另一種說法則是中國人不應該出去，我認為這也是不對的。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怎麼出去。誰能把中國人光榮地帶出去，誰就是中國的英雄。
　　
　　在這裡我還想順便說一句關於毛澤東在計劃生育問題上的失誤的問題。如前所述，中國的生存空間的狹小，很多人都是認識到了的，而其根源，則很多人都認為是毛澤東在計劃生育問題上的失誤。我想說的是，僅從中國這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看，僅從這幾十年看，這種說法未嘗不對，但從世界的角度看，從更長的歷史長河看，這種說法就有問題了。在15世紀時，中國的人口已經相當可觀，達到1億至1.3億，歐洲則只有5000萬至5500萬。[4]實際上，相對於世界總人口，特別是相對於歐洲人及其後裔，近代中國的人口比例並不是增多而是大大減少的。因此，從世界的角度看，從更長的歷史長河看，中國的生存空間狹小，並不是因為毛澤東的時代中國人多生了孩子，而是因為在近代擴展至全球範圍的爭奪生存空間的戰爭中，中國人打了敗仗，而歐洲人打了勝仗。
　　
　　
　　西方人的偽善
　　
　　
　　根據**社記者齊文信報道（**新聞社7日電）：美國移民歸化局局長梅斯納（Doris Meissner）本周訪問北京和福建，敦促中國加強邊境管制，防止偷渡。就此，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專家閻學通說的非常好。他說，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幾十年來一直敦促中國對外開放的華盛頓現在要求中國動用警察和部隊像管制監獄一樣來控制邊境。閻學通沒有重複中國政府的觀點。相反，他說，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應當拆除障礙，允許人員自由進出。閻學通說，遷移自由應當看作和言論自由同等重要。“你如果在Ａ國沒有言論自由，你至少可以有到另一個國家去享受言論自由。”
　　
　　然而，美國卻要求中國動用警察和部隊嚴格控制剛剛放鬆的邊境，重建“竹幕”。如果美國人明說：這個世界就是個弱肉強食的世界，你們的祖宗沒有搶到我們的祖宗搶到的空間那麼遼闊、自然資源那麼豐富的地盤，你們就活該倒霉，有能耐你們也來搶，那我們也認了，誰讓我們搶不過別人的呢？問題是美國在標榜“人權高於主權”。既然“人權高於主權”，那你為什麼不把你自己的那個主權稍往下放一放，允許人員自由進出，以享受人權呢？如果西方人真的奉行“人權高於主權”這條原則，那麼，多佛爾港的那58個中國人根本就不會死。
　　
　　我想順便再提一件充分說明美國的偽善的事。最近，世界銀行在美國的壓力下取消了對中國在青海省重新安置貧困農民的貸款，理由是這個項目會使中國對於歷史上屬於西藏的地區的占領鞏固下來。[5]這是偽善的美國人又一次在剝奪處於自然資源極度貧乏的狀態下的貧苦的中國人的人權的例證，香港中文大學的王紹光教授呼籲：“記住這件事”。
　　
　　
　　屈原傻不傻與宋氏姐妹
　　
　　
　　將近100年前，也就是1904年，著名的“宋氏三姐妹”中的大姐宋藹齡在進入美國時也遭到了凌辱。1973年，她的三妹宋美齡在她彌留之際，俯在她的臉頰上，聽完了她的最後一句遺言：“我竟然終老在這塊不曾歡迎過我的土地上，這是諸多不幸中的又一不幸，我始料未及……”1988年，92歲的宋美齡在紐約長島的別墅中，為大姐百歲誕辰做過晚禱後，便邀她的女友海倫女士一起觀看電視節目，當晚恰好演播里根總統卸職的《最後一次演說》。據海倫女士後來告訴電視台來訪記者，“素來穩重優雅的蔣夫人，當她聽到總統講‘這就是美國，每個人不分男女都幻想着能給人以希望的美國。正因為如此，我們對全世界來說就像是一塊磁鐵，吸引着人們冒被子彈集中的危險，以生命為代價越過柏林牆來到這裡；吸引着人們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險，乘一葉扁舟渡過波濤洶湧的太平洋來到這裡……’時，蔣夫人竟以耄耋老婦少有的敏捷，按動遙控的電扭掐斷節目。看得出她兩眼流露出的是一種相當鄙夷不屑的神情——這在我同她交往的數十年中，是很少見的。”[6]
　　
　　遺憾的是，蔣夫人懂得的東西，我們今天的年輕人不懂了，他們對於在外國人面前受辱已經習慣了，甚至還會覺得挺好，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的那些文人墨客這幾十年努力的成效。
　　我在網上看到一個帖子，有這麼一段話：“……工廠子弟中有六位尖子生都去了美國，她們的父母也都成了‘美國迷’，1999年清華畢業的高才生（我廠子弟），現在美國，總打電話教他父母學說話，比如，他父親跟我說：‘中國人實在苕，賺錢是為了吃飯，美國人就是聰明，吃飯是為了賺錢’，我反問他‘那美國人不能賺錢的時候，比如在臨死之前，是不是就不吃飯了’？他說：‘等會兒子的電話來了，我問了再回答你’！”[7]這種說法當然不是這位樸實的老工人或他的兒子發明的，而是中國的那些文人墨客發明的。他們比蔣夫人這個在美國受教育，捲入政治後接受美國援助，後來又長期居住在美國，按理說受美國恩惠很多的老婦人的見識實在是差得太遠了。在這裡我要補充說一句的是，我說的這些文人墨客中包含許多中國的上層階級子女，恰恰是他們，受中國、中國人的恩惠最多，卻最恨中國、中國人。
　　
　　這些中國人中的所謂的“精英”，他們去美國當然不會像福建的農民吃那麼多的苦，他們覺得至少對於他們而言，這個地球像個地球村了。我在網上看到個帖子，叫做《屈原壞在沒出國》，[8]這個帖子舉了很多例子，有中國古代的，如孔子、孟子、荀子、商鞅、蘇秦、張儀、樂毅，也有現代外國的，如托馬斯·曼。按他的觀點，屈原是傻透了。我不想在這裡評價屈原傻不傻，我只知道，那時中國土地上的秦、楚、齊、趙、燕、魏、韓等，跟現在這個世界上的民族國家根本不一樣。這些諸侯國基本上沒有對於其他諸侯國居民的歧視（偶爾也會下個“逐客令”什麼的），語言相通，更重要的是，沒有人種上的區別，絕沒有任何形式的種族歧視。人們的遷徙也是自由的，沒聽說要辦什麼簽證。今天的這個世界則根本不是這個樣子。中國人中那些智商最高，對美國最有用的人，美國是要的，但充其量也就是讓你作技術工具而已，掌權恐怕是不行的。有中國人在美國做到了商鞅、蘇秦、張儀、樂毅或者是李斯的位置嗎？如果非要把這個地球與先秦時代的中國相比，那也只是針對白種人而言，而且還要把西班牙語系的白種人排除在外。宋氏姐妹是懂得這一點的，而現在的這些中國人不懂了。或者說，他們不是不懂，而是已經喪失了宋氏姐妹的那種自尊心，甘於做下人。在這裡我還要補充一個故事。我的這一段文章有朋友在網上替我貼過。有一個反應是“她的自尊是因為她有錢嗎?餓着肚子的時候你還談自尊？笨蛋！”[9]我想說的是，不少有飯吃，而且飯吃得挺好，可以吃魚翅、熊掌的當代中國上流階層，在外國人面前仍是不知尊嚴為何物。另一方面，如果沒的飯吃，表面上的尊嚴確實是顧不得了，還是吃飯要緊，但內心的尊嚴並沒有什麼不可以保持。我在國外遇到過一些從福建、廣東出去的農民，我和他們拉過家常，我發現，他們內心的中國人的尊嚴比那些可以吃魚翅、熊掌的當代中國上流階層多得多。
　　
　　
　　中國一些人的愚蠢的善良
　　
　　
　　很多中國人都認識到了中國的生存空間狹窄和自然資源的匱乏。但有些人提出的解決辦法卻十分荒唐。張祥平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個。他認為，中國人可以向西方人挑戰。挑戰什麼呢？比比誰消耗的自然資源更少（要是比這個，中國人可贏美國人多了：一個中國嬰兒生下來，其一生的自然資源消耗僅僅是美國的幾十分之一），並認為這最終會“感動”西方人。[10]再沒有什麼比這種偉大的“新儒家”（張先生自己標榜是儒家）思想更荒謬的了。張先生應該去看一下美國人寫的《文化與進化》一書，這本書明確地說：高級物種與低級物種之間的差別甚至“並不在於如何有效地利用能量，而在於利用的數量”。[11]張先生的“高招”不僅不可能感動西方人，恐怕反而會招致西方人的恥笑，笑中國人的愚蠢、低劣。當然，張先生會說，這是西方人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是不對的。然而，就算我們同意張先生的價值判斷，我們也無法避免“劣幣驅逐良幣”。在這裡我想補充一句，中國的民族主義者絕不是所有中國的東西都贊成，所有西方的東西都反對，譬如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的民族主義者絕對應該採用西方人的觀點，而不是“新儒家”的觀點。新儒家的觀點只不過是中國一些人的愚蠢的善良。
　　
　　我的一位朋友談到他和一位前高級官員的一次談話。這位前高級官員認為台灣是可以丟掉的，西藏也是可以丟掉的。當聽到西藏也可以丟掉時，我的這位朋友有點擔心了，他說，我們中國人也許將來還要依靠西藏喝水呢，西藏不能丟啊。你們猜這位前高級官員說什麼？他說：印度也要喝水啊。我聽到此，笑着對我的這位朋友說：“那你沒有問問他，印度窮人多着呢，他的正部級待遇為什麼不拿出來給印度的那些窮人呢？”記得90年代初，有一位叫趙營波的作家，提出了一個所謂的“大協調理論”。有一次有朋友把我請了去陪這位作家吃飯，同時聆聽他關於“大協調理論”的教誨。我聽了半天，似乎是搞明白了。我問他：你說的這個大協調理論，是不是就是說我們是羊，西方人是狼，而為了生態系統的平衡，我們這些羊應該主動地讓西方人這些狼吃？他回答說，正是這個意思，自然界是個大系統，羊和狼應該協調，羊不應該只考慮自己這個子系統的利益，而應該為整個大系統的協調作奉獻。我回答說，對不起，我這隻羊即使打不過狼，也要試着逃跑，決不肯為了你的那個“大系統的協調”白白送給狼吃。中國老是有這麼一些所謂“世界主義”的“高尚人士”，非常樂意慷其他中國人之慨來顯示自己的“道德高尚”、“思想開放”、“紳士風度”、“博愛人類”，等等。但是，且慢，把他自己的東西拿出來行不行？嘿嘿，那可不行，他自己個人的東西可一分不能少！
　　
　　索爾仁尼琴最近出了一本書，叫做《傾塌的俄羅斯》。我不懂俄文，故此無法閱讀，但我看到了網上對於這本書的介紹。索爾仁尼琴認為，俄羅斯人之所以對於自己的民族利益喪失防衛意識，淪落到今天這個地步，是前蘇聯某些政策或意識形態長期影響的結果，比如，對所謂的沙文主義的不斷批判，諸多不盡合理的民族政策，關於世界大同的烏托邦幻想，使俄羅斯人的民族意識空前地淡化，整個民族失去了內在的凝聚力。當然，索爾仁尼琴認為，西方蓄謀已久的反俄計劃及其成功實施，也是俄羅斯步入當前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前社會主義國家僵化的意識形態確實存在着嚴重的問題：如過早地空想世界大同（比現在的美國人鼓吹地球村要早得多），又一個勁地批民族主義，這些作為一種理想也許是崇高的，但距離現實太遠，在現實中反而會被“劣幣”所淘汰。
　　
　　西方人則從給小孩子玩的電子遊戲開始就講爭鬥。我記得我打微軟的《帝國時代》那個電子遊戲，怎麼也打不好，而一個十歲的孩子卻打得非常好。我問他訣竅在什麼地方，這個小孩子告訴我，他已經悟出來了：關鍵不在於自己發展，而是不讓對手發展。就這麼一個小孩子，玩玩西方人製作的電子遊戲，就會自己得出這麼一個結論！你能說這些遊戲不反映西方人深層的心理意識？當然，西方人也講自由、平等、博愛等，它的思想是多元的，故此有免疫力。在前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思想中，雖然也有不同思想的鬥爭，但在一個時段內，往往是其中的一種占絕對的主導地位，也就是說，在任何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社會思想大致上是一元的，故此沒有免疫力。
　　
　　
　　少數人決定多數人的命運
　　
　　
　　我們這個星球的另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是如此眾多的人的命運為少數不了解他們、也不關心他們的人所決定。從國內政治的角度說，這是一個專制政體的問題，這個問題我在後面還要說到；從國際秩序的角度說，則是美國和西方強國俱樂部的霸權的問題。這個問題我在《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中“自由主義與霸權”一章里已經有較為深入的解說，[12]在這裡再強調一下。我極為欣賞美國和西方國家的民主制，但從國際關係的角度說，我不能不說，這是一種類似羅馬人的、和奴隸制結合在一起的民主制，統治種族的民主投票可以決定消滅奴隸種族。我認為，中國人的命運不能為另一群人所決定，即使他們是通過民主程序作決定的，因為在這個民主程序中，沒有中國人的參與。這是我與中國的那些親西方的知識分子的分歧所在。
　　
　　
　　從世界普遍公正的角度設想一下國際秩序
　　
　　
　　生存空間的問題和少數人決定多數人的命運的問題，這兩個基本問題不解決，所謂“人權”、“自由”、“環境保護”、“和平”難以在我們這個星球上真正存在。真正存在的還是人類在過去的歷史長河中所做的事情：一群拳頭硬的人消滅另一群拳頭軟的人，以謀取自己的利益。既然如此，那些動聽的言詞又何必去說呢。
　　
　　而滿口“自由”、“平等”、“博愛”、“人權”、“和平”、“環保”的西方和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在惡狠狠地詛咒中國的民族主義的同時，對於這兩個基本問題卻視而不見、避而不談。我認為，西方學者迴避談這兩個問題顯示出他們的偽善，而中國學者不談這兩個問題則顯示出他們的愚蠢或偽善。我看到是一個已經過世了的西方哲學家羅素的話比較真誠，他沒有像當代那些偽善的西方和中國的知識分子那樣譴責中國的民族主義，他老老實實地說：“我不主張提倡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但若那些愛國的中國人反問我：不提倡的話何以圖生存？我卻也無言對答。”[13]（但羅素隨後建議“最富忍耐力”、“愛好和平”的中國不要去“追求白種民族都迷戀的戰爭、掠奪和毀滅”，等待白種民族“在未來的幾百年裡互相殘殺”，等待“它的壓迫者最終也許會被拖跨”，則我看是不大可能的，在當時就不可能，現在就更不可能了。）
　　
　　當然，有人會說，現在的國際秩序與羅素那時相比，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然而，我為，現在的國際秩序與羅素那時相比，只是一個軟刀子殺頭的問題。就這樣一點“進步”，還是因為有了核武器，這叫做“恐怖的和平”。對於那些沒有核武器的小國而言，失去了冷戰時代的力量平衡，則又不得不品嘗西方列強的硬刀子的滋味了。現在美國人又在搞NMD、TMD等（而我們採取的是鴕鳥政策，說他們沒用，怎麼會沒用？沒用美國人會花這麼多錢搞？美國人的試驗是失敗了幾次，但失敗是成功之母，這套東西絕對會搞成的），這套東西真搞成了，我看又會回到羅素那個用硬刀子的時代。不，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現在比羅素那個時代更糟，因為今天的西方列強是聯合起來的（所以羅素建議的讓我們中國人耐心地等着西方人自己相互殘殺、最後全都跨掉的主意是絕對的不可行），中國一些著名的國際關係學者所謂“西西矛盾是主要矛盾”的說法，是不過是一種不敢面對現實的夢囈而已。這個問題，我在《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中“光榮孤立倫”和“太過於豐富的想象力的背後”兩章里已經有相當深入的論述，[14]
　　
　　我實在無法像中國的那些主流知識分子那樣，完全不顧歷史事實，盲目地相信西方人的道德特別高尚。然而，我還是願意設想一個新的、可以包容世界各民族的世界體系，但我認為，這樣一個體系只能產生於力量的平衡，而不是西方人的道德和仁慈。這個體系必須應對我在前面所說的兩個基本的問題。這個體系必須實現：（1）自然資源與生存空間分配更平等，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一些鼓吹所謂全球化的學者說，所謂全球化，就是在世界範圍內自由配置生產要素。但他們避而不談的是，這些“自由配置”的生產要素中，為什麼不包括勞動力。只有一個任何人都可以跨越任何國界、到任何地方自由、平等地居住和工作的地球，才稱得上是“全球化”或“地球村”
　　
　　（2）民主的世界體系。管理這個世界的機構由全世界的人按一人一票的原則共同選舉產生，而不是僅僅由美國人選舉產生。我認為，當代的西方與中國的知識分子對於這些最基本的問題都採取了一種迴避的態度。雖然有許多中國的知識分子以無限崇拜、無限敬仰的感情談論當代西方的一些所謂的“偉大思想家”，但我認為，在現代，在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西方並沒有出什麼像樣的思想家（在自然科學領域，西方確實還在湧現一些偉大的思想家）。西方的那些“偉大思想家”往往只是在那裡自私地談論自己的那點小利益，偽善地裝裝“博愛”、麻痹麻痹處於邊緣的第三世界人民而已。雖然中國的主流知識分子迄今為止表現得比西方的知識分子更思想貧乏、更弱智，但我相信，21世紀人類偉大的思想家多半將出在中國。這個道理很簡單，因為中國既處於邊緣，對於這個星球的所存在的問題和矛盾有着比西方人更為深刻的切身體會，又有一定的力量，包括文化的、物質的力量，因而有能力對於這些問題和矛盾做深入的思考。
　　
　　這裡順便提一下**新聞社16日發表的關於易讀者先生質問左派的文章。大意是說：左派並不抽象地質疑強權，而是關注強權歸誰掌握，相反，右派並不在乎誰是掌權者，而是關心權力本身的結構問題。現在左派們喜歡談公平，請從呼籲制約權力始！不敢質疑強權而奢談公平，我們就應懷疑左派們的誠意。“現在的新老左派在階級分析的立場上還是有共通之處的，他們首先要問的是，利益，誰的利益？全球化，誰為主導？”我認為，這個質問完全是不公允的。姑且不論左派是否“並不抽象地質疑強權，而是關注強權歸誰掌握”，首先，右派也沒有“並不在乎誰是掌權者，而是關心權力本身的結構問題。”請問，右派質疑過“全球化”的“權力本身的結構問題”嗎？我從來沒有看到過右派有任何這一方面的文章。我的觀點是，首先，我們當然要“關心權力本身的結構問題”，這種關心不僅僅應該包括國內，而且應該包括國際；其次，如果“權力本身的結構問題”一時半會解決不了，我們當然就要“關注強權歸誰掌握”，這沒有什麼錯。
　　三．論尚武精神
　　
　　
　　當代中國國民精神的矮化，是許多尚且留有自尊心的中國人所痛感到的。如果中國的國民精神永遠保持這種矮化的狀態，我們中國人不僅不能在這個世界上有尊嚴地生存，恐怕僅僅是生存都難。由於痛感到這樣一種恥辱、這樣一種危險，一些年輕人，如文成等人，在網上提出了振興尚武精神的吶喊。[15]要振興中國的民族精神，提尚武精神是否全面？坦率地說，我不知道。對於許多東西，如果求全責備，那我們就什麼也別幹了。實際上，求全責備往往是敵人用來打你，不讓你說話的一根棒子，他對於自己的觀點，則決不會求全責備的。我認為，在目前這種民族精神極度矮化的情況下，提振興尚武精神，雖然不一定全面，卻是切中要害的。因此，我準備說一說我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
　　
　　從人類歷史看，能過上好日子的民族都是尚武的民族
　　
　　
　　雖然我認為應當從廣義去理解尚武精神（這我在後面還要談），但是，談尚武精神，首先當然還要從它的原始含義去談。尚武精神的原始含義，當然是指人類在武力衝突中戰勝敵人所需要的種種精神品質；而尚武精神的重要性當然也和武力對於人類的重要性密不可分。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一個民族是否能過上好日子，與其所占有的生存空間和自然資源直接有關。而這個世界上生存空間和自然資源的占有，則是由戰爭決定的。現今的西方列強幾乎都是在戰爭中搶到自然資源或生存空間的國家和民族。白種人今天在世界上仍舊占有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完全是因為在近代擴展至全球範圍的爭奪生存空間的戰爭中，他們打了勝仗。有些在列強自己互相之間的戰爭中落敗因而喪失了搶奪來的生存空間和自然資源的國家，如德國人，仍舊靠在戰爭中的優秀表現過上好日子的。首先，作為白種人的一部分，德國人分享了白種人在戰爭中奪得的生存空間和自然資源（例如，德國人曾大量移民美國，可美國並沒有類似於“排華法案”的“排德法案”）；其次，德國雖然在兩次大戰中戰敗，但其在戰爭中及戰後的優秀表現卻有目共睹（一戰後梁啓超曾說過：“我在歐洲看見德奧兩國戰敗國人民，德國人還是個個站起了，奧國人已經個個躺下去，那兩國前途的結果，不問可知了。”），因此，取得勝利的西方列強不得不考慮要對其安撫，以免將其再次逼上戰爭之路。[16]
　　
　　日本也不是一個例外，關於這一點，我在前面已經有所論述，在這裡，我想進一步說一說。在甲午戰爭中，中國打敗了，敗得很慘。這一仗決定了日本進入列強俱樂部，而中國成了一個更加任人宰割的可憐蟲，空前龐大的戰爭賠款的領土割讓，幾乎鐵定了中國後來貧窮落後的命運。這一結果直到今天也沒有出現根本性的改變。中國為什麼打敗了？原因有很多很多，這方面的議論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我想從一個更直接的角度去看這個問題，就是如果那時的中國人願意在武器上多花一點錢，情況會怎麼樣。大家知道，在中日甲午戰爭那個時候，要論科技，論軍事科技，中日兩國是半斤八兩，都不怎麼樣，都得從外國買。這買就要花錢。那麼，那時的中國是否花不起日本那麼多錢買軍艦呢？絕對不是這樣。別的不說，《馬關條約》（1895年）我們就賠了２億3千萬兩（其中3千萬兩是“三國干涉還遼”時用於贖回遼東半島的），６年之後的《辛丑條約》（1901年），我們又賠了４億5千萬兩，合計，７年之內一下便賠掉６億8千萬兩[17]——我們有這麼多錢去付“賠款”，能沒錢買軍艦？但當時中國的錢不花在武備上，而花在皇室的窮奢極欲上。據著名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說，當時宮廷半月之費，就可買吉野級巡洋艦一艘，兩月之費，可購一超級主力艦，一年之費，至少可以裝備一支高踞全球六七位的海軍艦隊；而一個頤和園改建的初期預算是白銀１億兩，可用以增建10支“北洋艦隊”而有餘。有這麼多錢，中國海軍卻自光緒十四年（1888年）以後，正當日本海軍全力向前推進之時，竟然“未購一艦”！不僅如此，就在中日雙方都己箭在弦上，戶部卻取得海軍衙門的同意，於1892年正式宣布以太后萬壽需款，海軍停購艦艇二年！快艦買不成了，至少快炮也該多買幾尊嗎？朝鮮局勢吃緊，李鴻章循部下之請，要海軍衙門撥款60萬兩，購快炮20尊，以替代各主要艦艇上之慢炮，而戶海兩處，竟一毛不拔。李氏不得已，乃自海軍日常糧餉給養之中，擠出20萬兩，聊購次等快炮12尊，以平艦上官兵之積憤。而日本則傾全國之力，克勤克儉，來打這一場戰爭，據說連皇娘的脂粉錢都捐出來了。[18]我要再次強調的是，當時中國絕對是不肯花錢，而不是沒有這個財力，這一點從當時大多數西方觀察家都判定中國的國力遠超出日本之上也可以看出，他們認為，即使出一些差錯，“歸根到底，毫無疑問的是日本必然最後被徹底粉碎”。[19]然而，由於日本肯在武備上花錢而中國不肯，導致了中國海軍的武器裝備大大不如日本海軍：中國海軍的艦隻的噸位雖然不低，但航速大大低於日本（以時速15海里的慢船，對抗時速23海里的快船），火炮的發射速度大大低於日本（以五分鐘打一炮，對抗一分鐘打五炮）。就算中國海軍官兵的人員素質比不上日本，憑當時中國的經濟力量，也完全可以購買更好的裝備，憑藉裝備的優勢打敗日本。結果卻是被日本的優勢裝備打敗，為什麼？有人說是因為清朝政權是一個專制政權。可難道當時的日本人民有多少政治權力嗎？有人說是因為日本比中國西化，中國西化不夠。可日本的西化的精髓到底在哪？有很多種說法，但我認為可以把原因歸結到尚武精神上來：日本民族當時的尚武精神極強，而且是舉國上下都強，無論貴族與平民，因此，日本皇室的追求也在於武備而不在於花園（日本皇室的這種追求恐怕並非是因為民主制的制衡。我再聲明一遍，我支持民主制，但歷史就是歷史）；另一方面，中國則普遍的缺乏尚武精神，腐敗的滿清貴族階層更是早已忘了武備為何物。缺乏尚武精神的結果是有錢也不行，最後被人家搶個精光。缺乏尚武精神，使得中國捨不得花小錢去買軍艦，最後只得花大錢去賠款。從投資的角度說，如果當時那筆錢不是投在頤和園上面，而是投在軍艦上面，則我們現在可以利用這筆錢的回報輕而易舉地建一萬個頤和園，這就是尚武的經濟學。當我們到頤和園散步時，我們不要忘記，如果當時不造這個園子而去買軍艦，我們今天很可能已是世界上最富最強的國家，而南京大屠殺什麼的多半不會有。從某種意義上說，在這個地球上現在還倖存的人，幾乎都是在戰爭中有優秀表現的種族的後代，在戰爭中表現過於拙劣的種族，很難留下後代。這種說法似乎有點違反“政治正確性”，但卻是人類社會的一個事實，自然界的一個事實。現在西方人往往強調貿易的重要性，強調是貿易，是商船走在了向外擴展的最前列。[20]是的，我承認，一開始也許是商船走在前面，但接踵而來的是炮艦，而商船必須跟在炮艦後面才能有大出息。想想鴉片戰爭吧！難道英國的商船不是跟在了炮艦後面才賺了中國人的大錢？才能把賣鴉片賺來的黑錢安安穩穩的拿回去？難道美國的商船沒有跟在英國的炮艦後面沾光？這裡的道理是如此之淺顯，可有那麼一些所謂的“學者”、“理性者”就是在那裡攪和，就是不承認這個事實。西方人不承認這個事實是想蒙我們，中國那些“學者”、“理性者”不承認則是……算了，我不說了。舉個粗鄙的例子吧：你就是當妓女，靠賣身賺錢，也需要黑社會保護，否則人家嫖了可以不給錢，甚至把你原來掙的錢搶走。當我看到那些大談“江南民氣柔弱”的好處，講柔弱和順從賺大錢的談論，[21]在覺得也很有道理的同時，我不禁要想到妓女和黑社會這個例子。
　　
　　那部在80年代末風靡一時的《河殤》，也觸及到了中國目前生存空間狹小的問題。但它講所謂的“蔚藍色”，講海洋文明，開了個大藥方，說了半天只是個經商、外貿。它也責備了中國明朝時尚武精神不夠等等，但最後卻是要求我們對於西方人更恭順，只談做妓女可以賺錢，卻忘了妓女也需要黑社會保護。它忘了，1840年前後中國外貿獨步世界，最後卻讓西方列強和日本人搶光了。我認為，《河殤》極端崇拜西方文明，卻對於西方文明的真諦毫無感覺，說了許多氣勢磅礴的話，到頭來還是幾句“閹者的夢囈”[22]而已。
　　
　　日本的靖國神社裡有山本五十六寫在兩個螺旋槳葉上的對子：“不自惜身命，龍鮫躍四溟”。這個對子的文學水平很一般，但我認為，同樣是講“蔚藍色”，山本五十六的這個對子遠比《河殤》更接近西方文明的真諦。說到這裡，我已經能夠想到那些“聰明人”又會提出一些什麼問題來駁斥我。比如說，近、現代西方在軍事上的強大不是因而是果，是西方文明“開放”、“自由”、“科技發達”，乃至“人道”、“尊重生命”的結果。[23]是的，是的，這些話也許都對。果有因，因還有因，但這些因，最後還是可以歸結到軍事強大，從而為本民族、本種族謀得好的生存條件。況且這裡還有兩點：第一，這些“聰明人”總是閉口不提一個非常重要的因，那就是尚武精神，沒有尚武精神的民族對自己的要求很低，能混日子就行，很難在科技、經濟，乃至政治制度方面對自己提出高的要求，而沒有高的要求，又何能實現高的目標呢？第二，果也可以倒過來為因：譬如近、現代以來，科技發達對於軍事強大極為重要，但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科技於軍事，以強大的軍事來奪取資源，再回過頭用於科技，則可是科技進一步發達，這時我們未嘗不可以說軍事強大是科技發達之因。
　　
　　尚武並不是拿着大刀片子瞎掄
　　
　　
　　我在說了前面這些話之後，已經可以想到會有什麼樣的髒水會潑過來了：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或者更聰明、更訴諸人們切身利益的攻擊：說是要把老百姓吃飯的錢糟踐在沒用的大炮上（其實，就算是糟踐在大炮上，也比讓中國的暴富階層糟踐在美國拉斯維加斯的賭場裡要強），等等。這些帽子很大，我說不怕是假的，我實在是怕這些帽子的。然而，對於那些如此仇恨和害怕中國人保存任何剛毅精神，企圖把每一個中國人都弱化到柔媚至骨的人，我想來想去，實在是無法令他們不潑髒水，令他們滿意。因此，就讓他們罵去好了。還有一些人則說，中國目前打不過人家，你要想清楚。記得大約七年前（1993年），在一次會上，我和其他一些人表露了一點民族主義（僅僅是一點點，而且那時中國似乎還沒有什麼人自認是民族主義者，我也沒有），李慎之先生便教訓我們說：“你們這些娃娃要想跟美國人動拳頭胳膊可不夠粗。”我當時笑道：“我們不是娃娃，我們沒想主動和美國人動拳頭。”其實，我沒有什麼想不清楚的。這些人老是把別人想的那麼傻（但這些人比前一種人好一些）。我講生存空間問題是客觀地分析中國所面臨的一個相當根本的困難，並沒有主張我們現在就用武力打出去擴展生存空間。我講列強因尚武而過上了好日子，中國因不尚武而落到後來倍受欺凌的地步，是在總結歷史的經驗（於是有人又說這種“歷史長河觀，對於解決中國目前的問題沒什麼作用”[24]，但這真是奇怪了：那些向西方人獻媚的人罵中國人可以罵到原始村落時代，好一幫人都說好得很，意義大得很，我總結一下這麼晚近的歷史教訓就“對於解決中國目前的問題沒什麼作用”了），總結歷史經驗不等於簡單地去把歷史上的事再補回來，再重新打一仗，事過境遷，很多事情是補不回來的，這些人大可不必着急。但分析中國實際面臨的一個相當根本的困難，總結中國不尚武的歷史教訓，當然是有用的。只有認識清楚了問題和教訓，在風雲變幻的歷史長河中，我們中國人才有可能避免進一步喪失生存空間（不是有很多外國人和中國人急着進一步剝奪中國人的生存空間嗎？不是有許許多多的“N塊論”出現嗎？），才有可能抓住稍縱即逝的新機會。除此之外，尚武是為了振興中國目前確實十分矮化的國民精神。
　　
　　一位網上作者文成認為，尚武是意志平台，他寫道：
　　
　　“尚武能解決中國目前的問題嗎？（甚至尚武能當鈑吃嗎？）這是尚武質疑者的典型詰難。
　　
　　“如果尚武僅僅要求每個人左手拿刀，右手持棍‘雄糾糾，氣昂昂’地耍弄一番，大概除了熱鬧之外，唯一的正面功能也許是能強身健體，如果我們提倡的尚武是這個樣子、這個層次、這個水準，那尚武不提也罷。
　　
　　“尚武是精神指向，它是文化的內核，至少是內核之一，或者說尚武為精神、文化提供了一個平台——意志平台——它是基礎，它是底蘊，它是器更是道。
　　
　　“尚武是必要條件，而非充要條件。正如只有航母平台沒有飛機，那平台又有何用？反過來，光有飛機，沒有平台，飛機何以立足？
　　
　　我們今天提倡尚武，意在構建意志平台。作為具有強大歷史慣性的理學，不僅摧毀了器，更閹割了中國人先秦，漢唐的雄風，——我認為它摧毀了中國人的意志平台。
　　
　　……
　　
　　“如果尚武只與戰爭有關那是軍人們的事，我們大可不必瞎操心，但軍隊不是生活在真空裡，社會風氣如何，或早或晚，或多或少會影響到軍隊，很難想象在一個頹廢糜爛，腐敗成風的社會的基礎上，會產生一支雄風銳意如鋼似鐵的軍隊。”[25]
　　
　　另一位網上作者風滿樓則有如下認識。
　　
　　“重複一萬句尚武不是拿着大刀片子瞎掄，可為什麼還是有人要把它說成說是拿着大刀片子瞎掄呢？
　　
　　“首先，尚武一說跟中國民族的危機意識是一體的。一些知識分子清靜慣了，對於這個危機意識根本不愛聽。……他們怕尚武，就是怕聽危險，就是怕這些危機的信息破滅了他們的清夢。
　　
　　……
　　
　　“其次，尚武是跟權貴階層過不去。部分原因與上述相同，但最重要的是，尚武是對這些人既得利益的最大破壞。這些人有個毛病，就是王小東說的，“數小錢的習慣”，且數的還是個人的小錢。一提尚武，因為過於留心自己的利益，他便極端了，根本不管你的用意，就認為是要搞軍備，就認為是要和人家打仗，他能樂意嗎？……要是讓這國家尚了武，萬一刀兵動起來，還不得捐個十萬百萬的，還不一定能贏，真因此把美國人惹火嘍，連鍋端，他的辛苦不都白費了嗎？所以，尚什麼武呀？全國人民沒事就找樂子才好呢。
　　
　　“還有，尚武是跟美國過不去。這更不用說了。
　　
　　“所以，他們就簡單化，憑你一千張嘴說尚武不是拿着大刀片子瞎掄，他們還是偏要說你就是拿着大刀片子胡掄，就是見外國人就殺，就是以拒敵於千里之外為名行閉關鎖國之實。
　　
　　……
　　
　　“那麼，尚武可以解決什麼問題呢？我認為它可能什麼都解決不了，但它是現實之下事關中華民族生存發展必須具有的能力的不可或缺的條件和精神基礎：是解決民族精神矮化的必要條件，是提高民族競爭力的必要條件，是提高中華民族國際地位的必要條件，是捍衛中國人生存空間的必要條件。”[26]
　　
　　我認為這些網上作者對於尚武精神的探討是很有意義的，因而引用於此。除此之外，我還想補充幾點。不過我要事先聲明：一是我也講不全；二是我不大會編“N字經”，我很羨慕那些會編“N字經”的人，因為這種技巧非常有利於傳播思想，但我不會，故此說出來很可能楞楞坷坷。
　　
　　（1）一個民族的尚武精神當然要包括這個民族對於武備的重視。我認為這一點在和平時期也是非常重要的。講到對於現實政策的影響，我認為，鑑於現代科技對於國防的重要性，尚武意味重視發展科學技術，而且是真正的、扎紮實實的科學技術，不是那些搞花架子的什麼“知識英雄”之類，因為尚武精神來自戰爭，在戰爭中搞花架子就意味着失敗。（2）尚武精神意味着不向任何強權低頭，意味着不依附於別人，意味着自尊自強，意味着敢於戰勝困難、敢於戰勝敵人、意味着除強扶弱。我曾經說過，商人也可以尚武：我舉的是索尼的例子。索尼的已故總裁盛田昭夫曾經寫過這樣一段回憶。
　　
　　“布諾瓦公司的人很喜歡這種收音機，他們的採購經理漫不經心地說道：‘我們真想進點貨。就買十萬台吧。’十萬台！我大吃一驚。這個訂貨數量簡直令人不敢相信，價值是我們公司全部資產的好幾倍。我們開始商談細節，他告訴我說有一個條件，那就是要把布諾瓦的名字印在收音機上。我的腦子轉得飛快，絕對不能答應這個條件。
　　
　　“我曾發過誓，我們決不當其它公司的原設備製造商。我們要靠自己產品的實力為公司創造自己的名牌。我告訴他，我還要與公司再商量一下。接着我把這筆生意的大致情況發回東京。答覆是：‘接受訂貨。’我不喜歡這個主意，也不喜歡這個答覆。經過反覆思考，我決定拒絕。我們不能用他人的名字生產收音機。當我回到布諾瓦公司再去見那個人時，剛開始他好像並沒有認真地對待我。我怎麼可能拒絕這樣的訂貨？他認定我會接受的。但是看到我並不為之所動，他乾脆長話短說：
　　
　　“‘我們公司的牌子是花了五十年功夫才建立起來的名牌，沒有人聽說過你們的名字，為什麼不能用我們的呢？’
　　
　　“我懂得他在說什麼，但是我有自己的觀點。我回答說：‘五十年前你們的牌子也和我們今天一樣，不為人知。我把新產品帶到這裡來，現在我要為我們的公司將來的五十年邁開第一步。再過五十年，我可以向你許諾，我們的公司將會與你們今天一樣有名。’
　　
　　“我對這個拒絕OEM(原設備製造商)訂貨的決定從來就沒有後悔過，因為這個決定給了我更多的信心和自豪，儘管當我回到東京向井深和其他負責人談起此事時，他們中間有些人認為我幹了一件傻事。我當時就說過，從那以後也經常說：‘這是我做出的決定中最好的一個。’”[27]
　　
　　我認為，盛田昭夫在此事上體現的就是一種尚武精神。我很少看到當代中國商人有這種精神（當然不是絕對沒有，有個別當代中國商人似乎有點尚武精神，但還需要觀察。其實清末有些商人倒是有尚武精神的）。這是不是當代中國迄今沒有幾個在世界上值得稱道的商品和品牌的一個原因呢？（3）尚武精神意味着對於自己人的團結和誠實（雖然對敵人是兵不厭詐）。現在這個提法也會招人罵。有些人總是害怕中國人團結起來，說是這樣就會“團結在不得人心的官吏的領導之下”。[28]我很奇怪，難道這些人從來沒有想過中國人自己可以爭取做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做在別人的“領導之下”的奴隸？難道中國人不可以自主的團結起來？其實，我在《信息時代的世界地圖》中就表達過一種想法，海外的中國人應該自己自主的團結起來，以謀求中國人自己的利益，他們又是在什麼人的“領導之下”？究竟這些人為什麼這麼害怕中國人團結起來，以至於要極盡能事給主張中國人團結起來的主張抹黑？還有人又說了，因為我批判過某些中國人的思想（逆向種族主義者），故此我就沒有資格提倡中國人團結了。[29]這些口稱自己多么正義、多麼君子的人太能胡攪蠻纏了。既然如此，我就明說了吧：那些雖然也算是中國人，但就是拒絕中國人應該團結起來的主張的人，以及另外一些人（如堅持逆向種族主義的人），我並不主張團結，沒有什麼人值得我們去乞求團結。我主張團結，並以誠意相待的，是拋除這些人在外的中國人。除此之外，我還想補充一點，我在這裡所提的團結是建立在這樣兩個原則之上的：首先，個人權利是目的，團結是手段；其次，團結必須是建立在自願的基礎之上的——提倡尚武精神自然也是建立在自願基礎之上的。我很清楚，一提團結，有些人就擔心起個人權利來，這種擔心不是沒有道理，因為過去確實發生過在“團結”或“集體主義”的名義下對於個人權利的壓制，所以，我不得不羅嗦一點，每次都添上那麼幾句，省得有些人又大作歪曲性的文章來蒙蔽不明真相的人。
　　
　　即使是爬出去，也應該保持尚武精神
　　
　　
　　我有時是非常悲觀的。看到中國目前的腐敗、看到中國目前的渙散、懦弱、看到中國目前的科技於世界先進水平越拉越遠，我往往禁不住想：將來的中國人要保生存，可能是不得不爬着出去了。我但願通過我們每一個有志於民族復興的人今天的微薄的努力，中國不會出現那麼一天。但如果真到了那一天呢？我想，即使真到了那一天，即使中國人真的非得爬着出去不可，也應該保持尚武精神，也應該保持內心的自尊。爬着出去，寄人籬下，自然要忍受屈辱，但內心的自尊、內心的尚武精神則不可沒有。
　　
　　坦率地說，我確實看不起中國的許多讀書人。一個留學加拿大的女留學生曾給我講過這麼一個故事：上課的第一天，老師讓大家報一下出身來歷，外國學生自然報來自哪個國家，加拿大學生自然報來自哪個省份，但有一個中國學生也報自己“來自阿爾伯塔（加拿大的一個省）”，白人老師非常鄙夷地說，你明明來自中國，明明是中國人，報“來自阿爾伯塔”我們就不知道你是中國人了？另一方面，我曾碰上過一些來自廣東、福建的農民，他們沒什麼文化，多半是爬着出去的，爬出去的時候多半也不擇手段，但在與他們的談話中，你卻能發現他們有着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想，有時甚至是沙文主義情緒，雖然他們很可能申請過政治避難，但他們內心卻仍以自己是中國人為榮。不僅如此，他們還非常團結，互相幫助。在北美、歐洲，有許多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台灣、東南亞各國的華人，跑出去時常常身無分文（特別是那些來自印度的，有的人連個手提箱都未能帶出來），但在異國他鄉的土地上都生存了下來，有些人確實還發了財。於是那些中國的讀書人又會說那是西方的制度好，西方的寬容，我不完全否認這些原因，但還有一條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這些人中國人幫中國人的強烈意識。而我們那些讀書人呢，剛到異國他鄉時，很可能也受過這些人中國人幫中國人的意識的恩惠（別的不說，中國留學生都知道，從華人那裡租房住，同樣的房子，租金要比市場價格低得多。因此，許多發誓一到國外，就要和白人住在一起，學外語、學西方文化的中國留學生，除了在中國已經發了財的，不得不去租華人的房住），但轉過頭，等到在白人那裡討到了口飯吃，就開始罵那些幫過他的中國人，罵唐人街。
　　
　　講尚武精神、講內心的自尊，講中國人幫中國人，我認為海外的那些普普通通的質樸的華人那裡還是有的。然而，離開了形成一種明確的思想體系的民族主義，這些質樸的情感所能產生的凝聚力難以超過黑社會的水平。因此，即使中國人不得不爬着出去，民族主義（這時就更難使用愛國主義這個概念了）也是他們保持自尊、保持凝聚力，等待機會，實現民族復興的不可或缺的思想。
　　
　　
　　沒有尚武精神，女人也會沒中國男人的份
　　
　　
　　而沒有尚武精神，沒有民族主義會怎麼樣？我想對中國年輕人說的是，女人也會沒你們的份。衛慧的《上海寶貝》出來，按說是一本很平常的書，要說它的性描寫，現在的不少合法出版物比它還要黃色的多，要說它的藝術性，大家都認為很平常。可它為什麼那麼轟動？首先是有那麼多人罵它，然後才有其他人因有那麼多人罵它而看它，有另外一些人又因此而捧它。為什麼有那麼多人罵它？挑明了說吧，絕對是因為這本書集中表達了中國很多女人20年來的一種信念：中國男人廢物、陽痿，不如外國男人好。其實，在《上海寶貝》之前，已經有許多的這種說法，如80年代的“中國沒有男子漢”等等。為什麼會這樣？有幾個原因，如我在前面已經說過爬出去爭取生存空間的集體潛意識、金錢、有些人說的中國男人的“妹化”，等等（但有一個原因是西方人和某些中國知識分子刻意渲染卻並非真實的，這就是所謂女性在中國受到歧視。這是胡說，女性在任何國家都是受到歧視的，中國是相對而言對女性歧視最少的國家）。面對這種危及到中國男人最基本的切身利益的危機，我想那些罵衛慧的感情[30]是很真實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國男人看見漂亮的中國女人都被外國那些老頭搶走，如果不感到悲哀和憤怒，而是高興，那就更不可救藥了——但確實有這種人，《中國可以說不》對此有很好的描述。[31]然而，怎麼辦呢？光罵衛慧是不行的（衛慧只不過真實地表達了許多中國女人的內心思想），光罵中國女人不喜歡你們是不行的，這樣只會使女人更討厭你們。另一方面，你們在為自己感到悲哀的同時，也應該為我們的中國女人感到悲哀：她們背井離鄉，語言不通，沒有愛情，嫁給那些又老、又丑、又蠢（有時還很窮）的外國男人，嫁過去還要受欺辱，受了欺辱還不敢說，還要在娘家人面前打腫了臉充胖子，她們也不容易啊。有本事，有志氣，我們就應該把女人搶回來。
　　
　　
　　駁“閹者的夢囈”
　　
　　
　　80年代是整個中國思想界大罵中國傳統文化，到了90年代，又出來了一幫夸中國傳統文化、儒家思想，說“21世紀是中國世紀”的。然而，他們又是怎麼夸中國文明的呢？他們說：西方文明的特點是“爭”，中國文明的特點是“和”；[32]今後，中國還要繼續發揚這個“和”，以其來戰勝西方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這樣就能“為萬世開太平”了。網上作者文成很恰當地把這套說詞形容為“閹者的夢囈”。但是，這一套說詞還真是頗有支持者，後來又有各式各樣的變種。西方的一些大學者，如羅素和湯因比，也想把我們中國人往這條死路上引（我高度敬仰這兩位學者的智慧和人格，因此我並不懷疑這兩位西方人的良善動機，然而，我還是要指出他們為中國人指的道是錯誤的——他們應該首先設法去說服他們自己的同胞）。
　　
　　任何一個可以延續的文明，必然既有“爭”的要素，又有“和”的要素，二者缺一不可，而且應該是平衡的。中國文明之所以能延續到今天，裡面絕對是包含這兩個要素的。今人無知，只擇其一。就憑這還能指望“21世紀是中國世紀”？還能“為萬世開太平”？這裡有一個簡單的真理：你必須首先在“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爭鬥中強於對手，你才有資格來批判“社會達爾文主義”；否則，你的批判僅僅會被人家看作怯懦而已，因而到頭來，絕對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戰勝你。形象的說，如果你和一個壯漢打架，你打不過人家，在那裡喊“君子動口不動手”，這只是怯懦和滑稽；你至少要和他打一個平手，你才有資格向他提出文明的規則。揭露西方國家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本質是對的，但妄想中國可以以“和”來勸說別人放棄“社會達爾文主義”就全然是夢囈。如此夢囈下去，21世紀非但不會是“中國世紀”，中國人能有多少在21世紀倖存下來都是問題。不管這“萬世”是否“太平”，反正是沒有中國人的份。
　　
　　
　　抗美援朝給中國帶來了至少50年的和平
　　
　　
　　今年是義和團運動100周年，抗美援朝50周年紀念。美國人正在準備大張旗鼓地紀念朝鮮戰爭，準備連續紀念三年。中國也有一些研究文章出現，大意是我們不該打這場戰爭，我們是上了斯大林和金日成的當，否則台灣早拿回來了，跟美國關係早好了，中國早富了。我不反對學者們做這些學術研究，學術研究應該沒有禁區，做各方面的探索都是應該的。但我想告訴大家我從一個留學日本的女留學生那裡聽到的她的導師，一個日本教授，是怎麼評價中國的抗美援朝的。這位日本教授說：知道嗎，中國進軍朝鮮之後，你們中國人才在國際上有了地位，中國人才在其他國家人們的眼中站了起來。那些學者們所說的也許都對，但我認為都沒有這位日本教授所說的這一點重要。恰恰是因為在朝鮮戰爭中，志願軍的英雄們表現出了在戰爭中中國人也可以是不好惹的，才給我們帶來了至少50年的和平。我們必須懂得列強是怎麼看問題的。
　　
　　
　　忍辱負重的悖論
　　
　　
　　記得去年我們的那本《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出版後開的新聞發布會上，《超限戰》的作者喬良先生說了一段批評《中國可以說不》的話。大意是，中國人應該忍辱負重，比如中國的經濟發展要依靠外資，這外資的引進，忍辱負重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姿態。我很尊敬喬良先生，他的這種想法在真心熱愛中國的人當中恐怕也很有代表性，但他的這個想法是有一些問題的。事後《中國可以說不》的作者喬邊寫了一篇文章反駁喬良先生的觀點，[33]我認為非常有道理。
　　
　　“……喬良先生這句話大概有這麼幾層意思。
　　
　　“一是，中國人都在那兒打埋伏，‘說不’的幾個小伙子卻不能像邱少雲般烈火燒身永不動，敵人一梭子子彈打過來，還沒怎麼着呢，便嗷嗷亂叫，暴露了目標。
　　
　　“二是人家有錢，我們就得低頭，罵是罵不過錢來的。
　　
　　“關於這第一層意思，我的想法是，喬良先生作為一個軍人，長期的紀律約束和國防教育，使他有不同於一般百姓的警惕性，在長期的忍辱負重中不會忘了忍辱負重的目的。而一般人呢？我的看法相當悲觀。越王勾賤尚且要人整天高聲提醒他莫忘雪恥呢，我平頭老百姓，把眼眉前的日子過好已是很不錯了，你讓我‘十年磨一劍’去雪恥，恐怕是劍還沒磨出來，倒磨鈍了我雪恥的意志。……“個人如此，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又何嘗不是這樣？南宋起初，還不是計劃着如何收復失地？結果，辱是忍了，偏安一隅的心態也同時養了出來，直至亡了國。
　　
　　“邱少雲之所以能忍，能成為民族英雄，不僅是因為他做為一個軍人有極強的紀律性和責任感，而且因為他做為埋伏的參加者，知道這場埋伏目的和在整個戰役中的關鍵作用，知道自己的部隊的每個戰士都與他一樣有着同樣的報國之志，知道整個部隊會在即將到來的一刻發起總攻，他的犧牲是整個戰役必須付出的代價。“而我們常人呢，不知道原來我們的懦弱是在打埋伏，不知道我們的埋伏要打多久？我們看到的是在這個過程中民族精神的矮化和失落，聽到的是應該帶領我們走出困境的精英們卻在一個勁地為別人打我們玩我們做着連別人都不能做的辯解，想到的是如何讓自己或自己的子女能學好計算機和英語，能躋身於現代‘買辦’的高人一等的行列。……連這個民族較優秀的一部分都這樣了，我們平頭老百姓還能記着那麼點事兒嗎？更何況有比長期打埋伏更現實更緊迫的生活問題。當然，仍然會有人說那是精英們在忍辱負重，在打埋伏，你們小百姓不懂，也不能告訴你們，免得你們口風不緊泄了密，壞了精英們的大事。但這話我想連說話的人自個都不相信，……。“至於《中國可以說不》嚇跑了多少外資，忍辱負重又討來了多少錢，我沒有這樣的數據，我相信也沒有任何一個專家具體研究過。但那帝國主義有最厲害的武器壯膽，有那麼多見了國際資本就點頭哈腰的中國精英，斷不會就被幾個小人物的一聲喊就嚇跑了，他們絕沒那麼松包。君不見，‘義和團’那麼大的陣勢都沒把他們嚇跑，何況一本小書。相反的例子，倒是有一個，比如俄羅斯，沒見她在國際資本的餵養下強大了多少，但國際資本餵她一次，她的利益就少一分，她的姿態就低一分倒是實實在在的。她前面剛剛出賣了南斯拉夫，這回西方又隔着幾千里緊抓着車臣問題不放了。本來一個昂首闊步的民族，先是低了頭，又是弓了腰，現在是基本趴下了。她的那些精英們，在這期間，‘忍辱負重’的話怕是沒少說吧。“有時候，對抗也是為了更平等的對話。不一定就能平等，但我們必須積極地爭取。‘忍辱負重’的良好願望，在現實中怕是被別人利用的可能性更大，卻只能讓我們這個民族更消極。“話說回來，你一定認為我們這個民族必須忍辱負重，那也必須有一個前提，就是我們這個民族必須牢記這個‘辱’，牢記這個‘辱’是怎麼招來的、忍這個‘辱’是為了什麼。這就要這個民族的精英們必須時時向他的大眾敲敲警鐘，告訴他們這個世界並不那麼美好，他們的生存環境並不那麼樂觀；時刻提醒大家，我們民族要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並不那麼容易，必須凝聚起來，擰成一股繩，才有可能突出重圍，找到我們自己富國強兵的道路。沒了凝聚力，沒了民族精神，《超限戰》就是把人民戰爭的內涵擴得再大，手段提供得再多，也是白搭，因為一個民族失去了使用這種手段的意志，就是把中子彈給她，她也是個窩囊廢。”我認為這一段話說得非常好。軍隊可以潛伏，作為個人在某一具體事上也可以“忍辱負重”（如勾踐、韓信等，也如我前面所說，到了中國人非爬着出去不可的時候，作為個人或一個小集團也不得不忍受屈辱），但作為中國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這個民族的精神，也沒到了非爬着出去的時候，片面地講“忍辱負重”就不一定完全合適了，其結果有可能是並不能消減西方人的防備中國之心，反而成了精英們謀私的託詞，反而頹廢了民眾的志氣。
　　
　　我經常聽到這樣的言論，說是中國的民族主義聲音使得美國和其他國家感到威脅，如《聯合早報》上一篇文章聲稱：“……在中國日漸高漲的民族主義和反美情緒中，可能使美國得到中國是其唯一最大威脅的判斷，到時美國可能和俄羅斯達成利益交換，以便騰出主要精力來對付日益壯大和反美的中國。不加遏制或疏導中國民間的反美情緒，將使中國付出較大的代價並出現21世紀最重大的戰略決策失誤”，[34]云云。然而，放棄自我防衛能力，引刀自宮，也許可以換取別人不再把你看作是一種威脅，但這對我們意味着什麼？意味着任人宰割！若如此，我看還是讓美國把中國看成是它的威脅更好些。
　　
　　更進一步說，把中國的民族主義聲音壓制住，就夠了？美國就不把中國看成是它的威脅了？美國一些戰略家說過，美國是否防備一個國家，並不取決於它的意圖，而是取決於它的力量。例如，基辛格曾經說過：“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美國是無比遼闊、資源和人口遠遠超過美國的歐亞大板塊海岸之外的一個島嶼。在歐亞大陸的任何一半——歐洲或亞洲——出現一個占據支配地位的大國是一個構成對美國的戰略威脅的明顯標誌，無論有沒有冷戰都是一樣。因為由此而形成的集團將具備在經濟上，而最終是在軍事上，超過美國的能力。美國必須抗擊這種危險，即使這個居於支配地位的大國顯得十分友善；因為其意圖一旦變化，美國就會發現自己進行有效抵抗和扭轉事態的能力大大減弱了。”[35]因此，僅僅把中國的民族主義聲音壓下去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把中國分裂成一個個小國，其中的大部分貧弱到埃塞俄比亞、索馬里的水平，人口餓死個十分之九，美國和其他國家才能放心。我看被別人看成是一種威脅並不一定是一件壞事，有時還是一種能力的體現，一種光榮——對別人毫無威脅的只能是廢物。然而，最糟糕的情況是你本沒有任何威脅別人的能力，別人卻依然把你看作是威脅，你還怎麼解釋都沒用，因為你雖然本事不濟，塊頭卻太大。與其如此，還不如提升自己的能力，把本事練得和自己的塊頭相符。對於中國而言，這就有必要在中國人中提倡民族主義，提倡尚武精神。
　　
　　也許戰爭會換形式，但所需的高尚品質不會有任何改變
　　
　　
　　有人說，現在是全人類合作的新時代，軍事競爭已經讓位給了經濟競爭，要說有戰爭，那也是經濟戰爭了。然而，戰爭也許會換一種形式，但物種競爭的本質不會改變，所需的高尚品質更不會有任何改變。
　　
　　從根本上說，西方種族主義的陰魂不散，也不可能散，因為這是人的本性。所以，不能用各種形式的武力保衛自己的民族逃脫不了滅亡的命運。我在這裡並沒有否定與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合作，但與其他民族的合作是以你能否保衛自己為前提的。你能保衛自己，其他民族就會上門來與你合作。你不能保衛自己，如果你弱而小，那倒也罷了，暫時可能先容你口飯吃；但如果你弱而大，本事不大，飯量倒不小，別人豈能容你？[36]
　　四．精英與平等
　　
　　
　　這個問題我是看了話劇《切·格瓦拉》之後想到的。看了這個話劇，我和在場的大多數觀眾一樣，深受感動。20多年了，也該有點真正不同的聲音、特別是為弱勢群體吶喊的聲音出來了，即使這種聲音是片面的。從某種角度說，不片面也不行，既然這些年都是“‘窮人’，文明史的反面角色之一”這樣的片面，[37]但平靜下來想想，這確實是個重要的問題，還是要冷靜地想一想，特別是從民族主義的角度，應該怎麼看這個問題。
　　
　　
　　不應反對精英，而應問精英幹了什麼？
　　
　　
　　從民族振興的角度說，如果我們的精英，我們的貴族階層，真的為我們的民族做出了許多貢獻，他們從我們這裡多拿走一些東西，只要不超出他們的貢獻，對於我們的民族還是有好處的。我們必須承認，精英或貴族階層在歷史上往往能起遠遠超出他們的人數比例的作用。我的一位朋友，經濟學家劉力群常常講：那些成為列強的國家，它們的貴族階層在民族的危亡關頭往往是高尚了一把的，如日本的明治維新。我認為，日本的貴族階層應該是高尚了兩把：一次是明治維新，另一次是戰敗後。其他如英國的貴族階層，平時懶散，養尊處優、不務正業，但在戰時，往往是他們沖在最前面，犧牲也最大。但我們的貴族階層、我們的暴富階層，他們做的又如何呢？除了從我們這裡拿走大把的錢，在國外為自己鋪墊一個舒適的家，想着哪怕中國洪水滔天，自己是可以平安無事了，還想過別的嗎？想過為我們這個民族做點什麼嗎？不要說與日本的貴族階層比，就是和我們中國清末的貴族階層比，他們又如何呢？恐怕其中心存報國之志的比那時還少。據說一個銀行行長，在讀到小說《曾國藩》中曾國藩給容閎六萬五千兩銀子，叫他去歐美採購機器[38]時，感嘆道：那時的人真好啊！今天，我絕對找不到這樣一個人，能放心給他這麼多銀子，他還能把機器給我買回來。我在一篇文章中曾寫道。
　　
　　“（針對《切·格瓦拉》劇中諷刺在就一個落水女孩子時‘撥算盤珠子’）我認為，在涉及到人的生命當然不能這樣去撥算盤珠子，但在更多的時候還是可以撥一撥的。那麼，給我們的當代英雄們撥一撥算盤珠子吧。給那些工資不高卻有億萬家財的官員們撥一撥算盤珠子，給那些洋買辦們撥一撥算盤珠子，給那些各種所有制的企業家們撥一撥算盤珠子，給那些跟着豪富階層一起先富起來的名流學者、媒體大腕們撥一撥算盤珠子，給那些“知識英雄”們撥一撥算盤珠子……。他們給了我們多少，他們從我們這裡拿走了多少？細賬算不清，大帳是明擺着的：除了其中的少數人，他們拿走的與他們給我們的完全不成比例。人們心裡有桿秤，我做過幾次關於這個問題的民意調查，幾乎是一致的意見：這些人對於社會的貢獻不大。如果他們拿走了這麼多，而只給了我們很少，那麼，他們無疑是損害了其他人的生存權利。”[39]
　　
　　然而，作為民族主義者，我認為，還是應該爭取團結本民族各階層的人，包括精英或貴族階層。我們應該承認精英或貴族階層的能量是比較大的，如果他們願意為民族復興而出力，他們是能夠起很大的作用的。我希望在未來，中國的貴族階層也能為了中華民族的復興“高尚一把”。另一方面，如果中國的精英或貴族階層不願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出力，也無視下層百姓也要活這樣一個基本要求，那麼，他們確實就沒有理由從我們這裡拿走那麼多的東西，我們就不願意給他們這麼多東西。
　　
　　
　　關於知識分子
　　
　　
　　我平常經常批評知識分子。然而，我同時也認為，我們應該充分認識到知識分子的力量。實際上，知識分子也應該算是精英的一部分，他們的力量也是超出其人口比例的。我認識一個已經退了修的工廠黨委書記，困擾於工廠和工人目前的狀況，經常問我現在知識分子怎麼想。我開玩笑說：不是工人階級領導嗎？何必問知識分子怎麼想？這位當過志願軍，沒念過多少書，但卻很有政治見解的前黨委書記說：工人不行，還是知識分子管用。事實也是如此：在歷史上知識分子的作用就是大的，而在我們這個科技作用越來越大，信息作用越來越大的時代，知識分子的作用就更大了（當然，起正面作用更大，起負面作用也會更大）——奇怪的是很多知識分子自己偏偏說自己起不了什麼作用，因而也不該負什麼責任。
　　
　　應該說，當今中國的知識分子中有那麼多的人不喜歡我們這個民族，以反對自己的民族為榮，是於他們在改革開放以前的時代裡受了傷害有關的。而我們這個民族，正在因為我們的知識分子在那個時代受了太多傷害而繼續付出代價。我這樣說，可能又會有另一方面的人批評我：知識分子應該是與其他人平等的，為什麼他們就特別的不能受傷害？為什麼他們就要特別受到保護？我們的社會憑什麼要特別考慮善待他們？我不想在道義上爭論這個問題，我只想說，過分地傷害知識分子這個階層（我對於知識分子的定義是讀過大學的人）的代價是我們這個民族所負擔不起的。然而，今天，雖然中國的知識分子的待遇確實還有許多不如意之處，但應該說，那個時代的那種普遍的傷害是不存在了，因此，從知識分子方面說，雖然許多人過去所受的傷害值得同情，但至少不應該因此種傷害而把怨恨沒完沒了的擴展到我們自己這個民族頭上。
　　
　　美國人是很願意出錢收容中國的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包括理工科的工具性知識分子，也包括可以替他們影響中國人的頭腦的人文、社科知識分子，但“小惠未徧”，他們不可能收買所有的人。我相信，很多知識分子是會願意加入到中華民族的振興這個行列中來的，因為無論如何，他們會明白，他們之中的大多數的利益，與我們這個民族的利益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