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最後10年，人們驚異地發現，國際史學界有一項研究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其成果之多之新，令其他研究領域望塵莫及，以至人們不得不考慮賦予這一研究項目以新的概念，這就是關於冷戰歷史的研究。在學術界享有盛名的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於1991年成立了冷戰國際史項目（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同時創辦了專業刊物《冷戰國際史項目公報》（CWIHP Bulletin）。1此後，“冷戰國際史”這一概念便開始流行。美國著名歷史學家、耶魯大學教授約翰?蓋迪斯在1997年出版的一部專著《我們現在知道了：對冷戰歷史的重新思考》中又提出了一個概念——“冷戰史新研究”（The New Cold War History）。2無論稱呼如何，國際史學界普遍認可，在參與者的人數和國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題目的種類和範圍以及檔案資料所涉及的語種和國家等方面，冷戰剛剛結束後10年內對於冷戰歷史的研究，的確開拓了研究者的視角和思路，並且為歷史學家的國際合作打開了一個新局面。

　　正是在這個時期，中國學者加入了冷戰史研究的國際行列。20世紀80年代以前，中國的歷史學家很少進行關於冷戰歷史的專門研究，即使有所涉獵，主要也是資料性和介紹性的論著。3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人們對於“冷戰”概念的理解有些偏差。那時，在中國政治家和史學家的筆下或言談中，極少使用“冷戰”一詞。4即使偶爾提到，也僅僅被看作一項帝國主義的對外政策，而不是一種長期存在的國際現象。5更不用說，由於人們在“冷戰”中只看到了對抗，而沒有看到緩和——儘管緩和本身就是冷戰的主要內涵之一，因此，總體上說來，“冷戰”在中國只是一個具有負面含義的概念。6進入90年代以後，特別是最近幾年，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有關冷戰史研究的學術論著頻頻出現，專題討論會年年召開，在此基礎上，一支冷戰國際史研究的專業隊伍已經逐漸形成。先後成立的北京大學現代史料與研究中心和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就是在中國大陸北方和南方的兩個研究基地，而北京大學的《國際冷戰史研究資料》（每年兩期）和華東師大的《冷戰史研究通訊》（不定期）正在成為這一專業研究的重要園地。

　　冷戰國際史研究之所以成為一個新領域，最重要的標誌就是在檔案文獻的收集和利用方面有了明顯的改進和突破。本文擬從方法論的角度，就如何面對新世紀的挑戰，通過收集和利用檔案文獻，把中國的冷戰國際史研究進一步推向前進，談一點粗淺看法。

　　一檔案利用在中國遇到的挑戰

　　10年以來，冷戰國際史研究新成果層出不窮，其首要推動力應是俄國檔案文獻的大量解密和廣泛利用。作為冷戰一方的原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尤其是曾作為冷戰主角之一的俄國，在大範圍內解密和公布以往鮮為人知的歷史檔案，已經成為20世紀末歷史學界和檔案學界的一件具有歷史意義和轟動效應的大事。7由於過去蘇聯和其他東方國家的歷史資料長期處於封閉狀態，人們對於冷戰歷史中諸問題的認識，以至對一些基本史事的了解，往往是片面的、迷惑的、不確定的，甚至是錯誤的。只有在這些歷史檔案大量解密並陸續公布於眾的情況下，人們才有可能對過去的歷史進行比較全面的重新認識。近幾年，俄國檔案管理趨於緊縮，但東歐各國的檔案館又為國際學者的綜合利用打開了方便之門。8

　　另一方面，由於可用檔案和史料範圍的擴大，也相應地導致了研究基礎的擴大：其一，這些新檔案文獻來源地——俄國、中國以及東歐各國的學者紛紛加入了冷戰史研究行列。不僅他們本身參與國際學術會議，與西方學者直接對話，而且他們的論著也不斷得到評介、引用，並被譯成其他文字，引入世界論壇9；其二，研究領域大為拓寬，研究內容日益豐富，研究角度也越來越多樣化。學者們有機會接觸到俄國、中國和東歐各國的檔案文獻，因而就有必要和可能從冷戰的角度，即戰後世界格局劃分的特點來重新思考和評價這些國家當時的外交思路和社會發展模式，或者反過來，從國際的角度，即一種能綜合反映東、西方的觀點，來重新思考和評價冷戰的起源及其歷史進程。10

　　與俄國和東歐各國相比，中國公布重要檔案文獻的時間並不晚。早在1987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就開始編輯、出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這套重要文獻的問世，曾引起國際學界的震動，並令人感到欣慰：中國的改革開放終於使歷史檔案得以走出神秘的光環了。然而，進入21世紀以後，人們發現，雖然中國的檔案文獻集出版了不少，11利用檔案撰寫的資料性著作和工具書也陸續增多，12但中國的檔案制度及其管理方式幾乎還停留在原地，沒有出現本質性的改變。且不說西方發達國家，就是與近年來的俄國相比，中國大陸的檔案管理、開放和利用，也存在着一些令人遺憾的缺陷。

　　其一，中國雖然公布了檔案法，也規定了30年的解密期，但其開放程度還很有限，特別是中央一級和各國務院主管部門的檔案，根本就沒有對社會開放。據說在1998年檔案法修訂和公布以後，有關機構還下達了“十不准看”的內部規定，照此排列下來，可以對公眾開放的有研究價值的檔案就所剩無幾了。中共中央、國務院及所屬各主管部都是決策機構，那裡的檔案不開放，對冷戰時期中國的決策過程當然是無從了解的。不過，最近也有令人欣喜的消息傳來：外交部的檔案將於2003年上半年對社會公開，不僅一般中國公民，甚至國外學者亦可前往查閱。希望外交部檔案館此舉會推動各部委乃至中央檔案與社會和學界見面的步伐。13

　　其二，在中國，只有極少數機構的研究者得以利用職務和工作之便，直接使用中央一級的檔案文獻進行研究，一般學者只能從他們的研究著作中間接引用一些重要史料。且不說這種狀況對廣大學者來講是十分不公平的，而且也是很危險的，因為一旦直接引用者由於疏忽或受其觀點和水平的限制，片面以至錯誤地使用了檔案文獻，就會以訛傳訛，影響其他學者的研究思路。例如，官方修史者都說1950年代蘇聯給中國的貸款11筆，約56.76億盧布，其根據是經貿部的檔案記錄。但據筆者考察並對比俄國資料，應是13筆，共66億盧布。因為當時中方的統計忽略了1951年4月10日和9月12日兩筆追加的軍事貸款，其原因恐怕在於這兩筆貸款沒有簽訂協議，只是斯大林與毛澤東在電報中商定的。同時，貸款中用於經濟建設的份額也不是23%，而是不足5%。14

　　其三，中國沒有專門的檔案解密機構，也沒有規範的和科學的解密程序，某件或某些檔案是否可以開放和利用，往往是主管人說了算，於是便出現了種種奇怪的現象：同樣一件檔案，在這個檔案館可以看，在另一個檔案館就不能看；甚至在同一個檔案館，這個館長批准查閱，另一個館長卻予以拒絕。更為可憐的是，中國許多檔案是否可以利用——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研究的進度和深度——竟取決於一個檔案保管者的知識和政策水平。例如，筆者在黑龍江省檔案館的遭遇就令人啼笑皆非：已經開放並允許複印的檔案還要外交部專門出具公函才能得以利用。15

　　問題的關鍵，一方面在於中國有關檔案管理和利用的法律制度不健全、不嚴謹，一方面在於檔案管理者的觀念需要根本轉變：檔案文獻屬於國家還是屬於社會？查閱和使用歷史檔案是不是一個公民的基本權力？檔案管理者對檔案文獻的責任，是重在保管收藏，還是重在為社會提供和利用？雖然這兩方面的改進，在中國均非普通學者力所能及，16但是，作為檔案的使用者，中國的冷戰歷史研究者也不能只是被動地、消極地等待。在期待中國檔案文獻進一步開放，期待中國檔案制度提高其公正性、公平性和法律化水平的同時，我們也必須而且應該努力有所作為。面對21世紀學術研究發展的國際化和公開性前景，中國學者只有在收集和利用檔案文獻方面開拓出一個新局面，才能進一步推動中國的冷戰國際史研究。在目前的條件下，應該說，我們在這方面的工作還是可以有所作為的，而且也是有很大的拓展空間的。

　　二更加廣泛地利用國外檔案

　　中國在幾十年冷戰國際鬥爭中的地位和影響十分重要，誠如美國政治學家所說：“冷戰時期，中國是處在兩個超級大國陣營交叉點上的唯一主要國家，是雙方施加影響與顯示敵意時的主要目標。”17因此，從中國的角度研究冷戰史，自然也離不開使用美國、俄國的歷史檔案。在中蘇關係研究中尤其如此，因為在斯大林時代，中蘇兩黨和兩國領導人會談，從來不允許中方做記錄。18

　　然而，在歷史研究中利用國外檔案，並非沒有需要排除的阻力和障礙。很長時間以來，中國學者利用美國檔案研究中美關係已經習以為常，似乎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而令人不解的是，利用俄國檔案研究中蘇關係卻經常受到某種政治上的指責。俄國和東歐各國歷史檔案的披露，將冷戰國際史研究推向一個又一個高潮，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現在國際上研究中蘇關係以及冷戰史的學者，無不力求使用中蘇雙方的檔案文獻。19可是在目前的中國，要把已經有各種文字在國際學術界刊行的俄國檔案文獻翻譯和出版中文本，卻顯得困難重重。即使在刊物上發表出來的為數有限的俄國檔案文獻，因為在個別問題上與中國歷史文獻的說法有出入，竟然輕易地遭到了人們的“圍攻”。俄國學者列多夫斯基1995年在一篇文章中公布了米高揚關於他本人1949年初秘密訪問西柏坡給蘇共中央報告的全文，其中引用了兩份俄國檔案：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在給斯大林的一封電報中說，中國革命勝利後，將仿照蘇聯和南斯拉夫的模式，實行一黨制；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回電說，蘇共不同意這種做法，認為中共應該吸收其他黨派參加。20由於米高揚的報告只是轉引了電報的部分內容，且沒有註明檔案出處，而在中國檔案中又沒有發現這兩份檔案，於是，很多中國學者對俄國檔案的真實性提出質疑。21毛澤東在這封電報中的說法與當時中共的既定政策不一致，這是事實，但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可以有很多，而這恰恰是歷史學家應該研究的問題。人們沒有把精力用於探賾索隱，而是輕易地否定俄國檔案的真實性，並先後在中國四種主要史學刊物上發表質疑或指責性文章，顯然更多地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22這種學術氛圍無論如何是不利於歷史研究的。23

　　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九五規劃的重點課題，《蘇聯歷史檔案選編》（34卷36冊）已經由社會科學文獻社出版（內部發行），這當然是一個令人鼓舞的信息。24這套文獻集選編了自1917年至1991年有關蘇聯歷史上重大事件的檔案文獻近萬件，其中相當一部分譯自俄國檔案原件。儘管規定只有局級以上行政幹部和高級研究人員才能購買，但相信還是會對蘇聯史、世界現代史和冷戰史研究起到推動作用的。當然，對於目前俄國檔案的開放程度而言，這一點點翻譯、整理工作實在只是九牛一毛，況且還有相當一部分內容經政治審查而被禁止出版——這包括130萬字的中蘇關係檔案和80萬字的朝鮮戰爭檔案。而這些暫時無法刊行的檔案文獻，恰恰都是冷戰國際史研究特別需要的史料。

　　目前，俄國民主發展基金會計劃出版的40多卷檔案專集以及其他文件集正在陸續問世，其內容之詳盡，令研究者欣喜若狂。25例如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編輯的《20世紀中蘇關係檔案集》（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ОтношениявⅩⅩВеке），僅第4卷（1937-1945年）即有16開兩大本，共收入文獻830件，其中1945年的文獻單成一冊，共233件，包括了從雅爾塔會議討論中國問題，中蘇關於同盟條約的談判，直到蘇聯紅軍出兵東北及與中國政府進行交涉的全部內容，而且注釋完整、全面。關於這方面的英文和中文檔案，美國外交文件集（FRUS）和台灣的《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中已經發表了許多，如果再充分利用這批俄國檔案，難道不會把對戰後斯大林對華政策的轉軌及中蘇關係走向的研究推向一個新階段嗎？

　　大量引用東歐各國的檔案正在成為國際冷戰史研究的時尚。目前在世界上有三個較有影響的冷戰史學術專業刊物，除《冷戰國際史項目公報》外，還有美國哈佛大學戴維斯俄國研究中心編輯的《冷戰研究季刊》（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英國倫敦經濟政治學院編輯的《冷戰史》(Cold War History)。如果仔細觀察，可以發現，在這三個英文刊物中，東歐各國檔案文獻的譯文和利用東歐檔案撰寫的論文正在逐步增多。特別是北約與華約平行歷史項目正在進行的一項極有意義的工作，即收集、整理和翻譯華沙條約各參加國的有關檔案文獻，而參加者均是從這些國家聘請來的學者（包括一名中國學者），相信他們的工作將對冷戰史研究做出令人矚目的貢獻。

　　綜合利用各國檔案文獻研究一個專題，的確是冷戰國際史研究的一個特點。以朝鮮戰爭為例，在目前冷戰歷史的所有重大事件中，關於這個專題披露和發表的各國檔案恐怕是最全面了。正是由於美國、蘇聯和中國檔案文獻的不斷出現，朝鮮戰爭研究才在前幾年形成了一個高潮，成為冷戰史研究中最深入的一個課題。這裡值得指出的是，韓國學者對此也做出了很大努力。韓國本身的檔案文獻已大部毀於戰火，但學者們將戰爭中繳獲的志願軍基層部隊的文件、命令、戰士家書等編輯、影印成冊，成為一套很有價值的文獻集。26韓國學者還把在朝鮮的蘇聯軍事顧問團的900餘件文獻影印出版，其中主要是顧問團關於朝鮮領導人的背景、朝鮮政治經濟狀況、朝鮮人民軍的情況以及戰爭各階段進程給莫斯科的報告，這些文件當然也是研究朝鮮戰爭不可缺少的史料。此外，韓國國防部軍史編纂研究所還在整理有關戰俘問題的歷史文獻。

　　利用國外檔案，還可以對中國已經發表的檔案進行鑑別。不久前人們發現，關於1950年10月2日毛澤東給斯大林的電報，有兩份內容正好相反的檔案，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中國有關文獻公布的這封電報中，毛澤東表示接受斯大林的建議，同意立即派出中國志願軍援助朝鮮，而俄國檔案館出示的同一天的電報則顯示，毛澤東提出了眾多理由拒絕出兵朝鮮。這件事曾在國際史學界引起了一番不小的爭論。這兩封電報究竟是一前一後，還是一真一假？經過認真的調查和分析，多數學者傾向於同意這兩封電報都是真實的，只是中國檔案館保存的是毛澤東本人起草但一直未發出的電報，而俄國保存的則是蘇聯大使羅申與毛澤東會談後向莫斯科發回的轉述毛澤東談話內容的電報。經過這種對比和鑑別，才反映出中國出兵朝鮮這一重大事件曲折複雜的歷史過程，以及當時中蘇兩國之間的微妙關係。27

　　當然，對於國外檔案也存在一個鑑別和比較的問題。由於語言障礙或情況不熟，任何一方的會談記錄都可能出現差錯，如果不進行比較和鑑別就直接引用，那麼，當事人的失誤就會轉變成學者的錯誤。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曾於1998年將越南檔案中收藏的印度支那戰爭期間中國與越、老、柬等國領導人的77個談話記錄譯成英文發表。28中國學者在研究中使用和翻譯了這批文件，並經過與中文記錄（未刊）對比，發現其中不乏互相不符之處，當然許多屬時間、地點、人物記錄有誤，但也確有不少當時國外記錄人員沒有理解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講話的本意，以至錯記或漏記了一些內容。29試想，如果在研究中不加鑑別地直接引用檔案中毛澤東等人的講話，將會造成怎樣的結果。

　　總之，利用雙方檔案研究雙邊關係，利用多方材料研究綜合事件，是冷戰國際史研究走向深入的一個重要途徑。

　　三可以充分加以利用的地方檔案

　　冷戰國際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是討論各國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決策過程及其出發點，因此研究者重視國家級檔案的公布和利用，這一點是勿庸置疑的。但如前所說，這方面的工作目前在中國頗有困難，而學者又不能守株待兔。於是，查閱和利用地方檔案的問題便提上了議事日程。所謂地方檔案，包括省、市、縣及一些大企業和機構收藏的檔案。從管理制度上講，學者（包括國外學者）查閱這些地方檔案相對容易一些。當然，這與管理者的觀念和管理水平有很大關係，所以在不同的地區和部門，研究者可能遇到完全不同的待遇，關係學在這裡也是十分起作用的。就筆者的接觸和感受而言，在地方檔案館中，管理比較規範、觀念比較開放的，應首推吉林和福建，雲南、廣西也不錯。

　　在冷戰史研究中利用中國的地方檔案，旅美華人學者在90年代中期就已經捷足先登了。馬里蘭大學教授張曙光在研究美國實行對華經濟封鎖問題時，發掘出大量上海和遼寧省檔案館的材料，而奧荷馬大學的翟強教授在討論中國與越南戰爭的關係時，也使用了江蘇省等地方的檔案，均收到了較好的效果。30

　　在地方檔案中，固然缺少有關決策方面的史料，但作為中央檔案材料的補充，卻有大量決策的結果，以及決策後各地貫徹執行情況的材料，而這些材料也是冷戰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筆者在研究1950年代蘇聯專家在中國這一課題時，到吉林、遼寧、福建、內蒙和新疆檔案館查閱檔案，驚喜地發現，那裡保管着中共中央、國務院及外國專家局有關蘇聯專家問題的各種規定和通知，以及各地專家工作開展的情況通報，從聘請專家的程序和手續、如何接待專家、為專家來華所做的準備工作、在發揮專家作用方面取得的經驗和存在的問題等等，直到對蘇聯專家衣食住行的安排和規定，樣樣俱全，面面俱到。此外，筆者在大連造船廠、鞍山鋼鐵廠、包頭鋼鐵廠、北京石景山發電廠等大企業的檔案館（室），也得到了許多有關蘇聯專家在華工作的具體資料。31顯然，如果沒有這些活生生的地方檔案材料，對蘇聯專家在中國這個題目的研究，只能是簡單的說教和空洞無物的政治性分析。

　　實際上，地方檔案的利用並非只能起到某種補充作用，有些課題的研究，比如某些具體事件或涉及某一地區的問題，只有利用地方檔案才能開展。為了弄清1962年伊塔事件真相以及中蘇關係在新疆地區的特點，1998年筆者與李丹慧自費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及伊犁自治州查閱檔案，並走訪了當地的黨史、公安、外貿等部門，收穫頗豐，不僅有館藏的檔案文獻，還有一些部門整理的工作報告或編寫的背景材料。正是在這一基礎上，才能對新疆中蘇關係的特點和伊塔事件的來龍去脈有一個比較客觀的認識。32再有，為了研究越南戰爭期間的中蘇關係，李丹慧還在鐵道部檔案室伏案工作多日，利用那裡的檔案文獻，弄清了在蘇聯援越物資過境問題上中蘇之間的矛盾、分歧及其解決的具體過程。33

　　就中國的範圍內而言，台灣的檔案管理和開放應該說是走在前列了。筆者承蒙陸委會和中央研究院邀請於2002年6-8月到台灣做學術訪問，收益匪淺。無論是在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還是在國史館，無論是在國防部史政編譯局，還是在外交部檔案庫，所到之處，無不為其周到、熱情的服務所感動，同時也感到現代化、國際化的檔案管理手段和檔案利用觀念正在融入東方大地。儘管有些部門（如外交部檔案庫）的繁複手續難免使短期訪問學者心焦，但畢竟還是可以看到許多珍貴的原始材料。特別是台灣學者最近編輯並公開出版的4卷本《外交部檔案叢書》（界務類），更是令大陸學者感嘆不已。

　　從目前中國檔案管理的整體狀況看，在今後相當一段時間內，發掘和利用地方檔案，恐怕也是冷戰國際史研究向前推進的一個重要途徑。在這方面，北京大學現代史料研究中心與雲南省檔案館和廣西自治區檔案館曾簽訂合同，共同編輯有關援越抗美的地方檔案文獻，現在，《雲南與援越抗美——雲南省檔案文獻選編》一書已經進入編輯和出版程序。類似這樣的項目如果多一些，相信會引起學者們的興趣，也將進一步拓寬冷戰史在中國的研究領域。

　　四檔案文獻與口述史料的相互印證

　　在歷史研究中，收集史料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和方法是對當事人進行採訪，或利用當事人的回憶錄。在這方面，台灣學者已經做出了令人欽佩的成績。34對於冷戰國際史研究來說，運用當事人的回憶錄也是主要方法之一。例如，在冷戰史研究中頗有影響的《不確定的夥伴》及《中國通向朝鮮戰爭的道路》等專著，就利用了大量對中國和蘇聯當事人的採訪記錄或回憶錄。35

　　口述史料的功能首先是可以彌補檔案文獻之缺乏。有些重要事件，可能根本就沒有留下檔案記錄，如1950年10月5日討論出兵朝鮮問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據知情者說，當時為了保密，不允許與會者做任何記錄，甚至用儀器檢查了整個會議室。當然，更多的情況是目前找不到或無法看到有關的檔案文獻。因此，只能利用當事人的回憶來彌補這一缺陷。例如，在朝鮮戰爭研究中，1950年10月11日周恩來與斯大林在黑海療養地的會談，是考察中蘇對出兵朝鮮態度的最為重要的事件之一，但直到目前為止，學者尚未見到有關這次會談的記錄文獻——中方當時沒有做記錄，而蘇方的記錄則一直找不到。好在參加會議的蘇方譯員費德林和中方譯員師哲以及周恩來的機要秘書康一民都有回憶錄，儘管他們之間的說法各異，但畢竟給研究提供了考察的線索，否則，在描述中國出兵朝鮮這段歷史時必然會留下令人遺憾的一頁。

　　其次，與檔案文獻相比，當事人通過其個人的感受對當時的場地、語境和景況的描述，一方面可以幫助研究者對檔案文獻進行解讀，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呆板的檔案文獻所描述的歷史場面鮮活起來。美國學者黛博拉?凱佩爾在研究蘇聯在華專家這一課題時，就把俄國有關檔案文獻與專家本人的敘述有機地結合起來。通過在莫斯科報紙上刊登廣告的方法，凱佩爾招徠了30多名曾在中國工作的蘇聯專家，他們的回憶和感受，加深了作者對俄國檔案文獻的理解，也使得作者對蘇聯專家在華工作場面的描寫顯得生動活潑。36此外還有一件趣事很說明問題。筆者和李丹慧曾在伊犁檔案館發現了一個文件，1962年伊犁自治州黨委在全州開展“三一”教育，即宣講“一個黨——中國共產黨，一個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條道路——社會主義”。難道解放十幾年了，新疆少數民族還不知道自己是中國人？檔案文獻本身沒有提供答案。後經過採訪才得知，從三區革命時期起至1958年，伊犁地區中小學少數民族學生一直使用蘇聯版本的教科書，以至孩子們只知有莫斯科而不知北京在哪裡，許多年輕的知識分子則認為“中國是自己的第二祖國”。37如果沒有當事人的解釋，學者只能去猜測箇中原因了。

　　儘管口述史料很重要，但是有一點必須注意，作為歷史研究，不能孤立地和簡單地使用口述史料，因為人的記憶是會出現誤差的。如果研究者沒有運用檔案文獻對回憶史料進行鑑別或核查，那麼就很有可能造成重大的歷史誤會。這方面也有一個典型的例子。眾所周知，毛澤東公開發表向蘇聯“一邊倒”的宣言是在6月30日。過去有學者認為，毛澤東發表這一宣言，是為劉少奇與斯大林的會見定調子或做鋪墊。38因為根據1991年出版的當事人的回憶，劉少奇是在7月2日出發去莫斯科的。39但1996年有關檔案文獻問世後改變了這種看法。俄國學者公布的檔案“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宮工作日誌”40和斯大林與劉少奇的會談記錄41表明，6月27日夜間，劉少奇與斯大林已經在克里姆林宮舉行會談了。會談記錄顯示，斯大林極其熱情地接待了劉少奇，並且幾乎答應了他所提出的一切要求。所以，毛澤東的宣言實際上是對他非常滿意的會談結果的回應。後來中國公布的文獻也證實，劉少奇一行是6月26日下午2時抵達莫斯科的。42

　　如果僅僅以當事人的述說為依據做出歷史判斷，的確是危險的。在冷戰史研究中還有一個問題很令人生疑。1958年8月23日毛澤東命令解放軍炮擊金門，在台灣海峽引發了一場危機，這是導致遠東國際局勢緊張的重大舉動。作為同盟國，在此之前毛澤東是否徵求過蘇聯領導人的意見，或向莫斯科通報過信息，關繫到如何評判莫斯科對此事做出的反應，以及當時中蘇軍事合作關係的狀況。筆者查閱了有關研究著作發現，許多研究者都認為中國事前向蘇聯通報了計劃炮擊金門的消息，但卻都沒有說明這個論據的出處。43追根尋源，筆者看到，最早提出這種說法的是當時中國駐蘇大使劉曉1986年出版的回憶錄。劉曉說，赫魯曉夫與中國領導人會談時問及炮擊金門為何事先不通知蘇聯，中方答覆已通過蘇聯軍事顧問把此事通知蘇聯國防部了。44然而，劉曉的說法漏洞百出，就連赫魯曉夫訪華和炮擊金門的日期都說錯了，關於經蘇聯顧問轉告蘇國防部的說法在邏輯和情理上也是講不通的。幾年以後，又有外交部官員寫到：炮擊金門“事先曾通過蘇聯在我國的軍事顧問通報了蘇聯當局”。45不知是作者看到了劉曉的回憶，還是本人也有如此記憶，但無論如何這種說法是靠不住的。對此，不僅蘇聯當事人的所有回憶錄都沒有這種記載，而且也沒有任何檔案文獻提供依據。對於這樣的口述史料，作為研究者是需要謹慎對待的，即使一時沒有找到相應的文獻，至少也應核對其他當事人的回憶材料。46

　　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行政學院的喬?奈（Joe Nye）和詹姆斯?布萊特（James Blight）提出“批判口述史學”（Critical Oral History）這一概念，所強調的就是將有關當事人的回憶與檔案文獻的鑑別和學者的研究相結合，對所述史事做出多方位的分析和批判。47這種方法對於冷戰國際史研究尤其重要，無論中美、中日，還是中蘇或中越，兩國之間都曾有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敵對歷史，因此，當事人的回憶不免帶有時代的印跡。只有通過對比來自雙方的口述史料或將口述史料與檔案文獻進行比較、鑑別，才能對史實保持一種客觀性和真實性的判斷。近年，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牛軍教授主持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口述歷史項目”就在這方面進行了有益的嘗試。最近，北京大學史料研究中心正在與日本學者商討，擬收集一些冷戰時期日共中央總部的檔案文獻，同時對日共中央領導人進行採訪。如果能夠立項，對於日本在冷戰中的地位，以及中共與日共關係的研究將是非常有意義的。

　　這方面已有成功的先例，如1997年當代中國研究所、中國史學會東方歷史研究中心與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共同舉辦的“中蘇關係與冷戰”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主持人專門邀請當年毛澤東的兩名譯員李越然、閻明復和蘇共中央兩名負責中國事務的官員傑柳辛（Л.Делюсин）、庫利克（Б.Кулик）到會，當場解答與會六國冷戰史研究者的問題，收到很好的效果，並在國際史學界引起了較大反響。又如，在2001年中共中央黨校和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1969-1979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中美雙方幾任大使及有關當事人會聚一堂，與兩國學者共同討論當年打開中美關係通道的歷史過程，也在學界傳為佳話。

　　總之，在研究中，經學者的考辨，把檔案文獻與口述史料結合起來，就會使二者相互印證，相映成輝。通過這種互動式研究，可以彌補各自的缺陷：以訪談錄補充檔案文獻遺漏、缺失的內容，或給文字資料補充血肉，使其立體、生動起來；以有關的檔案文獻材料訂正口述歷史的差誤，或為回憶人遺忘的部分做接續和補白；最後由學者對檔案文獻和訪談記錄進行綜合整理，勾勒出史事的背景，並做出客觀的評述。這無疑是我們今後努力的方向。

　　五檔案文獻收集和利用的國際合作

　　“冷戰史新研究”的特點之一就是國際合作，這尤其表現在檔案文獻的收集和利用方面。在俄國檔案制度改革方面出現的歷史學界和檔案學界的國際大合作是空前的，各國學者都以極大的興趣和熱忱關注着事情的進展。48幾年來，在俄羅斯、美國、意大利、芬蘭、匈牙利、捷克等國家舉行了一系列國際學術會議，各國學者會聚一堂，專門討論俄國和東歐國家檔案開放和利用的問題。49在這個問題上促成國際合作的原因和結果是相同的，即人們期望並認定，俄國和東歐國家檔案的開放和利用，將引起蘇聯歷史、冷戰國際史乃至20世紀世界歷史等一系列學科研究的革命。

　　冷戰史研究走向國際化的趨勢，是其本身內涵決定的，也是90年代以來東方各國檔案文獻相繼開放的現實促成的。冷戰國際史可以納入國際關係史的範疇，但它又不僅僅是研究國際間雙邊或多邊關係，而是在這一研究的基礎上，向外擴展，探討某一地區乃至全球的政治、軍事格局的形成和走向；向內延伸，分析在已經形成的世界格局中各國國內政策的變化和發展，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對國際關係的影響。無論從哪個角度進行探索，都需要各國學者的共同努力。

　　在這方面，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冷戰國際史項目做出了貢獻，也樹立了榜樣。他們的做法：一、在不定期學術刊物《冷戰國際史項目公報》上，一方面發表各國學者對於冷戰研究的新成果，一方面刊載大量譯成英文的俄國、中國和前東歐國家關於冷戰的歷史檔案文獻，從而促進各國學者之間的交流，方便各國學者對不同語種檔案文獻的利用。二、召開專題國際會議，並通過會議組織相關國家的學者從不同國度和角度為與會者提供大量有關冷戰各種專題的最新檔案文獻。50其結果不僅有利於學者個人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各國檔案的發掘工作。三、冷戰國際史項目還提供資金，每年組織一批中國、俄國和前東歐國家學者前往華盛頓作數月的訪問學者。不僅為他們創造了優越的研究條件，而且毫無保留地向他們提供各國檔案的複印件。51最近，北約與華約平行歷史項目也申請到一筆基金，專門資助中國和東歐學者前往美國或歐洲收集有關檔案資料。通過這種做法，既促進了各國學者之間的交流和互補，也使同一專題的各國檔案在不同國家得到傳播和利用。

　　中國學者也在進行這方面的努力。例如，北京東城東方歷史學會、上海復旦大學韓國研究中心與韓國韓戰研究會，自2000年起，每年組織一次關於朝鮮半島問題的雙邊學術討論會，而且要求每次會議都能提供一些檔案文獻作為討論的基礎。目前，中國學者與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冷戰史研究課題組也在嘗試進行這方面的合作。今後，中國的冷戰史研究更應該在檔案收集和利用的國際合作上多下功夫，這也是作為學者力所能及的工作。

　　歸納起來一句話，今後中國的冷戰國際史研究想要進一步向前發展，就必須加強檔案文獻的廣泛收集和綜合利用。這些方法看似簡單，實際運用起來卻並非易事，其制約條件，學者的努力程度是一個方面，更主要的則在於能否提高人員素質、加大資金投入、改革管理制度、改善政治環境等一些最根本的方面。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冷戰國際史研究在新世紀無疑將面臨重大挑戰。對於這個挑戰，我們應該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以後的道路很可能是艱難的和漫長的。所謂艱難，是說人們——無論是東方人還是西方人——要擺脫以意識形態對立為基點的冷戰思維，要摒棄以武力威脅為行動準則的冷戰策略，要真正樹立以維持世界和平為己任的新觀念，必然會有一個對以往教訓的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所謂漫長，是說新的檔案材料——特別是中國的檔案文獻——還需要不斷挖掘，而且更要求檔案文獻的保管、解密和使用逐步走向科學化、正規化和制度化。與此相應，新史料的不斷湧現，又將迫使學者不斷地對歷史進行重新認識和表述。因為只有經過歷史研究者耐心細緻地對他們所得到的以及尚未得到的文獻資料進行考證、探尋和對比、分析，人們才有可能獲得一幅相對接近於真實的歷史畫卷。

　　注釋：略

　　（文/沈志華，摘自《歷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