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說戴笠不是反共高手，只怕很多人都認為這是胡話。可戴笠的確不是。軍統的主要工作不是對付共 產 黨，這方面，戴笠的成績並不突出

沈先生回憶，當時國民黨特務系統政出多門，但是各自有自己的主要業務範圍，其中軍統的主要工作目標，初期是各類軍閥，第三黨派勢力，抗戰開始後，主要是敵偽。邱開基系統主要是偵毒緝私，鄧文儀所部是空軍系統（前二者最終被戴笠排擠吞併），康澤是武裝特工，而國防部二廳是軍事情報。反共，是中統的主要任務。

蔣介石從自己的生存出發，不斷平衡兩統的工作，也不總是以 共 產 黨 為優先。在1932年，軍統的經費為80萬元，中統僅僅為20萬元，相差四倍之多。這也不奇怪，因為當時對 共 產 黨 主要是軍事圍剿，情報工作的威力不及軍事進攻，而對軍閥政客，軍統那一套江湖功夫比洋槍洋炮還管用，縱橫折衝中原大戰，搞垮唐生智，陳濟棠，蔡廷楷都是戴笠的得意之作。蔣寧可把買槍買炮的銀子放到戴笠身上，收兵不血刃的好效果。

這也和兩統的歷史淵源有關。軍統以戴笠為首，大量吸納軍界和幫會人員，是職業特務，普遍沒有太高的政治素養，戴笠做事好像有個五字訣，“群辦師才幹”，對付出身於舊社會的各個階層都相當有效，連胡宗南都說戴笠“人情世故熟”。但他本人對 共 產 黨 的理論並不熟悉，這一套慣技用在組織嚴密，崇信信仰的 共 產 黨身上用處很小。

戴笠為人好勝，且知道蔣介石對於反共的功績最為看重，故此從沒有停止過反共的特務工作。可惜收效甚微。這主要是因為戴笠根本就不允許軍統特務對 共 產 黨 進行深入的研究，以防赤化，同時一旦得到線索，必急功近利的進行逮捕，審訊，往往人也打死了，線索也斷了。而中統就不一樣，中統的人員多是出身國民黨黨務工作的人員，對 共 產 黨 理論有較深的理解，不依靠刑訊，而依靠所謂“說理”的辦法造成基層 共 產 黨 人對信仰的動搖，製造叛徒，然後利用叛徒逐步深入，象多米諾骨牌一樣給 共 產 黨 組織造成巨大的危害。故此抗戰之前，中統在反共的效率上面，遠遠超過軍統。

軍統唯一一次比較大的成果是抓住了共產國際遠東局總書記約翰.華爾敦（沈醉親自執行的密捕，沒想到華爾敦也是個徒手戰高手，沈醉加上幾個特務居然抓他不住，驚動了租界巡捕，密捕變成了庭審）。華爾敦在法庭一言不發，軍統竟然無法查出他的身份！而中統就成就斐然，顧順章案，向忠發案，盛忠亮案等等，連連奏捷。戴笠對這一點非常惱火，但又不得要領，稱他為反共老手未免太高，他在這方面比較外行。

中統在抗戰中因為對局勢認識不深，同時受到軍統排擠，普遍人員意志消沉，高級特工人員紛紛投靠日偽，抗戰後被大量整肅或閒置，是國民黨解放戰爭期間反共特工效率不高的一個重要原因。

不是戴笠不反共，實在是“共軍太狡猾”。戴笠的專長，不在對付 共 產 黨 。

但是軍統內部卻不乏 共 產 黨 。

沈先生笑稱軍統內部 共 產 黨 有兩派，一派稱為老 共 產 黨 ，一派稱為新 共 產 黨 。

老 共 產 黨 ，就是被戴笠利用的 共 產 黨 叛徒。戴笠對這些人雖然考察嚴格，但欣賞他們高超的工作水準和忘我的投入精神，故此每每重用，甚至引起一些老特務的嫉妒。其中比較有名的 共 產 黨 叛徒，包括余樂醒（戴笠的智囊，沈醉的姐父），謝力公（軍統訓練專家，負責蘇聯方面問題的大特務），王克全（原 共 產 黨 江蘇省委書記）。其中王克全工作最為認真，成為軍統內勤的台柱子之一，沈先生回憶此人後來因為重慶局本部遭到日機轟炸物資損失慘重，自認為準備不周，責任不可推卸，竟開槍自殺了。

這些 共 產 黨 叛徒雖然叛變，但往往都是有才之人，而且對當時世界最先進的特務組織克格勃有着或多或少的了解，不只軍統，其他國民黨特務系統也都有重用者。張學良系統的特務頭子黎天才，本是李大釗的親信，就是在不肯叛變的情況下，由張學良愛惜其才氣，保留了下來，後來受到“感動”的黎投桃報李，改變了立場。

還有一批新 共 產 黨 ，就不是戴笠想留的了。他們是打入軍統內部的 共 產 黨 員。

軍統組織嚴密， 共 產 黨 怎能打入呢？沈先生說多半是軍統自己招的。軍統對於人員，要求還是比較嚴格。戴笠曾經屢次發文告誡下屬：“不可用流氓”，“流氓只知招搖，用之未有不敗也”等等。那時招收的人員越要求積極向上，其中隱性的 共 產 黨 人或 共 產 黨 同情者就越多。而軍統因為自身名聲不佳，招生又採取許多欺騙手段，使學生往往感到上當。這樣，有機會的時候變成 共 產 黨 的潛伏人員並不奇怪。

比如軍統著名的電訊總台案，就逮捕了一張姓報務員（張蔚林）為首的六名 共 產 黨 員。其中，職位最高的報務主任馮傳慶，本來已經接到警報渡江脫險，避開了軍統的搜捕半徑。但是他沒有經驗，疲勞停下來休息，因出手闊綽，被當地農民作為日本間諜舉報，假如他當時亮出軍統的身份，大概也能逃過一劫，可是馮試圖隱瞞身份，終於暴露。這六個人後來全部被戴槍決。

戴笠包庇的東北救亡總會，更是 共 產 黨 人劉瀾波等活動的重要據點。

但也頗有一些 共 產 黨 人，最終作為軍統人員在抗日的戰場上以身殉國，直到解放後有關部門向沈先生核對情況的時候，才知道這些“殉職英烈”是 共 產 黨 。不過，筆者以為，討論這些人在殉國的時候屬於哪個黨派似乎沒有什麼意義。他們都是為了民族的獨立和自由而獻出生命的，是中華民族共同的英烈。

沈先生有一個很敏感的話題，就是假如說國民黨不抗日，軍統不抗日，老先生就會很和藹，但同時很堅決的給你糾正。比如戴笠，普遍認為他是一個沒有政治思想的特工頭子，而沈先生唯一談到可算是戴笠政治思想體現的話，正是關於抗日，而且相當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