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保台灣在中國 第二章 第三節 霸權的邏輯——馬歇爾報告

第三節 霸權的邏輯——馬歇爾報告

　　1993年，美國戰略家塞繆爾·亨廷頓就說：“中國的崛起，與歷史已經證明的美國利益相悖”。

　　亨廷頓這樣問道：如果巴爾幹地區是20世紀地球上的“火藥桶”的話，那麼，21世紀的“火藥桶”在地球的哪一端？亨廷頓在“冷戰”剛剛結束後，就預言這個未來的“火藥桶”就是南中國海。在被廣泛認為是冷戰結束後最重要的國際政治著作《文明的衝突與政治秩序的重建》一書中，亨廷頓指出，中國對南中國海的主權要求，與美國在那裡圍繞着石油和戰略建立起來的利益根本矛盾，這種矛盾可能要以戰爭的方式來解決。他預測說，這場矛盾的總爆發可能是在2010年。

　　亨廷頓指出：鑑於美國的利益，美國與中國之間的戰爭將如何發展？假設在2010年，美國軍隊撤出了已經統一的朝鮮，在日本的駐軍也極大地減少。台灣和中國大陸已和解，南中國海石油資源的開發進展迅速，大部分區域是在中國的保護之下，而越南控制的一些區域則由美國公司開發。中國因擁有新的兵力投放能力而信心大增，宣布它將建立對整個南中國海的控制，中國對整個海區一直宣稱擁有主權。越南開始抵抗，中越之間隨之發生海戰，越南求助於美國。中國人警告美國不要插手，日本和亞洲其他國家則驚恐萬狀。美國人表示不能容忍中國對越南的入侵，呼籲對中國實行經濟制裁，並將少數僅存的航空母艦特混艦隊中的一支派往南中國海。中國譴責美國的行動侵犯了中國的領海，於是，對特混艦隊發動空襲，聯合國秘書長和日本首相為推動停火協議所作的努力失敗，戰火蔓延到東亞的其他地區……

亨廷頓接着說：……如果讀者認為這一場景似乎是令人難以置信的離奇幻想，那倒是幸事。還是讓我們希望不會出現比它更看似可信的其他全球文明間的戰爭場景吧。然而，這一場景最看似可信，因而也最令人擔憂的一點是戰爭的起因：一個文明的核心國家(美國)干預另一個文明的核心國家(中國)與該文明成員國之間的爭端。對於美國來說，為了維護國際法，抵抗侵略，保衛海洋自由，保證獲取南中國海的石油，以及阻止東亞為一個國家所控制，這樣的干預是必要的。但是對中國來說，美國的干預是完全不能忍受的。中國認為，這是西方大國，羞辱、恐嚇中國的典型狂妄企圖，是在中國合法的勢力範圍內挑動其他國家反對中國，是否認中國在世界事物中應起的作用。……

　　在這裡，亨廷頓十分“客觀”地指出，其實也等於公開承認：美國之所以阻止中國的統一，並不是為了保護什麼台灣的利益，而恰恰是為了防止台灣與中國大陸聯合起來申訴中國在南海的主權，是為了保護美國自己在那裡掠奪石油資源的美國利益。而一貫侵略越南，給越南造成了嚴重傷害的美國之所以又將扮演保護越南的角色，同樣也不是保護什麼民主，保護越南的利益，而僅僅是以這樣的藉口來保護它自己的利益。

　　亨廷頓這也等於公開承認，美國的戰略利益的實現，一直是藉助自由主義原則在世界挑動文明分裂，之後，為美國以維護自由的名義發動戰爭，為維護美國利益製造理由，科索沃戰爭不過是這種做法的預演。而將來如法炮製的大舞台可能就是南中國海。亨廷頓實際上等於為美國戰略的實質進行了一次明白無誤的“大揭秘”。

　　亨廷頓認為，未來衝突的根源並不是什麼意識形態衝突，而是“發展利益”的根本衝突，所謂“保衛民主自由”的意識形態不過是挑起衝突的藉口而已。[41]

　　冷戰後美國的戰略是遏制地區性競爭對手為主要內容，防止地區性的競爭對手成為世界性的競爭對手。其基本邏輯是把以實力為基礎的地緣政治作為全球戰略的基本框架，把安全問題作為戰略考慮的重點。與冷戰時代不同的是，這種戰略思維，它追求的不只是大國力量的均勢，而是確保美國在21世紀前幾十年對世界的獨霸地位。為達到這個目標，需要從防止未來威脅的角度，對可能的競爭者進行遏制。霸權是什麼呢？是排斥別國的自主發展權，是發展權的國際壟斷。霸權最不能容忍的不是不同的意識形態，而是對其霸權的挑戰。

　　2001年5月份公布的美國國防部“馬歇爾報告”曾得出結論說，無論中國是現行體制還是成為“民主國家”，都將是對美國的“威脅”。

　　據香港《新報》報道，五角大樓網絡評估室主任馬歇爾召集一批現役和退役軍官與學術界人士完成的報告顯示，無論中國成為民主社會或是成功地轉型為市場經濟，美國都已決定視中國為未來的敵人，並且針對這種認定而進行策劃。報告中的策劃被認為是實際上的圍堵策略。

　　馬歇爾現年八十歲，在五角大廈任職幾十年了。從尼克松開始，馬歇爾就任職國防部淨評估辦公室，一做就是30年。美國媒體推崇他是五角大廈首席未來學專家。從冷戰時代一路走來，是美國軍事界一位極具傳奇性與爭議性的人物。儘管年事已高，閱歷深厚，卻經常被同儕視為激進的改革者，馬歇爾與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有數十年的交情，而且對布什政府的國防政策與戰略思維有極大的影響力 。

　　這份題為《二零二五年亞洲》的報告指出：“一個安定而強大的中國將會不斷威脅亞洲的現狀。一個不穩定而相當微弱的中國可能是危險的。”

　　這份報告強調的重點包括：中國崛起成為美國利益的最大區域威脅，華府若要在亞太地區繼續扮演主要角色就必須在南亞和東南亞建立前進作戰基地，印度具有崛起的戰略潛能，美國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防止中國與印度結盟。

　　報告說，美國採取更積極的外交和軍事努力加強與印度的關係是防止中國與印度結盟的必要條件，與韓國、澳大利亞、泰國、菲律賓和日本加強雙邊聯盟將可限制中國在南中國海和西太平洋發揮力量。[42]

　　《參考消息》曾登載被揭密的美中情局對付中國的“十條誡令”，於中清楚可見美國中央情報局是怎樣對待中國的。

　　在中央情報局極其機密的“行事手冊”中，關於對付中國的部分最初撰寫於中美嚴重對立的1951年，以後隨着中美關係的變化不斷修改，至今共成十項，內部代號稱為《十條誡令》。其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一定要毀掉他們一直強調的刻苦耐勞精神。

　　第二，一定要盡一切可能做好宣傳工作，包括電影、書籍、電視、無線電波和新式的宗教傳布。只要讓他們嚮往我們的衣、食、住、行、娛樂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第三，一定要把他們青年的注意力從以政府為中心的傳統引開來。讓他們的頭腦集中於體育表演、色情書籍、享樂、遊戲、犯罪性的電影，以及宗教迷信。

　　第四，時常製造一些無事之事，讓他們的人民公開討論。這樣就在他們的潛意識中種下了分裂的種子。特別要在他們的少數民族裡找好機會，分裂他們的地區，分裂他們的民族，分裂他們的感情，在他們之間製造新仇舊恨。

　　第五，要不斷製造新聞，醜化他們的領導人。我們的記者應該找機會採訪他們，然後利用他們自己的言辭來攻擊他們自己。

　　第六，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傳揚民主。一有機會，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無形，就要抓緊發動民主運動。無論在什麼場合，什麼情況下，我們都要不斷對他們（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權。只要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斷地說同樣的話，他們的人民就一定會相信我們說的是真理。我們抓住一個人是一個人，我們占住一個地盤是一個地盤，一定要不擇手段。

　　第七，要儘量鼓勵他們（政府）花費，鼓勵他們向我們借貸。這樣我們就有十足的把握來摧毀他們的信用，使他們的貨幣貶值，發生通貨膨脹。只要他們對物價失去了控制，他們在人民心目中就會完全垮台。

　　第八，要以我們的經濟和技術優勢，有形無形地打擊他們的工業。只要他們的工業在不知不覺中癱瘓下去，我們就可以鼓勵社會動亂。不過我們表面上必須非常慈善地去幫助和援助他們，這樣他們（政府）就顯得疲軟。一個疲軟的政府，就會帶來更大的動亂。

　　第九，要利用所有的資源，甚至舉手投足，一言一笑，來破壞他們的傳統價值。我們要利用一切來毀滅他們的道德人心。摧毀他們自尊自信的鑰匙，就是儘量打擊他們刻苦耐勞的精神。

　　第十，暗地運送各種武器，裝備他們的一切敵人，以及可能成為他們敵人的人們。

　　中央情報局分化中國的險惡用心，在《十條誡令》中暴露無疑。

　　在美蘇爭鬥得你死我活、對蘇情報活動牽涉了中央情報局主要精力時，尚且出台這樣的對中國秘密情報活動綱要，那麼，在現在美國已日益把中國視為競爭對手的情況下，中央情報局又會有什麼行動綱領呢？

　　對美國政府決策有着巨大影響的智囊庫———蘭德公司於 1999年 6月向美國政府提出建議，美國的對華戰略應該分“三步走”。

　　第一步是西化、分化中國，使中國的意識形態西方化，從而失去與美國對抗的可能性！

　　第二步是在第一步失效或成效不大時，對中國進行全面的遏制，並形成對中國戰略上的合圍，包括地緣戰略層次和國際組織體系層次，以削弱中國的國際生存空間和戰略選擇餘地；

　　第三步是在前兩步都不見效時，不惜與中國一戰，但作戰的最好形式是美國不直接參戰，而是支持“中國內部謀求獨立的地區或與中國有重大利益衝突的周邊國家”。[43]

　　美國是這個世界上最強大與最有影響力的國家，中國現在一門心思埋頭搞經濟建設，需要一個和平安定的外部環境，因此只要美國不主動挑釁，中國儘量與之保持一種非敵對的關係也是合情合理的。然而，事實證明，不管中國願不願意，美國已認定中國是“頭號敵人”，美國要遏制中國的強盛是鐵板釘釘的事，中國想躲也躲不開的。版本眾多的《中國威脅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籠的。

　　美國人對於自己的國家利益與本民族的長遠生存是看得極為清楚的，中國的逐漸強大即便不是以犧牲美國為代價，對於美國來說也是相對的衰落，因為又多了一個強大的制約的因素，世界政治經濟外交權力結構將發生不利於美國的變化。美國統治集團將喪失現在遊刃有餘的某些經濟掠奪、政治壓迫與外交欺騙的好處。[44]

　　全球經濟格局與中美經濟交往的真相是非常殘酷的：這個世界太小，美國所占有的財富與耗費的資源太大，以美國為代表的現代文明，其明顯的特點就是以資源的高度消耗來維持高度的富裕——美國只有2億多人口卻消耗了世界將近40%的資源。曾經有科學家指出，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達到美國那樣的資源消耗水平和富裕程度，那麼，即使再增加兩個地球的資源還是不敷人類消耗的。市場是有限的，資源也是有限的，而中國正在高速發展經濟，中國的崛起將必然打破原有的世界格局，原有的即得利益集團不會那麼輕易的讓你從他們的手中搶走他們的東西。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因為對資源分配之爭。德國就是希望打破原有的世界格局，搶得更多的資源而發動了兩次世界大戰。一個小小的德國對資源的需求就引發了兩次世界大戰，何況是我們這樣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泱泱大國。

　　筆者始終相信人“性惡”。千萬不要把這個世界想象的那麼美好，你想發展就發展？美國只有2億多人口卻消耗了世界將近40%的資源，如果中國發展起來後會是一個什麼局面。這就解釋了為什麼美國和西方國家要打壓中國了。

　　從政治上看，以中國之人口、文化、歷史、國土，決定了中國一旦強大，就絕不是無聲無息的二流強國，而是可以與美國爭雄的一流強國。而美國外交戰略目標，借用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的話來說，就是一個詞：領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近50年，美國與蘇聯爭奪的就是這個詞。冷戰後，這個詞還在作祟，用美國某些領導人喜歡的話來說，就是要建立“美國強權統治下的世界和平”，或者，“仁慈的霸權”。[45]

　　美國是新教國家，根本不可能接受中國那種扶弱抑強，有飯大家吃的不競爭與不計較的傳統文化，他們崇尚的是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著名戰略家何新先生指出“美國人是一個金融資產階級的民族，是一個信奉強者哲學，信奉弱肉強食哲學的民族。美國人從不同情弱者，從不憐憫弱者。只崇拜強者與成功者，這是美國文化的基本原則之一。美國立國以來，其全部外交史，是一部只與強者談判交友，而不斷凌侮弱者、失敗者的歷史。”[46]

　　即使中國實行美國那套制度體系，美國也一樣要圍堵中國，這倒不是美國人對中國人有什麼深仇大恨，而是利益使然。樹欲靜而風不止，只要中國按照自己的道路走下去，變得越來越強大，就會成為美國的一塊“心病”，馬歇爾報告就是明證。

　　美國人的霸道邏輯說白了就是永遠站在船頭為王，誰冒上來就給他一棒子，撲殺一切競爭對手。

　　美國作為一個最強大的國家，中國作為有潛力成為最強大國家的國家，它們之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國怎麼可能真正韜光養晦？美國又怎麼可能被表面的現象所迷惑？因此，美國人將對中國無所不用其極，直至中國徹底喪失向美國霸權挑戰的能力。那些對美國的帝國主義本性存有幻想的善良的人們應該清醒了，無原則地去傍美國人的大腿，只會自取其辱。

　　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的核心，是中美關係的晴雨表，中國政府在與美國政府打交道時，總是強調說，希望美國政府切實履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關於台灣問題的各項原則和自己作出的堅持一個中國政策的莊嚴承諾。然而，這類聲明，不知是政治家們保面子、下台階的手段，還是真心實意的對外交涉。實際上，美國國會、政府於一九七九年通過、簽署的《台灣關係法》，才是美國對台政策的基石，是美國承擔“保衛台灣安全”義務的根據，是阻撓中國統一的最根本障礙。“三個聯合公報”在美國政府眼裡其實根本一錢不值，美國總統里根在“八·一七公報”簽字後不久，就告訴國會議員們，這一公報並無約束力，只是一紙可以修改的美國政策聲明。現在美國國會裡的很多議員壓根不知道“三個聯合公報”的存在。台灣問題的白皮書說：“美國一再違反自己在‘八·一七公報’中對中國作出的莊嚴承諾，不斷向台灣出售先進的武器和軍事裝備。”這從美國政治體制的角度看，實在是非常可笑的本末倒置：假如任何一個美國總統不去違反“對中國作出的莊嚴承諾”，那就違反了對美國法律－－《台灣關係法》的莊嚴承諾，就會遭到國會的彈劾，就會下台、甚至遭到起訴。 [47]

　　美國從權力政治出發，視日益崛起中的中國為潛在敵人，竭力予以遏制；且在兩國意識形態又截然對立的情況下，中美之間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戰略夥伴關係”。

　　如果中國只希望跟美國搞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希望用市場或經濟牌來化解美國人的政治外交攻勢，只不過是我們的一相情願。

　　經濟上的密切交往，並不等於戰略上可以互相為友、不為敵人。如20世紀初，英德之間貿易額較之英國的協約國盟友大得多。但是當時的海軍將領丘吉爾還是說每一個德國的煙囪都是指向英國的大炮。在歷史上、由於經濟相互依存卻導致戰爭的例子並不鮮見。[48]

　　現在美國的戰略意圖是極為明顯的。就是抓住台灣、西藏與人權以及其他熱點問題不放手，要徹底壓制中國成為世界大國的可能性，防止中國對美國霸權的顛覆。

　　僅憑美國干涉中國內政與破壞中國的統一一條，就可以斷定美國是中國最大的戰略敵人。不管我們跟它做了多少生意，也改變不了這一點。

　　二十一世紀初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最危險的時刻。目前我們所面臨的安全形勢，是被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作為主要的對手，而不是次要的對手。這種態勢不是暫時的，而是會持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再對中美關係抱有幻想，不僅不切實際，而且會誤國誤民。面對這樣一種形勢，我們必須從最壞的可能性，而不是從最好的可能性，從現實的情況，而不是從理想主義的概念和原則出發來考慮我們的國家安全戰略、國家發展戰略、國家統一戰略。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嚴峻的形勢下站穩腳跟。[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