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4-2 中国富强的必由之路 |
| 送交者: 徐慧君 2003年11月26日16:18:09 于 [军事天地]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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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台湾在中国 第四章 第四节中 中国富强的必由之路 第四节 中国富强的必由之路 中国是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在教育财政投入上几近吝啬，然而，在奢糜享乐方面又惊人地奢侈，早在十多年前，媒体就报道了国内公款吃喝达到一千亿元（一千亿可以救助2·5亿失学儿童）。如果加上卡拉ＯＫ、桑拿、按摩，如今这个数字早不知又创什么新纪录了。所以要说国家穷没钱办教育，恐怕没有人敢相信。 早在八十年代，千家驹老先生就在全国政协会议等各种场合大声呼唤、警告：我国教育落后的严重状况如不迅速改变，将会和五十年代忽视人口问题那样，带来严重的后果。 对教育的漠视，除了观念落后，最大的障碍源于各极政府官员急于得到回报和尽快取得经济成果的急功近利的短视心理和行为，因为后者乃是升迁荣升的主要“政绩”。 今天的中国正在花几千亿搞基础实施建设，而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进行的是另外一种基础实施建设——人才的培养与竞争。 结果如何，可能早就有了答案——我们又得付出巨大的机会成本。 在知识经济时代，竞争的核心已经不是工业时代的资本和机器，而是经过专业训练的高素质人才。中国需要勒紧裤带办教育的眼光和干劲，必须坚持教育适度超前发展的战略。因此，由中央政府制定和实施20-30年严厉的国民强制教育法案并给予充分的财政支持，这不仅是中华民族复兴与强盛的最佳保障，亦必将是一桩造福子孙万代，功德无量的壮举。 全民教育比任何一种财富分配方式都更能给个人以权力和机遇。投资于贫民的教育，是经济增长的跳板，投资回报率高达10倍。 有朝一日，中国的大学入学率达到美国的一半时，美国人可能要大小便失禁了。 除了增加财政投入，国家还应该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鼓励民间办学，对于企业捐资助学的，减免抵扣其税收，以增加其助学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引进资金，是要加倍偿还的（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引进技术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而且引进的不可能是最先进的技术。中国的现代化不能依赖外国的资本家和科学家，不能依赖中国血汗工厂的工人和艰苦劳作的农民挣来的外汇。中国的未来归根结底要建立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中国的未来应该依赖中国的资本家和科学家，依赖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工人和农民。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发现机遇、利用机遇，促进发展的主体。人口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巨大压力。如果我国的教育发展不上去，这么多人又没有技能，那么这13亿人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包袱；反过来看，如果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就是一个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两个方面都存在，关键是我们怎样做。中国有6亿－7亿的劳动力，要是有1亿人搞科技就足够强大了。 中国人聪明勤奋，中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达100万，虽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低，绝对数量也还相当可观，然而，每年他们中有大量的佼佼者却在为别人效命。 中国最好的大学北大、清华的现状是一流的本科生，二流的硕士生，三流的博士生。 若问中国的一流人才上哪儿去了？答案是——全在美国。在美国，随处可见当年各省的“高考状元”，比比兼是的清华、北大、中科大(据说它引以自豪的“少年班”2/3在美国)、 南大等中国一流大学的最优秀的毕业生。 资料显示，85年以来，清华大学高科技专业的毕业生82%去了美国；北京大学则有76% 的毕业生流向美国。清华大学自建校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完全实现了她当初的办学宗旨：“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预备学校”。谁能说得清这是美国的幸运还是中国的悲哀。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派出近40万留学生，学成回国的只有三分之一。比如，在美国硅谷，共有20万名工程技术人员，其中6万是华人。而近年来，跨国公司纷纷在我国国内大举招揽人才，目前，美国英特尔、微软、郎讯等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了100多家研发机构，利用高薪网罗国内的高科技人才，仅朗讯所属的贝尔实验室就在中国招了300 人。[91] 有网友曾经讲过一件趣事：他的一个在Oracle工作的朋友领导的那个小组里有五个中国人、一个美国人，结果他们工作讨论时竟常常用中文 ，当那个美国人因表现太差被辞退后，一怒之下竟告这个公司歧视！因为他在这个部门是minority（少数），而majority（多数）使用他不懂的语言就是一种歧视。这位网友以前的导师因为手下中国留学生占多数，就曾一本正经地表示要学点中文。 别看MicroSoft, SUN 牛皮哄哄地一会儿推出这个产品， 一会儿又推出那个产品…… 你可能不知道，这些炫耀着西方文化精髓的高科技产品干脆可能就是个中国人的手笔![92] 对糟蹋物质财富的行为我们痛心疾首，面对糟蹋最宝贵的财富——人才的流失的现实却无可奈何。人才的生产过程很长，正规教育通常需要10—20年的时间，一个社会以大量的资源投入教育部门，但是如果学生毕业以后不能为社会服务，实在是莫大的浪费。 高级人才大量外流，比资本外逃可怕的多。大量的中国高智商精英被美国这个科技与教育黑洞所俘获。中国为这些人所付出的教育基础费用的成果都被美国以极低的代价占有。这对于技术落后的中国来说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也是相当危险的。 仅仅从静态来分析，40万留学生的三分之二将近27万人，假设每人平均年薪为5万美圆（实际数字肯定要大于此数），那么他们每人每年至少要为所在国贡献两倍的年薪（即10万美圆）才会获此报酬（资本家是不会干亏本的买卖的），27万人每年至少会为别人创造将近300亿美圆的价值，这还不包括中国损失的机会成本。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表面上看是实力的竞争，本质是人才的竞争。萧何月下追韩信、刘备三顾茅庐、……古往今来，人才从来就是一个国家制胜的根本所在。 优秀人才不单是一项生产要素，更是知识资本和文化资本；人才的流动方向不但左右经济的荣枯，更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 上世纪50年代任美国海军次长的金布尔说，钱学森知道美国所有导弹工程的核心秘密，他一个人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宁可将他枪毙也决不让他回红色中国去。果然，钱学森回国20多年里，中国的“两弹一星”陆续上天。 人才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资源和财富，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其价值远胜于黄金。国家之强盛治乱，人民之富裕幸福，并不在于山川地理之险峻，物产之丰饶，而全在于人才的培养，选拔与任用。 美国从建国（1776年）到发展成世界顶级强国（20世纪五十年代），前后只花了二百年不到时间 。与以前花几个世纪才扩展成世界强权的不列颠帝国，海上强国西班牙等比较，无疑是后来居上，速度惊人。关于美国的成功，有人认为得之于它富饶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处在两大洋之间因而远离战火）；有人说得益于它立国之初所建立的一套民主，合理的法制体系；也有人认为是来源于对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残酷压榨和剥削…… 然而，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美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与人才——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有很大关系。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这句话有二个意思：一是它是由早期的欧洲移民建立而成，二是它至今还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仍在以一定规模接受移民 (每年以数百万计) 的国家。如果你到纽约“天使岛”移民博物馆参观，那儿有动态模型告诉你：美国历史上有二次移民高峰，一次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二十年代，来源以欧洲，英国的白种人为主；另一次是从二次大战后的七十年代至今，移民人口主要来源于亚洲。 早期的欧洲移民给美国带来了德国的工程师、技艺精湛的工匠和工艺技术，英国的律师、银行家和市场经济策略，法兰西的服装工艺和美酒，意大利的雕塑家、歌唱家和他们奔放的热情，爱尔兰人的节俭、守旧…… 而七十年代以后来自亚洲的印度、巴基斯坦、中国、台湾、香港、韩国、日本及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移民则给美国带来了优秀、聪颖的科学家，勤劳的工程师，各类工程科学专业人才，充满活力的中小型高科技公司和多姿多采的多元文化。 看看战后美国诺贝奖获得者中有多少是移民和移民后裔，看看美国从20所顶级大学到普通大学里有多少亚裔教授，看看美国登月太空项目里有三分之一的华裔工程师，看看包括IBM, Intel, Microsoft, Oracle，Lockheed Martin, Hughs 在内的美国各大高科技公司哪家没有中国留学生……你就会明白亚裔移民或亚裔美国人在保持美国的世界科技领先地位所起的作用。 正是来自世界各国的精英人才才使美国在世界上保持科技领先的地位并为美国经济保持活力开辟新的生长点，这一点连最保守、排外的美国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也是克林顿总统在每年五月的“亚裔传统月”向亚裔美国人致意时的肺腑之言。[93] 当前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共同问题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高科技人才严重告急。美国一项研究表明，2000年，美国80% 的工作岗位本质上是脑力劳动，目前高素质的劳动力短缺约30万，今后每年至少需要9万5000名电脑专家，而其国内培养的只能满足三分之一左右。日本信息工程方面的熟练技术人员也缺少20万。欧盟一项报告指出，西欧地区2000年仅信息技术人员就缺少123 万。[94]他们的人才缺口靠什么去填？主要就是靠引进外来人才。 通过开放劳动力市场，西方发达国家吸引了大批外国科技人才。如目前美 国的人口虽只占世界１／２２，却拥有世界１／２的研究生、１／３的大学生以及１／４的科研人员。美国占有世界科技人才的办法之一，就是广揽国外优秀人才、吸引高科技人才、鼓励杰出人才移民等。 美国最可怕之处，不在于它的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强大的经济体系 (这些英帝国和当年的苏联都曾拥有过，但最终还是衰败了)， 而在于它对世界各地人才的吸引力。正是这种源源不断的来自世界各国的人才的聚集荟萃，让美国保持了强大的活力和领先地位。 美国人发明“寄（GRE）托（TOFEL）”，一定有“天下英雄入吾毂中矣”（李世民语）的算计，事实证明，TOFEL、GRE成了中国教育成果的收割机，成了中国知识精英流失的黑洞。而中国急需知识精英的智力和活力来振兴国家。 1990年代以来中国民间的“托派”（指参加托福考试）人数呈直线上升之势，许多在校学生在声讨完美国霸权之后，立即投入托福考试，千方百计争取到美国留学。申请到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定居的人数也在迅速增加。据网上披露，1998年6 月29日克林顿到北大发表讲演时，当面抨击美国内政外交的几位“学生代表”如今多数都生活在美国，其中词锋最利的一位女生据说已嫁到美国，成为身体力行的国际主义者。[95] 美国现在业已把中国当成了竞争对手，中国已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压力，“中国可以说不”派们肤浅地呼喊“起来！”，“打倒！”只能哗众取宠，但于事无补。制定一大堆“高科技攀登计划”很容易，矮子中拔高子地提拔一大批“跨世纪杰出人才”也“看上去很美”，一说缺高级人才就一呼隆到海外来招年薪100万的“特聘教授”也花得起这个钱了…… 但只要中国一流大学每年培养的人才还在源源不断地流往美国，只要在美国的留学生再苦再累也不愿意回国，中国科技的世界先进水平就是一句空话！ 21世纪的竞争，是人才之争。中国与美国真要在世界舞台上竞争，当务之急是止住“人才失血”。很难想象一方面一流人才跑到对手那边去，一方面又不得不以二、三流人才与对手外强中干地“说不！”能有何实质性意义。这种状况不改变，中科院院长的“二、三十年内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豪言壮语弄不好又是“科学证明亩产十万斤”的笑料。 中国目前的人才流失状况正在步印度的后尘——一流人才全部出国，成为西方国家的廉价精英人才的供应地；反过来，不管有多少人才在国外获得了诺贝尔奖，在先进技术方面永远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处于二流水平，并沦为西方先进技术产品攫取丰厚利润的低端市场。最终不过是个经济发展缓慢，人口负担重，生态环境恶化的二、三流国家。[96] 中国存在着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不仅是从国内向国外流失，而且是从社会学向自然科学、技术和商业研究，以及从理论研究向商业活动流失。政府资助出国的学生和学者中，绝大多数人学的是科学技术。出于明显的商业原因，最有才能的年轻人中，有许多人即使不出国而选择留在国内，也是进入合资企业和外国公司，而不是进研究机构。这一切对中国的继续崛起产生了长期不利影响。 中国的发展需要大批人才，但中国又有大量人才不断地流向国外或在国内的外企工作，这是很不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高科技人才是国家的精英，是未来的希望，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如何防止人才流失并进一步引进人才，已成中国建设过程中的重大课题。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人才竞争，中国必须把培养人才、用好人才、留住人才、吸引人才视为一项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的战略任务来抓，从战略高度重视人才问题，制订有关政策，采取得力措施，建立与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培养、吸引和使用人才的良性机制，才能提高争夺人才的竞争力。 采用堵截、闭关锁门的留学生政策是不可取的。中国 100 多年来落后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由于奉行专制主义的统治者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文革结束后的20多年，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先进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引进各种稀缺资源，结果是一改一穷二白的面貌，使得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的综合实力得到很大提升。因此，对外坚持开放，对内坚持改革，努力发展经济，实行宪政民主，是古老的中华民族焕发新生与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舍此别外它途。 中国吸引人才回流面临著几个相当大的难点，譬如政治环境不稳定，回流人才的安排，外来人能否得到信任，社科人才是否将受到欢迎，以及回流的人们能不能抗拒灰色经济的巨大“魔力”等等。而其中最大的难点莫过于能否保持长期稳定和透明的政治和法治环境，其次是中国特色的人才观——用人不用才（只用奴才），用才不用人（把人才当工具）。 人才问题的核心是人心，中国一般化的生活水平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中国没有建立起一套令人满意的奖励制度，或者具有吸引力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建国初期的几年中，有大批的中国学者不顾关山险阻，不畏迫害，放弃在国外的优厚待遇和辛辛苦苦获取的社会地位，千方百计，万里迢迢、义无反顾地回到一穷二白，满目苍荑的祖国，他们之中著名的有钱学森、钱三强、李四光等，在几十年里，一直是中国科技、文化、经济方面的栋梁，支撑着民族的生存。 今日中国虽然落后，但比之五十年前还是要好得多。 美国无疑是中国留学生的首选，然而，美国佬并非天生好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他们来到美国为生存、为更好的生活而奋斗的时候，事实上就为美国的强大不自觉地作出了超出一般美国人的贡献。而且，他们难于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永远只是人家棋盘中的一粒棋子，事业发展遭遇“玻璃天花板”，任人摆动和吞吃，无法摆脱“二等公民”的隐形桎梏。 “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华罗庚语），关键是我们怎样吸引他们回归。 最近，中国的新的五年计划也提出，要把改革开放以来外流到发达国家的几十万学有所成，目前效力于外国公司、科研单位、大学、及政府机构的专门人才吸引回中国。不少部门用出高价、给房子、安排子女上学、给高专业职位等方法吸引人才，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是表面功夫偏多。因为人才的流向和人才能不能留下来，并不是单单靠高薪等物质条件就能做到的。 如果说高薪酬并非留住人才的第一要件的话，那么如何从机制和环境着手创造条件，营造一个宽容宽松的政治环境，激发人才们的创业欲望、公平公正地承认人才们的应有价值、如何让人才们对未来充满积极稳定的预期，则是一个亟需考虑的现实问题。 人力作用的发挥，只可激励不可压榨。人才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环境、市场环境之争。欧、美、日国家虽非乐土，但是至少人们不需要学习红头文件，成天要参加政治表态性活动。总之，海外人员能否回流，取决于他们对中国和其它国家环境的比较和判断，以及对自己事业发展机会成本等多方面利益衡量而做出的，不是高薪就能引来金凤凰，就能留住人才的。而且当今的留学生都比较实际，不但要看回国工作能否干出点事，而且相当注意能否有回报，并且和国外的机会相比较，才能作出选择。一个国家有没有吸引力，在于有没有机会，有没有回报，有没有保证自由选择的环境。报效祖国的一句空话是远远不够的。[97] 在国家出现危机时，中国证明了自己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例如在遭受外国侵略或威胁期间，在出现像1998年长江洪灾这种自然灾害期间。然而，这种在困难时期出现的凝聚力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了在和平时期也能吸引精英的国家。如果中国不能吸引自己最有才干的年轻人回国，它怎么能像美国那样吸引最出色的外国人才来这个国家效力呢? 良禽择木而栖。从根本上说，吸引留学生回巢的关键，在于创造一个宽松的适合人才发挥才能的环境，而建立成熟的人才市场是第一要务。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人数众多情况复杂，为了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可以考虑让国家出台法律，给予他们双重国籍。人都是讲感情的，给予他们信任就是给予我们自己机会，而且每个人都有成就感的需求，天赋和能力越强，这种愿望也就越强，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绝大部分海外留学生肯定会选择报效祖国，况且，中国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只有祖国强大了，他们在异国它乡才能够扬眉吐气。 无数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一个全球化竞争的世界里，得人才者得天下。我们要与发达国家一争高下，首要的资本就是能吸引一批顶尖的人才，然而还要有一套能够体现人才真正价值的完善机制。可以断言，如果我们留不住优秀的人才，要想在残酷的竞争场上取胜夺冠，只能是痴人说梦。 纵横捭阖，趋利避害 由于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中国成了美国称霸全球最大的障碍，目前美国正在将其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通过各种手段力图建立美国在亚太地区牢固的统治地位，并开始象当年英国遏制德国、美国遏制苏联一样对付中国。美国加强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军事外交活动和一系列战略部署已充分表明，它是我国国家安全的最大战略威胁。相信大家都清楚美国的 NMD、TMD 以及数以千计瞄准中国的核弹头、大批的对台军售、频繁的侦察飞行所为何来。 政治生活中有一条重要的经验：事关利害时，只有靠斗争，只有靠手段，感化起不了多大作用，说服更是不解决根本问题。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欺侮和敌视，中国绝不能坐以待毙。对付美国，一方面要作政治、军事上的坚决斗争，另一方面，要潜心研究其国际行为的特点和规律、思维方式、民族心理以及相应的外交战略。做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避实击虚，奉行灵活、务实的外交方略。唯如此，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和最大限度地实现我国的国家利益。 外交的实质是各国在世界范围内追求国家利益。因此，对外关系的指导原则必然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是为内政服务的。外交上的成就反过来可以缓和国内矛盾，振奋民心士气，增强人民对政府的信赖和支持。而这又表现为政府的组织动员能力，这种能力是国家凝聚力的象征和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 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续，但有别于内政，研究外交并制定对外政策，需要知己知彼、学贯东西。西方文化中渗透着白人至上的种族优越感，它在国内提倡民主和宽容，在对外交往中信奉的则是马基雅维里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实行的是弱肉强食的强权政策。在他们看来，国际关系中的是与非，根本在于是否符合它的国家利益，实力决定利益，而利益又决定了其价值取向。对盟邦、敌国的判断和选择因时因地而异，完全取决于国家利益在当时的要求。18 世纪英国外交大臣帕克的“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话可以说是西方外交精神最精辟的概括。 美国是个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徒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就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民族本性来说，最不在乎抽象的理论，最在乎实际的利益。美国人自登上国际舞台那天起，从来都是见利忘义，巧取豪夺，不择手段的。 现在，美国人推行对外政策时是以基辛格与布热津斯基的政治现实主义的外交学说为理论依据，在谋取霸权以及掠夺全世界各国的财富的时候更加赤裸裸地不加以掩饰。当然，这并不妨碍美国人对外宣传的时候把自己打扮得无比的正直纯洁，似乎一切都是为了抽象的原则与信念。[98] 美国负责武器控制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约翰·博而顿说，美国外交不论是“多边主义、单边主义、或双边主义，它们都是被利用的功利主义的工具，就像刀、叉和勺。而隐藏于它们后面的哲学上的计算方法要视其是否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99] 中国向以儒家思想看待和处理国际事务，新中国外交仍不同程度地受到“重脸面而轻实利”、“和为贵”、“以德报怨”等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例如“搁置争议”就反映出中国在解决主权争端问题上一厢情愿的和平愿望，而他国则践行社会达尔文主义，“重实利而轻脸面”。他国对争议地区实际控制日久即为既成事实，从而令中国的愿望彻底落空。 中国政府长期宣传所谓的互谅互让，互相尊重，维护某某大局，其实都是一些人际关系的经验，而国际关系是远比人际关系更势利和善变的。 道德外交可以进行宣传，以干扰别国对我国的战略行动，但是绝对不能付诸实践。七十年代我国放弃对日战争索赔；五十年代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中印友好。然而，日本将我国视为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威胁，印度认定中国是其头号敌人。1998年，我国承受了维持人民币不贬值的巨大代价，努力塑造“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并拿出40亿美元支持东盟国家稳定币值（其中25亿美元给了印尼），以帮助亚洲国家尽快摆脱困境。然而我们得到的回报是印尼政府针对华人华侨有组织的、骇人听闻的暴力迫害；菲律宾则重新引入美国势力，加紧蚕食我南海岛屿。 外交斗争尤其是欧美各国现实主义政治家眼中的外交斗争，一贯是民族国家本位而非私人关系，一贯就是唯利是图，以力服人的，所谓的全世界善良人民的正义感完全是个幻影。那种“以德服人”的中国古老文化的源远流长的精妙之处不可能对美国人起作用，中国也没有必要白白牺牲本国的人民和利益以换取虚幻的好名声。[100] 我国在外交上一个典型的思维逻辑就是：不能轻易得罪谁，否则就会影响周边环境，进而影响国内经济发展；如果我们对外强硬，则会被人指责为“中国威胁论”（照此逻辑，当今这个世界上应当风行“美国威胁论”）。 这种思维逻辑在实践中（对强国不敢对抗，对弱国不敢得罪）成了掩饰外交上缺乏智慧和谋略、软弱无能的一个借口，是现代版的“友邦惊诧论”。它所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严重挫伤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海外华人同胞的民族自尊心，炎黄子孙在摆脱西方列强的欺凌后至今已半个世纪，仍不能在世界上享有作为泱泱中华大国国民应有的尊严和自豪。汉武帝时的“犯大汉者，虽远必诛”的强悍之气，如今只有在历史学家的作品中去凭吊。 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中，中国轻取印度，我们本可以一劳永逸收复失地：即传统习惯线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之间被印度侵占的部分，却退回到战前的所谓“实际控制线”。印度很快又卷土重来，设置行政区，移民几百万，将其侵略既成事实化。中国怀仁德之心，冀以妥协退让的方式求得南部边界的安宁和两国关系的友好，但并未能换取印度同样以反映儒家思想的“互谅互让”的态度通过协商和对话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相反，印度自1962年以来，一直志在复仇，大力扩充军备，并对我西藏怀觊觎之心。 1999年，我国分别与越南和俄国缔结了陆地边界条约，极不明智地对越南作出领土让步。这必然刺激越南在其后的北部湾划界和南海岛屿归属谈判中持更加强硬的立场，甚至提出更多的领土要求；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面对叶利钦领导后期内政外交上焦头烂额的俄国，我国竟然不去积极利用这段稍纵即逝的、对我极其有利的时机压俄让步，力争收回至少部分领土主权，却急于确认现状，与俄划定了东段边界的全部走向。这是世界外交史上的奇闻！与此相反，二战后，历届日本政府为收复北方四岛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甚至不惜长时期维持与苏联的战争状态。结果，二战结束仅仅十一年以后（1956年），苏联为离间美日关系与日本接近，双方以共同宣言形式恢复了正常国家关系。进入九十年代，苏联分崩离析，取而代之成为国际法主体的俄罗斯实力锐减，在北方四岛问题上几近松口，日本逐步赢得主动。 我国自建国以来在领土问题上让步太多。这种在不是胁迫之下所作的让步，即便日后想收回，都没有了法理基础。中国所作的让步多为实质性、少有权宜性，反映出自古以来中国发展的封闭性和内向性，这就决定了中国外交态势的防御性特征，而不是积极进取使国家利益延伸出去。为一时之安宁，我们不惜息事宁人，这恰恰暴露出我们对国际关系的实质缺乏深刻的认识。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苏俄为打破帝国主义列强的封锁，曾三次发表对华宣言，表示要放弃帝俄政府在中国攫取的权益，而到了1924年建交谈判时，苏联所处的战略环境已有改善，从此再也不谈归还权益。相反，还策动外蒙独立，作为苏联远东的缓冲区。并利用中国的孱弱加紧渗透外蒙，并将其势力渗入我国新疆。 历史的经验表明：领土问题涉及国家根本利益，如为一时之安宁急于在当时达成一致，则日后不易改变；若坚持立场，双方关系也未必恶化到哪里去，局势的变化会不断创造出各种可资利用的机会。而一旦日后羽翼丰满，则极其主动。 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坚定地捍卫自身利益，那么就不仅不能真正赢得世界各国的尊重，反而会被视为软弱可欺。我们所片面强调的所谓 “政治解决”，不过是处理国际争端的手段之一，决不可能成为唯一的手段。在国家政治中，武力是大国政治权力的基础和解决国际争端的终极手段。因此，过分强调“政治解决”的唯一性，实际上是减少了自己的可选择方案，自缚手脚。 以我国家之大，影响之巨，可使用之手段远比小国要多。一味迁就退让，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只会令我丧失威望，更使日美等强国藐视于我。现在，甚至周围的蕞尔小国都胆敢对我寻衅，这在世界大国中找不出第二个例子。 中国是庞然大物，它一旦强硬，足以令人胆寒。周边小国面对强邻无非有两种选择：或交好逢迎，或结成反华同盟。对前者可取怀柔之策，对后者可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故示敌以强，则敌敬畏；示敌以弱，则为敌所轻。 中国的外交逻辑一旦被他人所洞悉，极易使我陷入被动。周边一些国家必然会在强国的支持或怂恿下，加紧侵夺我国利益。他们都会觉得中国软弱，多半会姑息让步，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造成既成事实，并将问题国际化，来逼中国认可。中国人忙于内政，又爱面子，到时一定会妥协。而西方国家向来以其利益为标准决定外交方针，待冲突明朗时，谁也不会翻开历史书，查看它曾于某年某月承认过中国对某一地域拥有主权，届时它将考虑的则是如何实现地区力量的均衡并从中谋取利益。 国家间的关系充满了变数，取决于各国国力的此消彼长和国际大形势的变化。因此，这种关系的好坏永远是相对的，只有国家利益是永恒的。如果我们片面谋求和平，这种和平可能是短暂的，是以我们失去未来主动权为代价的。 九十年代是中国外交自建国以来受挫最大的十年。面对美国的文功武吓，中国除了千篇一律地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外，几乎无所作为。及至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也未能震碎中国绥靖外交的迷梦，偏安绥靖仍是中国“大国外交”不变的宗旨。其症结在于外交思想的内政基础，经济发展被归结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前提，目前外交上的挫折系经济上的不够发展所致。因此，唯一的办法是不管国际上如何风吹浪打，都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殊不知，以外交空间被挤压和西方列强步步进逼为代价所换取的经济发展的时间和空间都将是有限的，随之将面对的是西方压力不断加大的日趋严峻的国际生存环境。 国际竞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制定外交方略的时候，为国家利益而斗争就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中国必须立足于对世界大势和各国国情的深刻认识，顺势而为，以万变应万变。而绝不可以一厢情愿、以己度人、或单纯地“以德报怨”。至于那些虚情假意的表演，有时间与精力，逢场作戏也未尝不可。但是一旦国家利益因此遭受到了损害，马上就要毫不犹豫地将其抛弃。 常言道：弱国无外交。但弱国在一定的时机和条件下也能够创造奇迹。如滑铁卢之后的法国外长塔列兰和一次大战后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外长施特莱斯曼，均成功地利用了列强之间的矛盾，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为本国争回了重要的利益。现在我国的国力并不算太弱，在当今国际舞台上纵横驰骋的空间很大，更应积极进取，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101] 国家间强弱对比并不意味着在所有方面都构成绝对的差距，故弱国未必弱，强国未必强。强弱国之间控制与反控制、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也不妨碍彼此间一定程度的合作，这种合作恰恰反映了在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中不同国家在各种利益上的博弈关系，即一种在实力基础上的外交智谋的较量。 “谋者，所以远害就利也。”外交技巧对一个世界大国来说至关重要。无论是两国间的双边关系、抑或更为广阔的国际关系的格局，实质上是各国在实力基础上通过各种手段追求国家利益而相互博弈的结果。实力是决定格局的基础，格局反过来又加强或削弱一国的实力。在国际斗争中，一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力量，还在于该国运用何种外交战略。高明的外交手段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一国实力的不足。 1999年，美国《华盛顿季刊》分析中国的外交时说：外交策略薄弱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中国常常不能预见到问题的出现，“常像是一辆忙碌奔跑的消防车”，试图用反提案和反措施来扑灭别人放的火。 疲于奔命，十分被动。 这家刊物接着说：外交技巧对一个世界大国来说至关重要。有了这些技巧，中国就可以将地区性的地缘政治制约因素或者说不利条件转变成战略上的有利条件，大幅度增强自己的实力。许多中国官员和战略家仍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往往将他们能力的缺乏全部归罪于经济和军事实力不足。他们看不到，外交技巧可以有效弥补硬件实力的不足。[102] “韬光养晦”、“忍辱负重”是中国多年的国策，但目前严峻的周边安全环境使中国想好好发展几十年后，待进入世界经济强国时再有所作为的打算变得渺茫，美国冷战思维式的外交政策就是不让你好好发展，想躲都不行，这种态度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而且，中国一个这么庞大的国家，既然自己立不起来，就不要指望别人来为自己出头。 近一年来，中国的国际环境更是日益让人无法乐观了。为了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中国政府在过去20年中一直是尽最大可能地“韬光养晦”－－消气筒当了，架子放下了，舞也献了，歌也唱了，糊涂装了，愤怒忍了。有人说，毛泽东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已经悄悄地变成了“人若犯我，我必放人”。 然而，在国际关系中只有利益的角逐，不存在情感投资。也不能希望，我忍了这一桩，你就会知趣而退。在大国之间，互相利用是战术性的，互相制衡是战略性的。在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信条的西方诸强眼里，中国是既有利用价值，又必须加以制衡的一个存在。一方面，它不再像100年前那样弱不禁风，必须把它作为一个威胁对待；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上的确扮演着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无法把它绕过去。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对中国的担心和对中国采取的战略性措施也是预料之中的，因为中国的身躯和重量都无法让人视而不见。即使你在酣睡，身旁的人也很难高枕无忧。所以，中国是无法真正做到“韬光养晦”的。竭尽全力地要让别人相信自己不是威胁，放下身段退让屈从只会更加使人怀疑。到头来，让到了最底线，退到了山崖，对方还是紧逼不放，又岂是一个“愁”字了得。[103] 在2001年四月份的中美军机事件中，没有一个国家出来主动坚决地支持中国，很说明问题，因为既然中国对自己的国家利益都倾向于采取忍辱负重的态度，那么，别的国家为什么要对此投入感情与精力？搞不好是要得罪美国的，万一美国集中火力来进行报复，中国又是袖手旁观，实在是得不偿失，因此在外交局势以及中国的态度明朗之前不宜轻举妄动。 有位名叫Carl Schmitt的德国人，曾经提出一个划分敌友的标准。他讲，只有在非常状态下，才容易分辨出真正的朋友。战争就是一种非常状态。在战争状态下，处于同一个阵营中的国家就是朋友。常态之下，任何国家和任何国家都可以有经济、贸易、商业、文化等方面的往来，因为这些往来使各国有利可图。但是，经济、贸易等方面的交往，并不必然形成政治朋友。两个贸易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事情并不罕见。相反，两个缺少经济贸易交往的国家，可能会成为政治朋友，在非常状态下站在同一个阵营。 按照这种标准衡量，中国在国际间缺少政治朋友。中国与各国的贸易额在过去 20年间飞速增长，商业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也日益密切。但此类交往并没有为中国带来政治朋友。曾几何时，中国人对手中的贸易订单洋洋自得。但是，贸易订单并不能使敌人变成朋友。当然，出国访问也不能使敌人变成朋友。但是，贸易订单和出国访问却能制造朋友的假象。这种假象只能使本来就缺少国际战略眼光的政客，对国际问题进一步丧失判断力。过去几年，中国的所谓大国外交到处碰壁，与此不无关系。 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缺少比贸易订单更重要的东西：一是缺少甩掉意识形态包袱的勇气和能力；二是缺少面对现实调整超级大国梦的智慧；三是缺少国际战略眼光和国际关系的经验。这对中国的国际地位所造成的损害是致命的：在国际间没有政治朋友。虽然与各国的贸易往来不断增加，但在非常状态下，却不一定有能和中国站在一个阵营中的朋友。 在国际舞台上，这种没有政治朋友的状态，导致中国处于国际政治的主流之外。单纯依靠经贸往来并改变不了这种现状。贸易伙伴不会因为在中国赚钱多就成为中国的政治朋友。虽然政治离不开对经济贸易的考量，但政治利益毕竟不同于经济利益。在二者冲突的时候，经济利益可能要让位于政治利益。而中国人试图在国际关系中以经济利益取代政治利益，最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罢了。在国际关系中，经贸伙伴在任何时候都取代不了政治朋友。因为，经贸伙伴在面临国际间政治抉择的时候，随时可以变成政治敌人。而一个没有政治朋友的国家，难以只靠其贸易额而成为政治大国。[104] 这个世界上任何构造与关系都有可能是虚假的，只有权力结构与利害关系才是真实的。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可能改变，但是只有人性、历史事实与地理环境不可能改变。因此，一个大国制订外交政策的时候首先应该从人性、利害关系、权力结构、历史经验以及地缘政治的原理出发来构筑大战略，而不仅仅是跟踪对手的短期的对策，应付公众的临时性的压力。只求太平无事，总是不了了之。[105] 韬光养晦是很好的，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情，但韬光养晦是有条件的，忘记了韬光养晦的条件，忽视国际格局的变化，韬光养晦变成“淘光养毁”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在美国进行战略东移之后，在战略上“出头” 和“ 不出头” 已经没有任何分别了，不能够给中国带来任何收益减少任何风险，相反显得软弱可欺，助长了美国进行“前出压迫” 的冲动。 绝大多数时侯，国家的外交是如何在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谋求国家在结构中的地位提升或至少是维持。在历史上，最成功的国家是对环境适应最好的国家，正如《鬼谷子·揣篇第七》所说的那样：“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而揣诸侯之情。” 在我国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史上，出现过无数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苏秦、张仪合纵联横，驰骋天下，诸葛亮舌战群儒、联吴抗曹终有三分天下，“远交近攻”更是谋略经典。 现实外交斗争都是以人性恶为基点，实行的是有罪推定的原则。中国有众多的人口、广袤的领土，巨大规模的经济，这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存在，总会被其他大国看成是一种威胁和竞争势力。除非中国果真被大卸八块，而丧失对外抗争与制衡的力量。因此，除非中国永远不愿意强大起来，否则的话，不可避免要在强大的时候将外交方略进行突然的转变。与其是这样，还不如就在现在稳打稳扎，循序渐进，按理出牌，等价交换，不指望能够蒙蔽对手，也不有意无意误导潜在的盟友和本国人民。[106] 中国与美国实力相差太悬殊，针对美国的文功武吓，中国不可能象前苏联一样在各个领域同美国直接正面对抗，中国必须审时度势，运用敏锐的富有远见的眼光来观察和应付周边严峻的挑战。 当今中国外交面临的任务是捍卫国家主权，争取国家统一，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为此应当坚决地倾覆任何国家的霸权，促使国际外交权力结构走向多极化，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争取最大的空间与尽可能有利的条件。 美国是目前这个世界体系的不折不扣的霸主，理论上中国应该与之建立最好的关系，但是这种选择深受美国的限制，主动权并不掌握在我国的手中。美国现在奉行着遏制与肢解中国的政策，因此反对美国的霸权，消除这种威胁就是中国外交的基本战略。 中国外交尤其是中美关系的最敏感问题是台湾问题。美国的经济实力与经济吸纳能力以及军事投送能力远远大于中国，一味对美妥协，加大中美之间的经济政治合作也不见得美国会同意中国收复台湾。这种政策正好就是向美国表明中国政府在收复台湾的问题上进退两难，无计可施。 台湾是美国霸权最坚固的一张牌，美国会充分的利用台湾，借用台湾这个打着自由民主招牌的工具，来和中国大陆做各种闪展腾挪，在整个亚洲甚或世界范围内和中国大陆做利益交换。美国绝对不会甘心放弃制约中国的这张王牌。 美国的霸权是集超级军事武力、金融霸权、高科技霸权、传媒、信息与文化霸权以及人才吸纳中心等等于一身的综合霸权，不是中国可以独自施加决定性影响的。美国的霸权在正面上是打不倒的，而且中国直接挑战，将落得与苏联一样的下场，美国的霸权应该也只能从其他方向去推倒，台湾问题必须从其他方向获得间接解决的渠道。中国外交不应该被台湾问题牵着鼻子走，不能让美国握有对中国外交的实质性的否决权。中国应该借鉴当年的英国与美国的崛起为世界霸主的历史经验。这两个国家都是利用别的国家出头为本国火中取栗，英国是利用荷兰和法国破坏西班牙的霸权，美国是利用德国冲击英法的霸权。因此中国也应该也必然要如法炮制，利用别的国家去冲击美国的霸权。如果美国霸权在全世界范围内最终崩溃或者动摇，其必然结局之一就是台湾回归中国。 十九世纪的德国大战略家俾斯麦说过，“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中国不应该仅仅关心美国对中国到底抱有什么意图，因为美国的意图将随着中美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决策者首先要关心的是美国对中国到底有多大的优势，这种优势有可能对中国造成多大的伤害。因此中国外交唯一严肃的主题就是如何使用一切手段来抵消这种优势。中美矛盾或者说是中美竞争的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美国有很多的能力包括损害中国利益的能力而中国没有或者不如美国的能力大。美国在中国的海外领土和战略边疆地区肆无忌惮地插手和活动，而中国却不能对美国如法炮制。中国的战略处境不允许自我孤立，中国的单项实力如经济、军事或者文化实力都不够强大，很难在与大国的双边联盟关系中占据主动，只能够在多边联盟关系中，利用各大国的矛盾间接获利。因此中国就必须积极推行均势外交政策，剥夺美国的这种能力，使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恢复平衡，这样才能够为中美之间建立平等互利的关系打下坚实的基础。 国际关系不是人际关系，外交斗争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官样文章，甚至也不是报仇雪恨。外交斗争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利用一切资源与使用一切手段来营造有利于本国的天下大势，并不需要斤斤计较于国家之间的历史恩怨，因此，以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的现实主义的均势外交是中国崛起为世界一极或者领袖国家的唯一选择。[107] 均势外交和联盟体系是任何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包括中国在世界上站稳脚跟的必然手段。在外交斗争中选择盟友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步骤，盟友要为我所用，但是又不应该给自己造成威胁，至少这种威胁应该是有限的、同时也应该是可以预测与控制的。 目前国际政治中存在的中美俄大三角关系这个格局是美国强加给中俄两国的，就如同当年的中美苏三角关系是苏联强加给中美两国的一样。对于中国来说，这个三角关系是自然存在的，是美国强加给中国和俄国的，并不需要中国去主动建立。中国的一切外交斗争的目标就应该在这个三角关系中争取主导地位，但是目前这个关系的主角是美国，这也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现实威胁。限于实力，中国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还不可能在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中去充当主角，只可能另辟蹊径进行战略迂回和削弱美国的相对优势。为此中国需要三个三角关系即中法俄大三角关系与中俄印大三角关系及中俄伊（朗）大三角关系，来对中国的全球战略进行支撑，以抵抗美国的压力和防止美国抢得先手，在中国的邻国间推行挑拨离间，分而治之的战略。[108] 法国是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两大思潮的发源地，作为均势外交政策和主权国家观念的创始国，它的历史就是一部以弱抗强、由弱转强和扶弱制强的历史，极大地促进了全世界各国的政治自由。 中法两国是文化至上主义的民族。最关键的一点，是法国并没有放弃自身的雄心壮志和兼善天下的热情。法国人打算在全世界面前突出法兰西关于人、关于生活、关于社会的独特的声音。在欧洲其他各国文化衰落的衬托下，法国文化一枝独秀，永葆芬芳，它在世界舞台上对美国文化发起的挑战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法国自从拿破仑战争后彻底失去了争夺世界霸权，成为世界第一的可能性后，更是朝思暮想盼望别的国家来利用它来冲击霸权国家的统治体系。冷战时代，法国在千方百计维系与美国的联盟关系的同时还是要跟苏联建立特殊友好关系，为什么？就因为只有左右逢源，才能纵横捭阖。只有预先与对手建立战略联系，才不至于在外交格局的强弱之形大转变的时候一筹莫展，毫无退路。[109] 法国是最有历史的西方大国，中国是最有历史的东方大国。美国策士布热津斯基就曾经说过：中国人和法国人在文化上都极为自傲，把美国视为缺乏教养的暴发户。六十年代，美英苏匆匆忙忙签订部份禁止核实验条约，而中国的毛泽东与法国的戴高乐几乎同时拒绝了美苏的核垄断。此后不久，戴高乐决定承认新中国。十分可惜的是，戴高乐没能实现访华，也就没能和毛泽东见面。东西方的两位巨人永远失之交臂。到了一九九七年，法国总统希拉克决定退出针对中国的人权提案。是举使西方“反华人权同盟”名存实亡，归于消灭。接着中法决定建立全面伙伴关系。这是中国首次和西方大国建立伙伴关系。中国和法国相隔遥远，在地缘政治上两国没有大的矛盾。中国在台湾等问题上和美国有冲突，法国在南美和非洲也和美国打擂台。在经济上，中国和法国互补性很大，互相可以提供很多东西。可以说，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大国能够是中国可靠朋友的话，那就应当是法国。 [110] 法国的军工技术发达，在军备上可以对中国有极大的帮助，中国可以确定法俄两国作为中国的军备生产合作伙伴或者引进国。尤其是在战略核潜艇，战略导弹和核弹头方面进行合作。在常规武器方面也大有合作的空间。例如中国可以选择俄国作为中国陆空军装备的合作伙伴，选择法国作为海军尤其是战略核海军装备的合作伙伴。此举的好处是可以平衡俄国的军备供给，增加中国讨价还价的能力。 作为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替代品与真正的对立面，中国应该尽可能地建立中法俄大三角关系。在全球范围内，中法俄大三角关系就是对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替代。这个关系的主角肯定将是法国，因为法国是一个真正的世界性的大国，除了相对于美国比较弱小以外，它什么都不缺，具备一个全球大国甚至是领袖国家的任何一种要素。因此，中国和俄国加强法国的实力，帮助法国重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的地位，将使得大西洋联盟内部出现深刻的裂痕。使得美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与财力来平息这种裂痕，从而将减轻对中俄两国的战略压力。中国、俄国与法国之间的大三角关系才是真正的全球进攻性的，才能够彻底动摇霸权国家的优势，使世界外交格局恢复到均势状态，因此中国的最高战略是要把法国推到反美的最前线去。法国现在的反美愿望和决心到底有多大，这当然是一个未知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愿望与决心将随着法国对美国劣势的缩小和对其他欧洲国家优势的扩大而越来越大。 法国从来就不是一个谦虚谨慎的、善于克制的国家，要它去韬光养晦，永不出头，比要它灭亡还难受。而且对于中国来说，即便要推行韬光养晦的战略，那么也要有其他国家出头的客观现实才能够如愿以偿。目前中美矛盾大于美国跟任何一个大国的矛盾，如果没有一个大国对美国形成挑战，那么美国可以集中力量在它愿意的任何时候对中国进行骚扰破坏。因此在自我孤立的情况下韬光养晦，决不当头，这完全是自欺欺人。[111] 中法俄三国联合起来，将给法国获得最大的利益与战略空间。法国的外交地位的增强通常会引起美国以及英国的不快，法国的优越地位一向就是被盎格鲁·萨克逊人极为嫉视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法国在欧洲获得了霸权地位。英美两国便联手利用了一切手段如货币金融政策搞垮法郎和扶植德国复兴等等削弱了法国的经济实力，摧毁了法国的政治军事霸权，最后导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灭亡。这段历史恩怨是戴高乐将军后来反美的极其重要的原因。即便美国为了破坏中法俄大三角关系而给予法国特殊优惠，那么法国也会明白，正是这种三角关系的存在对美国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美国才会额外对法国施加恩惠。因此为了加强法国对美国进行讨价还价的地位，就必须长期稳定地保存这种三角关系。如果美国对中国与俄国如法炮制的话，那么上述推断中所蕴含的利害关系也是同样成立的。 中国、俄国与法国大三角联盟将使得法国在世界外交斗争中起到一种中枢的作用，这将有利于法国提高战略地位，有利于减弱美国纵横捭阖的空间。实际上，选择一个不太精明、不太强硬、充满了各种各样弱点的国家来充当世界领袖是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的。因为这使得这个国家更依赖于中国的支持，降低与中国讨价还价的余地。而且对美国的优势加以破坏，而不是纵容助长这种优势，也为中国在将来获得这种优势提供了机会，因为中国也是一个有能力获得领袖地位的国家。同时，扶植别的国家去充当领袖，而不是本国出头去争当这个领袖，可以让中国集中精力办自己的事。 中法俄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三国建立稳定有效的战略联盟关系，可以削弱美国操纵世界局势的能力，使得美国在做出战略决策的时候不敢无视中法俄三个国家的存在与利益。中法俄大三角关系是击破美国的世界霸权的充分条件。单独的中俄联盟还是一个地区性的联盟，是一个防御型的联盟。不具备向美国的霸权进行全面挑战的能力。俄国的语言文化与金融工具方面一直是一个弱项，无法在这些方面对美国形成有效的威胁。即便建立中俄印大三角关系还是过分具有地区性，不能在美国的联盟体系内部和战略边疆打入一个进攻性的楔子。 中法俄大三角关系建立起来以后，法国会自然成为这个三角关系中最为活跃，可以获得最大利益的国家，这是由法国本身的战略地位与实力决定的。法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无论是从政治、经济与文化意义上来说都是如此，法国在国际关系中卷入的广度与深度只有美国能超过它。 目前中国并不是要跟法国去争什么利益，法国的能力与胃口没有美国那么大，即便它有统治全世界的野心，它也消化不了更多的东西。中国是要扶植法国，加强法国对抗美国的实力。即便法美两国可以妥协，那么美国的相对实力与地位也将会受到损害，这样中国的目的就达到了。 布热津斯基在《如何与中国相处》一文中认为中法俄三国联合起来反对美国的霸权是不可能的。他的原文如此，“毫无疑问，中国的领导人通常是明智而讲究实际的……他们肯定意识到，尽管有豪言壮语，巴黎不会加入某种主观臆想的北京——莫斯科——巴黎反美同盟。他们必须明白，大概除了一些技术上不算太先进的军事装备之外，俄罗斯能够给予中国的东西并不多。最终，他们必须懂得——他们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的确懂得——在这个历史关头，与美国的关系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公然对抗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虽然如此，但是他并没有令人信服地分析为什么中法俄三国间不可能建立联盟关系。实质上就是因为这种格局对美国的世界霸权具有最大的威胁。他顾左右而言他，不愿意详细分析这一战略格局的可能性。 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目标应该是相对削弱美国的优势，击破发达国家的联盟。为了转移美国的视线和分散美国的精力，中国必须把自身的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命运紧密的联系起来。例如可以促使或者默许法国以某种形式恢复法兰西殖民帝国，将使得法国的力量深陷在不发达地区，削弱它的扩张侵略性和破坏西方发达国家的统一战线。而法国一贯是为了单纯的军事荣耀和文化抱负而采取国家行动，不会从纯经济的角度来衡量利弊的。 当年法国为了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先后与瑞典、奥斯曼土耳其、沙皇俄国和苏联结盟，根本无视天主教与新教和伊斯兰教，民主共和与沙皇专制，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对立。法国的外交政策从来没有讲究过什么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完全是从赤裸裸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的观念来制定政策的。并且这些联盟关系都对法国的商业和金融扩张起了很大的作用，法国当年垄断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对外贸易，是沙皇俄国和苏联的最大债权人，从沙皇俄国的粮食和初级产品出口、苏联的机器和能源出口以及高科技合作方面获得了极大的好处。并且法国通过这些联盟关系扩大了法语和法国文化的影响，这就是法国人念念不忘的国家荣耀。 中国的市场准入权是中国外交的有效武器。中国的全部市场被美国独占都不能使美国人满足，因为他们的目标是掠夺全世界。中国市场的利润是喂不饱美国这头贪得无厌的猛虎的，却可以喂饱法国这条狼。让法国对我造成经济上与安全上的依赖态势，这是很明智的选择，这样中国便可以拥有一条制约法国的手段，如果使法国在中国的市场上占据优势，那么这就是真正的互相利用，这样才能使得中国与法国的势力都得到增加，同时又可以相对削弱美国的势力。在这个意义上，跟弱者联合，跟自己能够制约的国家进行联合是明智的。这些推断对于俄国以及其他国家也是合适的。相对而言，中国目前与日本的贸易额过大，日本在中国市场上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却没有付出与之相称的代价，也没有能够在外交斗争中对中国给予与之相称的帮助。中国应该相对减少与日本的贸易额，反正日本在目前无法对中国形成直接的帮助。 法国在外交上跟中国和俄国的联合并没有什么决定性的障碍，而且将获得最大的好处。目前主要的问题不在于法国不愿意与中俄联合，问题的关键在于中俄两国都似乎看不上法国，倾向于要么直接跟美国妥协，要么希望跟德国进行战略合作。 中国的西欧战略应该是以法国为主，德国为辅，至于英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是对美外交的一个部分，不需要单独区分。同时法德联盟是德国在欧洲发挥作用的正当角色，因此中国的对德外交必须在对法外交的框架下进行。加强德国的地位，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欧洲以德国为中心是极不稳定的一种格局，不仅存在历史恩怨，最重要的是，德国称霸中欧的格局使两个欧洲的侧翼大国法国和俄国受到了损害。再说中德之间的联合，对俄国将造成巨大的心理威胁，将使得它做出过分的反应，导致中俄之间不可逆料的局面。中德之间加强关系仅仅有利于中德两国，间接地有利于美国对欧洲进行分化打击和挑拨离间，但是却对法俄两国造成了极大的直接威胁。而且德国和中国都属于容易遭致包围，地缘政治环境不好的国家。两国之间的联合太容易遭受他国的破坏。[112] 从战略角度看，中俄加强和扩大战略伙伴关系是现实的需要。中国对俄罗斯始终没有任何威胁，现在也没有明显的冲突。相反，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别国干涉内政这一问题上与俄罗斯的立场是一致的。 从俄罗斯的地缘关系来看，无论欧盟还是日本，都是美国现在的盟友，俄罗斯昔日的敌人，双方的信任度有限。而且，中国一旦被美国整垮，俄罗斯将四面楚歌，众敌难防，亦难免分崩离析的后果。 最近几年来，北约不遗余力地进行东扩，在地理上对俄罗斯形成包抄之势；尤其在北约空袭南斯拉夫之后，莫斯科深受刺激；阿富汗战争又使美国势力得以进入俄罗斯的传统后院中亚地区，俄国人夜不能寐。就中国而言，北京在安全方面也同样受到挤迫和掣肘。美日韩澳防务体系已成“亚太北约”，而战区导弹防御体系，使美日安全同盟显得更加咄咄逼人。 在相同的国家利益驱动下，中俄联手，使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共同抗衡美国及其盟友，维护中俄两国的共同利益，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俄国在欧洲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势力范围，这样法国可以提高在欧洲和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中国也将减轻在中俄两国共同的战略边疆所遭受的压力。因此，中法两国都应该承认俄罗斯在欧洲的势力范围——芬兰、波罗的海三国、白俄罗斯与乌克兰。承认它的势力范围，就意味着北约的东扩就到此为止。芬兰与俄罗斯必须恢复过去芬兰与苏联的那种关系。俄罗斯应该在欧洲问题上做出相当大的让步与相当明确的表态——俄国的势力范围就在上述国家，不得逾越界限把波兰包括在内。同时中国或者中法两国也可以不公开地向上述小国说明，现在俄罗斯是一个需要朋友的巨人，与其在俄国复兴后，被迫加入俄国的同盟体系，不如主动与它接近和支持，可以获得较好的结果。不要指望俄罗斯会一蹶不振，在国际舞台上销声匿迹。过分的孤立将使它产生极度的不安全感，甚至会孤注一掷采取极端报复行动。法国已经表达过类似的意思，法国外长在一九九六年八月对此说得接近露骨。他宣称：“如果法国发挥一种国际作用，它一定会得益于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的存在，得益于帮助俄国重新成为一个主要大国。” 俄国是中国外交格局中最重要的国家，无论与其友好或者敌对，中国都不可能离开它，彻底脱离接触。不象美国或者法国，因为不与中国接壤，有可能与中国毫无关系。任何关于中国应该抛弃或者孤立俄国，甚至利用俄国的困境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全面合作以求收复中国失地的想法都是极不现实和极为有害的。 俄国要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在地缘政治上必须在三个方向同时出击：首先要在东欧地区保持攻势，为此需要与乌克兰与白俄罗斯进行亲密合作，要使芬兰与波罗的海三国保持友好中立；其次要在高加索、中亚各国以及蒙古保持强大的影响力，直接占领或者作为对中国的缓冲国；最后就要在远东地区保持军事优势。中国的应对是，尽可能的满足与支持俄国在东欧、高加索三国以及除土库曼斯坦以外的中亚四国的特殊地位与特殊权力。让俄国陷在这些地区不能自拔，同时也可以使俄国跟美英势力以及德国和土耳其的扩张战略发生严重的冲突，从而削弱俄国在中俄边境问题上与中国讨价还价的地位。使俄国保持一个世界大国至少是地区性大国的地位，从势力均衡的角度对于中国来说是有好处的。中国只需要表态承认俄国在独联体中的领袖地位，并不需要付出更多的现实性利益。再说，前苏联集团国家也不值得中国为之操更多的心。不管俄国决策层对北约东扩到底是持何种立场，中国应该对俄国明确表态，支持俄国反对北约东扩的立场，支持俄国推行独联体国家一体化的政策。同时支持俄国打击俄国境内的分裂分子，以换取俄国对我国打击国内分裂势力的行动的支持。至于远东地区，俄国在目前不可能对中国再形成有效的威胁，保持俄国在远东地区和北太平洋的存在，有利于遏制日本和美国势力，对中国有相当的好处。 对于中国来说，保全俄国的世界大国地位，支持俄国在三个战略方向上的存在，有利于分散美国对中国施加的压力，有利于缔造势力均衡的外交格局，有利于中国在其间纵横捭阖，防止外交局面彻底失控。一个彻底衰落软弱，复兴无望，在地缘政治方向全面收缩的俄国，不仅易于铤而走险，而且容易被美国彻底控制，中国将减少战略选择的空间。因为中国要么去跟美国竞争控制俄国，要么将要面对白种人国家大联盟的包围。俄国与中国有着地缘政治上的冲突，但是与俄国的联盟从反抗美国的压力的角度出发，对中国来说是十分必要的。这个结局不是中国所选择的，而是由地缘政治规律以及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所决定的。 俄罗斯最近与北约建立了伙伴关系，成为了北约决策中心滥竽充数的一员。俄国可以改变外交政策，可以改变民族感情，可以改变联盟体系，可就是改变不了俄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俄国是世界的一极，独立而且强大，人口众多，国土广袤。无论俄国与美国是何种关系，它的存在和强大对美国总是会产生制约和平衡的作用。中国不应该以俄国加入北约为由对其进行疏远，相反倒是应该更加加强中俄合作的力度，以保全俄国的大国地位和独立态势，因为任何一个大国的抵抗力量和抵抗意志的消失只可能有利于霸权国家而不是像中国这样的中等强国。如果中国把俄国逼到走投无路的境地，那俄国也许会假戏真做，彻底投靠美国，成为北约的前锋和打手，配合美国的世界战略对中国进行遏制与破坏。因此中国无论如何也不能削弱与俄国的联盟关系，必须随时给予俄国以最大的支持，加强俄国与北约的抗衡能力，防止俄国被美国主导的北约组织彻底吸纳或者拖垮。 俄国总统普京在俄美蜜月期间已经公开表示，俄中关系优先于俄美关系。事实上，这个判断说明俄国决策层知道，正是由于中俄联盟实质性的存在，才使得美国愿意对俄国做出较大的妥协和让步。如果中国在美俄之间保持袖手旁观的态度，俄国是不可能得到美国目前的优惠待遇的。这种事态也可以反过来警告中国，如果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下放弃中俄战略联盟关系，只有死路一条。可以预言，俄国为了保持美国的这种优惠政策，将会继续深化与中国的合作以增强对美讨价还价的地位。在联盟关系中，助人即助己。中国应该知道，如果在要挟美国进行让步方面，中国从中俄联盟中不如俄国获利大，那也是因为中国的国家意志、国家实力以及国际战略处境等等方面统统不如俄国优越。因此中国目前要做的就是振奋国家意志，增强国家实力以改善中国的国际战略处境。而其中首要的步骤就是继续加强中俄联盟关系以加强中国对美国讨价还价的地位，而绝不是放弃中俄联盟关系，自我孤立，以求得美国的善意回应。 俄国与中国有太多的历史恩怨，有太多的利害冲突。单独的中俄联盟，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容易被美国挑拨离间，分而治之。必须再加上一个国家，这样才能使得中俄之间的联盟关系更加稳定有效。这样的国家是印度。中俄印这个三角关系是防御性的，既有反对霸权国家的考虑，但同时也是彼此之间的防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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