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5-3 天鹅绒手套里面要有铁掌 |
| 送交者: 徐慧君 2003年11月26日16:18:10 于 [军事天地]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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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台湾在中国 第四章 第五节下 天鹅绒手套里面要有铁掌 第五节 天鹅绒手套里面要有铁掌 除了海军力量外,另外一项中国应该集中力量发展的无疑是空中力量,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先进的远程作战飞机和侦察技术,取得绝对的制空权,这样才能有效的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没有制空权,就没有制海权,航空母舰只是一个搭载平台,它的打击力量是一个由战斗机和预警机组成的空战系统,没有这个系统航空母舰和客轮没有太大的区别,而就台湾的地理位置而言不需要花费这么大的经济代价,而且建航母会引起周边局势的紧张;潜艇想要发挥打击能力没有空中优势损失会大的惊人(二战时德国潜艇损失超过百分之五十),没有空中优势解放军想渡海也是非常困难的。有空中优势不一定能赢得战争,但是没有空中优势一定不能赢得战争,从二战到海湾战争再到科索沃战争我们清楚的看到了这点。 根据美军在科索沃战争中以高科技现代化的战术空军来实施其在“中强烈度战争”的高强度、大力度的战略打击的表现,在未来战争中,空军要“首当其冲,全程使用”,要准备当主角,进行“相对独立的战争”。 现在空军的远程打击能力,要比航空母舰更有威力,打个比方说,以一艘中型航母载机30架来说,其全部的战略打击能力,甚至比不上一驾B-52,如果我们有能力发展出具有隐身性能的如B-2类的战略轰炸机,则一架B-2的威胁,要远大于一艘航母,发展出关键武器,可以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获得战略上的有利地位,比如说冷战时期的苏联,虽然经济发展迟缓,但由于在核武器方面的庞大数量,搞得美国人非常难受,就是一个明显例证。 长期以来,美国之所以敢于四处干预别国内政,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它的领土没有与任何一个有威胁的军事强国接壤,没什么后顾之忧,而一旦它的国土处于敌对一方的战略打击范围之内(排除核武器的因素以外),它就必须冷静地考虑一下干预别国内政的后果——如果萨达姆拥有B-2,难保不对美国本土进行打击。如果在战术战斗机方面能够发展出F-22这样的飞机,那么可以肯定的是,5到10架F-22就可以控制整个台海上空,即使陈水扁有700架战机,如果全部升空作战,相信不用一天功夫,就会全部被击落,这是军事技术优势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还是以B-2为例,它从美国本土起飞,飞行了数千公里,横跨大西洋轰炸了中国大使馆,这样长的打击距离,对于中国来说,威慑亚太地区绰绰有余,也不象航母那样脆弱和目标过大,容易遭到来自海面上下和空中各方面的打击,而且一旦航母被击沉,它上面所有的飞机也就一起同归于尽了。[216]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其后的战争,揭示了这样一个规律,即进行作战的任何一方如果拥有制空权,则己方部队至少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拥有的是压倒性的制空权,则战局也很可能呈现一面倒的态势,这一点,与杜黑等老一派战略家的空中炮兵观念实际上是不谋而合的。 面对一个火力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如果靠单纯防御和拚火力的方法,其结果往往是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军队现在必须大力发展的,主要是空军,空军强大了,有了制空权,同样也就有了制海权,以中国的军事发展趋势来看,并不是以侵略他国为目标,而是以拒敌于国门之外为主要假想,那么,只要发展出必要的中程轰炸机和先进战斗机,覆盖中国领土和领海的制空优势还是可以获得的,关键在于空军的发展不能亦步亦趋,老是跟在别人后面搞装备,而是必须设计出真正的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第四代甚至第五代战机。 俄罗斯已经正式把米格—19、米格—21和米格—23分别定为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战斗机,将苏—27和米格—29视为第四代战斗机。而苏—37和米格—1. 44战斗机只能算作“第4.5代”战斗机。[217] 空中力量二十年超俄赶美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不加大力度去追赶只会使差距更大。集中力量搞一两个机型,关键性的技术自己做不出就去买,买不到就去偷,偷不到就再集中全国科研院所一起搞,一个五年计划不行就两个、三个五年计划。军备竞赛不可避免。 有学者说,前苏联是被军备竞赛压垮的,我们不应该重蹈前苏联的覆辙。其实这种观点是非常片面和浮浅的。前苏联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体制不合理:即在经济上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政治上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军备竞赛所引起的负面影响是很次要的。[218] 从古今中外和世界各国发展军备的情况来看,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说“军备竞赛是经济发展的累赘”,关键是有关的体制是否合理,是否能够使军事科技和军工生产同整个国民经济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关系,从而使国防现代化转化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 军事竞赛的压力是美国科学技术超常规发展的根本动因。这种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压力和紧迫性是其他任何力量都无法比拟的。 美国的一贯国策是通过在尖端防务技术领域内的竞争性发展带动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整体科研能力和科学家的经验都不能算作是第一流的。然而到二战结束时,美国的防御技术在军事体制的强有力的推动下,已经雄居世界之首。在战争的推动下,美国的科学研究水平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超常规发展,整体上遥遥领先于世界。 在和以前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的军事对峙和军备竞赛的年代,美国建立起了一整套以政府和军方为主导的科研机制。这套机制采用工程式的项目研究体制,由国家提供经费和一切必要的条件供应,在研究层次上实行分工。基础研究和技术储备研究由国家实验室和大学来完成,应用技术和开发型号研究一律交给企业去完成。在这个特殊的利益机制中,政府是主要的科研组织者和财政支持者,军方是项目研究的监督者,而私人企业则是主要的项目承担者。 在发达的信息共享制度的推动下,科研资源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在雄厚的基础成果的支持下,创新活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正是在政府的直接组织下,美国的科学技术才在冷战期间获得了领先世界的长足进展。 正是冷战期间的技术开发和科学储备,才使得美国今天的知识经济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迅速形成。 明确的目标、竞赛性的组织管理和充裕的经费供给是保证美国国际科研计划结出硕果的重要原因。虽然国防科学研究并不是美国科学工作的全部内容,但这种在强大的经济实力基础上的国家行为却为其他非政府资助的科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营造了适宜科技进步的优越条件。正是因为联邦政府的投资完成了那些耗资巨大而风险性也很大的开创性和基础性科学研究,美国经济才能将有限的资金集中用于能够带来具体经济效益的发展研究中去。国家提供前瞻性的科学成果,而私人企业则在此之上进行商业开发,却不用承担基础研究的“痛苦和折磨”——众所周知,互联网就诞生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军方实验室。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推动美国科学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五角大楼。而整个美国社会的经济增长也将获得直接的推动。[219] 我们不应该向苏联一样每个领域都和美国竞争,但是该竞争的地方就不能退缩,发展航空工业既是国防安全的需要,又是提升国家工业和科技整体技术水平的需要。飞机会拉动一系列工业和科技部门,包括高精度铝合金,数控机床,电子遥控,计算机,高级空调等安全设备,武器装备,仪器仪表,发动机,液压系统,燃油系统等等,与简单的服装生产来料加工装配不可同日而语。下决心发展航空工业,等于动员全国工业技术精英,强制性提升本国工业制造水平。[220] 航空工业的本质是军民结合的,而且只有军民结合才能使航空工业兴旺起来,世界各国莫不如此。在发动机和航空电子上我们投入一百亿(这只是厦门远华走私案金额的的一小部分),发动机和航空电子上的进步可以让我们制造出好的大型民航客机,一百亿的回收只是时间问题。这对于扩大内需,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同样是大有俾益的。更重要的是,发展民用大飞机本身就是潜在的军力储备。因为民用大飞机是多种军用飞机的技术平台(军事运输、加油、预警、指挥等),这些类型的飞机正是我国目前所迫切需要的,而西方是不会卖给我们的。 人口仅为5700万的法国拥有完整、独立和发达的国防科技和工业体系,能够研制和生产包括核武器和航空母舰在内的各种先进武器。如果法国经济中没有军事科技和军事工业这一大块的话,这个国家的经济反而是要出严重问题的。[221] 中国的战争潜力,是任何人都不可小视的。 1999年美军费支2860亿美元,据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统计,1999年中国国会(全国人大)批准的军费支出为100亿美元,额外隐性军费支出为 100亿美元,中国1999年度军费支出合计200亿美元,日本国会批准的1999年度日本国防卫费用支出总额为540亿美元,虽然从绝对值计算,中国的军费支出不到日本的二分之一,美国的十分之一,但从国民经济结构和购买力平价(购买力平价简单来说是指各国货币间的汇率等于它们之间以一些基准商品货币价格来衡量的价格水平之比,换言之,在任何国家中任意一种货币的购买力相等。)的角度来看,中国和美、日实力差距并没有那么大。 据世界银行统计,1999年,美国社会消费服务业产值,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七十四;同年日本的社会消费服务业产值占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七十;而中国的社会消费服务业产值仅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 这就是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与美日的差距的主要表现,在于不决定国家战争实力的社会服务业。换言之,美国的各大城市夜总会的消费收入、美国从新州大西洋赌城到加州拉斯维加斯赌城的消费收入、日本的夜总会收入、日本的其他娱乐场所消费收入等等,虽然可以为美、日社会创造出钞票,在战时却无法转换为战争能力。 实际上,这些专家认为,在决定国家实力的工业能源、原材料、加工制造业等能力方面,美、日并不比中国占多少优势,有些项目中国已与美、日并驾齐驱或者超越了后者。 例如,中国钢产量、造船顿位、重型卡车生产能力、化工材料等,与美国不相上下,而中国的水泥产量,是美国的六倍!更重要的是,中国绝大部份战略资源,都在中国境内,而美日则有许多战略资源仰赖进口。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的国民经济一旦转入战时轨道,其“撑下去”的巨大自持力。 从购买力平价的角度看,据1999年度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劳动力价格远低于美日。同样是一美元,在中国的实际购买力是在美、日的五倍。 如果世界银行这一统计是准确的话,那就意味着,按照美国技术标准,建造由一艘中型航母、四艘驱护舰、两艘核潜舰、一艘补给舰所组成的一个航母战斗群,美国需耗资200亿美元,而中国仅需耗资40亿美元。 不过,这绝不等于说,中国的200亿美元军费,实际上等于1000亿美元,因为有不少尖端武器,中国需向外国购买。而中国对外军购时,其购买力平价不但对美、日没有优势,反而处于劣势。西方国家仍然限制对中国出口高技术武器装备,外国武器商因此可对中国漫天要价。因此,中国要想真正享受购买力平价的优势,唯一的途径就是走自己武装自己的道路。[222] 采用军事手段解决一项利害冲突问题,必须把握火候,掌握适当的时机动手。正如孙子说的,“静如处子,动如狡兔”。即使大陆是被迫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如何掌握适当的时机,对决定冲突演变的结果,也是至关重要的。 总的说来,既然称为适当的时机,就是不能过早,也不能过晚,否则会使手段和目的南辕北辙,适得其反。如果大陆军方操之过急,师出无名,不但会在国际上陷于困境,甚至难以说服、动员大陆民众;假若反应过迟,也会使稍纵即逝的良机失之交臂,反而会造成台湾在相当长时期内在法律上脱离中国的结局。如果在台湾民意机构或其他类似权威机构正式投票决定台湾前途(即独立)之后,再诉诸武力,则极有可能无法改变台湾最终走向独立的结局。由此可见,在有足以使世界各国和大陆民众信服的迹象,证明台湾正在滑向独立的终点之后,而在台湾民意机构或其他类似权威机构正式投票决定台湾前途(即独立)之前,这一段时期是大陆军方诉诸武力的合适时机,在使用武力之后有可能改变局面,挽狂澜于既倒。并且这一时间宜早不宜晚。[223] 不管我们怎样反对,美日都会干涉台海战事,唯一值得去考虑的是美日会不会直接出兵台海,但是美日是否会出兵将取决于我们。 如果我们能在发起攻击后的一个月内(最迟三个月)解决掉台湾的话,美日武装干涉的可能性为零。这并不是说它们心慈手软,而是它们来不及进行武装干涉。美国虽然有强大的空运能力和第七舰队的护卫,但在短期内要运送两个以上的师是困难的,而且光是对台湾战事是否采取干涉政策,在其领导层内恐怕也不是一下子就决定得了的。同样,日本人也必须是确信美国人采取行动后才会考虑怎样跟进,毕竟中国的报复力不可小视。 最不好的方式是象美国人长期干的那样,先轰炸个十天半个月,慢慢地再开战局,这种做法,对一个几乎没有还手之力的敌人是现实的,但不适合解放军,也不符合速战速决的原理。台海之战拖得越久,对中国就越不利,最低限度也要让台湾军队变成阿里山上的游击队,才符合作战原理。[224] 孙子云:“兵贵速,不贵久”。台海大战的结局事关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如若有失,后果不堪设想。“台独”势力会顺势引外国势力入台,将台湾独立变成事实。台海大战将是世界两栖登陆作战史上规模空前的战役,必须倾尽全力,精心策划,细致准备。力争战役发起的突然性(包括战役发起时机和战役发起的地点),抢占先机,把握战争主动权,初战决胜,速战速决。一旦战争呈胶着状态,将为台湾当局提供引狼入室之机,使战局复杂化。唯有集中优势兵力、火力,立足于大打,抛掉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顾虑和不必要的限制,不必投鼠忌器,抢占先机,初战决胜,速战速决。实在不行,即使是用战术核武器作火力准备,然后用轻步兵快速占领的方法,也不是不可以考虑,虽然这种方法在政治上比较被动。 历史经验证明,对己方兵力、火力使用的不必要限制和顾虑,经常把敌人打成顽敌。只有对敌使用强大的火力,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方可在精神上打垮敌人,造成其心理上的震憾和畏惧,加速敌人的溃败。换言之,局部战斗中打得越狠,全局战场上才会取得更快的胜利,从而减少流血和战争的破坏。台军守岛作战,无路可退,解放军唯有以强大的火力给予守军毁灭性打击,方可摧垮其斗志,加速其崩溃。如若由于台湾经济目标较多而对作战和火力使用加以限制,则有可能将守敌打成顽敌,不仅增加伤亡,而且还会造成战局胶着的被动局面。现在不是“战上海”的年代,人死无法复生,物损可以重建。为了几座楼房而使战场指战员增加流血牺牲的事再也不应发生了。[225] 如果真的发生台海军事冲突,肯定不仅仅是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单向冲突。它是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亚太盟国对华遏制战略走向最后收缩阶段的前兆。是中国东部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政治风暴即将来临的前峰云系。从应付挑战的角度讲,未来中国与美国代理人的战争,是一场只能胜不能败的战争。与上世纪末的中日战争一样,中国一旦战败,就会由此引发国内政治动乱、继而国家分裂和西方“文明国家”进入中国进行所谓的“国际调停”;届时,中国政府还得象今日南斯拉夫一样,被迫以吸引“投资”的“文明”形式,向打击和肢解中国的强盗们进行变相“赔偿”。 [226] 因此在台湾问题上必须设立明确的底线,决不能在领土问题上自己给自己搞模糊政策,台湾问题的底线要通过写入宪法形式公布天下,并明确的告诉外界,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不惜亡国灭种,也不能输。 兵法云:“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虽然“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但军事上就完全不同,军事上妥协就是投降,军事靠的是实力,在台湾统一这个领土问题上,中国应着眼未来即将到来的中美军事冲突尽早进行相应的军事布署。首先政府高层要做最坏的打算,要加强军人随时准备打仗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同时消除军队中“唯武器论”和“恐美、惧美主义”思想,提高军队对台海战争的认识,认识到中美一战即是大战,又是恶战,还有可能是核战。而且一定要有全民参战和持久战的心理准备,以及抗恶劣打击下的军民士气的心理准备,南联盟在北约轰炸中,军事设施没有被击跨,北约就轰炸其民用目标,从而摧毁了南联盟军民的抗战意志,有时战争打的就是心理。 其次以2005年为限,制定解放台湾的对台作战方案(以后每2年一次重大调整),从而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并在2005年前完成对台军事布署。为什么要选择2005年前,因为此时正值台湾政权与美国政权交替的动荡之时,在美国还没有大规模布置NMD,和台湾大量先进攻击性武器到货之前。在做出军事布署的同时,视台海局势的发展及美国出兵介入的程度制定多种战略军事作战方案,大可大打,小可小打,直到核战争也在所不惜。[227] 解决台湾需要作大量实质性工作,还要选准时机,最重要的是,一旦决定要打,就要下定决心,不畏牺牲,切忌优柔寡断,犹豫不决,那样只能导致失败。最终结果可能不仅仅是永远失去台湾,很可能国家四分五裂,即使没有分裂的剩余地区,也会被划个三块五块的禁飞区,禁航区之类的地方。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将是中国真正成为世界强国的标志。古今中外有无数的事例都证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必然是军事大国,一个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大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还会成为列强鱼肉的对象,如中国历史上的清王朝。相反,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大国还会成为不少国家竞相争取,希望获得它保护的国家。例如,现在的东南亚国家就希望保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应付本地区的“不确定因素”。 如果我们拥有速战速决地解决台湾问题的军事力量和对美国的战略威慑力量,美国肯定不敢在军事上介入台海战争;反之,中美之间不仅必然会发生战争,而且战争的进程必然是:我们越弱,越是没有反击美国军事介入的有效手段,美国对我们的军事打击越是残酷无情。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所谓 “故意模糊政策”的实质,是要把是否在军事上介入的最后决定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美国的本性就是欺软怕硬。同样是内战,南联盟镇压科索沃的阿族非法武装,美国就大打出手;俄罗斯镇压车臣分裂势力,美国人只敢口头批评,因为俄罗斯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毁灭美国的军事大国。因此,避免中美之间发生战争唯一途径是实现国防现代化。我们对此不能有任何的幻想。 我们只有在军事上陷台湾于绝境,同时使西方反华势力慑于我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强大实力和坚定决心而不敢轻举妄动,才有可能最终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目标。[228] 万一发生战争,战争的损失会有多大 除了野心家和疯子,善良的人民谁都不希望爆发台海大战,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爆发战争,正所谓和平不到最后关头决不放弃和平,战争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启战端,然而,我们又必须作最坏的打算,考虑万一发生战争(排除核战争),战争的损失会有多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杨帆研究员曾详细研究了这一问题。杨文现录如下。 中国内政外交,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国家安全形势是改革开放22年以来最紧张的,而且将继续紧张下去,甚至发生台海战争。无论能否避免战争,保证国家安全比起经济发展更为重要,显然应该成为我国第一位战略目标。这与发展经济并不矛盾,因为发展国防和战略产业,整治国土与农村城镇化,这些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措施,同时就是启动内需发展经济的重要内容。 但是,国家安全目标非常广泛,不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附属品,更不能被经济主义自由的目标,比如加入WTO ,申办奥运,扩大出口,提高消费等所限制,美国就是利用我们这些目标来吊我们的胃口,迫使我们在国家利益方面让步。 我们绝对不可能排除未来台湾悍然宣布独立,美国大兵压境,与日本联合围堵遏制,甚至分裂中国的可能性。我们与其被动参战,不如主动备战,中国要冲破美日联合封锁,保持国家完整,或许早晚要有一战,战则必胜。同时我也认为,战争未必不可避免,关键是我们能够在此5-10年内,坚决进行国内经济战略和文化战略的调整,在经济上降低对外依存度,在文化上消除恐美崇美病。如果成功,中国国力将空前强大,加以政治外交斗争,避免战争破坏,和平统一祖国是有可能的;即使需要使用军事手段,也未必规模很大,胜利当有把握。 反之,如果按照目前经济主义自由路线继续发展下去,我们在经济和文化上将更加依靠美国,最终在经济上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相当的中国人惧怕美国,深受西方价值观念影响。如此下去,5 年以后,我们恐怕就没有打仗的意志和可能了。即使我们不害怕美国的武器,也会害怕西方的经济制裁。 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是硬道理:5 年之后,不是我们屈美日台之兵,就是美日台屈我们之兵。真正的战争不在军事,而在军事之外。在“软战争”中失利,硬战争就难以取胜。硬战争或者很短,或者打不起来,关键是看谁能够在软战争中,奠定战争胜利的思想经济基础,把握战争先机,赢得主动权。 (一) 我国对外开放度,需要以国家安全为目标进行调整。一个国家经济的开放程度包括: 1.投资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占总投资的比利,工业对于进口的依存度等)。 2.科技依存度(企业核心竞争能力,产业控制,关键部件,新技术开发能力等)。 3.资源依存度。 4.金融依存度(美圆化程度,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外债)。 5.外贸依存度:进出口占GNP 的比重。 对外开放度过高,对于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不可忽视: 第一,新经济发展过快,受制于发达国家的新经济技术标准和关键零部件。 目前全世界的芯片绝大部分是美国生产的,这是电脑的核心部件,如果我们在普及网络以后许多年仍不能独立生产,恐怕就不仅仅是让外国人多赚钱的问题了。我国工业的现代化,主要依靠设备进口,工业的进口依存度已经超过30% ,甚至更高。 第二,经济高速增长导致进口依赖度增加,中国将成为能够左右国际市场的大国。 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科学技术差距在拉大。与日本相比,单位GDP 耗能的差距1981年为6 倍,现在扩大到约15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一般都在50%-70% ;而我国,“六五”期间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还占到32%,“七五”期间反而降到24%.90 年代以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化工机电快速发展,对能源和矿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 目前中国铁矿石自给率为80% 左右,氧化铝为70% 左右,铜精矿为40% 左右,铬铁矿为40% 左右,钾盐仅为6%.2010 年14亿人口需要消耗50亿吨标准煤(包括29亿吨原油),8 亿吨钢和17亿吨铁矿石。中国45种主要矿产的现有储量,到2010年能够保证需要的只有24种,需要进口2 亿吨。到2020年的需求量将是目前2 倍,矿产品短缺量为2.5---3 亿吨,能够保证需要的仅6 种。铁、铜、锰、铬等金属矿产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21世纪中叶除煤外,绝大部分矿产品均需国外资源补充。国内年木材缺口6000万立方米,进口粮食进口 5 千万吨。大量进口需要大量出口,出口年增长率不能低于12% ,中国占世界出口比重将从3%上升到18% ,迫使许多国家让出市场。 能源矿产结构性矛盾突出,石油、天然气资源家底不清,后备资源严重不足,1993年成为能源净进口国,其中每年石油进口量迅增1000万吨左右,中国未来能源供需的缺口将会越来越大,石油进口依存度,1995年6.6%,2000年25%.2010年30% ,2020年50% 以上。 2001年我国进口石油7000多万吨,花费200 亿美圆。到2005年将缺口1 亿吨左右。2010年我国石油产量1.5 亿吨。要生产3.5 亿吨钢,需要进口8 亿吨原油和3 亿吨铁矿石。石油进口超过5000万吨,国内经济运行会受制于国际市场,超过一亿吨要考虑采取外交、经济、军事措施以保证石油安全。国际石油跨国公司垄断国际石油市场,商业利益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利益一致,我国石油安全迫在眉睫。 中国目前的外贸依存度是47% ,5 年以后可能达到65---70%,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又影响国际市场,没有强大的国家力量支持,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是全球化不可能消解国家主权的原因。 《二00一年世界发展指标》中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各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世界出口比重达一至三成,但高技术产品出口却不到世界总量的百分之四。 第三,国家安全因过多引进外资受到影响。 以高关税特别是提高关税实际保护率的办法,保护国内产业,其结果就是外商直接投资大量进入。比如到2006年我国按照WTO 规定,将轿车的关税从100%降低到20% ,但是轿车零件的进口关税为10% ,这就是以提高实际保护率的办法,促使外国资本进入,以合资企业产品代替进口整车。因此,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就成为最好的“全球化”方式。 至1999年12月底,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076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4201亿美元,占全国20% ;工业产值17696 亿元,占工业产值的27.7% ;涉外税收1648亿元,占全国15%.未来5 年以国内市场为代价,每年可以吸收600 亿美圆,但外商直接投资不是越多越好。 首先,很难通过合资方式引进先进技术,引进外国设备过多会冲垮国内机器制造业。 其次,国内关键产业如飞机制造,数控机床,电脑芯片等,会被跨国公司整合和控制难以独立发展。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主导全球产业结构调整,通过跨国合并,收购和合资形式向全球投资,往往是内部分工的结果,海外合资企业仍然受总公司指挥。中国最大的外资企业是德国的巴斯夫,在中国有9 家化工企业,从尼龙,地毯,醇,涂料,维生素,乙烯,染料,乳胶,到分散体,形成系列产品分工体系。国内企业受到行政系统(条条块块)的分割,缺乏内在的技术和生产联系,即使掌握大部分股份,也很难敌得过跨国公司的技术,商业和金融控制。 第三,“国内市场”也不是轻易可以让得出来的。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占领市场意味着最终得到外汇而不是人民币;我们让出国内市场,就要承诺外商人民币利润的自由兑换。目前外商投资的国内人民币利润每年大约2000亿人民币,只有10% 左右兑换成外汇汇出,其余留在国内再投资了。数年之后,利润总额将积累到20000 亿人民币,相当于2000亿美圆,等于国家外汇储备。如果在突发事件下集中要求兑换,就难免诱发外汇金融货币危机。 未来5 年,我国仍旧可以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度,特别是金融方面;同时积极准备战争期间,西方全面封锁以后的补偿措施。 (二) 如果2005年发生台海战争,西方全面封锁,我国经济损失有多大? (一)200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83000 亿人民币,按照1 :8.3 汇率,为10000亿美圆,外贸4743亿美圆,增加31.5% ;出口2492亿美圆,增加27.8% ;进口2251亿美圆,增加35.8%.顺差241 亿美圆。其中一般贸易出口1052亿美圆,增加32.9%;进口1001亿美圆,增加49.3%.加工贸易出口1377亿美圆,增加24.1% ,进口926 亿美圆,增加25.8%.机电产品出口1053亿美圆,增加36.9% ,高新技术出口370 亿美圆,增加50% ;进口初级产品467 亿美圆,增加74% ,原油,大豆;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增加30%.外贸依存度是以外贸总额除以GNP ,为47%.如果扣除加工贸易的重复计算,外贸依存度为35% ,全部扣除加工贸易,外贸依存度为2 3.5%.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人民币汇率假设为1 :5 ,国民生产总值为16600亿美圆,外贸依存度为28.6%.扣除加工贸易为14.3%. (二)假设中国沿着经济主义自由路线继续发展,不进行重大利益格局调整,国内外资源状况仍旧可以支持5 年左右经济增长。假设国内生产总值年增8%,2004 年为111553亿人民币,按照1 :8.3 汇率,为13604 亿美圆。外贸总额9196亿美圆,外贸依存度达到67.5%.如果扣除加工贸易为39%. 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1 :5 汇率,国民生产总值为22311 亿美圆,外贸依存度为41.2%.扣除加工贸易为21%。 如果人民币名义汇率贬值到1 :10,国民生产总值为11155 亿美圆,外贸依存度达到82.4% 的历史最高水平。扣除加工贸易为41.2%.国内通货膨胀,按照购买力平价1 :7 计算,国民生产总值为15936 亿美圆,外贸依存度为57.7% ,扣除加工贸易为26%.可以预见,2005年是中国经济主义自由路线的顶峰。 2005年出口年增加15% ,为4358亿美圆,进口年增加20% ,为4668亿美圆,外贸逆差达到310 亿美圆。加工贸易年增加15% ,出口2408亿美圆,工缴费500亿美圆。 外商直接投资保持年600 亿美圆水平,使国际收支保持顺差。国家外汇储备保持2000亿美圆。股票市场对外资开放,金融依存度大幅度提高。 (三)国家外汇储备在2005年超过2000亿美圆。 如果在2001-2004 年突击进口战略物资,年增加进口200 亿美圆。在2004年底,我国进口总额将增加600 亿美圆,为5268亿美圆,外贸逆差扩大到1000亿美圆。国家外汇储备下降到1400亿美圆。 (四)假设2005年出现西方全面封锁。加工贸易全部停止。 2000年加工贸易出口1377亿美圆,占出口总额2492亿美圆的55.2% ,加工贸易进口1001亿美圆,占进口总额2251亿美圆的44.5%.加工贸易总额2478亿美圆,占进出口总额4743亿美圆的52.2%. 2004年,加工贸易按照年15% 增长率,可以达到2400亿美圆的出口。如果全部中断,损失是: (1 )外贸总额降低4500亿美圆,出口降低2800亿美圆,外贸依存度降低50%; (2 )4000万人失业; (3 )国家外汇收入降低500 亿美圆; (4 )加工贸易全部使用进口原材料再出口,对国内产业没有带动效应,全部中断以后国内只损失20% 左右的工缴费,2004年为500 亿美圆左右,假设乘数效应,损失1000亿美圆。 (5 )2004年的GNP 是13604 亿美圆,2005年如果继续增长8%,应该是14693亿美圆,现在减少到13693 亿美圆,只增长0.6-1%,增长率降低7 个百分点。 (五)从美日欧出口大部分中断。 2004年我国出口4358亿美圆,其中一般出口2000亿美圆左右,其中向美日欧出口占60% ,1200亿美圆。 美国是我第二大贸易伙伴,我对美出口占出口总量20% 以上,按照美国统计达到30%.我在美国出口份额中仅维持在2%左右。我对美国的资金和技术也有依赖,从美国进口最多的是技术含量高的机电产品(1998 年为94.18 亿美元,占自美国进口总量的55% ),有些难以替代。 日本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1998年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7.9% ,日本的资金技术对我也极为重要。 欧盟是我第三大贸易伙伴。1998年占我对外贸易总额的15.1%. 香港是内地第四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市场,1998年占我对外贸易总额的14.1%. 1998年我国外贸的64.3% 、约2071亿美元,是与美日欧的贸易(含内地与香港的贸易),我们获得的贸易顺差629 亿美元,如果没有这一块,外贸将有逆差193 亿美元。 假设2005年对美国日本出口全部中断,对欧洲出口部分中断,影响是: (1 )出口减少1000亿美圆。2005年出口在和平环境下可以达到5012亿美圆,减去加工贸易2770亿美圆,一般贸易1000亿美圆,只剩下1242亿美圆,考虑到向其他地区增加出口,估计为1500亿美圆,降低75% ,大约倒退到1997年的水平,倒退8 年。 (2 )一般贸易出口的减少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比加工贸易大得多,因为大部分原材料来自国内,有连锁性收缩效应。假设有3 倍的收缩效应,即3000亿美圆,相当于24000 亿人民币。用3000亿美圆除以2004年的GNP13604亿美圆,经济增长率降低22%. (3 )加上加工贸易中断的影响7 个百分点,共29个百分点。这就是加工贸易中断和出口下降对于国内经济的影响:第一年GNP 下降29% ,第二年下降更大一些,假设30%.第三年才有可能有所恢复。 (4 )出口产品国内收购额占全国商品零售总额的40% 左右,如果降低75% ,将使国内总需求降低30% ,加上乘数效应,将使国内通货紧缩和企业破产更加严重,失业再增加4000万,共增加8000万。 (六)关键进口供应基本中断 2000年我国进口大类产品是:矿产品245 亿美圆,化学品181 亿美圆,塑料橡胶164 亿美圆,纺织原料和制品166 亿美圆,贱金属206 亿美圆,机器电器852亿美圆,光学医疗设备82亿美圆。 由于大量引进外国设备,我国工业最先进的部分,设备,原材料和零配件对于进口的依赖程度相当高,在1994年,工业对进口的依存就达到30% ,现在可能超过50%.特别是尖端科技如芯片,数控机床,航空航天等方面,在关键部分依靠进口,影响更大。 (七)能源供应受到影响。 (八)沿海地区损失严重。 1989---1991 年西方对我国经济制裁,停止对华军品贸易和国际贷款。1989年,我国的外贸增长率下降15.7% ;1990年又下降3.3%,其中进口下降16.8%.我国经济连续3 年低速增长,1989年4.4%,1990年4.1%,1991年7.7%. 西方制裁对于沿海地区的影响尤其大。东南沿海地区指华东华南,福建、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南部,香港、澳门。 不含港澳,1999年有2 亿多人口,耕地面积1000万公顷,占全国7%;国内生产总值近3 万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37% ;新增固定资产投资9000亿元人民币,占全国32%.钢产量2800万吨,占全国23% ;汽车36万辆,占全国20% ;塑料324 万吨,占全国40% ;化纤385 万吨,占全国60% ;纱184 万吨,占全国32%;冰箱530 万台,占全国40% ;洗衣机635 万台,占全国50% ;彩电2770万台,占全国60%. (三) 损失是巨大的,但是并没有象某些人宣传的那样,经济倒退20年。不计战争打到中国本土,只计2005年西方全面封锁的损失,中国将在两年之内,每年经济下降30% 左右,经济水平倒退到2000年的水平。这样的经济损失,如果突然到来,我们没有准备,显然不能承受。如果有准备,则不难承受。 目前美国经济的调整,已经影响中国的出口。加入WTO 将使中国社会受到全面的国际冲击。国内社会结构与制度,将与国际发生剧烈的摩擦。22年形成的单一经济思维,又不能够把个人,企业和既得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与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统一起来,不能把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与安全战略统一起来,甚至严重忽视后者。按照目前经济路线发展下去,中国在突然遭到西方全面封锁的时候,将措手不及,丧失与美国抗衡的能力。到时候,“不战而屈人之兵”只不过是人家屈我们之兵。眼争争看着台湾独立,因为惧怕西方封锁而不敢开战。 因此,目前5 年的利益格局,经济战略和价值取向的调整,比未来的军事战争更加重要。如果在经济方面过分依赖西方,在文化方面过分崇拜西方,等于自我瓦解,军事战争难以取胜,甚至不战而降。 目前的补偿措施包括:启动内需,劳动积累,清除腐败,扩大重要物资进口,发展战略产业,调整收入分配等等。关键问题不在技术的可行性,而在于能否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发挥中华民族的巨大凝聚力。 21世纪中国将以大国身份参与国际竞争,和美国形成又合作又竞争的关系。美国在谋求全球单一霸权,中国在亚洲的力量也有明显的增长。亚洲的未来,取决于中,美,日,东南亚几方的利益角逐,中国的力量处于上升时期是毫无疑问的,为了冲破未必束缚,即使一战也再所不惜。特别是关系我国出口3/4 航道和石油运输线的马六甲海峡,不能被“台独”势力所控制,“台独”势力背后就是美国和日本的势力。中国在全球化中应该以大国姿态,提出独立的见解,努力争取自己的利益。 总体来说,西方的封锁没有那么可怕,即使我国没有补救措施,只不过把中国经济水平从2005年拉回到2000年。受损失的主要是沿海地区和高消费这部分。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甚至提前进行经济文化战略调整,那么中国将在备战的原则下,解决许多和平时期不好解决的问题,反而使中国更加强大。 以备战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和平求和平则和平亡;以战争求统一则统一在,以退让求统一则统一亡。真正能够保持国家统一,冲破美、日、台湾、印度封锁的,军事力量是重要的,但是目前的经济文化调整更为关键。不可能设想在一个严重依赖西方的经济体系,和文化倾向的背景下,能够真正取得军事战争的胜利。反之,经济文化调整到位,到有可能制止战争,取得和平统一。 战争也没有那么可怕。我们是在家门口打仗,只要控制住美国在亚洲的盟国和军事基地,美国从关岛和航空母舰上支持台湾,成本太高,无法保护台湾。关键是我们能够有效清理内部的问题,万众一心,一定能够取得全面胜利。[229] 杨帆先生同时指出,西部应该“强迫现代化”。 中国的经济重心目前在东南沿海一带,而这一地区被公认是中国安全最薄弱的地方,是公认的中国软腹部。一旦战争爆发,将会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严重的危害。 在外部环境半紧张半不紧张的情况下,只有靠国家有意识地立足于战备,改变战略思想,增加国防投资,在西部大力发展国防产业带动相关产业投资。 从1999年开始,几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受到通货紧缩的困扰,著名经济学家希奇曾指出,发展中国家军费开支占财政比例15%左右,可以防止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国家有计划地“强迫现代化”,对民用科技和人力资源进行投资,所产生的作用要比发达国家更为明显。同时,国防投资也可以使私人企业从中获得高额利润。 杨帆认为中国经济要安全,只有向西部转移。他建议: 第一,两个股市要分流。在重庆设上海股市的一个分部,在西安设深圳股市分部,用2到3年把它们搞起来。一旦局势紧张,就可以把上海深圳股市全部迁往重庆西安。 搬迁上海深圳股市也许需要花费20亿,但可以让台北的股市掉下来上千点甚至更多,只要台湾经济持续低迷3~5年,台湾也可能就真的统一了。 第二,国家要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加速这些地区的基础实施建设。 第三,国家要加大扶持西部的国防产业。我国目前的军费每年增加200亿,这还不够,还必须增加。中西部地区有大量的三线产业,国家应该把从前三线工业的底子集中起来,能挽救的要挽救,特别是其技术和人才要保留。[230] 国防利器岂可假人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现代战争形态已经从过去的近距离对抗演变成远距离精确打击为主,战争中取胜的关键在于武器装备的优劣,高技术武器装备已成为致胜的前提条件。冷战结束后,世界上一些强国在规模裁军的同时加快了质量建军的步伐,一个以现代经济实力为基础、在高新技术推动下的新军事变革正在重塑国际军事实力对比,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国家安全的走势。 美国在90年代初发动的打击伊拉克的“沙漠风暴”行动中,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的比重只占到9%,而在1998年的“沙漠之狐”行动中这一比例已上升到70%,空袭南联盟为90%,阿富汗战争则高达95%以上,这一方面显示了美国近年来在增强高技术军事实力方面的迅猛进展,另一方面也是促成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更加冒险和更富于干涉性的原因。 美国最近大幅度地增加了其今后五年的国防预算,加紧研制高精尖武器,力图牢固控制军事科技制高点。目前我军的高技术武器装备与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因此,无论是为了应对可能的台海战争还是保卫国土安全,我们都必须未雨绸缪,积极缩小与军事强国的差距,而要作到这一点,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唯一可依赖的是我们自己。 1982年春天,英国与阿根廷爆发了著名的马尔维纳斯(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之战,战争历时74天,这是自二战保卫伦敦空战以来,英国海空军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 该年5月4日,阿根廷海军的法制“超级军旗”攻击机用法制“飞鱼”导弹(单价20万美元),击沉了英国皇家海军的主力驱逐舰“谢菲尔德”号(“谢菲”于 1975年建成服役,当时耗费了1.5亿美元),随后又用“飞鱼”导弹击沉“大西洋运输者”号运输船,击伤了“格拉摩根“号巡洋舰,此战令全球震惊,也令 “飞鱼”导弹名声大振。由于英国是法国二战中的铁杆盟友,为了感谢过去英国对法国的支持,在战争的关键时刻,法国拒绝供应阿根廷“飞鱼”导弹(这种导弹,阿根廷总共只有五枚[231]),终于导致阿根廷输掉了马岛战争,也直接导致了当时的阿根廷加尔铁里军政府的倒台。 阿根廷虽然输掉了马岛战争,但阿空军的英勇精神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以近70架飞机的损失,一共击沉了英海军7艘战舰,重创了5艘。打掉了英特混舰队45%的战斗力,使其差一点溃不成军。[232] 英国特混舰队航行万里(8000海里)劳师远征,后勤保障困难,如果阿根廷有50枚“飞鱼”导弹,战争的结果会怎样?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阿根廷在马岛之战中的教训与悲剧值得每一个关心国防安全的中国人深思与借鉴。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规模小,国防经费很少,却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除去人头费外,真正能用到研发和更新武器装备的经费只有很小一部分,即使这样,近几年国家还是咬牙拿出不少钱购买国外的先进武器,然而,即使用金钱也不一定能买来顶尖武器,这一点中、以“法尔康”事件已给我们上了残酷的一课。 法尔康(Phalcon)是以色列自行研制的、先进的飞机预警控制系统,该系统可以安装在很多类型的飞行平台上,比如波音707系列、波音747系列、波音767系列、空中客车系列、C-130大力士运输机系列等等。以色列卖给中国的预警机则是把以色列的法尔康系统安装在俄罗斯制造的伊尔-76运输机上。俄罗斯在把这类飞机交给以色列时都预留了安装法尔康系统的空间。 法尔康的性能包括两部分:空中侦测系统和雷达引导系统。运输机在安装AWACS后,这架飞机实际上就变成了远程空战协调指挥中心,也就是空中指挥部。它可以在任何天气条件下(全天候)有效侦测400公里范围里的目标。必须指出的是,侦测400公里是其设计范围,在必要时还可以额外延长其有效侦测范围。该预警机可同时锁定60个目标,并在同一时间内指挥12批次飞机作战,其在空中所表现出的能力将会大大牵制敌方地面力量。其最大续航能力可达12小时。 法尔康的性能还包括,其雷达系统可以 360度全方位侦测(陆海空),并具有很强的俯视能力,这种俯视能力就是指该飞机具有很强的攻击地面的指挥能力。此外,法尔康还有自动敌我识别系统。从纯军事的角度来说,对于防范敌方导弹的袭击就必须有早期的预警系统,谁掌握了预警系统,谁就能获得十几分钟的预警时间,谁就可以预防灾难性的打击,谁就能在战争中占得先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高技术战争中的侦测系统和指挥系统是战争胜利的关键。[233] 预警飞机到底有多重要呢,让我们来看一个实例吧。 2000年10月,中俄曾在中国东北展开一次小规模的空演,俄罗斯空军出动Su-27、Mig-29、Mig-31、Su-35及A-50预警机 ,飞越中俄边界,中国空军出动Su-27、歼7、歼8乙及轰6等一线作战军机起飞交锋。 由于中国空军无预警机,所以在演习空域内,俄方允许中国空军地面雷达开机已弥补管制能量的不足。 短短45分钟的仿真空战,演习结果大出中国方面所料,中国空军引已为傲的Su-27,竟然在第一波交手中就被击落了9架,其中有6架是飞行员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被俄罗斯的长程飞弹“击落”。 据美军情报单位的说法,俄罗斯空军在执行“深入支持攻击(DAS)”、敌方防空制压(SEAD)课目时,曾遭到中国空军歼7及歼8乙的强烈反击,但由于俄罗斯的电战反制,中国空军只“击落”了3架俄罗斯空军的Su-35战机。 这次空演是应中国方面提出来的,俄罗斯空军扮演美军的角色,因此在执行任务时,每波攻击都有电战机伴随执行电战反制。 因此,中国的跑道被Su-35炸的面目全非,而中国空军的轰6在大批歼7的掩护下还是没有逃脱A-50预警机的搜索,全部被“击落”!45分钟的空战以中国空军的惨败而告结束。[234] 俄罗斯前防空司令雅可夫列夫有一句名言:“谁想成为天空的主人,重要的不是拥有多少利剑,而在于拥有多远的耳目。”他所说的“耳目”,就是指预警机部队。[235] 预警机不仅提供接近的敌机的预警,而且将为现有先进战机的编队提供指挥与控制。没有高技术水平的预警飞机,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空军战力提升的重要制肘因素。 目前,美、俄、英、法、以色列均能制造飞机预警系统,但由于以色列研制的法尔康有自己的很多长处,因此,技术水平自然要高一筹。有专家计算,法尔康的性能要高出俄罗斯A-50预警机4倍,甚至可以说,以色列的法尔康预警机就是世界目前最先进的预警机。 1996年3月份的台湾大选期间,为了防止台独势力上台,中国大陆在台湾海峡进行了导弹试射。不管这次导弹试射的结果如何,但试射给美国向台湾提供新的军售授以口实。美国以台湾受到大陆的导弹威胁为借口,提高美国对台湾军售的水平。当时,台湾还没有这种防范导弹袭击的预警能力。因此,就在中国试射导弹开始的几周内,美国就做出了向台湾出售4架预警机的决定。这4架预警机的型号是E-2T(“T”是指专门给台湾的)。E-2T是美国在E-2C型预警机的基础上改装的(改装的并不等于就是技术最先进的,美国不可能把最先进的预警机卖给他人),并在当年就向台湾陆续交货。台湾拿到E-2T后声称,“对于共军在长江以南的一举一动,包括导弹袭击,它们都能侦测到。台湾增加了十几分钟的预警能力。” 这样一来,中国大陆就出现了空防问题:台湾的预警能力大大超过了大陆的预警能力。本来,在台湾海峡两边,台湾的空中优势就大于大陆。美国所谓的在台湾海峡地区的战略平衡实际上就是确保台湾在台湾海峡的空中优势。如果台湾海峡爆发战争,如果中国拥有预警系统,就有可能在战争中取胜。遗憾的是,大陆没有,而且自己还不能研制和生产。如果没有,大陆就始终处于不利的地位,同时也很难断定自己就处于战争中的进攻态势,自己的一举一动也都处于对方的监测之下,而对于对方的反击却无法很快觉察。 如果引进这种先进的飞机预警系统,中国的空防能力就会有所改善。台湾一家研究所的一名军事专家说,除了侦查美国在日本冲绳空军基地的一举一动外,以色列的预警机还将使中国可以刺探到台湾飞机的部署,从而威胁东亚的安全。他说,以色列取消该交易将允许台湾保持空中优势直到2005年,对中国的任何攻击都具有阻吓作用。基于此,中国大陆的结论必然是:台湾没有这种预警能力时,大陆也可以没有,但如果台湾有,大陆就必须有。 面对这种不利形势,就在美国做出向台湾出售预警机决定后很短的时间内(也许是几天,也许是几周),中国就决定向外界寻求购买这种系统。 理论上,中国可以向世界所有能够制造预警机的国家购买。现实则是,中国只能从以色列或俄罗斯寻求这方面的技术,俄罗斯的A-50技术与以色列的法尔康相比要差。由于受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冷战时专门对苏联、中国等进行禁运的组织)等多方面的限制,英法等国对华军售照样受到美国的严格控制,因此,中国不可能从这两个国家获得技术,美国更是如此。 1996年6月,中国与以色列秘密达成由以色列帮助中国建造预警机法尔康系统的合同。以色列帮助中国在俄罗斯伊尔-76飞机上安装法尔康系统,每套售价2.5亿美元。以色列到底卖给中国多少套,外电众说纷纭,总之是在4-8套之间。有军事专家认为,只有在引进至少4套预警系统之后,中国才有能力在24小时内进行不间断的空中预警侦测。另有专家分析指出,中国购买7套法尔康属于比较合适的(对付中国周边两大威胁──台湾和印度,它们连备用系统都有了)数目,而中国对付台湾有4架就足够了。 第一套法尔康系统1999年就安装安装好了,在此之前,中国也早已支付了第一架预警机2.5亿美元的款项。 以色列在1996年和中国洽谈这笔军售时,早就向美国打过招呼,说明出售的自产预警系统并没有牵涉到美国明文禁止向第三国转让的秘密技术;3年多来,美国国防部也从来没有对这点有所质疑。1998年,美国国会众议院也知道了这项交易,国会内外都没有反对的声音。可是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美国政府却努力劝说以色列毁约。在美国不断向以色列施加压力的情况下,2001年8月以色列巴拉克政府宣布取消这笔交易,而且,以色列方面至今仍未拿出一个赔偿计划。 以色列曾经把同样的预警系统安装在一架波音767飞机上并卖给遭受美国禁运的智利,华盛顿对此并无异议。以色列在80年代向中美洲,又在90年代向土耳其出售过美国出于人权考虑而禁运的军火,美国从未阻挠。另据报道,美国的盟友英国、意大利也曾向中国出售过敏感雷达装备,美国都没有反对。为什么这次却极力反对? 美国人根本担心是:一旦台湾海峡爆发战争,一旦美国卷入战争,中国预警机首先引导攻击的目标可能就是美国的军事设施,比如飞机、航空母舰等。只是,目前并不知道美国到底要在台海战争中卷入多深。中国拥有预警机后就可以严密侦测到美国在西太平洋上的航空母舰的一举一动。一旦美国比较深地介入台海战争,这种飞机肯定会对美国的军舰造成威胁。法尔康会指挥中国的进攻性武器去打击美国的军舰等。有传言说,如果中美开战,中国就必须击沉美国至少一艘航空母舰。毁掉美国一艘航空母舰就意味着美国要死掉两千人,这是美国选民所无法承受的。这样,美国能否继续呆在台湾海峡打仗就是个未知数。因此,中国拥有预警机就意味着中国具有成功打击美国目标的可能性和潜在的能力。[236] 以色列取消军售后,中国转而向俄国采购俄制A-50E空中预警机,以色列的预警机性能优于俄国飞机,以色列制造的雷达可以侦测到三百九十八公里以外的战机,但是俄制雷达的侦测范围只有三百五十公里,更重要的是,以色列雷达可以同时追踪一百个目标,但俄制雷达只能同时追踪五十到六十个目标。所以以色列取消这项合约,事实上对中国建立早期预警能力已造成严重伤害。 从常规来看,一架飞机从签合同到交货大约需要4年的时间,另外还要进行飞行员的培训等,总共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中国原本期待以色列的四架法尔康能在二○○六年或二○○七年就能服役。现在,人民解放军的空军至少要到二○一○年才能成熟地使用俄制A-50E空中预警机执行任务,除了在金钱上的损失外,中国实际具备空中预警能力的时间被大大耽搁。由此可见中国在此事件上损失之惨重。[2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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