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問題是一個極其複雜、棘手的歷史遺留問題。從 1949年到1979年，我們把“一定要解放台灣”的口號喊了30年；從1979年至今，“和平統一”的政策也已出台了23年，問題仍然難以解決。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用“一國兩制”創造性地解決了香港和澳門的主權回歸。現在，該是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展示其想象力和創造力的時候了。

　　台灣統一是內政外交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的頭號難題，難就難在“台獨”在內外分裂勢力主導勾結下惡性膨脹，甚至鋌而走險。和平統一的前景渺茫。

　　最近台海局勢因為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而又再次成為輿論的焦點。從就職典禮的“四不一沒有”到今天的海峽兩岸“一邊一國”，陳水扁對兩岸政策的180度轉變為中國的最終統一抹上了陰影。再加上李登輝日前所倡導的“台灣獨立時間表”，使得統一工作更具迫切性。

　　台灣儘管有“統派團體”，但國、親、新三黨與民進黨的爭鬥，其實只不過是為了各自黨派的私利而已。他們的本質都是堅持台灣獨立，所不同的只是有的明顯一些，有的隱晦一些罷了。從台灣島內的民情和主要政治力量的政策主張來看，無論誰執政，都不大可能心悅誠服地接受我方和平統一的主張，最多是爭取保持現狀。原因就在於：幾乎任何一個政治家都想當老大。

　　民進黨的官員從正副“總統”陳水扁呂秀蓮到普通官員，沒有人敢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連祖宗都不想認的人，他願意回歸祖國？在野的國、親兩黨沒有一個真正贊成儘快實現國家統一，尤其是沒有一個政黨是贊成“一國兩制”的。國民黨的主席連戰主張實行聯邦制，這與李登輝的“兩國論”並無本質區別；而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是一個“總想當第一”（李登輝語）的人，他在2000年競選期間聲稱：“中華民國自 1912年創建以來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始終是個不爭事實，根本毋須爭辯。兩岸關係事實上絕對不是國內關係，……而應屬於一種‘准國際關係’”他聲稱，兩岸要放下統獨觀念，仿效歐洲方式先發展經濟與社會文化交流，由此來促進政治共識，對一個中國原則及“九二共識”隻字不提。[1] 即便是力主國家統一的新黨，也不接受“將台灣從中央政府降為地方政府”的“一國兩制”方案。

　台灣當局根本沒有統一的誠意，整天做反統一的文章。在政策上做去中國化的小動作，在軍事上做以武拒統的準備，媒體上誤導大陸的形象。在台灣大多數人尤其是年輕學生的心目中，大陸政治獨裁，沒有自由，既窮又髒，台灣自由民主，生活富足，大陸統一是覬覦台灣的財富等等，就是其唯一的認知。 李登輝執政12年，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最大成果，就是把“統一”變成了瘟疫，把維護“一個中國”變成了“賣台”，在今天的台灣，“台獨”民粹當道，“台獨”言論在傳媒上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斷重複，乃成為可怕的全社會“洗腦”。

　　今天的台灣政治版圖，“我愛台灣，台灣第一，台灣最美”的獨派力量大大地超過了具有大中國情節的統派力量。特別是台灣南部地區，“台灣至上”的思想已深深植根於民眾之中。誰高喊統一的口號，誰在政治上就不吃香，誰就被認為沒有骨氣，是“賣台”，是“台奸”而遭到唾棄，新黨的沉落就是最好的例子。[2]相反，民調顯示，最近幾年陳水扁在大學生心目中的排名總是第一。

　1995年李登輝發表《兩國論》後，為了打擊“台獨”勢力的囂張氣焰，中國人民解放軍於1996年3月首次對準高雄外海發射導彈，第二天，高雄《民眾日報》在頭版只寫了一個字——干![3]

　　台灣政治生態演化至今，政治和社會多元化局面已經形成，台灣和台灣人利益至上的理念與政黨政治已形成彼此互動加強之勢，這是任何台灣政治人物都無法迴避的現實。更重要的是，海峽兩岸缺乏共同的民族精神的基礎，這是與朝韓和兩德最大的區別。東西德和南北韓從未因意識形態、政制分歧以及發展水平的差異而拒絕統一，韓德人民對統一的強烈認同感和共同致力於建立偉大國家的優秀的民族精神，成為國家統一的巨大推動力。而台灣人連自己是不是中國人都搞不明白，政府和媒體糾纏在台灣人是不是中國人的無聊話題上，何來統一的動力？

　　台灣沒有要求統一的現實願望，“一國兩制”提了多年，也不見效果，僅僅靠幾個老兵的思鄉之情就判斷台灣人民有要求統一的願望是極愚蠢的。而且，兩岸老一輩的親人日漸減少，新生代個性都嚮往自由獨立，不可避免的距離會越來越遠。對台灣當局而言，“台獨”是可做不必說的事。隨著時間的推移，大陸對台灣人而言越來越遠。台灣問題越久拖不決，島內離心力越強。

　　大陸經常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卻就是沒有寄希望於自身。實踐證明，李登輝是“台獨”分子，沒有靠住；“觀其言，察其行”，陳水扁還是照樣搞“台獨”。“中華之難，中華當之。”[4]國家統一，光靠民族大義，手足情深是沒有用的。如果我們還想以東郭先生的善良期盼陳水扁及其盟友回心轉意，那等待我們的將是萬丈深淵，相反，如果我們對現實有一個清醒的判斷，未雨綢繆，勵精圖治，統一台灣，振興中華自在情理之中。

　　台灣問題正在走向危機。危機的到來，也同時能夠帶來轉機。這對中國來說，既是一場嚴峻的挑戰又是歷史賦予中國衝出霸權封鎖的千載難逢的機遇。

　下棋的人都知道，等對方走錯棋而趁機敗之不是取勝之道，必須用自己的布陣和殺着迫使對方按自己的意圖走，最終走進輸局。在台海兩岸的較量中，大陸在鼓勵一切有利於和平統一的言行的同時，絕對不能心存僥倖，把祖國統一的希望寄託於台灣當局的良心發現上。[5]

　　台灣問題，無論是它的歷史淵源，還是目前危機的根本原因，都在於美帝國主義的插手干涉。美國政府從五十年代起一手製造“台灣地位未定論”、簽署《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到後來推出的《與台灣關係法》，其政策實質就是將台灣納入其軍事防禦線之內，半個世紀來始終如一。解決台灣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反對美帝霸權的問題，無論是和平解決，還是戰爭解決，都繞不開直接和美國對抗。

　　台灣問題對中國的最大的危險，並不在於中美間對抗的升級，而在於台灣問題的久拖不決。我們在這小小的海峽被牽扯住全部的精力，毫無意義，美國在全世界四處出擊，完成了對中國的戰略包圍，而我們還在為和統還是戰統而爭論不休，等到陳水扁公投獨立成功，大陸只好用武力制止“台獨”。那時天時地利人和均不在我，則我中華危矣。

　　長期以來，因對美國投鼠忌器而對台灣實際上的一退再退，大大助長了“台獨”的囂張氣焰和台灣對大陸的蔑視。

　　中國作為一個大國，要有大國的自信和氣度，大國是世界遊戲規則的制定者，而不只是一個遵循者，大國是文化典章制度的承繼者，要有勇氣面對不同的文化匯流，如果對一個小小的台灣都不能有這樣的自信，就不要想在世界上立住腳。因此台灣問題我們從來都應該把握主動，而不應該疲於堵漏。把握主動，以我為主才是上策。

　　所謂“霸權”，其要害是發達國家對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南方國家發展的壟斷權。對美國報有的任何幻想都是不切實際，無異於與虎謀皮。一味的親美，只能自取其辱。

　　國際關係是一種自然的關係，文明只能在有法律(也是一種國家暴力)保障的地方發生；國際間文明也只能在實力對等的國家間發生。弱肉強食是國際鬥爭鐵的法則。弱者是有權利但無能力享受有保障的文明的。[6]

　　在國內政治方面，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是荒謬的，然而，在國際政治領域，千萬不要忘記國家鬥爭卻是至理名言。

　　有些善良的知識分子天真地認為全球化已使地球成為一個村莊，現代化的信息流、資本流、商品流已衝破了國家的邊界，世界在科學技術中漸漸走向大同。這是一種麻醉力極強的烏托邦。事實是，全球一體化是建立一個金字塔，而非一個村。塔頂是擁有金融資本和知識產權的西方國家，中段是擁有產業資本和熟練技工的後工業化國家，底部是輸出資源、初級產品及廉價勞動力的發展中國家。這個金字塔中，有一個殘酷的價格剝削體系，這個體系維持着全球的貧富秩序，這就是美國人所謂的新秩序。這是建立在國家剝削基礎上的新的殖民秩序。這就是為什麽美國人愛美國，而不讓其他國家的人愛祖國的原因。[7]

　　孟子說：“順天者昌，逆天者亡”，這個“天”就是生存競爭。事實上，整個自然界就是主動去吃和被動去吃的集合。

　　舊中國常常被比作是一塊人人爭嗜的肥肉，這警示我們作一個國際社會大而無當的“草食動物”格外危險。我們生活在一個“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殘酷的世界，漠視或者否認這一鐵的規律，只有被“食”一條路。

　　無論中國怎樣韜光養晦，中國現在都被美國視為頭號對手，這種實實在在的壓力既是一種危機又是一種挑戰。不論中國怎麼去選擇，我們惟一的一個機會就是去面對，去接受挑戰。

　　這是一個憑實力生存的殘酷的世界，殘酷就是命運，挑戰就是機遇。

　　唐朝柳宗元在《敵戒》中說：“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沲沲而亡。”柳公可謂深諳此理第一人。

　　在這個世界上，並不是每一種苦難都是不幸，逆境往往是最好的祝福。��

　　在古代意大利，加普亞和羅馬的自然條件恰恰相反，前者舒適、安逸，物產豐富，加普亞平原是仁慈的，而羅馬平原卻是冷酷無情的，當羅馬人離開他們無法為生的家去征服一個又一個鄰居的時候，加普亞人卻呆在家裡，讓一個又一個的鄰居來征服他們，漢尼拔在坎尼戰爭中打敗羅馬人後開進了加普亞，並在那裡過冬，然而僅僅一個冬天后，漢尼拔的士氣就完全瓦解了，從此以後他的軍隊再也無法打勝仗了。[8]

　　《奧德賽》中的主人公所遇到的最大危險並非兇惡的敵手，而是那些用舒適的生活來迷惑他靈魂的妖精——塞棲殷勤地款待他們的結果，卻來了豬圈，半人半鳥的海妖迷人的聲音是水手的勾魂曲。[9] 多難興邦。古今中外，一個大國的崛起，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其經歷的道路都是曲折的：要面對來自許多方面的疑慮、敵意，甚至遭到遏制。因此，危機感可以增加民族的凝聚力，激發我們的鬥志。

　　人類歷史上每一次重大轉折，都是國家實力強弱的重新排列組合的關鍵時刻，也是造就或淘汰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關鍵時刻。

　　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似乎走到非強力則不能實現飛躍的“關節點”。

　　從全球戰略格局上來看，目前我國的形勢很不樂觀。美國正在一步步收緊對中國的絞索，打開地圖就會發現，我們的海上交通線受着對馬海峽，巴士海峽，巴林塘海峽，馬六甲海峽的緊緊制約，出海被日本列島，沖繩群島，台灣，棉蘭老島鎖住，而且周邊武裝力量多為不友好的勢力。美軍基地更是星羅棋布：韓國釜山，日本嘉手納，吳港，沖繩那壩，新加坡樟宜等等等，且不排除其未來重返菲律賓蘇比克灣和越南金蘭灣的可能。這幾年來，美國正在力圖從東，南，西三個方向上包圍中國，於是我們東有美韓聯軍，日美安保，南有東盟，其中越南，菲律賓等都和我們有南海爭端，遠處還有印尼與澳大利亞的潛在同盟，西南的印度賊心不死，中亞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甚囂塵上…再加上公開的藏獨疆獨以及潛在的朝鮮族，蒙古族分裂勢力蠢蠢欲動，恐怕我們難以安然高臥。現在看起來，911事件真的是給中國一個不可多得的喘息機會，去年美國步步進逼，中國地緣政治形勢已經極其惡劣，手中籌碼已所剩無幾，突然發生的911延緩了美國包圍中國的布署，但是這種機會可遇不可求，我們必須做最壞的打算。尤其應謹防美國在新疆採用“科索沃手法”，挑動分裂勢力，再次充當“穆斯林的保護人”，那使我們可真的要國無寧日了。有學者指出，其實我國的戰略態勢是“東急西重”，西線若出問題可能代價更為慘重。

　　我國的戰略安全問題不僅僅在於一個台灣，雖然它吸引了大多數人的眼球，但恐怕還要從全局一盤棋來着眼，因為台灣不僅僅是一個台灣的問題，它和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未來緊密相關。而且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它將成為兩種勢力碰撞的焦點，風雲際會的中心（如果這兩股勢力都沒有提前崩潰的話）。縱觀歷史，一股新勢力的崛起，幾乎必然伴隨着戰爭，而戰爭往往決定了之後一段時間裡這個民族的命運。

　　美國的全球戰略與其說是單邊主義，毋寧說是一種新的大陸均衡戰略，在歐亞大陸東西兩端扶植橋頭堡，進行新形式的“勢力均衡”，以此控制傳統地緣政治學中強調的“歐亞核心區”。目前來看是相當有效的戰略，可以預見，美國為遏制中國這一潛在競爭對手，勢必繼續在中國周邊扶植與中國對抗的勢力，將來還有可能打一場代理人的戰爭，到處放火，使中國首尾不能相顧。畢竟由於實力的差距，美國的戰略選擇自由度要大得多。這樣看來，若中國能在台海之戰獲勝，美國戰略鏈條被打開缺口，很可能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整個棋局形勢將大為改觀，堪稱“生死劫”。

　　強大的敵人並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自己猶疑不決，首鼠兩端，即無異於自掘墳墓。因此一個清晰完整的戰略計劃是必需的。必須指出一點：面對戰爭危險絕不能消極避戰，綏靖姑息，歷史上血淋淋的事實告訴我們，這只能加速戰爭的到來，一廂情願的和平願望永遠不能作為和平的基礎，惟有事實上的戰略平衡才能做到。我們必須丟掉幻想，認清事實，認真做好準備應付各種不測，顯示出頑強不屈，眾志成城的戰鬥意志，方能懾服侵略者。也需要積極宣傳，加強民眾心理承受力，民族虛無的恐懼症和盲目的民族主義都是不可取的。當然，從雙方角度看，若能達成有效妥協，可以達到雙贏結局，然而，從現狀看局勢實在不容樂觀。無論怎樣，我們必須做好最壞的打算，最後，需闡明一點：若爆發戰爭，則應丟掉一切幻想，集中所有資源，傾盡全力投入戰爭，死拚到底，決不可重蹈19世紀幾場對外戰爭覆轍，總在“戰”“和”之間徘徊，把希望寄托在“調停”和敵人仁慈上，這必將導致失敗，而一旦戰敗，建立在朝鮮戰爭平局基礎上的一點民族自信心與些微的心理優勢將徹底崩潰，如同1900年義和團失敗，中華民族的心理將會受到一次沉重打擊，剛剛抬頭的民族主義受此打擊後將有難以撫平的創傷，中國的歷史將會再回到20 世紀初的原點，與伊拉克、蘇聯和南斯拉夫的毀滅一樣，中華民族百年奮鬥的成就（也可能連帶中華民族本身），將會在內憂外患中灰飛煙滅。我們的國家與民族將陷入萬劫難復的境地，這絕對是一次沉重的災難。勿忘：求生唯不懼死，善戰方能言和。[10]

　　從美國角度看，今後若干年裡，中國無論變強還是轉弱，對台動武的可能性都很大。中國變強，則兩岸軍事力量對比無疑將大大地不利於台灣；中國轉弱，則中國更有可能通過對台動武轉移視線、緩和國內危機。因此為阻止中國“冒險”，美國一方面加緊在遠東地區部署對中國的戰略包圍，包括建立戰區導彈防禦系統、增強在關島的遠程打擊力量，以及加快在其本土國家導彈防禦系統的試驗，力圖大大削弱中國的報復能力，提高中國使用武力的代價，並壓縮中國的地緣政治空間；另一方面，提出“戰略模糊”概念，即：（一）中國軍隊在未受到挑釁的情況下進攻台灣，美國將進行干預。（二）台灣宣布獨立，美國則不干預台海衝突。這似乎與美國對華作出的“三不”承諾前後一貫。實際上，美國正可以通過對“模糊”設定的兩個前提作出模糊的解釋，使自己牢牢掌握兩岸局勢發展的主動權。台獨分子只要“作而不述”，就沒有突破美國的 “戰略模糊”情形之二，美國則繼續有理由保持對台灣的安全承諾。當前，民進黨執政伊始，根基未穩；美國對華軍事圍堵、通過貿易與投資的自由化（即全球化）使中國經濟邊緣化，以及進一步推行文化帝國主義瓦解中國民族精神的一整套戰略的實施尚需時日，台美此時都不會過分去刺激中國，逼其動手。

　　美國“反恐”戰爭為中國提供了新的“韜光養晦”的戰略空間，但是這一時間之窗並不長，待到美國收拾了伊拉克和伊朗，此時美國鼎力襄助“台獨”的時機就已經成熟，當中國大陸被迫“不怕流血犧牲”訴諸武力時，美國就會把臉一抹，祭起早已準備好的意識形態工具：“民族自決”，“台灣的命運只能由那裡的人民來決定”等等。中國屆時在政治和軍事上均會陷入相當的被動之中。

　　台灣的前景是不打是慢慢獨立，打下來可以統一，打不下來是馬上獨立，嚴峻的情勢要求中國必須積極應戰，從速解決統一問題，徹底擺脫美國利用台灣對我採取的戰略挾制。

　　1962年，美國發現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之後，肯尼迪總統下令封鎖古巴，並以戰爭相威脅。後來連美國人自己都承認，如果美國把導彈部署到土耳其是合法的，那麼蘇聯把導彈部署到古巴當然沒什麼不合理。更何況導彈部署在古巴領土上，那就是古巴主權範圍內的事情。基辛格後來一語中的：肯尼迪總統強硬的逼迫蘇聯從古巴撤出導彈不是因為什麼國際法，也不是因為什麼主權，而是因為這些導彈威脅到了美國的國家安全。

　　同樣，作為一個上升中的大國，當中國的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受到威脅時，絕對不能軟弱。中國人可以忍讓，但絕不能窩囊。當列強赤裸裸地用慘烈的後果來威脅我們的時候，自由與自尊是毫無疑問值得用鮮血去捍衛的。

　　如果我們不能夠統一台灣，我們的後代子孫只會以鄙棄的心情想起他們的祖先。

　　不可否認，大陸對於和平統一的努力是一貫的，真誠的，也是盡力的。從79年的全國人大“告台灣同胞書”，81年葉劍英的和平統一方針（俗稱葉九條）， 84年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到江澤民在95年新春茶話會上的講話（俗稱江八條），無一不顯示大陸的誠意和靈活性，但至今實質性收效甚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台灣的“自保待變”和“出埃及”的拒絕和平統一的頑固立場外，大陸的策略也有缺陷，諸如沿用過時的國共合作模式（不過國共換位），以個人和小群體為基點的統戰策略，忽視島內和海外媒體的作用等，但最重要的是缺乏和平誠意背後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基礎。

　　一個國家的國際政治靠的是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歷史經驗表明，在軍事安全領域讓步的國家是絕無出路的。英國和西班牙曾在海上封鎖年輕的美利堅合眾國。如果當時美國逃避挑戰，不去主動迎接與英國和西班牙的衝突，它就不會有今天的局面。

　　國際人士普遍相信，從古至今，強國的崛起都必須經過戰火的洗禮。能夠打敗或打平某個世界一流強國的新興國家，就被公認為新的強國。例如在1588年全殲歐洲海上霸王西班牙“無敵艦隊”的英國，數敗以英國為首的歐洲聯軍的拿破崙法國，戰勝法西斯德國和日本的美國和蘇聯等等。(新中國的生死之戰--試論保家衛國的抗美援朝作者：解海南觀滄海網站)中國在這件事上也不能例外。與大自然優勝劣汰的原理一樣，對大國成長的歷程而言，有些戰爭可能是想迴避也迴避不掉的。[11]

　　蘇聯的衛國戰爭、英國的反法西斯戰爭均付出慘重的代價，蘇聯犧牲了兩千七百萬人，英國賣盡了海外資產，兩國戰後的社會狀況也不理想，某些方面甚至出現某種下降和衰落，他們卻信念堅定，坦然無悔。其中的道理並不複雜，國家民族如果連安全都不能保障，發展又從何談起呢？幾個世紀以來，西方思想家在闡述人權時，不是一向將生存/安全置於首位麼？

　　國際社會從來沒有象國內社會那樣擺脫無政府狀態。20世紀的國聯與聯合國屬於國際協調組織而不是世界政府，其職能、權力和權威均十分有限，對成員的福利乃至生存不承擔明確責任。即便國際社會有時存在一定的規則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特定時代的霸主強加於人的。因此國際競爭遠比國內嚴酷暴烈，落後者挨打，軟弱者可欺。

　　在確認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前提下，一個容易產生的誤解在於想當然地斷定大國比小國安全。事實上往往相反，大國之間的利害關係更為複雜，因而往往比小國更不安全。它們可能相互爭霸，如 20世紀的美國和蘇聯；它們的巨額財富可能成為強盜的獵物，如19世紀的印度；它們可能成為霸權遊戲中的棋子，如拿破崙時代和十月革命後的俄國；新興大國 (包括復興大國)的對外關係尤其微妙，無論它們有意或無意，都難免衝擊原來的霸主，後者則竭力阻擋、壓制前者，如15世紀的英國和西班牙。

　　其中後三類大國的遭遇，中國都不能倖免。遼闊的幅員和取之不盡的人力資源使我們成了近、現代列強競相淘金的寶地，除了不知深淺的日本力圖獨吞以外，其餘均感到無力獨占而“協議”瓜分。有些人以為這是不幸中之萬幸，其實象公娼一樣被迫對所有衣冠禽獸開放，何幸之有？進入冷戰時期後，我國仍樹欲靜而風不止，成了兩大陣營和美蘇兩超之間寸步不讓的戰略要地。同時，兩超內心裡誰也不歡迎世界最大的新興國家登場表演，有如心胸狹隘的先生壓制那些可能趕上甚至超過自己的學生。此外，隨着英、法、德等老牌帝國的相對衰落，地理位置又安排我國與當代世界的幾乎所有大國(包括現代意義上一衣帶水的美國)為鄰，在某種意義上不幸地成了全球的中心。種種因素聚合在一起，我們的復興之途註定山重水複，艱險悲壯，國家的生存實在是來之不易。幾十年來幾代愛國人士屢屢發出“災難深重”、“舉世罕見的禍亂”之類的感慨，實在是言之不虛。因此，象我們這樣的大國必須成為強國，否則還不如小國走運。而在世界近、現代史上，強國沒有幾個不是衝殺出來的。所以存亡關頭就要堅決打，甚至象抗美援朝那樣，在友鄰受到外部威脅時不惜以攻代守打出去。該出手時不出手，無異於棄權投降，甚至束手待斃。 [12]

　　中國雖然不希望戰爭，但決不懼怕戰爭。孫武子的後代豈怕達仗。若如此，則中華民族就沒有生存的資格。

　　美國不可能在對中國的戰爭中真正取勝，美國與中國的戰爭至少是對美國國力的巨大消耗，甚至可能使美國像羅馬帝國、大英帝國那樣無可挽回地衰落下去。

　　“九一一”事件後，對美國的未來走勢，國際社會眾說紛紜。有的認為美國將就此步上往日帝國的後塵，走向衰落；也有的認為，美國擁有強大的綜合國力，歷史上任何帝國都無法比擬，所以將長期稱霸全球。其實，只要用辯證的眼光檢索歷史和透視現世，我們就可以發現，既然有興盛，那就必然有衰落，這是難以迴避的規律。全部的人類歷史表明，民族國家的邊界熱漲冷縮，變動不駐。世界上從來就沒有一個千年帝國，任何一個社會都不會永遠領先於其他社會。縱觀歷代大國興衰史，從古羅馬帝國到大英帝國，發展強盛比較快，衰落也在旦夕之間，尤其是當達到勢力頂峰的時候。拿破崙帝國曾非常強大，因企圖征服世界而土崩瓦解。希特勒的納粹德國也很強大，也因企圖統治世界而自取滅亡。

　　歷史規律是無法抗拒的。美國在過去的10年中，雖然獲得了霸主地位，也風光了一時，然而，它霸氣有餘而霸德不足，可以說，美國的霸業沒有帶來新朋友，反而得罪了自己的一些老朋友，也樹立了不少新敵人。放眼天下，雖然到處可以見到美國的戰艦戰機在巡弋(美國霸主地位的象徵)，可是國際上近兩百個國家中有多少是美國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呢？坦誠地說，除了少數幾個屬於盎格魯-薩克森種族的成員國(英加澳等)隨從外，其他國家沒有讓美國放心的。

　　今天的美國正在老帝國的舊路上越走越遠，它註定跳不出“盛極必衰”的規律。當年，拿破崙撕毀《提爾西特和約》，註定了失敗的命運；希特勒廢除《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敲響了自己的喪鐘。如今美國宣布退出1972年《反導條約》，持續推行獨霸戰略強權政治，借反恐之名，不惜得罪整個阿拉伯世界，在全球窮兵黷武，八面樹敵，無論現在有多麼強大，終有一天，敵人會比美國強大許多倍，美國會耗盡國力，逐漸走上國運衰竭的不歸路。

　　如果沒有來自內部的干擾和壓力，外部的挑戰不足懼。問題是美國的霸業不但有外憂，而且有內患。美國新經濟泡沫的破滅，帶來一系列對經濟的巨大震盪，而且這種震盪是短時間內難以平抑的。新經濟的破滅，使得美國股市特別是科技股市場陷入了熊市漩渦，持續探底。這不但使得美國的財富大幅縮水，而且將會沉重打擊美國的科技競爭力。而一旦新經濟帶動下的科技競爭力對美國經濟的拉動效果消失，人們就會懷疑，美國的經濟優勢如何保持？沒有經濟優勢又如何應付龐大的國際收支的不平衡等等問題。

　　由於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更由於多種文化最徹底的融合和交流，屢經洗禮的美國成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的強大最根本的是它有一套開放的機制，保證了不同文化背景的公民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才能，換言之，美國的繁榮和穩定恰恰是不同文明交流、協作、融合的結果，美國的不安定因素也恰好是種族歧視和文化偏見。

　　美國過去十年是靠着科技領先才取得霸主地位。9·11後為了追求絕對的安全，美國正在步前蘇聯的老路，為自己修建一道幾乎與世隔絕的鐵幕，更準確地講是心靈的鐵幕。它自以為無所不能，無端地樹立敵人，出台了先發制人打擊對手的戰略，限制傳媒的自由，收緊了移民政策，這一切使得它對世界精英的吸引力開始下降，而一旦它對世界精英的吸引力開始下降，美國的科技領先優勢必然會下降(科技發展變化之快，不進則退，其他國家要趕上是很快的事情)，也就是其衰敗的開始。

　　據美國自己的媒體報道，現在美國本土有4%的告密者，已使其有之士識感到回到了喬治·奧威爾的《1984》時代。這無疑是它開始衰敗的徵兆。

　　此外，還有一個常為人所忽略的重要因素就是美國國內人種比例的變化趨勢。據亨廷頓認定，5年之後，美國國內穆斯林的人數將超過基督徒。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西方已經沒有經濟的或者人口的活力足以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了”。據美國國情調查局的估計，到2050年，美國人口中將有23%是拉美裔人，16% 是黑人，10%是亞裔人，換言之，2050年是歐裔白人由多數轉為少數的臨界點。[13]這對正在以伊斯蘭文明和儒家文明為敵的美國基督教保守勢力絕對不是一個好消息。

　　大英帝國最強盛的時候，統治了1／4的世界人口和版圖，國民總產值幾乎占全球70％。而今天，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約占全球 23％。大英帝國也曾十分地輝煌過，殖民地遍布全球，其面積比其本土面積大100多倍。然而，曾幾何時，昔日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國如今也只配作美國的小跟班。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中美上海公報30周年之際發表演說認為，“歷史從來沒有說世界只能有一個超級大國；美國也無法阻止其他國家達到她那樣的水平”。[14]

　　19世紀中葉，美國南方各州宣布脫離聯邦政府打算獨立建國，為了維護聯邦的統一，林肯不惜打了一場傷亡數百萬人的南北戰爭，其理由很簡單，“一座房子不能從中間裂開。”

　　美國內戰的損失是巨大的。62萬青壯年死（而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及韓戰中共死亡57。8萬人），南方首府里士滿市被夷為平地。但是，長遠來看，美國內戰的結果是奴隸制的廢除，聯邦政府的強化，國家經濟一體化的形成，為美國成為下一世紀的世界強國奠定了基礎。

　　內戰結束後，美國國內建立了統一的市場，給國內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西部土地的開發、自由勞動力和國內市場的擴大、先進科技的應用和歐洲資本的輸入，使美國以驚人的速度崛起並成為當時資本主義世界新的一極。

　　從美國內戰結束時的1865年到美西戰爭爆發時的1898年，美國小麥產量增加了256 ％，穀物增加222 ％，精糖增加460 ％，煤炭增加800 ％，鋼軌增加523％，投入鐵路運行的長度增加567 ％以上，原油從300 萬桶增加到5500萬桶，鋼錠鑄件由不足2 萬噸增到900 萬噸。[15]

　　數十年內，美國一舉躍升為世界頭號經濟大國，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登上了世界第一軍事強國的寶座，乃是水到渠成。

　　假如當初美國一分為二，那麼，今天這個不可一世的唯一超級大國，絕對是不可想象的。

　　美國是一個自由度很高的國度，然而，美國公民在宣誓時，總是將“忠於國家”，“永不分裂”放在“自由”、“公正”前面。

　　分裂性獨立從來都是中央政府所不允許的，這不是僅僅在一個地區或行政轄區內搞個“全民公決”就可以合法化的，否則英國的北愛爾蘭、斯里蘭卡東北部泰米爾人聚居區、美國的印第安人和黑人早就各自分裂建國了。

　　加拿大的魁北克鬧獨立也鬧了20多年，在1995年10月為魁北克是否獨立舉行第二次全民公決中，支持獨立的人為49.4%，以微弱少數失敗。面對國家被分裂的危險，加拿大聯邦政府果斷地採取一系列法律手段。總理克雷蒂安堅定地說：“百分之五十加一票就可以分裂一個國家？這不是民主！”1998年8月，加拿大最高法院發布法規，規定魁北克不能單方面決定獨立，而必須得到聯邦政府和其他省份的認可。1999年12月，聯邦政府又推出《清晰法案》，規定今後魁北克省再就獨立問題舉行公民投票，必須得到聯邦政府的批准才能生效。[16]

　　在國土被分裂時，不論什麼國家都會使用武力收復。英國為了馬爾維納斯群島不惜遠涉重洋與阿根廷大打出手，馬島可是在英國萬里之外呢，英國那麼民主的國家為什麼不用和平談判的方式與阿根廷談判解決紛爭？在國土分裂問題上任何辯解都是蒼白的，如果和平統一不成，武力統一就將成為第一選擇。不是中國人好戰，而是中國沒有退路！

　　假如像某些台灣人希望的那樣，台灣在美日支持下獨立，那麼台灣海峽將成為冷熱戰交替的火藥桶，兩岸人民將子子孫孫陷入永世不絕的災難之中。君不見，印巴原是一國，英國分而制之後，50多年來大戰4-5次，小戰年年有。今天兩國拿着原子彈，人民窮困潦倒。

　　武統是下策，不得已而為之。為了避免兩岸的印巴化，長痛不如短痛，暫時的流血，正是為了避免日後更多的鮮血。一旦下定決心，就要依登陸方案打，只封不登陸或打外島方案不可取，小打比大打更難。 勿庸多言，台海兩岸，大陸在勢上占優，現在如能走好三着棋——在國際上孤立“台獨”，在國內搞好廉政和民生，在軍事上做到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台灣和平統一不遠矣。

　　孤立“台獨”，必須要師出有名，因此我們首先要糾正宣傳上的失誤，占領道義上的制高點。

　　“獨立”是“台獨”運動的口號和旗幟，“獨立”和“統一”其實根本不是什麼相對立的東西，而是相輔相成的。獨立和統一，這正是十九世紀歐洲弱小民族和二十世紀亞非民族主義者所高舉的義旗。這也是為什麼“台獨”口號能夠蠱惑台灣民眾，而大陸人民的“反台獨”號召在島內缺乏號召力，甚至引起反效果，使台灣民眾誤以為大陸人反對台灣人“當家作主”。

　　然而，“台獨”所追求的目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獨立，而是趨向於更加依附於美日軍事體系。

　　今後大陸方面宣傳上應該從“反台獨”轉向“反分裂”，因為“統一”的反義詞不是“獨立”，而是“分裂”。“獨立”的反意詞，不是“統一”，而是“依附”。“台獨”分子所主張的，不會給台灣帶來“獨立”，那種加入美日軍事同盟、成為美日的軍事基地的“台獨”前景，只能給台灣帶來對外部勢力的依附、從屬，也就是真正意義上的“不獨立”。而只有和中國統一，和十三億同胞一起平等相待，共抗外侮，才能在真正意義上“獨立”和當家作主。

　　 “反分裂”絕不僅僅是文字遊戲，而是牽涉到國家統一的合法性和人民主權的正當性的最深層的道義基礎。“台獨”意識形態最根本支柱是要把其和大陸分裂的主張建立在某種道義和人民意志的基礎之上。只有摧毀這種道義基礎，才能夠對“台獨”運動釜底抽薪，才能夠爭取到台灣島上的民心，－－這才意味着真正的統一。這正是中國共產黨共打敗國民黨取得政權的要訣。[17]

　　道義上的制高點將是軍事行動的前提，我們在宣傳戰的手段越多，肯為“台獨”而戰的台灣軍人就少。

　　“台獨”意味着戰爭。反過來說就是沒有“台獨”，台灣問題就一定會和平解決。

　　這二十年來大陸外交上經濟槓桿用得很多，也經常有效。但有的地方也必須檢討改進。大陸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和廣闊的市場吸引了大量的台商，對台商的諸多優惠政策，在實踐上既有吸引台灣產業，使台灣產業“空心化”，加速兩岸交流的一面，客觀上也助長了“台獨”的實力和聲勢。台灣的大資本家、大企業80%以上是台灣本土人士，這就是“台獨”的經濟資本。

　　台灣利用大陸給台灣商品的免稅進口待遇這種極大的優惠，在大陸開辦了很多血汗工廠，他們利用大陸低廉的人力和土地，賺得盤滿缽滿。

　　統計數字表明，從1979到2000年，兩岸貿易總額高達一千九百多億美元，台灣獲得的順差累計一千二百八十多億美元；二00一年兩岸貿易額為三百二十三點四億美元，台灣順差二百二十三億美元。加上2002年首季的數字，兩岸貿易總額超過二千三百億美元，其中台灣順差在一千五百七十億美元左右。[18] 祖國大陸已成為台灣第一貿易順差來源地。自2001年11月起，中國大陸已取代美國成為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

　　有人會說，台灣方面有台商向大陸投資，但是據台灣方面統計，台商投資才有300多億美元。[19] 台灣是怎麼能得到這麼多的順差的呢？比如中日貿易600 億美元，中方逆差僅50億美元。中美貿易600 億美元，中方順差超過200 億美元，台灣難道比美國日本在經濟上還厲害？當然不是！台灣是通過對大陸商品和投資的單方面制裁而做到這一優秀“ 成績” 的！通過這種不平等貿易，台灣已經積累順差超過1000億美元！沒有這些順差，台灣能買那麼多武器嗎？[20]

　　很多台灣人曖昧的統分心態，其實真正的想法就是一方面喝大陸的奶強壯自己，另一方面藉口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來阻絕與大陸共同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共同富裕。“根留台灣”的潛台詞是到大陸賺錢，藏富於台灣，在這樣的前提下，“等大陸經濟發展到相應的水平再談統合問題”所暴露出來的傲慢與自私，真真體現出赤裸裸言與行的嚴重對立。這是台灣島民的假貴族心態，在這種心態作用下，任何一種統一的形式都會被認為是對台灣人利益的侵犯，這是“台獨”孳生的土壤。

　　過去台灣在貿易上大幅度依賴美國市場時，對於美國經常擺出的“301”條款，“超級301條款”一直唯命是從，但是，目前台商雖然大幅度的在市場上依賴大陸，台灣當局卻看準了大陸不會用經濟手段要挾台商，這種討了便宜又想賣乖的心態使得陳水扁的執政團隊有恃無恐的在“三通”、交流等問題上持強硬立場，完全視其考慮為主軸，對大陸根本不理會，因為他們認為大陸對“台灣沒辦法”。

　　台灣當局之所以在過去兩年來不斷展現出這種在政治上與大陸漸行漸遠，在經貿上又想占盡大陸便宜的心態，就在於大陸的態度過於寬厚，導致台灣當局和民間產生錯誤的理解。譬如：台灣由許文龍主持的奇美集團，過去一直在大陸的石化產品如PVC管的市場上，賺足大陸的錢，但是，在台灣，許文龍的名字常和大“台獨”分子金美齡平掛，他污辱慰安婦，美化日本侵略史，捐巨額經費給陳水扁和民進黨，是鐵杆“台獨”分子，但是，直到現在，大陸當局仍容許奇美集團在大陸繼續賺錢，對於其支持“台獨”的作法，似乎並未“嚴打”，這種信息在台灣社會流傳後，一般政府官員與民眾似乎也認為北京的容忍更無限制，因此也更加在其“漸進台獨”的作為上，更加肆無忌憚。[21]

　　現在看來，認為經濟上向台灣輸血，可以贏得台灣的民心，這些做法可能會適得其反。因此，不分青紅皂白地對所有台商實行的諸多優惠政策，有必要進行調整。

　　中國政府應考慮並儘快地制定“經濟制裁法”。“經濟制裁法”是一種授權政府對那些危害國家安全的　　海內外法人甚至國家主體進行經濟制裁的法律。制裁的對象可以是個人，企業，國家，甚至是國際機構。制裁的理由可以是多種多樣，比如不平等貿易，非法金融活動，非法經營活動，破壞中國的社會經濟秩序，非法參與中國的政治活動，資助中國境內的分裂分離勢力，非法走私，販賣毒品，販賣軍火，企圖分裂中國的國土等等。經濟制裁的形式包括吊銷經營執照，禁止貨品進口，禁止貸款，禁止設立經營機構等等。

　　制定經濟制裁法比單憑軍事威懾更為靈活，更為有效，某些發達國家的軍火集團仍然貪圖對台軍售的利益。而台灣島也利用從大陸得到的巨額順差來大肆購買軍火。中國制定經濟制裁法將可以讓軍火商看到對台軍售將會失去中國的巨大市場，另一方面也會要求兩岸貿易中消除大陸的逆差，從而削弱台灣對軍火的購買力。經濟制裁通過人口市場經濟規模和發展潛力等綜合因素的作用來靈活地壓制“台獨”勢力，從而鼓勵統一力量的成長。[22]

　　利用經濟制裁孤立“台獨”，可以有效避免所謂政治(政府)干預經濟，破壞市場自由和企業的權利，打擊外商信心的指責，保證政治上的主動。把對“台獨”直接支持或過從甚密的老闆拒之門外，切實支持統一的巧立名目給點額外優惠。台灣名副其實的老闆不過幾萬，國安部、台辦那麼多人，最多一年怎麼也把名單搞定了。甚至都不用明說，大家都不笨，點到為止，回去自己悟去，悶頭睡一覺就明白了。資產階級嘛，見錢眼開見利忘義，你要對他們客氣，他們會把你當傻瓜欺負。但你要一下子讓他們損失幾十幾百億美元，那很多人就會清醒一點了，就會想起統一，至少是維持現狀的好處了。這比說無數 “ 台灣同胞”， “血濃於水” ，“ 一個中國” 等等強得多。

　　除在國際上孤立“台獨”，中國必須在國內搞好民生和廉政。正如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所說，過去如果不是北京犯了太多的政策和路線錯誤，新加坡和東南亞（還有台灣？）可能根本沒有發展、成功的機會。[23]當然，“台獨”就更沒有可能。

　　中國文化最大的弱點和危害是內耗或窩裡鬥。沒有滿清覆亡後的連年軍閥混戰，就沒有日本侵略中國；沒有國共內戰，就沒有外蒙古的獨立和台灣與大陸的分離與對抗；沒有反右與文化大革命的窮折騰，中國早就是一流的超級大國了。

　老子云：“治大國若烹小鮮。”小鮮者，小魚也。有經驗的家庭主婦都知道，烹調小魚要用文火慢慢煎炸，如此做出來的魚才好吃。千萬不能用大火，也不能在鍋里瞎攪和使勁翻鏟，否則作出來的就是一盤焦糊的魚渣。老子的意思是說治理國家就象烹調小魚，要無為而治，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創造一個寬鬆寬容的環境，為政者不能窮折騰，使老百姓疲於奔命，這才是治國之道。

　　中國在建國幾十年裡長期以階級鬥爭為綱，政治鬥爭此起彼伏，人民陷入互相攻訐的旋渦，搞得國家瀕臨破產的邊緣，人民窮苦不堪，此中教訓當深以為誡。中國這種級別的大國只要停止內耗，獲得一個相對穩定的發展環境，其實力增長與積累是任何其它勢力都難以阻止的。

　　再說，中國人有無窮的內鬥的精力與智慧，何不用在外部世界，正所謂“與其內伸十尺之自由，毋寧外張一尺之國權”。為子孫後代留下更廣闊的生存空間。

　　改革開放糾正了意識形態領先於經濟建設的錯誤，中國的經濟建設已經走上了快車道，人民生活今非昔比，城鄉建設一日千里，但官員腐敗，法制混亂，長此以往，將阻礙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據社科院胡鞍鋼提供的數據，1995～1999年，腐敗引起的損失高達1530億美圓，占同期平均GDP的17% [24]。國民黨當年兵敗大陸，自身腐敗、喪盡民心是極大的因素。

　　為此，政府首先要制定和堅決執行清除腐敗（而政府結構性的腐敗必然導致對外軟弱），協調利益關係、縮小貧富差距的相關政策，讓大多數社會成員真正感受到中國正沿着一條最有利於富國強兵的道路在前進。

　　美國的政治、經濟、司法各種制度，大有值得中國學習模仿的優越之處，特別是運用媒體和民眾參與來遏制政治腐敗，以及司法獨立傳統，都是中國的當務之急。

　　“治亂世用重典”，實行政治體制改革，清除腐敗，依法治國，切實保護私有產權，這才是實現把民眾的“愛國熱情轉化為強國動力”的關鍵。

　　兩岸合則俱榮，分則俱損。“台獨”即意味着戰爭。“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台灣回歸的最佳方式。

　　“一國兩制”既沒拿走台灣人一分錢，也沒絲毫影響你享受“民主”。香港回歸，大陸人除了滿足一下民族自豪感之外，並沒有得到其它更多的東西。

　　台灣問題越晚越困難，付出的代價就越高。如果統一最終不得不以武力方式達成的話，那麼可以肯定“一國兩制”對台灣來說將成為一個失去之後才知道珍貴的瑰寶。

　　很多台灣人寄希望於美國的干涉上，姑且不談這樣做是否是貶低了自己的人格國格，把寶壓在這上面，是最容易激怒大陸所有渴望統一的人，民意沸騰將迫使政府走上武力之途，大規模的戰爭和對抗，那裡還有美麗島，台灣就會變成永遠的戰場！在戰爭中，有幾個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只會陪上“台獨”斷了香火。統一才是台灣人掌握自己命運的最佳方式。

　　當台灣被解放軍占領後，大陸還可能把大批台灣存有的財富轉移到大陸以減輕大陸的負擔。對此，大陸有名正言順的理由：第一，台灣有一大批財產本來就是從大陸搜刮過去；第二，中央政府也有權向地方徵稅。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是人們的願望，基於這個願望而為和平統一而盡力是首善之策。但是歷史有時卻與人們開個殘酷的玩笑：善良的願望被當作軟弱的象徵，同室操戈的痛切呼喚卻被用作分裂的盾牌。[25]

　　毛澤東有句名言：“掃帚不到，灰塵不會自己跑掉。”

　　和平統一有百利而無一弊，然而，和平不是單靠誠意就能得來的，在沒有更大的看得見摸得着的實利擺在面前時，鮮有人會為一些虛幻的“大義”而主動放棄自己的切身利益。當利益顯示統一更有利時，會有很多人傾向統一的，我們要做的是儘量讓台灣看到拒的巨大災難後果和統一的巨大利益，才能爭取更多的台灣人民尋求統一。

　　簡單的利誘也不一定能導致和平，和平的創造和維持必須以實力為基礎，包括實力的存在和運用這種實力的意願。美國在二戰之後贏得冷戰，建立霸業，靠的就是這種胡蘿蔔要捨得給，大棒也要捨得揮的策略。

　　以武促統，以武逼和，比那些空談和平的人更有實質性的意義。主權來自實力。不加強實力而空談保留權力實際上等於沒有權力。香港成為一國兩制的香港不是因為英國人看見“一國兩制”幾個字大放光芒，英國當初也是準備了一大堆方案：主權換治權、共同分享主權、等等的一大堆囉囉唆嗦的方案。可鄧小平一說：你不乖乖還的話我現在就派兵收回，英國不是馬上乖乖的還了嗎，還讓鐵娘子給摔了一跤?

　　儘管歷史上也有不戰而勝的先例，但是無一不是在強大的軍事壓力下的“城下之盟”。回顧解放軍在國共內戰中以和平方式解決的戰役，如北平、長春、新疆、湖南和綏遠等，都是在國民黨軍隊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才得以解決的。即便不是國民黨死硬分子的傅作義，也是在他的嫡系主力——35軍被全殲、向西流竄綏遠的路被堵死，向東從海上撤退的道路被切斷（即天津和唐沽被解放）、北平被解放軍團團包圍（連市內的東單機場也受到解放軍的炮火封鎖而無法使用）的情況下才同意北平和平解放的。

　　從康熙元年（1662年）鄭成功在台灣逝世，鄭經繼位，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統一台灣，清政府就和平統一的問題，與台灣鄭氏集團先後進行了10次和談，前9 次都失敗了。在清政府與台灣鄭氏集團的一系列和談中，儘管有各式各樣的討價還價和利益衝突，但其根本分歧在於是否承認國的統一和領土完整這一原則問題。

　　“依朝鮮例，稱臣納貢”是鄭氏集團在歷次和談中提出的首要條件，也是其和談的基本立場。鄭氏集團堅持“依朝鮮例”，就是要清政府承認台灣為中國藩屬國的地位，其目的在於將台灣從祖國大家庭中分裂出去。這當然是清政府所不能答應的。康熙皇帝針對鄭氏的分裂立場明確指出：“朝鮮系從來所有之外國，鄭經乃中國之人。”表明了堅決反對台灣獨立的鮮明態度，也代表了清政府和談的基本立場。在堅持原則的前提下，康熙皇帝為實現和平統一，也對台灣方面作出了重大讓步，同意了鄭氏集團“不登岸”的條件，允許其世代留駐台灣，不觸動其在台灣的統治地位。

　　清政府為和談付出了艱辛的努力，顯示了充分的誠意，也作出過重大讓步，但前9 次和談都失敗了，沒有取得任何成果。究其原因，除了鄭氏集團的堅持分裂、反對統一的客觀因素之外，從清政府主觀上講，主要失誤在於其和談策略缺乏足以對鄭氏集團形成致命威脅的軍事實力和戰爭手段做後盾。清政府與鄭氏集團之間的矛盾，是尖銳對立的對抗性矛盾。面對這樣的對手，要實現統一，武力行動應置於主導地位。在沒有必要的軍事壓力和有效的軍事打擊能力的情況下，清政府寄希望於通過和談使鄭氏集團放棄對抗與分裂的立場，當然是達不到目的的。

　　早在康熙七年（1668年）清朝傑出將領施琅在給朝廷的上疏中就提出“因剿寓撫”這一戰略方針，其核心是以戰逼和，以軍事手段促成台灣問題的政治解決，儘量避免在台灣本島引發戰爭。“因剿寓撫”的重點在於“剿”，軍事進攻占主導地位，同時又努力尋找政治解決的可能性。二者的關係是先剿後撫、以剿促撫，也就是採取武力行動，以強大的軍事壓力迫使台灣鄭氏集團接受和談條件，實現台灣與大陸的統一。

　　清鄭雙方的第10次和談，是在清軍強大的水陸兩棲部隊攻克澎湖，殲滅了鄭氏水師主力，大兵壓境的情況下進行的，這才迫使鄭氏集團接受了清政府的和談條件，使和談取得了圓滿結果。[26]

　　以色列前外長伊班（Abba Eban)有一句廣為人知的名言：“歷史教導我們，不管是人或是國家，只有在走投無路時才會學乖。”（''History teaches us that men and nations behave wise-ly once they have exhausted all other alternatives.''）[27]今日“台獨”勢力分裂中國的決心比當年鄭氏集團堅定十倍，其軍事實力與大陸懸殊不大，某些方面甚至超過大陸，何況中國同時還面對着一個居心險惡的、軍事帝國主義的美國及其盟友——同樣居心險惡的日本。大陸在軍事力量還沒有完全達到抑制美日台三個對手時，和平統一又有誰感興趣？

　　戰爭對台海兩岸都是一種最次的選擇，積極準備以實力解決可能的戰爭則是一種最優選擇。

　　要想促使台灣當局接受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案，也只能在軍事上使台灣當局陷入絕境，使其認識到：除了接受我方“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政策別無其他出路。否則的話，同台灣當局談祖國的和平統一問題，無異於與虎謀皮。須知，對於頑固堅持“台獨”路線的分裂勢力來說，接受我方“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政策主張，也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大問題，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就範的。[28]

　　收復台灣而爭取把傷亡降到最小，首先是做到知敵、亂敵。 所謂知敵，就是要了解敵人的各方面的情況，最好的辦法是向敵人內部安插間諜，孫子認為“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孫子兵法·用間篇》）花重金來使用間諜，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同時利用輿論工具對台展開政治攻勢，曉之以理，誘之以利，對台灣的政治精英，只要他們贊成統一，可讓他們來大陸作官，大陸這麼大，福建，上海，浙江，廣東任你挑，不怕你來，就怕你不來，來的統統官升一級，反正幾年一換，對素有“雞頭情節”的中國人來說，此舉可以有效分化“台獨”中的中高層勢力，因為他們在台灣肯定是享受不到在聚光燈前如此露臉的機會的。此外，針對“台獨”“以武拒統”的企圖，對“台獨”分子所依仗的台軍要不遺餘力大力瓦解、分化、收買。重賞由台駕機、駕艦來降者。如此一來，“台獨”必將不戰自亂。

　　解決台灣問題主動權在大陸，不在美日更不是台灣，軍備競賽不可避免。任何東西都代替不了力量。只爭朝夕自強是萬全之計。千頭萬緒的核心就是一個軍事的問題，一個讓世界知道，你的軍隊，在現代化戰爭的條件下，在美日參戰的前提下，也可以有效地渡過一百八十公里海峽的問題。其他都是細節、文字、和香檳酒的問題。[29]

　　中國這種級別的大國只要能勵精圖治，其實力增長與積累是任何其它勢力都難以阻止的。美國自身的發展早已印證了這一點：在南北戰爭中，當時的超級大國英國對南部邦聯或明或暗的支持，令美國聯邦政府十分惱火。但這並沒有妨礙北方在內戰中的勝利與隨後美國的崛起。[30]

　　今天的中國已不是任人宰割的舊中國，台灣也不是任何外國的“保護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是堅定不移的，中國人民實現祖國統一的進程是誰也阻擋不了的。

　　祖國統一之日也是祖國強盛之時，但這一美好的結局要求中華民族子孫付出智慧和汗水。發展經濟、抓緊備戰，是中國和平統一的最佳選擇，也是和平統一唯一的希望。眼下正需要全民同心協力，以當年勾踐臥薪嘗膽、矢志復國的銳進精神來激勵自己，“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只要我們努力，“台獨”不會成功，中國將走向富強。兩者相輔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