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藥革命，中國沒能夠抓住機會

　　●火器的更新和主宰戰場是火藥軍事革命深入發展重要標誌

　　●中國有兩次接近西方近代火器技術的機會，但都沒抓住

　　●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少將 彭光謙 ●蕭大維 賀宏禮

　　編者按：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新軍事變革正成為各國軍隊關注和研究的問題。中國曾經是火藥的發明國，然而在古代火藥化軍事革命過程中，中國卻遠遠落後於西方。這次新軍事變革，各國面臨不同的機遇和挑戰，我們希望通過這篇文章，總結古代的經驗，為我國軍隊更好地抓住新軍事變革的機遇提供有益的借鑑。

　　北宋初年即公元10世紀後期，中國便開始試製最初的一批火藥火器，並在世界範圍內最早完成軍用火藥的定型發明，率先開始了火藥在軍事領域的應用。但是，火藥化軍事革命並未因為最早發端於中國而在中國率先完成。中國發明的火藥火器14世紀初經阿拉伯人傳入歐洲後，便在歐洲播下火種，隨着17世紀近代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的飛速發展，一系列新的性能更好、殺傷威力更大的火藥化兵器被研製出來，與之相適應的炮兵、工程兵、近代海軍等軍兵種也在歐洲得到催生，新的作戰方法和新的軍事思想理論相繼產生，火藥化軍事革命在世界範圍內由緩慢發展的狀態躍升到突飛猛進的軌道。

　　中國緣何未能保持住火藥化軍事革命的先發優勢而逐漸落伍呢？

　　一、長期落後的封建生產方式阻礙了中國火藥化軍事革命向縱深發展

　　古代中國得占火藥化軍事革命先機，受益於唐宋以來比較發達的社會生產力。宋元明和清初各代火器有所發展，都和當時不斷發展的手工業生產有着密切聯繫。但是這種工場手工業始終處在強大的封建生產關係嚴密包裹當中，全國範圍內的小手工業生產方式很難轉化為大工場手工業。明朝嘉靖年間（1522—1566年），長江下游和東南沿海一些地區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手工業規模有較大擴展。但當時的封建統治者為維護自己賴以生存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動用國家權力推行重稅、禁海、壟斷礦冶等“重農抑商”的措施，扼制商業和手工業的發展。

　　嘉靖以後，在長期小手工業生產的基礎上，明末天啟年間（1621—1627年）至清康熙時期（1662—1722年），中國既沒能從自身火器製造部門產生火器研製的先進技術，也無法將國外引進的先進技術轉化、鞏固為自身的能力，最終不能推動火炮製造業向近代化方向發展。總體上看中國的火器製造在乾隆、道光時期由盛轉衰，而此前100多年小手工業生產遲遲不能過渡到大工場手工業，已經為這種衰落埋下伏筆。火器的生產、更新和主宰戰場是火藥化軍事革命深入發展的重要標誌，中國封建社會後期長期落後的封建生產方式制約了火器技術的改進和火藥化軍事革命向更高發展階段推進。

　　而在16世紀的歐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較快地成長起來，手工工場成為當時工業生產組織的基本形式，並在17、18世紀逐漸過渡到機器大工業生產。工業革命引發的技術變革和社會變革，為火藥化軍事革命創造了更好的發展條件。

　　二、封建專制制度的嚴密控制是中國火藥化軍事革命不能深入發展的政治原因

　　宋代以後，中國封建專制制度更加完善。封建帝王在奪取皇權時，往往注意網羅火藥火器製造的專家和工匠，注重採用新式火器武裝自己的部隊，從而促進了火器發展。但是皇權一旦到手，相對穩定的政局建立之後，全國火器的製造和使用又令這些帝王寢食不安，擔心火器流失和私製成為威脅自身統治的因素。1380年，朱元璋設立軍器局，要求嚴格控制全國火器，各地不得擅自製造，違者重罪治之。清代封建統治者則對全國的火器製造實行更為嚴密的控制。康熙時火炮有御製、廠制、局制之別，最好的槍炮製造廠局設在皇宮養心殿內，由皇帝直接控制。精良火器由皇室和滿洲八旗使用，京城漢軍只能用質量最差的局制火器，而外地根本不允許製造使用精良火器。由於封建統治勢力異常強大，中國雖然產生了火藥化軍事革命的萌芽，但最終未能使這場變革深入發展下去。

　　從世界範圍來看，新興資產階級由於反封建鬥爭的需要，也由於全球資本主義擴張和殖民、爭霸戰爭的需要，他們推動火藥化軍事革命的積極性要比那些保守沒落的封建主們高得多。

　　三、中國重道輕器的傳統觀念和輕視發明的政策阻滯了火藥化軍事革命的發展

　　由於儒家思想在整體價值傾向上偏重於“道”、“器”之辨，強調“形而上者為道，形而下者為器”，因而在軍事上突出戰爭觀的思考，而忽略理論的可操作性。火器的研製和在戰爭中的運用是軍事領域中的新課題，也是很具體的問題，用儒家思想薰陶出來的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軍事家們總體上對此反應不是很興奮，研究有欠深入。到了清代，這種傳統觀念的消極影響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乾隆80壽辰時，英國特使馬嘎爾尼帶着西方軍事變革的最新成果訪華，包括新式天球儀、地球儀、自來火槍、船舶模型和望遠鏡等29種科技含量和軍事價值高的禮物，但清廷只當“貢品”、“玩好”收藏。馬戛爾尼邀請清軍將領福康安觀看英國使團衛隊操練新式武器，福康安拒絕說：“看亦可，不看亦可。這火器操作，想來沒有什麼稀奇。”

　　更為可悲的是，在古代中國，火器研製者的創造性被看成“奇巧”、“下作”，得不到政策上的扶持，得不到應有的社會尊重。明末傑出的火器研製家薄玉對地雷、火槍的研究可謂學問精深，其名氣已傳播到海外。但是經人推薦給朝廷後卻受到冷遇，薄玉最終貧困而死。清初發明火器“連珠銃”和主持鑄造威遠將軍炮的戴梓，得不到朝廷重視，僅授翰林院侍講一個散職，後竟因人進讒而被充軍關外。武備院鐵匠伍連登創製子母炮，所受待遇只不過是多領一份糧餉。

　　而16世紀的歐洲正遇上資本主義早期自由市場制度的發展時期，巨大的武器市場和繁榮的武器貿易使改良和研發新的火器成了私人軍工企業主追求利潤的手段，火器設計者和技師身價百倍。歐洲的武裝部隊火器裝備水平及訓練水平在這時迅速超過世界其他各地，獲得決定性領先地位。

　　四、火器理論的陳舊和指揮體制的落後未能充分激發出中國火藥的技術效能

　　從火器研製的角度看，中國一直沿用缺乏精確數量概念的理論方法，如用“陰陽五行化生”和“君臣倫理”學說，來解釋火藥成份搭配和燃燒過程，使得火藥生產純度不高，威力不能加大。而歐洲17世紀後打開了近代自然科學的大門，火器技術隨之大踏步前進。當時中國有過兩次接近西方近代火器製造技術的機會，但都沒有抓住。一次是明末徐光啟等人引進和傳播歐洲火器製造的先進理論，嘗試轉向以科學實驗為特徵的自然科學方法。由於這批科學家的過早去世，更因為明末政治腐敗、戰亂頻發，中國的軍事技術一直沒能邁入近代自然科學殿堂。另一次是清初康熙請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鑄炮。這一次中國處在政治昌明時期，但康熙也只是讓南懷仁掌管鑄炮之事，不知引進和推廣歐洲近代火器研製的先進理論和技術，隨着閉關鎖國政策的推行，歐洲近代火器先進理論傳入中國的大門也隨之關上。

　　從指揮、體制編成的情況看，古代中國的火器運用水平曾經達到一定高度，火器在戰爭中的作用越來越大。但是到了清代乾隆、道光時期，指揮、編成體製發展出現了停滯不前甚至倒退。由於長期沒有敵國外患，朝廷推行“只有馬上槍箭熟悉者”才被“勉以優等”的政策。而17、18世紀正是歐洲各國紛紛建立炮兵部隊的時候，工兵地位逐漸上升，大西洋沿岸國家的近代海軍也在火藥化軍事革命中競相發展。這個時期歐洲的軍事體制編制、作戰方法發生了深刻變化。然而，同期的清代火器製造技術遠遠落後於時代的進步，清軍的野戰、水戰、岸防戰術也嚴重滯後於世界發展。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前，清軍的武器裝備水平落後對手一二百年。

　　五、危機意識淡漠、戰略需求不足使中國火藥化軍事革命缺乏足夠的推動力

　　自後金崛起於遼東後，幾經征戰殲滅關外明軍主力，也獲得了對關內明軍作戰的火力優勢。清軍入關後，南明政權以及各地抗清民眾、農民起義軍都不能抵擋清軍統一全國之勢，清軍的火器都處於優勢地位。長時間對敵作戰的火力優勢和一連串的勝利使清朝統治者滿足於現有的火炮鳥槍和弓箭刀矛等冷兵器，自詡“以武功開國”，反覆強調“騎射乃滿洲之根本”，不願組織研製新型火器，改善軍隊裝備和國防設施。之後由於對外封閉，人們不了解世界的另一端在發生什麼。魯迅在《電的利弊》一文中，曾經描述了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社會現象：“外國用火藥製造子彈禦敵，中國卻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國用羅盤針航海，中國卻用它看風水；外國用鴉片醫病，中國卻拿來當飯吃。”

　　危機意識淡漠和戰略需求不足，幾乎使古代中國的火藥軍事革命難以開展下去。隨着1840年鴉片戰爭的爆發，雖然出現了近代中國火器發展的回升，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終究沒能趕上火藥化軍事革命前進的步伐。只有當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華民族才從此贏得了直面世界風雲激盪的軍事變革的主動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