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有某种类似，这就是：不后悔战争，但懊恼战败；不承认自己以前曾对别人不公，却埋怨别人现在对自己不公。希特勒正是利用了一战后广为弥漫的德国民众对战败的愤懑、对《凡尔赛和约》的不满、对战后世界格局的怨恨和对种族优越性的狂热而成为独裁者的，这一切在二战后的日本都存在，而且愈来愈公开化、普遍化。日本政要从以个人身份到以官方身份频繁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三番五次制造宣扬皇国史观、美化侵略战争、否定战争责任的修改历史教科书事件，日本积极谋求成为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日本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实现海外派兵、干预周边事态并狂刮修宪风，这与希特勒上台前后德国的环境气氛极其相似，不能不引起人们警惕。

所谓中国人以德报怨，所谓日本军国主义只是一小撮，所谓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所谓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些看似冠冕堂皇的论调，其实无非是软弱可欺者的精神胜利法而已。不错，在日本人心目中，中国就是软弱可欺的，美国人占领了日本，日本人佩服美国，中国人原谅了日本，日本人瞧不起中国。这就是大和民族的民族性格。

中国一直注重于区分所谓日本右翼和日本人民，这是徒劳的。日本政要代表了大部分的民意，日本的右翼在政商界与在民间都不孤立，中国人没有必要招惹日本民众，但也没有必要为日本大众涂脂抹粉。在日本，愿意正视历史的人是极少数，东史郎之类人士正如德国二战前的反纳粹人士一样，虽然可贵但亦可怜，背离日本主流，被大众当作叛逆，只能发出微弱的声音。

中国人、亚洲人不能从日本讨回公道，而广大日本人要求夺回他们失去的“荣誉”的欲望却在持续。现在的日本与纳粹德国的前夜相比，他们只缺一样东西，一个希特勒式的人物、一个“民族英雄”，可以说，日本的前景非常可怕。尽管看起来日本的现行民主体制比魏玛共和国的民主体制要牢固，但它能否阻遏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大日本主义和历史翻案风，能否最终阻止希特勒式的人物如石原慎太郎之流上台，是大可怀疑的。

1936年希特勒派兵进入莱茵兰非军事区以挑衅法国，他后来承认这是他一生中最紧张的时刻，一旦英法反击则德国必败无疑。但英法以忍耐和纵容支持了希特勒，使之走上了扩军备战、穷兵黩武的不归路。2003年日本租借钓鱼岛试探中国，正象1936年希特勒试探法国一样，中国也支持和纵容了日本的领土野心。这是一个糟糕的先例，这是一种鼓励和暗示，尝到了甜头的日本只会得寸进尺，进而在伊拉克、朝鲜问题上寻求更多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的机会。中国人在钓鱼岛问题上示人以弱，以为此等小事不足以坏大局，以为中日友好合作比一块岛屿重要得多，以为除了打台湾别的地方都不可强求，但是，日本却不以为中日友好是什么大局，比起钓鱼岛主权来，日本实在没有把中日关系放在眼里。

日本比任何国家都更不希望中国与台湾和平统一，日本政要数十年来一直在挑动台湾与大陆分裂，以便插手中国内战、干预“周边事态”，台湾独立和大陆攻台都是日本右翼求之不得的天赐良机。日本自然也希望从朝鲜半岛的紧张状态中获得重新武装自己的理由，一旦朝鲜成为有核国家，日本极可能提出加强战备甚至加入核大国的要求，中国就将失去遏制日本的最有力武器，这是中国不得不严防死守的。

我们对大和民族的特性缺乏深入的了解。日本人既可以认贼作父，也可以认父作贼；日本人可以做强者的附庸，但绝不做弱者的朋友；作为最东方的亚洲国家，他们早已自认是“西方人”，“东方”和亚洲在日本人眼里就等同于劣等种族；作为中华文化圈的一员，作为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国家，他们以怨报德、以轻蔑报真诚。对于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个国家，友善会被当作软弱，软弱只能招来欺侮。

要获得日本的尊重，必须让他受到彻底的惩罚。忘记这一点，既对不起中国的抗日先烈，也无异于鼓励日本向中国逞威。中国人既不需要日本的土地、也不垂涎日本的财富，但为了日本不走回军国主义老路，为了彻底扭转中日关系的危险局面，必须从战略的高度认真对待日本的各种小动作，以无比的勇气和决心处理钓鱼岛一类的日本挑衅。只有让日本感觉到痛，日本才知道别人的痛，只有让日本受到惩罚，日本才不会蔑视中国。二十一世纪，日本仍然是中国的大患，中国人切勿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