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還是解放台灣[一]

　　一、二十年來的對台政策是失敗的

　　形勢的無情發展，已經迫使人們面對一個現實：我國領導人二十年來試圖解決台灣問題的政策，是徹底失敗的。如果這一點在有些人那裡還有疑問的話，且讓我們回顧一下有關基本事實：

　　二十年來，我國領導人的對台政策沒有贏得台灣島上的人心。這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事實。二十年來，不僅沒有贏得人心，而是逐漸失掉民心，中國政府在台灣民眾心目中的形象每況愈下，在今天降至最低點。十幾年前，當台灣民眾剛剛開始有機會訪問大陸或接觸來自大陸的信息時，他們或者出於對國民黨反共八股宣傳的逆反心理，對新中國社會帶着一種敬意和好奇心理，或者出於對國民黨腐敗黑暗統治的厭惡，他們希望在祖國大陸看到一個光明、溫暖、精神上清潔健康的社會－－總之，一個與台灣社會完全相反的社會；在八十年代，台灣的書攤上出現了祖國大陸的學術書籍，追求進步的台灣青年以看大陸書籍、認識簡體字為榮，台灣青年候德建、林毅夫投奔大陸，就是一種象徵。然而，隨着八十年代出現的、後來愈演愈烈的對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否定和醜化，也隨着中國大陸學習"台灣模式"的發展經驗，台灣的社會弊病也出現在大陸，並且愈演愈烈，甚至趕超台灣，祖國大陸在台灣民眾中的形象越來越差，到九十年代，發生了根本的質變：仿佛過去國民黨對祖國大陸的一切污衊宣傳都被來自大陸的信息所證明是真實的。台獨思潮在九十年代的膨脹，是和祖國大陸在台灣島內的感召力的喪失緊緊相聯的。

　　如果說"台灣民眾"的提法過於籠統的話，我們可以具體看，二十年來，我國領導人的對台政策，在台灣各個政治派別、各個社會階級、各個省籍族群中，都達到了什麼感召效果。總的來說，是一無所成，甚至適得其反。台灣主要的政黨和政客，包括被長期"寄望於"的台灣統治集團，無一認同"一國兩制"，幾乎全都將兩岸關係定位於"兩國論"或類似的表述，這已經被他們各自的立場表態所證明了。再看社會各階級。被中國領導人所重視、拉攏的台灣大中資產階級，其實是台灣資產階級中最國際化、最買辦化的部份，他們對中國的內心態度，完全和國際上最反華的美日統治者站在一起。台灣的中產階級處在自由主義和西方民主的意識形態統治下，他們把中國政府和解嚴前的國民黨的腐敗獨裁統治完全等同起來，因而不認同任何形式的"統一"。作為人數最多的下層民眾，他們在過去二十年中從未是我國領導人爭取的對象，他們中有很多人受族群法西斯主義和台獨"民粹主義"宣傳的蒙蔽，更不理解"一國兩制"，在兩次台灣"總統大選"中，把選票投給李登輝和陳水扁。再來看不同的省籍族群。台灣的本省人被台獨勢力宣傳為"中國外來政權"的受害者，在缺少有效的、針對性的言論回擊之下，他們接受了這種宣傳，不認同祖國大陸，而近十年來，台灣的很多外省人也接受了這種宣傳，產生了"外來壓迫者"的罪責感，因此，為了解脫自己，在擁護台獨時表現得比本省人更積極。

　　即使是在台灣認同統一的團體和派別中的右派或中間派，對我國領導人的具體對台政策也非常不滿，他們親眼目睹這種政策在台灣的失敗。比如，具有統派觀點的《海峽快訊》評論到："從鄧小平到江澤民，一成不變表面上‘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實質上是更寄希望於國民黨上層與一些投機政客的對台政策手段，即使不是完全破產，也已經是在此次台灣選舉中碰得頭破血流。"①（先後被鄧小平、江澤民接見過的李遠哲便是這樣一位投機政客）最後，台灣還有一小部分反帝、關心工農的進步團體，他們主張統一，反對台灣成為美日帝國主義圍堵中國大陸的工具。比如，台灣勞動黨的綱領這樣寫到："有過光輝歷史的台灣人民革新運動，唯有在經由第一期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第二期追求新民主主義變革目標，到第三期國家統一、兩岸人民共同追求社會主義理想的歷史推演中，才能最終完成台灣人民革新運動長達一世紀的歷史任務。"然而，這又與我國領導人的"一國兩制"－－"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相矛盾。由於二十年來從未對代表工農利益的統派予以支持，這部分勢力已經被嚴重削弱。

　　陳映真在《向內戰·冷戰意識形態挑戰》一文里，寫下了一句充滿歷史滄桑感的名言：歷史給予台灣形形色色的民族分離主義以將近二十年的發展時間。 陳映真所說，乃是："70年代論爭所欲解決的問題，卻不但沒有得到解決，反而迎來了全面反動、全面倒退和全面保守的局面。"從80年代開始，台灣島上興起了"全面反中國、分離主義的文化、政治和文學論述。台灣民族主義代替了中國民族主義。反帝反殖民情緒被對中國憎惡和歧視所取代。民眾和階級理論，被不講階級分析的‘台灣人‘國民意識所取代。"

　　總之，二十年來的對台政策的兩大中心內容，即"一國兩制"的和平橄欖枝，與"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的軍事威懾，對台灣島內無論是統治者還是民眾，都沒有奏效："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沒有得到台灣社會任何階層、任何團體的理解，沒有爭取到任何同盟和朋友，反而被國民黨統治者和台獨勢力所看穿，被他們當成中國領導人不急於統一、沒信心、沒能力統一的證明；而"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的聲明，不但沒有威嚇住台獨勢力，反而因此在民意戰上輸給台獨政客，使他們的政治行情一再漲價，台灣民眾也沒有因為武力威脅而回心轉意，反而更加和祖國大陸離心離德，使兩岸隔閡、誤解加深。

　　再來看二十年來為實現祖國統一創造了那些國際條件。二十多年前，祖國統一存在着極其有利的國際條件：中國在國際上是第三世界的道義領袖，我們的朋友遍天下。解放台灣、回歸社會主義祖國是"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這一當時世界大潮流的題中應有之義。在當時，台灣是美國政府手中的麻煩，而不是中國政府手中的麻煩。這些，都是新中國建國以來獨立自主的革命外交政策的果實。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情況完全顛倒了過來，新中國的崇高外交形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諂媚強權、嫌貧愛富、短見勢利的"實用主義"外交，在世界各地和台灣統治集團以金錢爭奪外交的結果，是到處被動挨打，隨時隨地都要擔驚受怕地提防台灣統治集團的銀彈外交、過境外交、升旗外交，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在和西方政府的交往中，中國領導人更是處處被動挨打，台灣問題反而成了美國政府時刻敲詐中國的王牌。

　　最後一個基本事實是，二十年來，我國領導人在統一問題上的思想、語言優勢喪失殆盡。二十多年以前，國民黨當局象害怕洪水猛獸一樣害怕台灣同胞接觸大陸的人民、書刊、思想，中國的社會變革、思想意識甚至影響到西方國家，轉而影響那裡的台灣留學生，造就了保釣、追求統一的進步一代。今天，情況也顛倒過來了：我國領導人不敢理直氣壯地為自己的社會制度作辯護，台灣政客在那裡假惺惺地聲稱"自由民主統一中國"，而我國領導人卻只能說："只要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什麼都可以談"。其次，我國領導人對二十年來台灣社會的巨大變化茫然無知，對台獨意識形態不去做調查研究，以想當然的方式去理解，報刊上連篇累牘的批判文章，隔靴搔癢，自說自話，通常批不到點子上。《海峽快訊》評論道："（大陸）對台單位競相出版豪華而又重覆但不知對象何在的對台宣傳刊物，不斷接待反反覆覆都是相同的以鼓吹統一為業的政客、學者，一成不變地提出同樣的宣傳論調，以致相當多的台灣民眾感到反感。"②

　　總之，二十年來，祖國統一的各方面工作，不是進步了，而是退步了，並且退到了一個面臨國土分裂的極其危險的地步。目前，有關對台政策的爭論，絕大部分歸結於：是依靠"和平談判"，還是依靠"武力解決"這兩個選擇，或者說，是"主和派"與"主戰派"之爭。然而，這裡的看法是：把全部策略歸結為這兩個選擇，這件事本身，正是二十年來對台政策失敗的高度寫照。本文的觀點，既不支持"主和派"，也不完全支持"主戰派"，而是從兩種觀點所都忽視了的角度看問題，從而認識到："和"與"戰"，不過是問題的現象，而不是問題的本質，正如同解放戰爭中，北平和平解放，與天津經過戰鬥解放，一"戰"一"和"，儘管形式不同，而本質上是相同的。而二戰中蘇軍出兵東歐，與一九六八年蘇軍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儘管形式上都是戰，而本質上則是相反的。本文所要做的，就是透過現象，研究本質。儘管對台政策失敗的徵兆，是最近幾年才顯露出的，然而，本文下面的分析指出，失敗的深刻原因必須追究到二十年前開始的對台政策的轉向。下面，分別就五十年來前三十年與後二十年統一台灣的策略、相關外交政策，以及思想宣傳戰略幾方面分析。

　　二、一國兩制：是解放人民，還是收回領土？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一九七八年制訂的憲法中規定："台灣是中國的神聖領土。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僅僅四年後，在又一部新的憲法中，"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這一句被刪掉了，變成了："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

　　變化是從一九七九年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和一九八一年葉劍英的《進一步闡明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開始的。在這兩個文件中，"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這句有三十年歷史的口號消失了，代之以"台灣回歸祖國"、"和平統一"。

　　這個變化的實質是什麼？這就必須回顧一下新中國之所以要解決台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出發點。二十世紀前半葉，中國在帝國主義侵略下一直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實現中國統一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現代民族國家，產生於戰爭與革命；它的邊界，更多情況下是被戰爭與革命所界定，而不完全是由自然的、歷史的、語言的和種族的因素所界定。這本是一個基本常識。因此，二十世紀中國的統一，並不是完全基於自然歷史傳承，而是和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分不開，因而也和中國革命中人民的空前解放分不開。一九四七年十月，毛澤東親自起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第一次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宣言》莊重宣告："本軍作戰目的，迭經宣告中外，是為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在今天，則是實現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打倒內戰禍首蔣介石，組織民主聯合政府，藉以達到解放人民和民族的總目標。"③後來，解放軍渡江南下、攻克每一省、每一片國土，都不是單純軍事意義上的攻城掠地，而是以解放那裡的人民為主旨，其內容包括：聯合各被壓迫階級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懲辦戰犯、肅清貪官污吏、沒收官僚資本、廢除封建土地所有權、承認少數民族的平等自治權利等。這一宗旨見於解放戰爭的所有有關文件、命令之中，包括《國內和平協定》、《向全國進軍的命令》等，並在全國各地執行。一個特殊的情形是：一九五一年為了和平解放西藏，在有關協議中規定："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採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④儘管如此，新中國建國領袖的長遠目標仍然是着眼於最廣大的西藏群眾的利益，使他們能翻身解放。

　　對於台灣問題，新華社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就發表了題為《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的社論。在後來的二十九年內，解決台灣問題，一直是以《國內和平協定》八條二十四款所規定的懲辦戰犯、廢除偽法統、沒收官僚資本、實行土地改革、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等作為公開的準則的（無論是和平方式還是戰爭方式）。解放台灣，實際上和在中國大陸上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也緊密相關：必須消滅殘餘敵軍、將人民公敵捉拿歸案、摧毀反動派反攻倒算的基地。要想將革命進行到底，就必須解放台灣。只有在"告別革命"的情況下，才不需要以"解放台灣"，而僅僅是以領土回歸的形式統一祖國。

　　然而，一九七九年的《告台灣同胞書》正是這樣一種政策轉向。實現祖國統一的理由，不再是在中國全境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而是訴諸於遠古的民族神話和歷史主義的民族認同："如果我們還不儘快結束目前這種分裂局面，早日實現祖國的統一，我們何以告慰於列祖列宗？何以自解於子孫後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屬黃帝子孫，誰願成為民族的千古罪人？"

　　一九八一年葉劍英的《進一步闡明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提出的九項條件，更闡明了沒有新民主主義革命內容的"台灣回歸祖國"的圖景：

　　"國家實現統一後，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中央政府不干預台灣地方事務。

　　台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國外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

　　這兩條本身就包含着明顯的自相矛盾：首先，任何現行社會、經濟制度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懂得辯證法的共產黨人更不應不了解這一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可以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可以和平演變成資本主義；一種制度會轉變到它的反面。這些變革都不是一紙協議、一道行政命令就能夠規定的。其次，頗有諷刺意味的是：葉劍英的講話，恰在台灣高雄事件（又稱"美麗島事件"）發生後不久，國民黨當局的軍警憲兵剛剛殘酷鎮壓了紀念世界人權日的群眾集會。而取締、改編國民黨軍隊警察的法西斯體制，正是當時台灣黨外運動和民主運動的訴求之一。

　　葉劍英的九條方針不久有了一個正式的稱呼，這就是"一國兩制"。它的另一個高度概括的表述就是："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台灣的資本主義制度，實行長期共存，共同發展，誰也不吃掉誰。"⑤"你搞你的資本主義，我搞我的社會主義，井水不犯河水。"這個表述中的邏輯問題也不少，比如：台灣當局是否承認自己是"資本主義制度"？"中華民國憲法"和國民黨黨綱里並沒有這一條。社會制度是由階級關係決定的，而現代民族國家就是主導階級（或階級聯盟）的最高意志的表現。

　　那麼，"一國兩制"中的"國家"，代表誰的最高意志？資本主義是一種世界體系。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裡，尚容不得與社會主義"長期共存，共同發展"，豈能容得在一個國家裡？

　　這裡，更關鍵的疑問在於：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區別，不僅僅是（甚至主要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別，而是分屬兩大國際陣營之別：中國屬於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陣營，這個陣營包括在戰後掙脫帝國主義世界統治的薄弱環節而獨立的亞非拉國家，而台灣則屬於戰後"美利堅帝國征服下的和平"秩序和新殖民主義國際冷戰體系內的一員。這才是中國大陸和台灣互相對立、互相排斥的"兩制"的根本性質。在美國秩序軌道上和體系內的國家和地區，有資本主義社會，也有半殖民地、半封建、官僚買辦的社會，台灣更接近於後者。如果真要搞"一國兩制"，那就等於要在一個中國內，包容下兩個互相對抗的國際體系：既包容美國所不能容忍的"共產主義制度"，又包容美國半個世紀以來為了圍堵、絞殺"共產主義制度"而經營的反共、反民族解放的冷戰前哨，還讓它們"長期共存，共同發展，誰也不吃掉誰"！當然，我們知道，中國大陸正在以迫不及待的速度"與國際接軌"，這個明顯的矛盾今後也許就不再成為矛盾了。（不過，同在美國軌道上的中國，就不會是一個國家、也不會是兩個國家了，而是七個、八個或更多。）

　　容易看出，"一國兩制"並不是一個實質統一的方針，而是一個形式上一國兩制、實質上一中一台的方針，或者說，是一個明統暗獨、隱性台獨、實質台獨的方針。這在台灣朝野政客眼中，是看得很清楚的。既然如此，他們就要追求貨真價實的台獨，而為什麼要退而求其次呢？在台灣普通民眾眼中，"一國兩制"也沒有任何吸引力，因為如上所述，它不是一個解放人民、為人民謀利益的綱領，而僅僅是一個維護版圖（而且僅僅是在形式上）、維護統治者面子的綱領。"一國兩制"的實施方式，明確表明是在統治者和統治者之間作交易，而沒有兩岸民眾的發言權利。

　　"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和"一國兩制"的本質區別，就在於：統一祖國的目的，是解放人民，還是僅僅完成領土回歸？這裡，有必要回答兩個可能的質疑：即"解放台灣"是一個極"左"的口號，會引起台灣同胞的反感，其次，台灣民眾大都過上了小康生活，根本不需要中國大陸去"解放"。回答是："解放台灣"不是極"左"的口號，而是一個實事求是、聯繫群眾的戰略，它把統一的最終目的，落實到為人民謀利益的原則上來，解放台灣，不是要在台灣馬上推行社會主義，而是要在台灣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不僅不同於空洞的、極"左"的教條主義，更不同於那種本來已經偏離社會主義，但還要口頭上堅持"社會主義"旗號，而實際上大搞官僚資本主義、賣國主義的形"左"實右。我們繼續往下分析，就能看出：解放台灣立足於走群眾路線，而一國兩制寄希望於統治者、精英階層。而"台灣民眾不需要中國大陸去‘解放‘"的觀點，顯然是和有關"台灣經濟奇蹟"的大量宣傳，以及大陸八、九十年代學習台灣模式有關。這裡，且摘引一段曾參與台灣民主運動的夏潮聯誼會出版的《海峽》雜誌對"台灣奇蹟"的分析：

　　"戰後台灣資本主義發展的所謂‘經濟奇蹟‘，是‘（國府）國家機器－外來資本－民間企業‘三方面的同盟，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吞吐系統下，經由對台灣的自然、生態、勞動者進行最肆無忌憚、最不知限制的剝削完成的。……台灣工人階級，為台灣的經濟繁榮，付出了這些重大代價：一、長期僅僅足以維持工人自身和其家族最低生活所需的低工資和低生活水平。

　　二、普遍的‘無成就‘、‘無前途‘、‘貧困‘、‘自卑‘、‘社會地位卑微‘意識，和急速經濟成長社會中‘成功‘、‘立業‘、‘幸福‘、‘富裕‘、‘舒適‘標準，形成強烈的對比。

　　三、長期生活在人格不被尊重、人權沒有保障、勞動者缺少社會和生活保障、整個資本主義工業體系中缺乏工人福利觀念和支出的結構下。

　　四、工人階級沒有自己的文化生活，在知識和文化上無法進步，並任消費社會最低俗文化如色情、賭博、酗酒……長期摧殘。"⑥

　　由於對"四小龍"模式的吹捧和宣傳，人們忘記了：在台灣，即使在這些西方"自由世界"的宣傳櫥窗里，也存在着一個受壓迫、受剝削、被邊緣化的廣大的下層，在資本主義蹂躪下、在全球化的衝擊下的勞苦階層、農村、婦女、少數民族，不但沒有奔小康，而是處於"發展"的"犧牲品"的地位，他們對現存體制和統治者滿懷仇恨和詛咒。其實這也是八十年代台灣民主運動的重要動力之一。只有放棄了階級分析的觀點，"解放"才成為一個毫無意義的名詞。

　　一個國家對其領土行使完整的主權，意味着：將自己的治國理想、社會制度、文化精神的領導權建立在其領土之上。不提這些，就無資格談什麼統一。統一的關鍵，是需要完成一個社會革命的使命。這裡，我主張：統一祖國、解放台灣，就要着在台灣推行社會主義。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綱領解放台灣，以發達社會主義建設台灣。中國共產黨有責任領導台灣無產階級，在政治上"保證"台灣從資本主義社會向無階級社會的過渡，最終建立一個發達社會主義特區。在這個特區里無產階級不但享有充分的政治民主而且享有充分的經濟民主，完善後的巴黎公社有可能成為台灣新型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

　　50多年了，台灣無產階級飽經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經歷了極其艱苦的奮鬥，終於有了現在這樣豐富的物質文明。生產力進步基本上可以告一段落了，已經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了。現在該受壓迫的就不再是物質財富者--廣大的勞動人民，而是資產階級，那些用大量物質財富進行剝削壓迫的人。勞逸要結合，台灣人不能總艱苦奮鬥下去吧，也要有一個享受自已勞動成果的時候。現在就到了這個時候了。

　　三、二十年來台灣的演變和二十年來對台政策

　　二戰結束前，台灣是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二戰結束後，台灣又落入國民黨官僚買辦的統治之下，更被納入美國的東亞政治、軍事、經濟體系，實質上是美國的新殖民地，特別是在思想意識上，"幾乎已經沒有一個地方象台灣一樣，不論在朝在野，那樣地對美國的帝國主義政策缺少批判的人士，而對於美國的一切，還懷抱着跡近幼稚的幻想。"⑦其次，台灣在實行土地改革之後，社會上還帶着大量的、強烈的封建社會殘餘，蔣家王朝繼續着獨裁專制，黑社會與官、商勾結，橫行霸道，高山族同胞、客家人等弱勢群體遭受體制性的民族壓迫和歧視，總之，這是一個反封建革命遠遠未完成的社會，是一個帝、封、官三座大山壓迫下的悲情之島。

　　值得探討的是：如何看待從七十年代末到今天台灣社會的巨大變遷？台灣社會的性質是什麼？毫無疑問，蔣介石死後，台灣黨外運動、社會抗議運動，具有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性質。但是，對這場民主運動的領導者，對它和國際體系的關係，對這場運動的政治後果，都應作詳細的階級分析。

　　從一九七七年開始，台灣黨外運動和其他各種政治異議分子的抗議運動迅速發展，並在全島串連。在這個龐雜的抗議運動中，既有反蔣親美、自由主義傳統的傳承（如五十年代的《自由中國》和"中國民主黨"），也有反帝的、工農大眾的愛國主義的傳承，這部分力量繼承台灣民眾黨、台灣民眾抗日鬥爭、台灣共產黨的左翼傳統，在八十年代初，成立了勞工法律支援會，一九八九年成立了勞動黨。抗議運動中，也存在着以"住民自決"為口號的一小部分人，然而，這種聲音在一開始遠遠不是主流，毋寧說，它是一種海外舶來品："台灣人意識或台灣民族概念，最初是在海外形成，尤其以在北美中產階級台裔移民為甚。"⑧抗議運動的共同訴求是反對國民黨的專制統治，包括其反共的戒嚴令。作為黨外運動的主要刊物《美麗島》在一九七九年創刊時，它的編輯包括蘇慶黎、呂秀蓮這樣截然不同的人物⑨，前者是代表工農進步立場的黨外雜誌《夏潮》、《海峽》等雜誌的總編，後者後來蛻變成為日本殖民統治塗脂抹粉的敗類。後來成為民進黨領袖的黨外運動人士黃信介，在《美麗島》發刊詞中寫到："我們認為：在歷史轉捩點的今天，推動新生代政治運動，讓民主永遠成為我們的政治制度，是在台灣一千八百萬人民對中華民族所能作的最大貢獻，更是我們新生代追求的方向。"這和後來一些民進黨內的台獨言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從一九七七年台灣社會運動的興起，到一九八七年國民黨當局取消戒嚴令，是台灣社會和政治體製發生關鍵性演變的時期。這期間，各種各樣的群眾性運動，如：勞工運動、學生運動、環保運動，婦女運動、消費者運動、返鄉運動等等，在台灣發展。每當反對國民黨專制的抗議出現在街頭，經常會有國民黨的流氓打手，或者所謂右翼"民族主義"青年團體，出來大打出手，他們以所謂"反台獨"、"反共"為藉口，鎮壓社會運動人士，維護國民黨統治。這情景，中國人民是熟悉的。這個階段，令人想起解放戰爭期間，在國統區爆發的反飢餓、反內戰的人民運動，那時，中國共產黨不但領導着武裝鬥爭，也聲援支持並直接領導着國統區第二戰場上的爭取民主的鬥爭。反觀八十年代，我國領導人沒有抓住機會，不但單方面放棄了對台灣國民黨當局的武裝鬥爭，更沒有聲援和支持台灣社會的反國民黨專制的民眾運動，而是對台灣社會正在發生的迅速變化麻木不仁，無動於衷，另一方面抱着無限的幻想，對國民黨統治集團頻頻友好喊話。一九九二年，早已是一具政治殭屍的"中華民國"修改了"憲法"，使得被我國領導人寄予厚望的"台灣當局堅持一個中國"的"共同立場"一朝傾覆，單方面對國民黨當局進行統戰的對台政策終於顯露出危機的跡象。

　　台灣民主運動中代表大眾階層和愛國主義的力量，沒有得到我國領導人的任何聲援和支持，也沒有條件得到中國廣大民眾的支持，勢單力薄，喪失了台灣民主運動的領導權。另一方面，我國領導人把統戰工作的全部希望寄託於和國民黨當局談判，這對正在和國民黨當局鬥爭的台灣民主運動和一般台灣民眾，產生了巨大的異化、疏離作用。如同在一九八九年政治風波時運用粗暴手段，將很多學生及其同情者推向自由化陣營，錯誤的對台政策也把大量的台灣民眾推向反感和對立的立場。台獨勢力和李登輝在這方面，技高一籌，他們藉機把台灣民眾對歷史上國民黨反動統治的仇恨，轉化為本省人對外省人的省籍仇恨，再把省籍仇恨轉化為"台灣人"對"中國人"的仇恨。因此，可以說，台灣民主運動的領導權，最終落入了台灣資產階級內的買辦階層，他們把台灣民主運動加以閹割和誤導，注入族群狂熱和族群仇恨，最終蛻變為附庸帝國主義的民族分裂運動。

　　毛澤東說過："沒有共產主義運動，到共產主義是不可能的。"同樣，沒有人民群眾的統一運動，達到祖國統一也是不可能的，正如同：沒有解放區的土改運動，沒有國統區的人民運動，建立新中國也是不可能的。八十年代台灣的民主運動，實際上是台灣民眾自己解放自己的努力，是"二·二八"台灣人民起義的繼承者，它具有發展出解放戰爭時期國統區人民運動那樣的潛力。缺少了必要的支持和配合，這個潛力就不能發揮出來。然而，當時我國領導人的對台政策，不但不是去支持和配合，而是在往相反的方向用力：去支持和配合國民黨當局，將國民黨當局當作唯一的談判對象，並把反對台獨的希望寄托在國民黨當局身上。然而，國民黨當局恰恰是台獨思想的祖師爺：反攻大陸失去希望後的最佳選擇，難道不是"中華民國在台灣"嗎？一個依賴美日支持的買辦當局，難道會真心回歸中華民族大家庭嗎？台獨的種種反共、反華言論，難道不是繼承蔣家王朝的一貫宣傳嗎？

　　二十年來對台政策的錯誤的實質是：沒有走群眾路線，而是一廂情願地走了一條單方面聯合統治者、聯合少數精英政客的狹隘路線，這條狹隘路線越走越窄：最開始寄希望於蔣經國，而忽視了台灣民主運動中的各種力量，然後是寄希望於李登輝，卻被李登輝大加玩弄了一番，接着又寄希望於宋楚喻、連戰，現在也落了空，最後只好淪落到寄希望於陳水扁的可憐地步，然而，這條路線走下去，在未來等待着的，是更多的被玩弄、被欺騙，直至最後徹底破產。

　　我建議中央派遣民意團赴台灣直接與人民群眾接觸：調查社情聽取民意，廣泛接觸台灣無產階級大眾;廣泛了解體制內外的各種社會運動，如：雛妓、婦女、勞工、無住屋、環保、原住民自決及校園學運等等;聽取民意，了解台灣民間各階層關心的是什麼，各階層的統“獨”心態、政黨取向、民生需求、主流民意等等，而對資本家、政客、官僚一概不見。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通過調查，結合台灣的實際，我們就能探索出一條在經濟發達地區建設發達的社會主義之路。目前的台灣問題很多，我們的統一之路要讓台灣的明天更美好，給台灣最廣大的人民以希望，給大陸人民提供樣板，樹立科學社會主義必勝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