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還是解放台灣[二]

　　
　　四、外交政策

　　也許，和對台灣島內政策的失敗相比，外交政策錯誤的影響要更大。具體說，就是對美外交存在着根本性的問題。由於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這一點，這裡僅扼要舉例點明幾個問題。

　　有關中美關係和台灣問題，存在着一些流行說法。一曰：李登輝是"國際社會的‘麻煩製造者‘"和"中美關係發展的絆腳石"。在李登輝拋出"兩國論"之後，外交部長唐家漩和駐美大使李肇星分別對美方表白這一點。九月十六日的《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再次稱李登輝為"國際社會的‘麻煩製造者‘"，不久前中國政府發表的台灣問題白皮書又重複了這個說法。這個說法，包括兩個潛台詞：（一）李登輝又來搗亂了，我們不得已只好加劇兩岸緊張關係，一下子造成了國際問題，讓西方友邦驚詫，給"國際社會"的貴族院老爺們惹了麻煩。

　　（二）李登輝給我們中國帶來麻煩不要緊，更嚴重的問題是：他影響了我們"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這就影響到了您們美國，妨礙了美國的利益，這事情就鬧大了！

　　如果不是按這樣的潛台詞去理解，就很難理解了。白皮書裡不是提到：公然允許李登輝訪美、炮製《加強台灣安全法》，還企圖將台灣納入戰區導彈防禦系統，這些不是分明說明美國是台獨、李登輝的總後台，怎麼一下子它又成了台獨、李登輝的受害者呢？這種說法的荒謬，就如同說：在美國內戰中，南方叛軍是美英關係發展的絆腳石；就如同在抗日戰爭年代說：滿洲國的溥儀皇帝是中日關係發展的絆腳石，南京偽政府的汪精衛是中日關係發展的絆腳石。

　　是優先反對民族分裂、實現中國統一，還是優先發展和一個以支持民族分裂、阻礙中國統一為法律的國家的外交關係？答案應該是很清楚的。這裡，我們不妨重溫一下新中國在建國之初的外交方針。一九四九年初，毛澤東在西柏坡用生動的語言說：我們這個國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個家庭來講，它的屋內太髒了，柴草、垃圾、塵土、跳蚤、臭蟲、虱子什麼都有。解放後，我們必須認真地清理我們的屋子，從內到外，把那些髒東西通通打掃一番，好好加以整頓。等屋內打掃清潔、乾淨，有了秩序，陳設好了，再請客人進來。中國共產黨在一四九年一月十九日作出的關於外交問題的決定中認為："許多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尤其是美帝國主義政府，是幫助國民黨反動政府反對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的。因此，我們不能承認這些國家現在派在中國的代表為正式的外交人員，實為理所當然。我們採取這種態度，可使我們在外交上立於主動地位，不受過去任何屈辱的外交傳統所束縛。"因為帝國主義國家"決不能很快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關於帝國主義對我國的承認問題，不但現在不應急於去解決，而且就是在全國勝利以後的一個相當時期內也不必急於解決"。⑩

　　如果對今天形勢有個比較清醒的估計，那麼，應該認識到：外來勢力支持煽動下的民族分裂主義，又把中國搞得比較髒了。這個外來勢力，正是美國政府。一方面要反對台獨，另一方面，又要和為台獨撐腰的美國政府建立戰略夥伴關係，這如何可能呢？

　　第二種流行說法曰：希望美國政府切實履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關於台灣問題的各項原則和自己作出的堅持一個中國政策的莊嚴承諾。然而，這類聲明，不知是政治家們保面子、下台階的手段，還是真心實意的對外交涉。任何人都知道，美國政府一九七九年通過、簽署的《台灣關係法》，才是美國對台政策的基石，是美國承擔"保衛台灣安全"義務的根據，是阻撓中國統一的最根本障礙。"三個聯合公報"在美國政府眼裡其實根本一錢不值，美國總統里根在"八·一七公報"簽字後不久，就告訴國會議員們，這一公報並無約束力，只是一紙可以修改的美國政策聲明。現在美國國會裡的很多議員壓根不知道"三個聯合公報"的存在。台灣問題的白皮書說："美國一再違反自己在‘八·一七公報‘中對中國作出的莊嚴承諾，不斷向台灣出售先進的武器和軍事裝備。"這從美國政治體制的角度看，實在是非常可笑的本末倒置：假如任何一個美國總統不去違反"對中國作出的莊嚴承諾"，那就違反了對美國法律－－《台灣關係法》的莊嚴承諾，就會遭到國會的彈劾，就會下台、甚至遭到起訴。

　　台灣問題，無論是它的歷史淵源，還是目前危機的根本原因，都在於美帝國主義的插手干涉。特別是戰後以來，美國政府從五十年代起一手製造"台灣地位未定論"、簽署《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到後來推出的《與台灣關係法》，其政策實質就是將台灣納入其軍事防禦線之內，半個世紀來始終如一。解決台灣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反對美帝侵略的問題，無論是和平解決，還是戰爭解決，都繞不開直接和美國政府對抗：美國政府現在侵犯着我們的主權，我們要麼在談判中迫使它放棄對中國主權的侵犯，要麼以戰爭手段擊敗它的軍事干涉，二者必居其一，別無他途。

　　五、語言、輿論與宣傳

　　在今天西方國家越來越依靠其文化思想和意識形態的軟力量實行統治的時代，輿論和宣傳等工作變得愈加重要。然而，我國領導人為解決台灣問題而展開的輿論宣傳工作，從各方面衡量，都是災難性的失敗。

　　"一國兩制"的統一方針，包含着幾個明說的或不便明說的前提：它的出發點是維持台灣社會現有狀況不變，因為台灣社會的"資本主義制度"是成功的，是優於祖國大陸社會主義的制度，因而無需加以改造，最好"保持不變"。其次，我國領導人對即使是僅有形式上的、缺乏實質的統一，也沒有自信心和緊迫感，實際上是處於一種安於不統不獨現狀、得過且過、但求無事的心態，只有國土分裂的危險逼到面前時，才被迫採取緊急措施。這樣，國土統一缺乏了社會變革的最根本目標，缺乏了對台灣社會、對國民黨當局的合法性的批判立場，使得對台政策的寶最後全部壓在一件事之上，這就是所謂"對台動武"。

　　且來看"對台動武"這種提法的致命缺陷。這裡，"對台"仿佛意味着戰爭是針對着整個台灣社會、整個台灣民眾的，對統治者和台灣民眾完全不作區分，把國民黨統治集團，當成"台灣地方政府"，當成整個台灣社會的代表。這種語言，從台灣民眾的角度看，是頗具諷刺意味的：在很長時間內，台灣民眾自己從未把國民黨統治集團當成自己的代言人和代表，而是把它當成戰後來到台灣大搞貪污腐敗、榨取民脂民膏、和台灣民眾對立的強盜集團。而中國大陸方面的"對台動武"言論，倒是把台灣統治者和民眾綁在一起，使台灣民眾在心理上和統治當局走得更近。

　　二十年前的"解放台灣"的方針，是把戰爭的矛頭對準國民黨統治集團一小撮，而把廣大的受國民黨當局壓迫的台灣民眾，當作解放戰爭的同盟軍。正如同在解放戰爭中，國統區的人民運動，是英勇作戰的人民解放軍的同盟。台灣民眾的鬥爭配合，是"解放台灣"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一旦人民解放軍登上祖國寶島，就會出現大軍南下江南時所同樣出現的情景：人民群眾簞食壺漿，夾道歡迎，踴躍參軍，歡慶解放的到來。而在今天"對台動武"的場景中，台灣民眾只是一個被動的、承擔戰爭損失和犧牲的角色。我國領導人在講話、社論中，以戰爭的災難警告台灣民眾，強烈暗示統一戰爭會給他們帶來災難痛苦，請他們運用他們的"政治智慧"，來防止統一戰爭的到來，而不是要他們盼望祖國正義之師的早日到來！這樣，武力威攝的對象，變成了台灣民眾，而不是台獨政客，而台獨政客在兩次"總統大選"中，反而都從我國領導人的"武力威攝"中獲得漁利。

　　自從國共內戰於一九四六年全面爆發以來，共產黨政權和國民黨政權之間的關係，就是法統與叛亂的關係，而不是什麼"中央政府"與"地方當局"的關係。無論從國共哪一方的角度看，都是如此。然而，二十年來，我國領導人不再把台灣國民黨統治集團當作叛亂的匪幫，而是所謂"地方當局"。然而，一個政府堅持對一個地區不放棄使用武力，卻又不強調該地區統治者的叛亂性質，這在國際政治、國內政治的慣例上都是難以解釋的。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宣布台灣當局是叛亂集團，會人為地加劇兩岸的緊張局勢、引起台灣民眾的反感心理。乍看上去是這樣，其實，只要進行充分的輿論工作，其效果應恰恰相反：這裡面的關鍵就是要把台灣當局和台灣的老百姓作嚴格的區分，一方面充分尊重台灣民眾當家作主、管理台灣的願望，另一方面指出：台灣當局死心塌地充當外國勢力的附庸和走卒，從而無法真正滿足台灣民眾的這種願望。一般來說，主權政府必須儘快平定叛亂集團，其首要原因就是，叛亂集團塗炭當地民眾，主權政府有責任解脫他們的苦難，因而，國家統一的一個主要內容應是為當地民眾擔當起主權政府的義務，為他們謀利益。

　　中國領導人說，他們"既寄望於台灣人民，也寄望於台灣當局。"然而，他們不了解，這兩者只能取其一，因為這兩者是互相矛盾的。"寄望於台灣當局"，就意味着忽視台灣人民的權利和聲音，只和統治集團和精英政客打交道。"寄望於台灣人民"，則意味着把壓迫台灣人民的台灣當局當作叛亂集團對待，真正以主權政府的姿態，區別對待台灣統治集團和台灣民眾，否認台灣當局對台灣民眾的統治的合法性－－只有這樣做，才有可能爭取到台灣民眾對主權政府的認同。

　　簡單片面的"對台動武"的提法，產生了惡劣的宣傳效果。語言和輿論的力量是驚人的，有時能起到比殺人武器還利害的作用。我國領導人的"使用武力"的說法，到了港台和海外中文媒體，就變成了"對台動武"，顯然，中國話里"動武"一詞，讓人聯想到"動粗"、"撒野"等惡棍的形象，在這裡，我國領導人所作的"決不是針對台灣同胞的"解釋，就被根本忽略了。試舉一例：由海外"民運"人士主辦的"多維網"轉載《溫哥華太陽報》二月二十九日報導中國台灣問題白皮書時，中國政府的立場被描述成："如果它認為關於兩岸統一的談判進展不夠快或者缺乏誠意，北京有權攻擊台灣及其二千三百萬人民。"

　　為什麼我國政府看上去合情合理的立場，仁至義盡的條件，到了西方媒體那裡，就變成了青面獠牙、窮兵黷武的形象呢？這裡面，當然有西方媒體的有意歪曲，但是我國領導人自己輿論技巧的欠缺是內因。這裡可以比較一下北約國家是怎麼做的。在北約開始轟炸南聯盟的前夕，西方主流媒體充斥着這樣的宣傳：米洛舍維奇正在實行種族滅絕暴行，人道主義危機中的科索沃仰望着西方的拯救，軍事干涉一刻也不能等了，只有北約的人道主義行動才能挽救巴爾幹的和平。我們可曾看到"北約對南聯盟動武"的詞句？沒有。人道主義干涉、穩定巴爾幹幾乎成了北約對南聯盟動武的眾口一致的代用語。

　　看來，僅僅懂得使用武力，而不懂得為使用武力必須創造出相應的政治條件和輿論條件，仍是成事不足的。這就是《孫子兵法》所說的："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結語

　　台灣問題正在走向危機。危機的到來，也同時能夠帶來轉機，它迫使人們去思考有關問題，檢討過去的政策，它將迫使領導層不得不開放有關公共政策的辯論，使社會各界長期以來被壓抑、被排斥的聲音，能夠發表出來，而不再是由領導人及其少數官方智囊和學者來控制政策議程。這個過程，已經開始了，也必定隨着危機的成熟，而逐漸展開、擴大。

　　目前，公共輿論中流行的解決台灣問題的思維定式，所提出的關鍵問題，即："和平解決，還是動武解決？"或"早打還是晚打？"，都無法成為真正解決台灣問題的框架，因為它們恰恰是二十年來對台政策遭到挫敗的生動見證，是被錯誤的戰略思想所誤導進的兩難式選擇陷阱。一旦政策辯論能夠充分展開，人們就會遲早認識到這一點。

　　本文所提出的將"解放台灣"與"一國兩制"進行對比的分析框架，就是為了超越"和、戰"兩個選擇的思維方式，以考察二十年來台灣問題發展到今天危機邊緣的地步的真正原因。只有如此，才能認識到："和、戰"兩個軍事上的選擇，必須統一在一個正確的政治立場和工作方法之下，不然，無論是"和"還是"戰"，都會繼續碰壁："和"很可能是"和"了闖進家門的強盜，而喪失了自己的同胞和盟友，"戰"也搞不清為何而戰、與誰作戰，難免滑入單純軍事觀點和對先進武器的崇拜，在貌似強大的敵人的面前，必然會中途妥協、失敗。

　　分清誰是敵人，誰是朋友，搞清楚為何打仗，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鬥爭中所關注的首要問題，也是武裝鬥爭取得勝利的關鍵。明確我方的正義，敵人的不正義，區分統治者和被統治的人民，這決不僅僅是一些空洞的、無法操作的抽象原則，而是在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實踐中得到各種生動體現的克敵制勝的法寶：人民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優待俘虜政策、改造戰犯政策、人民戰爭、人民大眾為主力軍的統一戰線、敵占區的人民運動、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這些中國革命的傳家寶，一定能夠發揮出比先進武器還重要的作用。

　　當一個革命政黨還執着於最初的革命理想、保留着革命精神和革命傳統時，它的一切政策方針的出發點是群眾利益和人民的解放。這也是為什麼新民主主義革命在祖國大陸取得全面勝利後很長一個時期，共產黨堅持"解放台灣"的口號。當一個革命政黨不注意克服它的官僚化傾向、喪失革命理想和朝氣蓬勃的精神時，就會走上脫離群眾、"告別革命"的道路，民族的解放，人民的解放，乃至人類的解放的理想，就會顯得和執政者的官僚主義和"務實"態度那麼格格不入。無疑，對台政策的失敗是和二十年來其他各方面政策和總體路線的失誤乃至失敗緊密相關的。反省對台政策的同時，也必然要求我們去思考總體上的問題。 如何"解放台灣"，為這個思考提供了契機；台灣建設發達社會主義特區的實踐將這個思考提供答案。

　　經過痛苦的奴隸社會，窒悶的封建社會，我們終於完成了向更高層次穩定態發展的量變，而臨界質變了，臨界質變的系統是相當不穩定，相當危險。因為質變可以是質的進步從而達到更高層次的穩定態。也可以是質的崩潰而發生大退化，核武器的誕生已為人類世界走向質的崩潰奠定了物質條件。何去何從已到了生死抉擇的時候。我們臨近科學的共產主義了，那個更高層次的穩定態。社會主義台灣將成為一個"奇異的吸引子"吸引着我們，從而使我們信仰它。

①《海峽快訊》2000年，3月18日。

　　②《海峽快訊》2000年，3月25日。

　　③《毛澤東選集》，合訂本1131頁。

　　④《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北京，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⑤《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一九九三年八月，北京。

　　⑥社論："台灣勞工必須組織自己的政黨！"《海峽》1987年第4期。

　　⑦趙定一，"美國統治下的台灣"，《夏潮論壇》1984年6月號，p22-24。

　　⑧張俊宏，《到執政之路－－"地方包圍中央"的理論與實際》，南方叢書出版社，1989年。

　　⑨《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李莜峰，自立晚報社，1989年。

　　⑩毛澤東：《在中共第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澤東選集》合訂本，13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