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衛視2月6日消息最近在國際舞台上，中美兩國打了幾個漂亮的配合，引人注目的有第二次朝核六方會談計劃和針對台灣公投的立場。這些漂亮的合作能夠表明中美關係中的某些規律嗎？為此，鳳凰衛視特邀時事評論員邱震海先生在《時事開講》節目中提出，跳出某些偶然現象，為大家解讀中美戰略關係的實質問題。

兩大突破、一個關鍵

最近這一星期無論是在朝核問題還是在台灣問題都有很多進展，首先在台灣問題上，陳水扁發出了一個所謂的和平建議。另外包括美國的民主黨的候選人，有可能成為美國民主黨候選人的克里，甚至提出在兩岸統一問題上可以用一國兩制的原則。在朝核問題上，朝鮮正式宣布願意參加本月25號的六方會談。這兩個事情都是前一陣大家比較關心的，而且談判、磋商了很長時間，突然在這一個星期獲得突破。

邱震海先生認為這兩個實際上巧合的事件背後，有一個共同的因素——中美關係。中國有效利用了美國因素來達成了這兩件事情，把所謂兩個硬骨頭都啃下來了。雖然朝核問題和台灣問題是分別孤立的事件，但這兩個孤立的事件忽然在一個星期之內發生了突破性的進展，是跟中國有效利用美國因素有關的。

跳出兩個孤立事件的本身，邱震海先生用比較形象的話來形容中美關係：兩大突破、一個關鍵。

兩大突破一個是朝核問題、一個台灣問題；一個關鍵，就是美國因素。有效的利用了美國因素，或者稱中美在朝鮮和台灣問題上有效的進行互動，這是一個巨大的外交成果。

之所以稱為突破，一方面是有效的利用美國因素，另一方面是中國領導人對自己原有的思維突破。朝核問題從2002年10月份開始到現在，差不多已經有將近一年半的時間了。北京一開始對朝核問題是處於一種比較超然的態度，就是這是國際事務，是朝鮮內部事務，或者是美國和朝鮮之間的雙邊事務，與我無關。後來慢慢的反超然為主動的介入，這是北京領導人外交思維上的突破。

在台灣問題上，北京過去在台灣問題上一貫主張，都是說台灣是中國的內政，雖然也承認有美國因素在裡面，但是一般是不允許國際因素介入的。而近一段時間，我們可以看到北京非常巧妙、有意識的利用國際因素，首先自然是美國因素；其次，上個星期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到法國去訪問，也有效的利用了法國或者歐洲因素。

朝鮮問題和台灣問題背後都有一個美國因素在裡面，北京利用的非常巧妙，至少在目前為止是相當大的成功。

中美關繫到底如何？

但是中美關係發展到目前為止，是不是已經到最佳時期了？中美還怎麼發展？邱震海先生特別提到美國國務卿鮑威爾說過，現在的中美關係是中美建交32年來最好的時期。並指出對這句話的理解，要看放在哪一個層面上來看。

邱震海先生在談話中把中美關係分為三個層面，一個層面是表層，就是日常政治層面上發生的很多帶有一定偶然因素的事情，比如說忽然兩個軍機相撞了，或者忽然產生某一個衝突了；然後是中層，在這個層面上，我們可以看到中美關係事實上與幾年前相比，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一定利益互補關係，就是利益共同體建立起來了；第三就是深層，在深層層面上，中美關係在一定程度上有一種戰略衝突。

邱震海先生認為鮑威爾講過的那一句話，說中美關係是兩國建交32年以來最好的。要看把中美關係放在三個不同的層面。

第一個層面，就是事實上每天發生的事情，這本身說明不了什麼事情，帶有很強的偶然性。

第二個層面，如果把1999年中國前任總理朱鎔基訪問美國的時候，和兩個月前中國總理溫家寶訪問美國時候的中美關係相比，可以看到五年前的中美關係，還沒有建立一種利益同盟的關係。當時是中國有求於美國的多，而美國無論是在人權，還是在WTO問題上都對中國卡的比較多。現在無論在台灣、在朝核、伊拉克等等一系列的國際問題上，中美關係都建立起了一種雙方互有所求的關係，這個就可以稱為中美的共同利益體，是一大進步。如果從這個利益上來說，我們可以承認鮑威爾說的話是有道理的，中美關係確實是三十二年來最好的關係。

但是關鍵是這種利益共同體是不是那麼穩固？是不是那麼堅實？邱震海先生的觀點是還不一定。他指出這裡面帶有很多的偶然因素。

以朝鮮問題和台灣問題來看，中國一定程度上在朝核問題上支持美國，換來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支持中國。但在這個問題上其實也有一定的懸念，其中的關鍵問題就是中國對美國的需求是長期的，朝核問題是一個純粹的外交問題，早晚是要解決的。現在，美國拿來跟中國交換了台灣問題，但台灣問題不會隨着朝核問題的解決而解決，他像是長期橫亙在中美之間的一道鴻溝。所以可以說中國對美國的需求是長期的，而美國目前在朝核問題上對中國的需求是短期的。

邱震海先生用一句話概括美國對台灣問題的立場，即使美國支持中國的台灣問題，美國也是大腦向着大陸，他的心可能是向着台灣。

美國在理智上是向着大陸，但是情感上還是向着台灣。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利益、意識形態都是感情；理智包括他的外交和一系列的經濟利益和國際利益。所以在看美國對中國台灣問題上的支持，應該還是要分幾個不同的層面上來看，要分成短期和長期，戰略和戰術。也就是說，看美國對中國在這個問題上的訴求，是短期的訴求還是長期的訴求，他的需求是戰術層面上暫時的需求，還是戰略上的一種真正的需求。只有從幾個不同的層面來看，才可以把中美關係一些短期和長期的本質看的比較清楚。

邱震海先生提醒由於中國有效利用了美國因素，台灣問題上，至少在目前為止我們可以看到陳水扁是軟化了。大陸的一些專家、學者，可能一定程度上留有一種盲目的樂觀，乃至有一定程度上的狂熱。

如果把中美關係放在一種表層、中層來看，的確已經達到了一種相當程度的互動，和互為所求的關係。但是換到一種深層來看，因為中國隨着綜合國力的增長，美國如果不放棄他的全球至少是地區霸權主義的話，他早晚是要把中國看成是一個潛在的戰略進攻對手。這不是某一個領導人上台，或者共和黨還是民主黨上台能夠改換的契機，而是一個長期的戰略上的一種競爭態勢，也不是隨着中國政治體制的改變而改變的。只要一個國家跟另外一個國家形成某種程度上的競爭關係，這種長期的競爭態勢還是存在的。

所以，邱震海先生提醒一方面在看到中國外交的兩大突破，乃至為中美關係達到建交32年來達到最好的狀態，而歡呼的時候，我們也不要忘了中美關係在長期可能形成一種乃至激化的戰略競爭態勢。

三件大事檢驗中美關係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面，中國的外交政策一個主要的導向，就是要處理好中美關係問題，這其中不僅僅是合作，也準備將來要發生一些對立和衝突。

邱震海還談到三件大事和美國因素聯在一起。三件大事裡面兩個，就是前面已經講到，前一個是朝核問題，那是擺在中國大門口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如果解決不好，有可能在東北亞引發一場戰爭；另外就是台灣問題，隨着320的選舉或公投，這個早晚有所表決的。

另外就是香港問題。雖然香港是中國的內部問題，但是香港畢竟是中國的一個窗口，一國兩制是中國對外示範的一個窗口，在廣義上來說這也可以作為中國外交戰略的一部分。 這三大問題其實是中國目前，至少在今年上半年面臨很大的三個問題。

邱震海先生認為這三個問題背後其實都有美國因素，或者說西方因素在裡面。前兩個我們可以看到，朝核問題、台灣問題非常明顯，有美國因素在裡面。而香港問題就比較微妙了。

香港問題的美國因素，源於美國始終是希望在東南亞地區或者在東亞地區實現他的戰略利益。他的戰略利益里，第一步就是接觸中國的台灣或者香港。香港民主化的問題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對北京來說確實是有一種擔憂，我們都可以理解這一種擔憂，擔心西方國家插手中國的內政，插手香港當地的事務。但是無論是香港的民主派也好，西方勢力也好，他打的旗幟是民主的旗幟，而這個民主如果在目前的世界整個一個趨勢當中似乎又是一種為大家所公認的一種世界的潮流，這就似乎代表了一種進步的潮流。這裡面就產生了一種非常敏感的灰色區域在裡面，怎麼樣跟目前的一種所謂的歷史潮流合拍，還是反對這種潮流。邱震海先生指出這是北京面臨的很大的一個挑戰，而恰恰這裡面主要的一種催生者又是美國。

解讀中美關係的實質

這麼多的問題，關於表層、中層和深層，以及關於台灣、朝核問題，特別是香港問題的敏感性。在所有的前提都具備之後，我們應該採取怎樣一個立場來處理中長期的中美關係呢？在處理中美關係當中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中美關係是凌駕於中國和其他一切國家之上的關係，所以中美關係是中國外交首要要解決的問題。

究竟怎麼樣處理跟美國的關係，邱震海先生提出的思路是從戰略上出發，對目前的狀況無非有兩種解讀，根據不同的解讀會產生出不同的戰略。一種是在具體的外交事務上需要美國，但在意識形態上還是抗衡美國，還是反對美國，這個觀念是能不能長久？邱震海認為要打一個問號。因為如果長久，以這種解讀或者戰略的話，可能長期就會使外交處於劣勢。

第二種思維，可能在意識形態上不與美國發生正面衝突，依次加深外交上的聯美。但邱震海先生也指出意識形態不與美國發生正面衝突，並不是說在意識形態上完全迎合美國。記得中國以前有一句話叫“打着紅旗反紅旗”，現在是西方國家，打着民主的旗幟，我們可以承認他的戰略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在公開的意識形態下接過民主的旗幟，然後以我們自己的方式來主導着民主的進程，肯定是一種更為策略、更為理性、也更為有效的方式。

把有利因素為我所用

邱震海先生指出北京領導人事實上已經有這樣的一些思路，正視客觀事實的存在。同時，在正視現實的基礎上，有效的利用這個現實，有效利用一些因素來為我所用。所以在民主這個問題上，尤其涉及到香港民主問題上，既然背後有美國，乃至西方大的背景在裡面，我想是不是也可以從這個戰略思維上做一些考慮。

事實上，胡錦濤主席在巴黎也是非常明確的表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而且社會主義現代化是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全面的綜合體。所以，順着這個思路我們可以找出如何在民主的大旗號下，跟西方國家互動的一種戰略思維。與其消極不如積極，與其被動不如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