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庞中英教授大文《“未来的震荡”：展望东亚的趋势》（《联合早报·言论》版1月9日）对东亚的未来作出不少预测。这确实是个极为重要的课题，但是庞文的不少看法值得商榷，尤其是关于东北亚未来长远趋势的下引断言：“日本完成其国家战略的转型，携雄厚经济实力以成名副其实的政治大国，甚至军事大国；朝鲜半岛最终实现民族统一，统一后的韩国因为开发朝鲜而经济升级的历史机会，成为东北亚地区仅次于日中的经济大国，在外交上则竭力维护与周边大国（美、中、日、俄）的良好关系……”

　　这里关于日、韩的预测，笔者无法苟同。不遄冒昧，以上下两篇加以分析。

　 毫无疑问，日本目前正处在逐步废弃“和平宪法”的重新武装过程中。但是这后面到处可以看到军力日渐捉襟见肘的华盛顿的影子。日本的重新武装，难以超越“日美安全保障”的架构。换言之，无论其“国家战略转型”达到何种程度，日本仍将是美国的政治和军事附庸，无法按照自己独立的政治意志行事，更不能发起损害华盛顿利益的军事行动。这怎么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大国，甚至军事大国”呢？

　　对中国崛起，除了别有用心，国际上一个比较理性的担忧是中国仍然具有自鸦片战争以来长期的“受害者”心态。连《纽约时报》大牌记者纪思道这类对中华文化相当友善的论客，也担心中国的民族主义因此失控。

　　从这一角度，日本根深蒂固的“二战受害者情结”有过之而无不及。何况中国是在外族侵略下受害，日本却是主动侵略别国而“受害”，其危险性可想而知。这种二战复仇心理指向亚洲邻国尚可，问题是日本最刻骨的“受害者”伤痕是广岛和长崎，靖国神社里供养的甲级战犯，大多死于山姆大叔之手。

　　日本人口萎缩

　　经过彻底非纳粹化过程的德国支配欧洲，美国都不放心要拆台，日本真要成为自主的“军事大国”，再拥有独立的核武，会是华盛顿的噩梦。尼逊早就说过美国驻军日本并不仅为了保护日本。最近解密的白宫文件透露，尼逊甚至私下告诫周恩来：以日本人的本质驱动力和对战败的记忆等等，可以很容易又成为一个军事强国，“如果我们与日本没有军事协议，我们就压制不了他们。”

　　总之，日本无法成为真正独立于美国的政治大国，遑论军事大国。

　　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在全球特别是亚洲激烈的经济竞争中，日本的经济大国地位还能维持多久？庞教授预言日本未来成为“携雄厚经济实力的政治军事大国”，而无视它面临的一个百年衰落危机，实在难以理解。尤其凑巧，权威的伦敦《经济学家》周刊恰好比庞教授早一天刊登专文讨论此事。

　　这便是日本的人口萎缩。1950年，日本妇女生育率是3.65，远超其他西方国家，为日本此后的高速经济发展保证了充足的劳动力。可是到了1990年代，日本的生育率只有1.39，几乎落到发达国家榜尾，远远低于维持人口平衡所需的临界生育率2.08。日本工作年龄人口在1995年就已经越过巅峰而开始急速下降，是日本近年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

　　按照《经济学家》，日本人口在2003年已经基本不增不长（死103万，生112万），全面的人口萎缩几年之内即将开始。另外有人估计百年之后，日本人口会不到6000万，至多只能算是中等国家。

　　人口萎缩特别是工作年龄人口急剧减少，不仅会在亚洲其他经济体继续高速发展的同时，大大限制日本的经济发展，人口的迅速老化，还迫使更多的经济资源转向社会福利需求，抑制生活水平，成为国力的重大负担。不说长远趋向，就是在近期内，也会在人力物力上给日本“军事大国”梦浇冷水。

　　成为“真正日本人”难于上青天

　　当然，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萎缩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但是日本人口危机有两个特殊性，成为发达国家中眼看唯一的无药可救个例。

　　首先是日本社会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这种无法改变的文化传统，使得承受不公平家庭和社会负担的日本妇女更加不愿意生育，还进一步造成大量年轻职业妇女外流出国。

　　更要命是日本的强烈排外疑外传统，使其无法仿效其他发达国家，通过大量移民来缓解“后现代”人口萎缩问题，以保持国力的增长。外国人加入日本籍之难，众所周知，要成为“真正日本人”，更难于上青天。韩国侨民在日本出生居住已达四代以上，仍然是“非我族类”。就连日本近年因劳动力缺乏去南美招募的大量日裔移民后代，尽管是“海归”大和子孙，却仍然被视作“别类”，遭到各种歧视，以至暴力凶杀。

　　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国的移民传统，自不待言。一般人不太知道的是欧洲以孤芳自赏出名的法国，也有吸纳外族的优秀习惯。特出的例子是刚刚访问北京、与中国签署警务合作协议的法国内政部长萨尔科齐，是第二代匈牙利移民，不仅在法国内阁坐上第二把交椅，据法国《世界报》，还十分可能问津下届总统大选。孤傲不群的法国人都能有这样的政治文化气度，日本人望尘莫及。由此也知为何人口萎缩问题在其他发达国家都可能缓解，唯独在日本是膏肓之疾。

　　不应向日本妥协让步

　　近来，北京“学术界”出现对日本妥协让步的声浪，甚至有人主张让日本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席位。以笔者之见，这一主张有两大缺陷。

　　首先，随着台海危机的深化，以及台独运动的日本根源和日本情结，北京如果在此关头对日本妥协，将是极不明智的决策。特别是在在台海问题解决之前允许日本混入安理会，更是太阿倒持，授人以柄，极其危险。

　　其次，如果“对日让步论”出于日本的“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前景不可避免，那么日本因人口萎缩而成为中等国家的前景更加如此。北京外交界应该看到：中国要抵御日本大国野心，眼看不需要“长期抗战”，日本的衰落，其实已见端倪。

　　据世界银行统计，日本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从1986年达到顶峰后就一直下降。二战后靠大量出口起家的日本，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中，却是主要国家中出口贸易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从1950年代到现在不升反降的唯一例子。日本未来国力走向，由此略见一斑。

　　其实文明冲突权威亨廷顿早有深刻的观察：日本代表一个依附性文明，缺乏真正独立自主的深度。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日本将继续成为美国的附庸。在更远的未来，按照亨廷顿的预言，日本会被迫回到华夏文明附庸的历史角色。

　　顺便说，日本面临的另一长远挑战，是朝鲜半岛的统一前景。这与庞教授预言两者将来的“良好关系”大相径庭。

　　以笔者之见，庞中英教授《“未来的震荡”：展望东亚的趋势》一文对东北亚未来预测的最大不足，是泛泛论及实现统一后的韩国与美、中、日、俄的“良好关系”，而未能看到东北亚最重要的历史大势：中韩千年历史同盟的恢复，以及这一趋势对日美利益的挑战。

　　中国民间的仇日情绪，已经被许多欲和日本和解的人士认为无法化解。可是这一情况和朝鲜半岛相比，恐怕得引用李商隐的名句“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日韩世仇远远超过中日世仇。

　　对美国外交政策有重要影响的《外交事务》双月刊，几年前刊登了《纽约时报》大牌记者纪思道的专文，介绍东亚各国百姓对日本的仇恨。纪思道指出，在中国，这一仇恨还只是甲午战争以来百年之事；对朝鲜而言，这可是自“壬辰倭乱”起、积累四个世纪之久的深仇大恨。纪思道特别提到埋葬壬辰倭乱十万被害朝鲜人耳鼻的日本京都“耳冢”。不是朝鲜人，很难感受到这样的刻骨铭心之恨。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历史上曾自豪地以“小中华”自居的朝鲜民众对中国的深刻好感。朝鲜和韩国对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东北亚邻国这种黑白分明的喜恶之别，引起不少西方观察家的困惑与沮丧。《国际先驱论坛报》2002年5月30日发表评论文章，公开抱怨：“韩国有双重标准，在韩国人眼里，日本事事皆错、中国事事皆对。”

　　东北亚的地缘政治改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和韩国尽管表面上有巨大的意识形态差异，在建交以来却迅速发展了空前的经济、文化、政治关系，代表东北亚过去十多年来最大的地缘政治改组。

　　举例来说，由于个人经历，金大中可以说是近代韩国最亲日的总统，上台初期曾首次决定参与日美军事演习，并对日本书籍报章进入韩国解禁。可是到了2002年元旦，金大中在新年致词中，居然破天荒地使用与外国盟友的“特殊关系”，来指汉城同北京的友好关系，这一词汇原来一直只是指汉城同华盛顿的长期关系，因此可知中韩关系实在不是政客们的主观意志所能改变。

　　如上篇所述，日美同盟是华盛顿东北亚战略的基石。特别是布什政府上台以来，在新保守主义干将沃尔福威茨等人的主导下，采取了扶日制华、挺日抑韩的外交战略，放弃了原克林顿政府与朝鲜缓和的政策，从而破坏了金大中政府的“阳光政策”的实施基础，逆转了朝鲜半岛近年的缓和趋向。

　　从国际战略讲，日本实在是韩朝最终统一的最大反对者，而朝鲜半岛的分裂对峙局面，是美军继续驻韩的口实。在大量韩国民众眼中，布什政府将朝鲜算在“邪恶轴心”之中，导致朝鲜半岛局势恶化，是华盛顿为私利而损及韩国和朝鲜民族利益，引起韩国朝野极大的反感。曾有韩国议员公开将布什称为“邪恶化身”，只是这种反美情绪的冰山顶端。

　　中国是韩最大外贸伙伴

　　与此同时，中韩关系继续深入发展，最惹人注目的是中国正在取代美国成为韩国最大的外贸伙伴。按韩国商业部数字，2002年中国大陆加上香港对韩国的贸易额已经超过美国，到2003年9月，韩国光是和中国大陆的贸易额已经超过美国。如果注意到中韩贸易仅仅开始于1980年代末期，1992年两国正式建交后才大规模发展，十年出头便压倒全球最大经济实体和外贸国，趋势和速度都实在令人咋舌。

　　东北亚地缘政治的这种深刻重组，不能不引起美国和西方的严重关注。例如伦敦《金融时报》因此以“中韩关系威胁美国影响”为标题发表文章，惊呼中韩关系对美国的影响构成威胁，并结论汉城对于华盛顿的忠诚向北京转移，将对东北亚的大国势力平衡产生深远影响。

　　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宣传努力，旨在削弱和逆转“韩国人眼里中国事事皆对”的传统。朝鲜难民问题，经常为这一努力提供了题材。去年12月，香港英文《亚洲时报》驻汉城的西方记者报道高句丽古墓群壁画归属争议，是另一明显例子。

　　事情的起因是北京为在吉林省发现的高句丽古墓群壁画，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因为高句丽文化跨越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并被认为是朝鲜族先民建立，《亚洲时报》渲染中国的行动是剥夺朝鲜文化，甚至会引起北京对朝鲜的领土要求。该记者耸人听闻地声称：“朝鲜人到时可能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夺走他们的历史文化遗产，失去朝鲜人民族认同的一根重要支柱，而且将来还可能会面临来自中国的领土要求。”

　　日本是最大输家

　　这是一份极具挑衅性的报道，为了加强效果，该记者还有意将有关考古工作和最近发起振兴东北经济的“东北工程”混淆在一起。可是他也不得不承认：对他这一所谓关乎朝鲜民族根本利益的争议，朝鲜和韩国都只作出极其低调的反应，和两者的激烈反日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笔者因此于1月初在《亚洲时报》英文版发表对应的评论，从李唐皇室可能的高丽族血液，今天被亿万中国佛教徒顶礼膜拜的地藏菩萨（传说前世是九华山化成寺祖师、新罗王子金乔觉），在韩国“世世冠冕不绝”的孔子圣裔（包括了1990年代的韩国外长孔鲁明）等许多例子，介绍中韩两国千年来的友好往来和共同文化传统，而论证了中韩因壁画归属争议而导致领土冲突之说的无稽。笔者并指出东北亚近年的重要地缘政治演变，以及美日对这一历史趋向的不安。

　　总之，东北亚未来最重要的历史大势，是朝鲜半岛的统一和中韩千年历史同盟的恢复。这一发展会深刻影响统一后的韩国与美、中、日、俄的“良好关系”，其中最大输家是日本，其次是美国。对这一前景，文明冲突权威亨廷顿若干年前就有过论述。

　　但是北京对韩政策仍然应该小心行事，短期目标是防止朝鲜核危机恶化，长期目标是恢复和加强中韩历史同盟，同时必须警惕在朝鲜难民和古墓群壁画争议之类问题上损害中韩感情，授日美以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