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前途繫於何處？ 專家解讀台“民主”政治

　　在台灣的政治生活中，民主已經被標榜為神話。沒有制約的“民主”為台灣政治帶來了什麼？它如何在此次“大選”中得到表現？“台獨”勢力今後將朝什麼方向發展？台灣的前途又繫於何處？

　　我們邀請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鄭永年（右）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前所長許世銓就這些問題進行討論。

　　政治人物“挾民主以令人民”

　　鄭永年：我們先要從台灣的制度環境和政治環境來看這次“選舉”的背景。雖然說民主政治本身是一種政治制度，但這一制度的有效運作、生存和發展需要一種良好的制度環境，一是法治，二是中立的官僚體系。因為沒有良好的法治體系，使得台灣的激進民主化成為可能。台灣也沒有中立的官僚體系，這對民主化以後的政治產生了非常負面的影響。我們時常說，政治是政治，行政是行政，兩者必須分開來。但在台灣這兩者在民主化時沒有分開來，在民主化以後更難分開了。所以，台灣現在只有政治，而少有行政。除此之外，台灣選舉還有一種最主要的政治背景，那就是民進黨的“台獨”背景。

　　這些大環境決定了台灣的選情。4年前，陳水扁贏得了選舉的勝利，主要有兩個因素。一是在李登輝主導下的國民黨內部解體和分裂，二是有一個很有效的選舉議題。當時陳水扁設定的議題是台灣的“黑金政治”。這一議程非常有效，這也就是當時一些大商人和學界領袖如李遠哲等出面支持陳水扁的主要原因。因為大家對國民黨的黑金政治痛恨已深，想改朝換代。

　　陳水扁上台以後，並沒有用心從事內部經濟建設。儘管當了“總統”，他一直還停留在反對黨領袖的心態和做法上。有時即使意識到民進黨已經是台灣執政黨了，但又不自覺地扮演起大陸共產黨的反對黨的角色來。總之，島內問題使得陳水扁的前景不好，國民黨和親民黨的聯盟對陳水扁更是一個重大的威脅。為了挽回不利的局面，在沒有島內成績的情況下，陳水扁一開始就把兩岸關係作為其選舉的一個最重要議題。

　　許世銓：的確，今年台灣的“大選”和2000年相比有很大不同：2000年選舉有多組人馬參選角逐，但主要是一出連戰、宋楚瑜、陳水扁之間的“三國演義”。由於李登輝逼走宋楚瑜，國民黨一分為二，致使陳水扁坐收漁人之利，以不到40%的少數票當選。這次的選舉則從一開始就擺下了兩軍對壘的陣勢。連、宋“相逢一笑泯恩仇”，組成“連宋配”，“泛藍”陣營分而複合。民進黨方面由“陳呂配”打這場“政權保衛戰”，並以李登輝的台聯黨為奧援，組成“泛綠軍”。由於這次是藍、綠兩軍的對決，握有政權但在“立法院”和選民中仍處於少數地位的“泛綠軍”就面臨一場惡戰，因此，它採取了不同於2000年的選舉策略。

　　上次，由於李登輝分裂國民黨、暗助民進黨，陳水扁得到了攻陷經營了50年的國民黨城堡的“特洛伊木馬”。他打出“新中間路線”以爭取部分中間選民，在兩岸關係上儘量淡化統“獨”問題，把競選的焦點聚集在反“黑金”和進行改革上。但是，這次陳水扁是反其道而行之，以統“獨”作為競選主軸，打的是一場前所未有的“割喉戰”。阿扁為什麼這樣做？2000年陳水扁得到了39.4%的選票。這次他必須得到50%以上的選票才能當選。這就是說他必須增加12%的選票。李登輝的台聯黨大約能動員6%，其餘的6%則只能來自游離不定的中間選民。如果陳水扁打上次的“中間路線”，那麼他不但將引起基本支持者的動搖，同時也會因為“中間路線”的訴求和“泛藍”重疊而達不到拉選票的目的。於是他就走出一招險棋，拋出以“一邊一國”對抗一個中國，以“台灣人”對抗“中國人”的競選主軸，逼迫台灣選民二者選其一，使選民兩極化，壓縮中間選民的空間。陳水扁為了一人之私和一黨之私出此“獨”招之後，就把台灣推到了一場前所未有族群對立、政治惡鬥的旋渦之中，而且也使他自己騎上了一隻惡虎，在“台獨”的路上越走越遠，不但提出了“台獨”時間表，而且在“防衛性公投”問題上玩火。陳水扁這樣做卻造成他始料不及的另一個後果，那就是威脅到亞太地區的和平，引起國際社會的關切和反對。這是上次選舉中所沒有的現象。

　　鄭永年：從內部環境來說，陳水扁可以說沒有任何制約，他要走多遠就能走多遠。中國古代有“挾天子以令諸候”的故事，這也就是今天台灣陳水扁所用的選舉策略。當然，這裡已經沒有了“天子”，取而代之的就是“民主”。

　　因為民主化，台灣的民眾也基本上接受了本土化的趨勢。這種局面就給本土派政治人物創造出了一種剛才所說的“挾民主以令人民”的條件。這個策略可說具有相當殺傷力，不僅民進黨要使用這個策略，就連國民黨和親民黨這些本來是反對“台獨”的政黨也不得不加入本土化的浪潮。當然，這一對政治人物非常有用有效的策略並不見得符合台灣的長期、中期甚至是短期的利益。

　　能夠制約陳水扁的更多是外在力量，主要是美國。沒有美國就不會有台灣問題的存在。這個就是現實。美國有很大的一部分力量歷來就支持“台獨”，在陳水扁上台後已經變得變本加厲。要求“台獨”的陳水扁的上台是美國人樂意看到的。現在美國不喜歡陳水扁這樣做，因為不符合美國的眼前利益。

　　許世銓：陳水扁以“台獨”作為競選主軸，一方面是為了分化中間選民，逼他們選邊站；另一方面他也是“玩真的”，因為很明顯，如果他敗選，那麼他再繼續搞“台獨”就沒那麼容易了，他自己的政治生命也很可能劃上句號。他要做最後的一搏。他提出的“台獨時間表”絕非只是為了選票。大陸從一開始就揭露了其要害所在，但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政府很長時間裡認為那是陳水扁的“競選語言”，並在他“過境”美國時當面向他發出了嚴重的錯誤信號。只是當陳水扁得意忘形要搞“防衛性公投”時，美國才恍然大悟陳水扁要“突破極限”，要改變“一個中國”現狀。這就威脅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一項根本利益，就是維持台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美國現在明白了兩件事：一是，阿扁並不是一個“乖孩子”，他鬧起來時會觸犯美國的利益；二是，他反覆無常，不易掌控。在美國面對反恐的當務之急時，台海穩定至關重要，因此，布什總統自己出面對陳水扁發出警告。俄國、法國、日本等許多國家也明確表明了它們的立場。國際社會大大加深了對“台獨”危險性的認識。

　　“台獨”勢力將如何發展

　　鄭永年：自從台灣民主化以來，民主政治的發展異常迅速。但是台灣和其他民主具有很不同的地方。即使在西方發達民主國家，民主主要是作為一種調節政治生活的方式，並且只是其中一種方式。而在台灣，民主是一切，什麼東西都要民主化，其他一切的存在理由都要以民主來衡量。民主已經被神聖化到了至高無上的地步，形成了一種可以稱之為“民主原教旨主義”的意識形態。

　　把民主推向神聖化的第二個主要因素就是本土化。在國民黨時期，台灣本地人被異化在政治之外，現在則是要反過來。本土化運動不僅在台灣內部人為地製造出了族群衝突，而且也要製造出台灣和大陸之間的衝突。所以，民進黨的政治人物從前是國民黨的反對派，現在則拼命充當大陸中共的反對派。當其他國家的領導人（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為了整合國內不同族群而努力的時候，台灣的政治人物則為搞族群分化而樂此不疲。

　　這也就是“去中國化”運動的背景。一些台灣人把這種“去中國化”的政策稱之為“文化大革命”的運動。這個運動就是要給台灣人洗腦，灌輸“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概念。“構造台灣民族”從前只是一些人的理念，現在已經變成了具體的政府政策。“去中國化運動”迫使兩岸關係在發生本質性的變化，它是要從文化上甚至血緣和種族上把台灣和大陸切割開來。

　　許世銓：從近10年台灣研究機構進行的民調看，雖然主張維持現狀的民眾仍占大多數（60%），但“台獨”勢力呈上升趨勢。特別是主張“台獨”的民進黨上台後，加快“漸進式台獨”的步伐，加速“去中國化”的進程。現在陳水扁、李登輝又提出2008年實現“台獨”的時間表，我們確實面對嚴重的挑戰。但是，我認為“台獨”思潮是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的產物，而不是必然的發展趨勢。權力影響價值，在“兩蔣”時代，“台獨”是非法的，支持統一的自然占壓倒多數，自1994年以來，李登輝拋棄了偽裝，越來越公開搞“台獨”，縱容、支持“台獨”勢力，致使“台獨”勢力發展膨脹。但是，從李登輝到陳水扁加快“台獨”步伐的事實恰恰說明，他們有一種時間不在他們一邊的危機感。大陸改革開放之後迅速發展壯大，國際上奉行一個中國的國家越來越多，立場越來越明確，兩岸經貿關係和人員往來越來越密切，使得“台獨”勢力惶惶不安。克林頓政府申明“三不”政策後，李登輝甚感形勢嚴重，成立了所謂“強化主權”小組謀求對策，最後提出“兩國論”。陳水扁的“一邊一國”就是更露骨的“兩國論”。李登輝提出2008年實現“台獨”時間表時，毫不隱晦地說，如果錯過了2008年的時機，“台獨”就沒有希望了。這是一種絕望的呼喚。我認為，只要大陸堅持“發展是硬道理”這一基本原則，“台獨”思潮終將被證明不過是歷史上的一段插曲。

　　台灣的前途繫於大陸

　　鄭永年：經濟有經濟的邏輯，政治有政治的邏輯。中國經濟上的崛起當然有利於遏止台灣的獨立，但這並不自動意味着統一。遏止“台獨”和台灣統一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中國可以利用日益強大的經濟力量來遏止台獨，但統一還是一件政治事情。統一台灣的困難從根本上來說來自於美國。美國最大的利益就是台灣和平的獨立，這也是台灣某些政治人物的理想，他們以為，在一定條件下，中國會被迫吞下“台獨”這個苦果，從而達到最大程度上的制約中國的目標。和平獨立的條件當然不存在，那麼美國的次優目標就是維持現狀，這同樣可以起到制約中國的作用。因為本土化和民主化的進程，台灣內部不斷會有獨立力量的冒升，而這又必然引起大陸的緊張。一旦有可能，美國就會支持台灣的獨立力量，如不可能，美國就會以和事佬的身份來做些調解，從而牽着中國的鼻子走。

　　在維護台海和平問題上，中國和美國有共同的利益，但這不是美國最大的利益。只有認清美國在台灣的最大利益，才能制定出正確而有效的對美政策。隨着中國的崛起，中美雙方互相依賴性也越來越大，中國並非沒有影響美國的因素。台灣問題必須納入總體中美關係內加以考量。大陸必須避免的是，既讓台灣牽着鼻子走、也讓美國牽着鼻子走的雙層被動局面。

　　許世銓：“台獨”思潮的出現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據我看，大概有這麼一些背景：1895年清政府被迫把台灣割讓給日本；日本統治時期的“皇民化”教育；“二二八”事件；國民黨的高壓統治；李登輝的“台獨”宣傳；國際上反華勢力的支持等等。但是，時代畢竟在前進。隨着兩岸和國際時空的變化，“台獨”思潮所藉以孳生的“台灣悲情”不是在增長而是在消釋。在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旋律的今天，越來越多的台灣同胞正從全球化和區域化的發展趨勢中探索台灣的前途。台灣由於受客觀條件的限制，其經濟屬“淺碟型”，對外界依賴很深。台灣的前途是繫於“國家認同”，還是跟上發展大潮而不是被邊緣化？這是不言自明的。大陸市場對全世界已表現出強大的磁吸效應，具有天時、地利、人和的獨特優勢的台灣怎麼會聽任“台獨”勢力把它從中國分裂出去呢？台灣著名的企業家王永慶不久前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大陸也是我們的，台灣也是他們的，那不是一樣？幹嗎限制這些來，那些去的？打通不就好了？有本事的台灣人去作總理就好了！”這幾句話樸實無華而又內涵深刻。台灣的前途不在“台獨”，而在“你也是我，我也是你”的統一。

　　《環球時報》 2004年03月12日 第十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