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随着“中华民国”的“总统”大选逼近最后冲刺。台湾岛内的牛鬼蛇神都跳了出来，台海局势骤然紧张。这不禁使人回想起2000年的情景。2000年，陈水扁在其就职演说中表述了他的“四不一没有”的两岸政策观：“只要中共无意对台动武，本人保证在任期内，不会宣布独立、不会更改‘国号’、不会推动‘两国论’入宪、不会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投’，也没有废除‘国统纲领’与‘国统会’的问题。”正是这个“四不一没有”，大陆回应了“察其言，观其行”。然而，前几天，陈水扁公开宣称，“四不一没有”早就不存在。4年来的风风雨雨也不断证明了“四不一没有”一开始就是一个谎言。现在的台海局势和4年前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正如陈水扁在其今年的新年贺词中洋洋得意地炫耀的那样，台独已经走了很远。《联合早报》的文章认为，台湾问题始终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最大干扰因素，若无法妥善处理这个问题，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构想就无法顺利实现。至为中肯。

一、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面临的两个危险

第一个危险是渐进式台独。渐进式台独的基本思路就是不断蚕食和挖空原有的国家的内涵，以透淅的方式使原有的国家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躯壳。在这一过程中，台独分子不断完成“台湾国”内涵的构建，逐步达到有其实而无其名的地步，然后再完成最后一步：正名。到了“台湾国”内涵构建已经完成的境地，台独分子为“台湾国”正名将水到渠成，并不会付出太大的代价。因为“势”已经成了。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讲：一是“台湾国”的体制和架构已经建立，木已成舟；二是在这一过程中因为大陆不能有效阻止台湾的每一个举动，台独就将获得国际的渐进式认可；三是渐进式台独是一个不断在台湾民众心中推销台独观念的过程，渐进式台独通过渐进的方式不断完成在台湾民众中的价值塑造。真到了这一步，大陆方面也不是说打就可以打的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渐进式台独对大陆“台独就意味着战争”的政策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时间对台湾是有利的，对大陆是不利的，拖得越长越麻烦。

另一个危险是台湾问题正在国际化。我们一直反对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出发点是显然的。然而形势越来越不妙，台湾问题正在国际化。这有台独分子和国际反华势力勾结的因素。但我们的决策也有一些问题，我们过于强调和追求美国对台湾的立场，甚至在很多时候在谋求通过美国给台湾施加压力，以使台湾独立势力不要过头。这是饮鸩止渴的做法。我们时刻不能忘记，台湾和美国有一个共同防御的法案，在战略层次上，台湾和美国是一方。我们希望美国约束台湾，事实上就认可了美国希望台湾维持现状以牵制大陆发展的愿望。这不但使美国在台海的影响越来越显得举足轻重，而且在国际上起到了一个非常恶劣的示范作用。这必然破坏我们不惜血本阻止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努力。

二、大陆对台基本政策的反思

台海没有一成不变的局势，自然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政策。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新的形势需要新的政策思路。本节我将对我们目前的几个基本政策进行客观反思。

一是我们缺乏应对渐进式台独的战略安排和手段。前面我分析了渐进式台独是很危险的，我们事实上不能纵容台独的任何一个事关国家根本的举措。大陆目前对台政策的指导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个方针的支撑是不放弃武力选择。这个武力选择就是一旦台湾宣布独立，就将动武。现在更明确为“台独就意味着战争”。但武力选择缺乏操作层次的政策延伸，其启动阀门其实并没有建立起来，致使它更主要的成为一个政策性背景，而显得过于笼统。“台独就意味着战争”。但台独的标志是什么？是这个所谓的独立国家的一些标志性内涵的确立，还是台湾方面正式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就是一个国家了”？从目前来看，至少我们给台湾以及国际社会的感觉是后者。如果是这样，“台独就意味着战争”只对制止突变式台独是有用的。而且，我们一直简单地把军事手段概念化，一提对台动武就自然想到要全面占领台湾。这也是导致我们军事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政策效果“钝化”的原因之一。须知，军事始终是服务于政治目标的。不同的政治目标决定了不同的军事目标，军事目标的差异也决定了打击方式和强度的差异。

二是对台政治态势的判断应该调整。应该认识到，台湾已无主张统一之政党，台湾的所有政党在主张独立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他们的不同在于策略上的不同。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政策出发点，那就是把希望寄托在台湾人民身上。从政治操作层面上，就是把制衡民进党台独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和亲民党的身上。这个政策是基于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主张台独的毕竟是一小辍台独分子，他们在台湾不占多数。这个判断的一个典型表现是在李登辉问题上，我们总认为他是一个国民党的叛徒，把他的台独主张个人化。而没有坚持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个问题，没有认识到李登辉是成长在国民党这个土壤上的。进而没有认识到台湾的政党是生长在台湾民众这个基础上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台湾作为选举政治，其民众意愿对政党的主张具有更为直接的影响。李登辉的猖狂以及2000年民进党胜出，都反映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台独在台湾已经不是一小辍人的主张，而是台湾很大一部分人的想法。

最近国民党放弃了统一主张，刻意和“统一”化清界限，不再提一个中国原则及“九二共识”、“不反对‘台独’选项”。继赞成“公投”之后， 2003年11月19日，国民党首席中常委洪玉钦抛出临时提案，称中国国民党中的“中国”字眼已成为选战包袱，建议更名为“台湾国民党”，且在选前推动与亲民党合并。19日，国民党中央政策会提出“着手修正党章第一条及第七条”建议案，建议全数删除“统一”字眼，或者将“致力国家统一”中的“统一”两字改为“发展”。国民党“宪改小组”在研拟“新宪法”版本时，建议“以1949年后实际统治的‘领土’为宪法规范的‘领土’范围”，实际上是把大陆与台湾完全分开。12月15日，“连宋配”竞选总部主委、“立法院长”王金平接受媒体专访时甚至声称，泛蓝的两岸政策以“维持现状、台湾主权、台湾优先”为基调；泛蓝军至今没有否认“一边一国”，“也绝对不会反对‘台独’”，“在维持现状前提下，不排除‘台独’成为台湾未来选项之一”。

很多人认为这是国民党的一个倒退。我不这样看，如果要说倒退，国民党在李登辉时代就已经完成了倒退。李登辉任国民党主席期间，大力推行“本土化”政策，并先后抛出“中华民国在台湾”、“两国论”，实质就是“一中一台”。目前，国民党党员中台籍人士比例由过去的60%上升到85%，中常委中台籍人士比例也超过2/3。应该说，国民党早已“本土化” 。国民党现在不过是将“统一”的面罩去掉、露出台独的本来面貌而已。有分析认为，台湾朝野在两岸政策以及台湾前途问题上差异空间收窄，没有本质的区别；中国国民党经已彻底实现了台湾化的转型，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政治脐带在“总统选举”之后将被进一步淡化；台湾内部没有足够的政治力量和民意去制衡分裂势力的坐大；北京今后的对台政策诉求及其成效将遇到更为错综复杂的形势。

三是我们希望通过经济交流以控制台湾的经济命脉，以影响台湾决策，使台湾没有独立的勇气。这个策略是有缺陷的，不能成为我们的主导政策。经济交往是相互的，一旦我们以经济为决策要挟手段，我们自己付出的代价未必就比台湾当局小。不久前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的一个台商朋友告诉他，台商是不主张台独的，因为打仗会影响他们的生意。我想，这基本就是“经济控制论”的具体落实了。但我要是在场，我会问那个台商：“如果台湾独立，大陆不打，你主张独立吗？”我想那个台商的回答肯定不会再这样坚决。也就是说，台商反对的是动武而不是台独。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控制论”实际上控制了我们自己。事实上，我们的很多人就惧怕一旦打起来，会影响福建沿海的经济发展，有人甚至算了，一开战，沿海的经济水平要倒退20年。如果我们考虑到海峡两岸经济交流的具体情况，我们会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经济控制论”的局限。在两岸经济交流中，不仅我们处于贸易逆差，而且台湾是资金和技术输出方。在现代经济交流中，这意味着台湾处于一个相对主导的地位。我虽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经济控制论”是错误的，但现实至少说明，通过经济和人员交流妄图控制和影响台湾政治的想法至少是单纯了一些。

四是解决台湾问题无法照办香港和澳门的“一国两制”的模式。无论是英国政府还是葡萄牙政府都无法否认他们是租借而非拥有香港和澳门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和澳门的主权无可争议。从国际法角度看，中国政府一直对香港和澳门就拥有主权，恢复的只是控制权。香港和澳门从来就不存在主权问题。另外，香港和澳门的居民在中国政府的合法性问题上也是不含糊。这是“一国两制”得以在香港和澳门实现的基本前提。“一国两制”的出发点是维持香港澳门的社会制度，保持其既有利益格局，以防止因为管理权的变化导致社会动荡。因此“一国两制”解决的是一个过渡问题，而不是主权问题。

台湾问题要复杂得多。虽然从国际范围看，没有一个其他国家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也没有一个其他的国家控制着台湾。台湾主权归属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国际上一些重要国家比如美国，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并不是按我们的意愿明确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台湾主权，而是模糊地把台湾主权确认为一个“大中国”的范畴，玩弄的是将台湾主权“高悬”的策略。而且台湾和大陆的根本分歧也在于，谁代表“中国”拥有对台湾的主权。因此，解决台湾问题的本质是将其主权“坐落”到一个合法政府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过渡性的政策安排的“一国两制”是无法承担解决“主权坐落”的使命的。我这么说并不是反对在台湾推行“一国两制”，在台湾“主权坐落”问题解决之后，“一国两制”是一个充分尊重台湾人民自治愿望，维持台湾繁荣与稳定的一个理想的政策安排。

三、对台政策新思路

应该认识到，解决类似台湾这样的“主权坐落”问题，古今中外大多是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我们对台湾具有压倒性的力量优势，并有强硬的制衡手段和渠道，致使妥协成为其最佳出路。从目前台海的形势来看，大陆对台湾当局无论是在人心项背、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上，具有综合性的优势是显然的，但还不是压倒性的优势，还远没有达到使妥协成为台湾的最佳出路的程度，如果加上美国因素，变数就更加难以判定。

谋求通过美国给台湾施加压力，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大陆影响和控制台湾局势越来越困难。武力几乎成为我们唯一直接的选择。在对台进行军事打击问题上，我们最大的顾虑可能是美国的干涉因素。台湾的军事实力不应该成为影响我们决策的一个因素。陈水扁一直叫嚣“决战海外”，那是给自己提虚劲。美国对台军售一直是围绕这个目标进行的：一旦大陆攻击台湾，台湾应能固守待援。事实上台湾的军事实力也只能做此定位。

前面我们分析了不同的政治目标决定了不同的军事目标和不同的军事打击方式和强度。美国军事干涉台海始终要基于战略性的考虑并带有战略性的特点，至少在目前，只要台海不出现改变现状的危险，美国是不会出兵的。这就为我们在对台进行军事打击提供了另一个思路，那就是将战略目标战术化，因应渐进式台独搞渐进式军事打击。

战术性打击是最安全和有效的打击模式。因为战术性打击至少在目前将不会改变台海的现状，这就降低了美国干涉台海的危险。这将在很大程度上使台湾民众的心理支撑坍塌。而且，如台湾当局一意孤行，不断踩线，我们就完全可将对台的战术性军事打击日常化。台湾经济的外向型的经济，在战术性军事打击日常化的情况下，其经济是无法正常发展的。随着台湾经济的严重下滑，不但将切实加重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赖，而且台湾当局就将成为控制不了台湾的弱势政府，丢掉和大陆叫板的本钱。战术性打击是切开干预台湾政治之门的重要手段。

因此，我们当前对台政策的指导方针应该调整为“立足于武力解决，但不放弃和平的努力”，并予以立法确认。规定和平解决的前提是台湾立即终止渐进式台独的错误做法，承认一个中国，回到推动两岸统一的轨道，我们就将致力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和平统一的模式是“一国两制”。否则，惟有武力解决一途。解决台湾问题法应明确规定判定台湾当局是否违规的裁决权在大陆。

解决台湾问题法应降低对台进行军事打击的决策层次。对台军事打击可分为战略性和战术性打击两种，从目标上看，又可分为惩罚性打击和占领性打击两种。解决台湾问题法应该规定，占领性打击和战略性打击必须由全国人大决定。但战术性和惩罚性的军事打击则应降低决策层次和减少决策程序。使台湾当局感觉到明显的压力。

在解决台湾问题法中，应针对台湾当局不同的挑衅层次制定不同的军事回应方案，明确对台进行不同种类军事打击的条件，明确设定武力打击的具体阀门。这些具体的阀门从原则上讲就是台湾当局改变国家基本内涵和认同的一切举动。包括当局领导人的台独言论、篡改历史、修改护照、“公投”等等。在这样的解决台湾问题法下，进行战术性打击将成为对台的主要打击形式。

总之，在台湾问题上上，现在的问题不是进一步如何退让的问题，我们已经没有了退步的余地。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出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