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需要海歸的時代，也是一個成就海歸的時代。

　　回首2008年，李東升認為自己抓住了“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那年5月，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成立，中國人要造自己的大飛機，極缺高端人才。年底，中央推出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的“千人計劃”，在歐洲空中客車公司工作的李東升實現回國找到真正屬於自己立足之地的長久夢想，入選“千人計劃”，成為國家特聘專家，任中國商飛型號總設計師助理。

　　李東升只是最新最大一波留學人員歸國潮中的一朵浪花。從2008年到2011年，中國留學人員回國人數總計約50萬，遠遠超過了此前30年的總和。

　　這是一個需要海歸的時代，也是一個成就海歸的時代。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主任、中組部人才工作局局長孫學玉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專訪時表示，自全球金融危機以降，西方國家經濟發展環境惡化，而中國政府抓住機會向世界吹響人才集結號，“在這種局面下，一大批富有理想、愛國、有志於繼續從事科技研究和創業的人才回來了。”

　　在數十年數以百萬計的海外留學人員中，從來不缺乏尋夢祖國的熱情。廣西壯族自治區副主席陳章良、百度公司首席執行官李彥宏等知名“海歸”對本刊表示，與過去受盡屈辱、貧窮落後的面貌相比，現在的中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並仍在高速發展，“中國夢”的實現更具現實條件。

　　曾執教美國西北大學的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饒毅認為，除了實現自我價值、造福祖國，追尋“中國夢”還有一層重要意義：“全體華人，不分地域、國籍，集體努力建設一個群體幸福的中國，以中國的實踐為世界提供新的模式。”

　　尋夢祖國

　　“你們中國有計算機嗎?”提問時間是上世紀90年代初，提問者是美國布法羅紐約州立大學一位教授，提問對象是在該大學攻讀計算機科學碩士學位的李彥宏。

　　這一問讓李彥宏心裡特別難受，“中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怎麼可能沒計算機?”

　　也就是這麼一句話，“激發了我內心那股不服輸的精神和一定要實現‘中國夢’的信念”，李彥宏對本刊記者回憶，“從那時起，我就夢想有一天一定用自己手中的技術改變國人的生活，這也是我為什麼放棄了在美國穩定的工作和安逸的生活，回國創立百度公司的原因。”在李彥宏的帶領下，現在的百度已成為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

　　“千人計劃”入選者姜和也有類似經歷。他1997年被評為全美十佳中青年醫學科學家，1999年回國創辦重慶前沿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我在美國經常聽到老外講，你們中國人做原子彈還可以，但是做不出新藥來，都是靠複製別人的東西。我不服氣，憑什麼說中國人做不出新藥來?我們在美國不也做過不少嗎?我回中國同樣能夠做出來!”如今，姜和領導的團隊完成了居世界領先水平的全新生物芯片系統。

　　李彥宏等知名海歸心目中的“中國夢”有異於以個人成功為標準的“美國夢”，它是一種將個人與群體共同幸福、個人實現與國家發展相結合的理想。

　　基於中國的發展實際，早期海歸的“中國夢”往往與改變祖國貧窮落後面貌這樣的信念密切相關。而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推進和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中國正在迎來實現民族復興最有希望的前景，把個人的理想抱負融入民族復興的偉業、讓個人的夢想造福十多億中國人民，正成為新時期海歸“中國夢”的核心內涵。

　　“我在北大建的實驗室，培養了100多名博士生，現在很多已是北大的教授;在中國農業大學做校長，我按照國際先進管理模式開展組織結構和人才隊伍改革;現在在廣西，我感覺自己每天都在為5000多萬人幹活，特別有成就感，”以科學家身份回國、先後擔任大學校長和地方官員的陳章良說，“我們的經歷證明了，回國留學生能夠發揮自己的作用，中國是各類人才可以成就事業和夢想的福地。”

　　最大規模海歸潮

　　相比自己回國當年，李彥宏等“老海歸”認為，如今的中國才是海歸尋找“中國夢”的最佳時期。

　　“我從美國回來時(1999年)，中國只有一千萬網民，而美國已經有2億左右的上網人口，但是今天，中國的互聯網人口已經遠遠超過美國，而且美國再也沒有機會趕上。”李彥宏說，“有這樣的高增長，就會不斷有機會出來，前幾年回國、現在回國，以及未來幾年回國的人，都會有很多機會。”

　　事實上，近幾年正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海歸潮發生期。

　　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波留學回國潮出現在上世紀50年代初。當時，海外中國留學生只有5600多人，但有2000多人先後返回中國，如錢三強、錢學森、李四光、華羅庚、鄧稼先、吳文俊等，極大地推動了新中國建設和科技事業的發展。

　　第二波回國潮，出現在上世紀60年代初期，主要成員是新中國派往蘇聯和東歐的留學人員。由於屬公派，18000多名留學生基本都學成回國，他們中產生了多名黨和國家領導人、200多名省部級領導幹部、100多名人民軍隊高級將領。

　　改革開放之後，在公費、自費留學人數加速增長背景下，越來越多留學生選擇回到國內工作、生活。據教育部統計，在國家“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工作方針引導下，從1978年到2011年底，我國留學出國人員總數達224.5萬人，累計回國人員總數81.84萬人，回歸率為36.5%。

　　其中，1978年至2007年，累計回國人數為32萬，2008年留學人員回國人數為6.93萬，2009年首次突破10萬達到10.83萬，2010年又增至13.48萬，2011年則高達18.62萬。

　　中國歐美同學會副會長、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輝耀告訴本刊記者，海歸的大規模跨國流動和加速回歸顯示了隨着中國經濟的騰飛和中國政府的努力，中國正在從人才流失國逐漸轉變為世界最主要的海外人才回流接納國。

　　機遇與政策兼備

　　業內人士認為，最大一波回國潮之所以出現，主要原因在於我國綜合國力快速提升、國際影響力日益提高，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為高端人才創新創業提供了機會和平台。國家在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適時出台一系列海外引才政策，也顯現出積極的引才效果。

　　許多歸國人員表示，在國外的工作、生活雖然比較舒適，但國外工業化、城市化已經相對成熟，市場需求和發展空間有限，以致連人的生存軌跡也日漸固化。而中國經濟正處於快速發展和轉型時期，對高新技術需求旺盛，為海外人才提供了很廣闊的事業平台。

　　作為中國石油集團東方地球物理勘探責任有限公司引進的“千人計劃”專家，戴南潯在回國前已事業有成。他在加拿大、美國學習工作24年，擁有加拿大地質學科博士學位，2009年回國前任美國一家公司執行副總裁，年薪近20萬美元。戴南潯說，選擇回國是因為國內發展快，事業平台更大，東方公司正在加速國際化，正需要像他這樣有國際背景的科研人員，而且公司科研經費十分充裕，個人收入也不比美國的公司差，“我非常享受現在的工作和生活狀態。”

　　2008年，中組部牽頭實施吸引海外高層次人才回國創新創業的“千人計劃”，擬用5到10年的時間引進2000名左右人才，但僅實施3年便提前完成預定目標。孫學玉介紹，“千人計劃”已分8批引進2793名海外高層次人才，其中創新人才2266人、創業人才527人。

　　孫學玉說，“千人計劃”創新人才中有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院士30多人，以及哈佛大學、劍橋大學、波音、高盛等海外著名機構的專家;而創業人才絕大多數曾在海外創業或任國際知名企業中高層職位，或有核心技術成果，或有較強經營管理能力。

　　在中央政策的帶動下，為吸引海外人才回國服務，多地政府均結合自身實際，出台引才政策，制定實施各具特色的引才項目或計劃，“築巢引鳳”、“海外尋才”，如北京的“海聚工程”、江蘇的“雙創計劃”、湖南的“百人計劃”和“313計劃”、廣東的“創新科研團隊和領軍人才引進計劃”等。新引才渠道與機制不斷湧現，為更多海外人才回國、來華工作創建“綠色通道”，也為引才所在地的經濟社會發展提供針對性更強的才智支持。

　　全方位“登陸”

　　根據《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北京、廣東、江蘇、廣西、湖南、重慶、四川等地的廣泛調研，近年海歸總量迅速增長的同時，也呈現出人員結構從“高精尖”向多層次擴展、分布地域從沿海發達城市向中西部地區擴展、從業領域從科研向創業、公共服務等多元化擴展的趨勢，堪稱全方位“登陸”。

　　過去出國門檻較高，留學人員多為國家公派，或為學習成績優異、能獲得國外高校獎學金者，取得碩士、博士學位的留學生比例較高;進入新世紀以來，自費留學生已占留學生人員比例的90%以上，回歸人員逐步呈現多元化特徵，人員素質結構也逐漸由單一向複雜轉變。

　　海歸群體在一線城市集聚效應仍然明顯，同時也開始逐步向二三線城市、中西部地區擴散。根據啟德教育集團2010年10月發布的海歸就業調查報告，海歸就業城市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北京，分別占37.3%和31.8%。不過，隨着產業轉移和各地發展步伐加快，海歸從業地域不斷擴大，一些縣城、鄉鎮都有了海歸的身影。如中部的湖南省，目前有5000多海歸在全省各地工作，以長沙高新區、長沙經開區為核心，近300名歸國留學人員在湘創辦了200多家企業。

　　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創新創業中心聯合進行的一項抽樣調查顯示，已經就業的海歸人才最主要的去向是大學和科研機構，約占三分之一;此外在其他服務業、新生物工程和新醫藥、製造業、新能源和新一代電子信息技術等行業比較集中，另有6.2%在政府和公共事業部門工作。

　　“重塑”中國

　　涌動的歸國潮讓海外研究人士也為之矚目。加拿大麥基爾大學北美研究項目主任湯姆·維爾克2012年9月撰文說，由於物質生活差距在大幅減小，對很多曾在北美學習過的年輕專業人士來說，中國已成了更具吸引力的地方;對於拓展事業而言，中國的吸引力比美國更大。海歸群體是中國在多個領域進行更深層次變革的作用劑，他們將“重塑”中國。

　　王輝耀認為，在經濟全球化和中國着力推進經濟轉型升級、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時代背景下，日益擴大的海歸群體正在成為教科文衛領域的棟梁，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和跨國公司本土化的重要推手，成為中國發展知識服務產業和第三產業的重要力量，不僅在為中國傳統製造業的優化升級發揮重要作用，也成為創業大潮中高新技術與新經濟的主流，引領着中國產業經濟發展的新方向。

　　據國家有關部門統計，目前，約81%的中科院院士、54%的工程院院士、80%的教育部直屬大學校長、80%的國家“863計劃”首席科學家、72%的國家重點項目學術帶頭人，都有海外留學經歷。

　　大部分海歸都在高科技領域以及諮詢、教育等知識服務領域創業。海歸創辦和管理的許多企業如百度、新浪、搜狐、亞信、中星微電子、噹噹、攜程、尚德等成為中國新經濟和高科技的主流。此外，中國企業拓展全球市場、中國金融業的體制創新、跨國公司開拓中國市場等領域，都有海歸群體參與其中。目前，在納斯達克上市的中國高科技企業中，80%是留學人員企業，總市值300多億美元。

　　深圳市高新區留學人員創業園辦公室主任劉海濤介紹，近年來該園高端海歸越來越多，高新技術成果越來越多，園區企業累計獲得高新技術專利560多項、版權350多項，成功孵化出全球移動存儲領軍廠商朗科、全球最大的網絡下載引擎迅雷等數百家優秀企業。

　　海歸在創新創業過程中還帶來了新理念和新管理模式，提升了中國的企業文化。SOHO中國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張欣畢業於劍橋大學，曾在美國高盛集團和旅行家集團任職，她回國與丈夫潘石屹進軍房地產市場後，形成了獨特的商業地產開發模式和公司治理結構。張欣對本刊記者說：“作為海歸，我把國際人才、資本和全世界的創新靈感、管理經驗帶了進來，比如我們聘請國際設計師、實施海外融資等舉措在當時都是創新之舉。”

　　新的引才黃金時期

　　按照國際通行的計算方法，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飛階段，2/3的留學生歸國工作，1/3的留學生在國外工作和溝通信息，該比例被稱為“黃金回歸比例”。而統計顯示，1978年至2011年，我國留學生總體回歸率為36.5%，仍有140多萬留學生在海外。

　　中組部人才工作局有關負責人介紹，在2008年制定“千人計劃”方案時，教育部、外交部等部門曾統計海外職稱在副教授以上的留學人員有2萬人左右，“千人計劃”實施以來，相當於引進了其中的十分之一。因此，今後類似的引才計劃應該持續進行。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引進的“千人計劃”專家趙仁濱告訴本刊記者，她原先所在的美國強生公司從事生物醫藥研究的團隊有20多人，其中一半是華人，類似的情況在美國高科技公司中很常見。

　　受訪人士認為，在全球經濟低迷而中國經濟保持穩定增長並着力推進產業升級的形勢下，中國對海外人才的吸引力不斷上升，因此，當前和今後一段時期正是我國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的“黃金時期”，應實施更加積極的國際人才競爭戰略，出台更具吸引力的引才計劃。

　　除繼續加大引才力度外，專家還建議須調整完善引才結構，圍繞發展現代產業體系的需要，大力引進戰略性新興產業、農業科技、國際法律等領域急需緊缺人才。如創新工場董事長李開復認為，如今科技創新不只是靠發表新論文，而是能夠做大架構、大數據、大系統，比如谷歌、臉譜等，中國應該多去引進此類大公司掌握科研與實際運營經驗、了解客戶需求的高端人才。

　　據北京、廣東、湖南、廣西、重慶等省區市組織人事系統人士介紹，為海歸創造良好的硬條件和軟環境還大有可為之處。如繼續制定實施更加開放的人才政策，儘快實施更加靈活的出入境管理制度和中國“綠卡”待遇等配套政策，減少海外人才出入境的障礙;建立和完善留學人才項目信息庫，構建面向社會和海外留學人員的信息工作平台，促進留學人才、項目、政策等信息資源的交流和共享;完善針對海歸的住房、子女入學、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措施。

　　在一些知名海歸看來，國內的商業環境、行政體制、文化建設等方面有待改進和加強。北極光風險投資基金總經理鄧峰表示，雖然留學人員回國需要經歷一個“再本土化”的過程，以便將國外所學與國內實際結合起來，但對於注重人情關係等負面現象，則應通過制度來加以改變。

　　放眼更大的人才格局，從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驗看，王輝耀說，國際人才競爭戰略要逐步從注重人才回流過渡到吸引外國人才與之並重的雙管齊下戰略，可通過移民入籍、招收外國留學生等措施爭奪外國人才。（詹奕嘉 張桂林趙仁偉 凌軍輝 向志強 蘇曉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