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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牛虎”之争:美国的策略与中国的对策(下)
送交者: 索额图) 2002年02月21日16:53:42 于 [军事天地] 发送悄悄话

中美“牛虎”之争:美国的策略与中国的对策(下)

索额图

本文是《世界资源之战与中美“牛虎”之争》的续篇。前文请参阅二零零二年一月十六日“军事论坛”文库。 本文分三部分,一,中美“牛虎”之争不可避免;二,美国的策略;三,中国的对策。如感兴趣个别讨论,请通过EMAIL联系:SUOETU@YAHOO.COM

(三)中国的对策
中美“牛虎”之“争”不一定是战争,也不意味着中国旗鼓相当才有资格“争”。由于双方都是核大国,冲突演变成世界大战或者两个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其可能性非常小。长期对抗和局部冲突,既合作又对抗,将是这场争夺的主要特征。这场争夺并一定有明显的胜负结果,而是以双方综合力量或战略优势的对比发生一定倾斜,最终形成倾向一方的有利态势为特征。它将决定美国能否继续称霸全世界,中国有无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世界有无可能前进到三极鼎立的局面。作为战略主动方的美国已经开始布局落子,不管中国有无意愿或是否准备进行这样一场争夺,他必须应战,别无选择。之所以如是说,分析一下“无限正义”行动的背景便清楚了。

在美国制订的未来战略冲突时刻表中,中美争夺被列为首位,最先到来,最为肯定;与俄罗斯或欧元国的冲突排在其次,最为不确定。美国作为既得利益者,希望来自中国的挑战或危机来得越晚越好。这样美国有足够的时间和军力以不对称优势,尽可能消除来自较弱的地区和国家形成的威胁或发动的攻击,以便在未来的争夺中彻底孤立中国。美苏对抗时期,美国并不占有绝对的地缘,资源及军事优势。苏联颓势显露之后,美国意识到,扩军备战,夺取利益,从没有比今天更有现实意义,更少拦阻和困难,更为可能,更多收获,更为快捷地达到目标。于是立刻放开手脚大干起来。打利比亚,消除地中海运输通道的安全威胁。打伊拉克,重占石油产区。南欧,工业及文化发达,小国密集,政治复杂,地处欧亚中心区域,这里的任何变化都可以影响和波及周围许多国家,而这里又没有一个绝对权威或强权的国家可以左右地区局势。苏东时代,美国在这里没有发言权。科索沃之战,美国如愿以偿。911事件,只是帮助美国政府下了一个决心:迟早要收拾他们,晚动手不如早动手。

恐怖袭击不可能消灭或拖垮美国,因为它不能从根本上动摇美国的经济基础,破坏美国的经济体系,消灭美国霸权赖以推行的军事力量,瓦解在大部分情况下选择支持美国的西方阵营,即使有两颗原子弹在美国爆炸也会是这样。只要有资源保证,只要有经济实力,即使经济衰退不会妨碍政府推行世界战略。美国之所以要延伸“反恐”战争,除了有限的“反恐”目的之外,主要的战略目的就是,利用“反恐”战争,进一步扩充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夺占世界战略要地,巩固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及资源供给体系和左右地区局势的能力;将小的敌对的国家转变为可控制的乃至友好的国家,壮大联合阵营,建立群众基础,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建立统一战线;为美国在将来与中国或俄罗斯之间的争夺中争取建立绝对优势。所谓“邪恶轴心”,缺了中国,伊朗和朝鲜怎么能变成一根“轴”呢?如果某一日中国通过阿富汗与伊朗结盟,摆动朝伊犹如左右臂膀,伊朗布设水雷,轰击商船,朝鲜陈兵三八线,导弹瞄准东京,中国出兵或台湾,或钓鱼岛,或南海诸岛,美国怎么应付得了这根“轴”哇?美国拿下阿富汗,就等于断了中国的右臂或运用左右膀大计的幻想。如果美国再灭了朝鲜,中国将变成一具胴体也!阿富汗倒进西方的怀抱,谁最该伤心呢?从“流氓国家”到“邪恶轴心”,称谓的变化其实暴露出美国战略界对中国态度的变化。这一代总统讲的脏话最多,虽然这不一定和九十一分的智商有关,至少可以反映出他的心情和感受。认真研究研究,不也能发现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吗?谁从克林顿或老布什嘴里套出过什么吗?现行的美国战略政策其实从他们那会儿就已经开始了。可是那时的中国意识到了什么,做了些什么呢?那时的中国战略界好象在找“伙伴”,“朋友”,展望未来,中美关系前景光明,阳光灿烂!美国,过两天儿让我们总理炒两菜,来我中国喝二两噢。。。。。。毕竟,今天的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美国的险恶用心。所以,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应当喜欢小布什这样的总统或对手,应当感谢他才对啊!

环顾世界,中国妄想将来放马驰骋世界的战略空间已经十分有限了。美国今天及今后反恐战争所做的一切,不管有意无意,从长期看,在客观上,都将产生不利于中国的后果。美国当年撤出菲律宾基地,最可能原因是火山灰飞扬,不利飞机飞行,做为战略基地不太安全,否则,美国决不会放弃这块可以堵截中国,左右地区局势,挑唆事端的前哨阵地。美国的能耐表现在失去的,还能找回来。中国丢了的地方,甚至是有块边界不清楚的地方,也要尽快搞清楚,画成地图,签成条约,永世不得反悔。大小国之间,到底是谁怕谁反悔?英国为何划一条麦克马洪线?美国为何在二战后不让日本归还钓鱼岛?中国不会是脑子有问题,而是思维逻辑有问题。几十年中有几时中国的领导人有功夫静静想一想将来的中国要成个什么样,子孙后代该怎么过,中国的生存空间够不够?除了个别时候,某些领导人“跳越”式的眼光可以投射五十年,一百年之外,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的眼光最多能看到,或只愿意看到今后五年!近二十年来莫不如此。

以前有一部国内的小说,讲一个大学生,生活处世态度消极,对什么都采取不争的态度。毕业分配不争,去做中学老师。当老师不争,什么都不是。经济拮据,日子过不下去,就去卖鱼。别的鱼贩子欺负他,实在忍不下去,和人吵起来,结果让人家一刀子捅死了。人无大志会变庸俗,不争则轻,则卑,则衰,则亡;国无大志会变浮躁,不争则失,则危,则妄,则覆。

这听起来好象一种好战的鼓噪。其实,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国家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呢?一战,二战是一群恶狼在斗,今天的世界就没有狼了吗?后现代殖民主义者们是一群学会了用假寐来迷惑猎物的狼,而且他们由一只凶猛的老虎领导着。它们收服和驯养了大批的羊,有羊吃的时候,它们不必急着去扑倒那只老牛。它们的捕食战术较他们的前辈高超,不愁饥饿,不必发疯,它们有耐心,它们能等待,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很安静,它们要让老牛感觉到这世界原来很安全,很详和。可是“放牛娃”不这样想。他不能把牛变成狼,但他试图让牛明白自己的处境。他知道狼的本性和阴谋,他知道老牛必须学会象狼一样狡猾才能战胜狼,至少要比斯大林狼聪明才行。

老牛要变狡猾,或变聪明,最重要的一条是获得智慧。中国要与美国及西方阵线作长期斗争,就必须首先拥有智慧和高智慧的人才。

国与国之间的较量首先是从斗智开始的。斗智不成,才会走向冲突和战争。外交战是典型的智慧计谋的较量。平可夫去年有篇文章,称大国从来不缺少智慧,缺的是发掘智慧的体制;中国在近年的世界事务中频频失手,应对不暇,显现出中国缺少智囊。我认为他看得很准,很对。美国的社会机制能够使智者出人头地,英雄有用武之地。美国的外交及军事策略筹划周密,谋虑深远,要害和要点找得非常准,即使恕不可恶,对阿用武,对战争中及战后的总体形势的估计,掌控却非常准确细致,常常是走一步,观三步,备用方案齐全,一旦发现实施中的失误,很快就能纠正过来,不会因小失大,影响全局。反观中国,首先对突发事件没有相应的应对程序,一切都得等领导人开了会才能决定,一些技术操作也要经过高层批准。一方面反映出中国政府对世界形势,周边形势,可能的形势变化没有充分的了解和研究,没有后备方案,遇事往往临时抱佛脚,应对措施不连贯,不系统,前后没照应,里外不一致。另一方面说明领导层对下级的控制极严,下级领导或做具体工作的在第一线的人员没有多大发挥聪明才智的余地,一些必须的基本应对措施因没有准备或常识而不能及时付诸实施,本来是小事,中事,结果却酿成大事,常常因小失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在今日中国大概很少有人提或敢于提了。

在管理国家,治理社会,调控经济等方面,中国政府尤其显得谋略不济,举措不准不当,失误连连,例子比比皆是。以下我举民族问题,邪教问题,经济改革问题加以论述。这些问题似乎与我们研究的中美战略争夺的主题无关,但我以为,不研究中国国内问题而去设计中美攻防战略,是本末倒置,纸上谈兵。我们可以轻易地做出结论,认为美国霸权主义的堡垒从内部坍塌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中国这座堡垒从内部坍塌的可能性有多大呢?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只要中国在中美长期对抗中不要突然崩塌,中国就赢得了对抗战的初步胜利。如果通过我们的分析能够证明中国不会倒下,这比我们设计十套对付美国的战略方案都更有意义,当然也更鼓舞人心。

中国建国以来解决民族问题有独到的方法和成功的经验,是世界上少有的获得成功的国家之一。民族融合已成事实和定局,培养的大批民族干部基本上能够贯彻国家的政策方针,甚至做得比内地省份都要好,在各民族群众的观念和思想中,中国和本民族已经不再有明显的心理上的和事实上的障碍和界线了。这是当今政府可资利用的很好的工作基础。一些所谓的民族纠纷仅仅是“事件”或个例,不能代表整个民族或地区的现实状况。可是自九十年代以来,这些问题被扩大化了,政治化了,被举到了不应有的高度或严重程度。网络上的一些追求民族独立的人物不能实事求是述说情况,客观分析历史,理性剖析现实,为既设命题网罗证据,牵强附会,混淆视听,实在让人难以信服,愿意为所追求的“事业”和本民族承担历史责任的英雄不应是网络上的人物们那样的理论和智力水平。中国政府对消息流通历来严格控制,境外如何鼓噪,传不到境内百姓或民族群众耳中,就等于没有。少数追求所谓独立的人物们很难通过有限证据和社会宣传来策动少数民族百姓追随他们,但是过去几年里,这些问题或舆论愈演愈烈,发展到别国也想开嘴叩问的地步。这一方面有西方的推波助澜,更主要的是他们显然借力成功,借的力就是政府的力,政府“宣传”的力,而且还借用了群众对政府在其它方面不满产生的离心力,混水摸鱼,借刀杀人。对西藏问题,“疆独”,“蒙独”等,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政府,冷处理比热处理效果要好,少说比多说要好,做了不说或少说要比少做多说为好。中国恐怖事件本来就不少,且不一定是搞独立的恐怖分子干的。要消除其不利影响,只要一人一事一件件当常规事件处理,而在背后做调查,找根决的对策,就可以控制事态向严重方向发展。而政府在大会小会上强调重视,坚决打击,反复宣传,到了下边,浑然不知敌人和危险在哪里,让他们往哪里打?结果造成下层干部群众恐慌不安,厌恶反感。美国“具备”恐怖分子发威的各种机会和条件,而中国相反,对付恐怖分子可以不顾人权和法律,解决起来容易多了,纵使恐怖基地设在邻国,也可以通过与邻国发展友好关系,交换条件等步骤慢慢解决,何须借用外力?既借外力,如何使用?却没有完整系统的若干套策略指导。逼人家在台湾问题上表态,能解决问题,达到目的吗?全部是乱弹琴!这说明中国对美国反恐战争的真正目的根本就没有清楚的判断,和俄罗斯一样的傻。而对民族问题未能作出一个切合实际,实事求是的判断,是导致决策盲目的重要原因。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是乏智者的通病。

中国和印度有许多不同,但有一样是相同的,那就是在走向大国的道路上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法轮功和青红帮,天地会不同,没有明确坚定的政治目标,“教义”或理论并不高明或先进,不可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更不象当年的共产主义理论,即使是普通人,一经点透,就可能产生革命行动,去杀地主或资本家,因而不可能成为一个威胁现政权的政治团体,完全无必要将之抬升至如此的高度去重视。而所有的邪教,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由于其追求的目标虚无缥渺,距离现实太远,他们最终都要走进死胡同,或者分裂,或者走上极端而毁灭自己,成员就会分化瓦解,大多数人都会觉悟而自动放弃。如果政府能够多些忍耐,以静制动,等待时机成熟再动手,那就会省力得多,效果却会好得多,大多数群众都会拥护的。而如今,匆忙搞所谓“定性”,逞一时之威,花大量的时间,倾全国之警力,人声鼎沸,怨声载道,海内外沸反盈天,尚不知何时才能了。日本,美国都曾出现甚至现在就有许多邪教组织,政府处理起来,冷静自如,未造成大面积人心不安和不良的社会影响。这说明邪教组织没有那么可怕,并不难对付。中国近年下岗和待业工人越来越多,已经形成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各种恶性案件无不和这不利的社会环境有关联,这是需要对付的重点。从政府角度讲,本来应祈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省一事则省一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本来警力不足,派出所,法院等执法机构普遍经费不足,办案子甚至需要原告掏汽油费;本来需要花大力气侦察研究可能的恐怖行为,压制少数人搞民族分裂的活动;现在却被迫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对付邪教上来,轻重缓急不分,本末倒置,得不偿失。这世上无人不知中国政府是有威力的,但滥施威力,终有力竭的时候;蓄力不发,以威慑众,容小逆以示大度,引大逆援为己用,还小民以宽仁,远国家于纷扰,倾力于固本,着眼于长远,这本是善治大国者须知的常识。远有明朝用警察治国,剿灭国民人性和灵性,朝中几无智者谋臣,小人贪利,引祸亡国。今有前苏联依赖党棍和警察施政,大权集于恶人白痴之手,大难临头,天命系于毫发,国运决于偶然,治国者弱智失策,当诛!这应足以警示中国的当政者了吧!

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开放有余,改革不足,尤其是经济改革,几无建树。且不说政府经济举措如何不智,中国那些不成气的经济学家们应当受到责难。老一辈经济学家在他们那个时代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应该肯定的。在改革开放以后,老麻将已经解决不了新问题,应当少说话,多反省。可是有人面对八十年代前期的物价上涨,居然宽慰领导人说,物价上涨是暂时的,随着生产的发展会降下来的。他们连基本的现代经济的特征都不清楚,还来指导国策,请问,这是学人的风范,还是当官太久了养成的胡说八道的毛病?邓小平等领导人都不是经济学家,他们可以做出惊天动地的政治决策,却不可能对中国的经济从根本上,从长远作出理性的估计和预测,“摸着石头过河”,是他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作出的选择,也是对经济学人智慧的呼唤,深切的期盼,是在求你们经济学家指条生路!可是老人家盼到了什么呢?赵紫阳固然搞过“经济”,可他搞过的哪里是“经济”呀?《世界经济导报》上连篇累牍载文劝老赵说,放开价格,是迟早的事,就象大冬天游泳,水冷不敢下水,可迟早要下,迟下不如早下!杭州会议上,老赵却了阵,折中,搞了个全球独一无二的价格双规。这个双规,害苦了中国的经济和中国人民。其实,当时中国学者认定的价格问题仅仅是严重经济痼疾的表像问题。价格,马克思已经说得再透彻不过了,是价值的符号。当时中国的企业连自己生产的产品真正的价值都不知道怎么算或算出来都不是其真实价值的体现,而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产业行业垄断以及经济资源不流动的状况决定,当时中国的经济社会中根本就没有使价格“浮动”起来的条件,或者说,价格只会浮动一次,有垄断条件的企业产品价格上去了,上得再高也有人买,而原来为仓库生产的企业产品只掉一回,没有人买,企业又不能破产,政府拿它们怎么办? 如果老赵果真放开了价格,其结果和价格双规一样害人民害经济。到了李鹏手上,把承包制引进了工业企业。86年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气得我喝了通闷酒。一个承包制,把所有问题都冷冻起来,根本不是改革。所谓“生产责任制”在农村取得成功,本质上并不是“承包”发挥了作用,而是这种做法,相当于将土地分给了农民,使农民与土地,劳动与收益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了千百年来农民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的梦想,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把“承包”的方法推广到工业领域,是行其名而无其实,仅仅做到了把少数人或小部分劳动者,也就是承包者的劳动与收益的结合,而并没有改变广大劳动者与其使用的生产资料或劳动收益相分离的状态。承包者籍承包制度赋予的权力可以对劳动者实行一定程度的较以前的管理方式更为有效的约束或强迫,从而提高了一些生产效率。由于承包人享有极大的权力,劳动者无法监督他们对资产和收益的使用和分配,国家也没有相应的机制做到这一步,用一纸合同和不明不白的,随意的上下级关系或行政行为来管理和约束企业或承包人,指望此种方式培育或打造现代企业,实在是荒唐,因此导致的国家或集体财富的浪费和流失,进入九十年代,几乎到了失控的状态。

从承包制以后,中国经济根本就没有再做什么有深远意义的,制度性的改革,中国的经济政策由于没有清晰的经济改革思路,找不到真正的问题所在,左右摇摆,忽前忽后,前后矛盾,被民营及外资经济逼着走,根本就没有执行什么明确的经济战略或发展方针,到了今天,国营经济和国营企业成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问题,而政府除了把它卖掉或使其破产之外,已经束手无策。我在八四年的时候,读了一些介绍美国,日本和西德经济的书,大受启发,在课堂上提出运用股份化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设计了一套如何计算和分配股权的办法,大致是,一个一百万资产的企业,建厂以来企业挣来的由企业全体工人分配股份,原国家投资资产净值算国家股份,以后按股分红。可惜那时太嫩,小鸡出壳就打鸣儿,差点惹上麻烦。有一位经济学家没糊涂,厉以宁,他提出,必须从解决所有制问题入手,把国家企业服份化,首先明确所有权,把县以下国营和集体企业全部卖掉,培植民营经济基础,等。可是反对的人一个问题就把他噎死了,谁来买?谁能买得起?

其实如果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府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塑造国营企业的产权机制上,如厉以宁所言,把县以下国营和集体企业全部私有化,但应“分掉”而不是卖掉,变成股权形式控制的自由企业,而大中型国营企业,按我上述办法,分一部分给企业和工人,让工人也象农民一样有块“自留地”,“口粮田”,国家和地区控大股而不参与经营,允许交换股权实现产业联合和重组及发展地区经济一体化,将重要科研生产军工企业或各行业核心研发生产企业组织成大型联合企业或集团企业,瞄准国际同类竞争对手,提升国家科学技术实力,形成技术诞生和扩散的基地,促成核心优势产业发展,带动边缘产业和企业,甚至控制中小企业伺服于核心企业。作为股东的生产者可以帮助自身,从而也就帮助国家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控制国有资产,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真正结合,面对企业面临的困境,股东们不会采取事不关己的态度,或者至少使他们具有一定的法律保护的过问,监督管理者的权力,即使失业,也不会象今天这样一贫如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在民营企业借自由灵活的特点和开放外力,长足发展的同时,国有产业可以依靠自身优势,在不同层次上求得发展,即使与外资联合,也有相当的实力而不会轻易被吃掉,而有条件的企业和行业通过内联外引,可以借外力向世界型巨型企业发展。这样中国政府至少可以把握相当一部分经济资源或经济核心资源,用来支持和控制整个经济,实施长期的,重大的,关系国家命运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如果那样,中国政府在今天及今后调控宏观经济,解决与省市地方的利益冲突,改善民生等方面,就不会软弱无力,收效微薄;在应对外来挑战和竞争,发展高精尖等主导产业,就不会束手无策,坐以待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本是改革开放的初衷,但不幸的是,中国搬来“他山”的石头却砸了自己的脚。

回顾过去二十多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在需要加快改革的时候放弃了改革,在需要解决核心本质问题的时候瞻前顾后,迁延回避;在需要放手发展,与民营外资经济拼博的时候,却捆住国企手脚或不思进取,在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已经壮大,并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开放市场,拆除贸易壁垒的时机大举进犯的时候,却把国企完全推向市场。中国新闻报道成都市政府将国企“清除不良资产,等待跨国公司购买”,我真想找他们家祖上理论理论!当今的做法,等于否定了中国以往经济建设的成就,抛弃了计划经济固有的一些优势如已经完成的产业专业化分工,重大生产布局等,重打锣鼓重算帐;让运营机制不健全,已经百病缠身,营养不足的国企,去与后起的产业生力军对阵,是存心不良!目前中国的经济已经不是在改革,而是在逃亡。《国家社会主义是经济改革的正确道路》(###. html 或军事论坛文库)一文提出了整套改造国企的想法,笔者很荣幸曾持与该文相近的观点,但很明显,实施这样的计划为时已晚,世贸组织的规定限制这样做。中国的经济改革早已经窜了味儿!

如果我指责中国的经济学家没有认真思考改革向何处去,是不对的,不符合事实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营经济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等提法是相当有深度和远见的,可以称之为真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可惜,他们没有找出如何保证和实现“国营经济为主体”的根本途径和有效办法。这就象开车的人和坐在旁边帮着找路的人,车已经行至路口还没有搞清楚向哪边拐,开车的人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开,走对走错,只有走上一段才知道。今天中国这车还能掉头重开吗?是不是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了呢?

人们都认为陈云思想顽固,抵制改革,其实陈老关心的是,既然你们改革者要搞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市场经济,那么你们准备把这个国家的家当怎么样处理,是让它发展成真正的可以发挥主导作用的经济成份,还是你们阳奉阴违,根本就不想把国有经济搞好,已经对它绝望了?民营私有外资经济迅猛发展,而国有经济原地踏步,日渐削弱,这社会主义怎么搞,我们的国家如何为大多数普通人民谋福利?陈云在八九十年代几次发出警告“诸侯经济,国将不国”等,遍中国无人应答得了!邓小平当然答不了,因为他不懂陈云到底在担心什么。而整个中国经济学界,无一人能够从经济发展与国家兴亡的角度,高瞻远瞩,告诉当政者,什么是重中之重;国营企业,事关中国社会主义存亡,必须采取断然措施,不能半死不活,容忍非国有经济夺去半壁江山!改革开放是唱双簧,改革改不出明堂,光搞开放,那是在引火烧身,引狼入室,断送国家,灭亡中国!今天,陈老的担心不断被验证,外资也可买国营企业了,中国的国有经济,老百姓的血汗换来的家业,将要渐渐地,不断地,出让给外人,或让人买了再掐死,把中国最后的脊梁骨砸断!中国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未能做到“工者有其股”,工人阶级将要再次成为“无产阶级”了。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改革最大的失误,是犯了“路线错误”!那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马克思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真正完全的结合,但马克思什么时候说过生产资料国家所有的形式就能实现这一目标呢?国家所有其实是完全剥夺了工人“所有”的可能,把生产资料与生产者彻底地分离开了,与马克思所主张的背道而驰。那些中国的西方经济学家们,抛开根本的,悬而不决的产权问题,运用所谓先进的研究方法,有效的分析工具,抓住局部,不及其余,能够制定出有效的方案,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吗?更不必提朱氏损招,把房改认作是经济改革的突破口。中国的工人干部多少年来只得到基本的维持生活的报酬,他们创造的财富已经全部交给了国家,让他们买房,是对他们的第二次剥夺。住房改革使大部分社会主义老百姓在改革开放以后再次成为赤贫。出此策者,只顾为国家敛财,不为百姓着想,大智却不仁!本来严格税制,加强税收,同样可以增加国库收入,而且其附带正效应多多,施政者避重就轻,拣软的掐,为行不义,为枉天道!非英雄所为。

在经济学家无法提供有效指导或可行对策的情况下,经济改革只能是当政者们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随意之举了。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归咎于许多原因,但我却认为乏智是主要原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政府乏智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对于我们所关心的大国争夺的主题,这已经足够了,十分明确了。中国政府如果继续乏智,这个大国,连同中华民族,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断送掉。

所以,中国为赢得中美对抗的胜利,或者保全中国之大国地位或中华民族的利益,我开出的第一剂药方是“增智”。我知道这种说法无关痛痒,似是而非,但是对百病缠身的中国,千头万绪的病因,难道我们要开出一千剂药方,或者一剂万能药方吗?中国社会的思想者,是人类社会最痛苦的一类人!

在本文中部分,我声称经济战是决定中美对抗中美国能否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但这一命题反过来却不能成立,也即中国能否取胜并不主要取决于经济战。因为美国即使经济战败了,他还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科技实力,及调动世界资源和同盟国力量的能力,可以继续威胁中国。中国即使经济战赢了,但处于劣势的其它方面如果不能为庞大的世界工厂提供安全和政治保障,既得的利益也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如果美国企图控制中国经济主动权的努力不能奏效,美国的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战略措施的有效性将会因此大打折扣。双方经济争夺犬牙交错,互相牵制而不分胜负,中国运用其它适当的战略仍有获胜的可能,也就是说,只要中国经济不倒,美国就奈何不了中国,中国就有回旋的余地和进一步争夺的资格或条件。这仍然是对中国有利的一种态势,是走向全胜的基础和关键条件。任何一方的胜利不会是一场军事大捷,而是双方综合力量或战略优势的对比发生一定倾斜,形成倾向一方的有利态势。 而目前这种态势明显倾斜在美国一方。经济争夺战是中美“牛虎”之争的核心内容,是扭转战略态势的关键所在。

美国的强大主要表现在军事实力,高科技和强劲的投资和购买能力上,但它们主要是建立在“美元”这一世界货币基础上的。已有高人高论在先,请参阅《美元的秘密--金元帝国的力量基础》( 234351.html )。该文精彩论述摘引如下:“美国经济的强大是靠美元来支撑的。由于美元是最普遍的国际储备货币,各国均持有大量美元作为国际贸易的结算工具,各国储备的增长,要靠美国国际收支持续出现逆差,同时各国为了获得美元而尽量低价在美国市场销售产品。。。这样美国就能发行(超过满足国内流通所需要)美元纸币用最低廉的价格换取外国的产品(而不是用本国的产品来交换)--这就是美元的秘密!。。。美国政府。。。为了弥补每个财政年度产生的巨额赤字,每年都 要发行大量国债,而美国国债最大的买主就是持有美国储备的外国政府!。。。(美国)用无内在价值的印刷品(美元纸币)换取外国财富之后又用另一种无内在价值的印刷品(国库券)换回美元以弥补国内庞大的财政赤字。。。脱离了美元的支撑,美国经济并不强大。。。中国要强大不仅要发展国内经济,还须摆脱当前美元体系的束缚。。。如中国一味追求单打独斗挑战美国,不免重蹈苏联的复辙。”笔者全盘接受上述观点,并以此作为以下分析的重要依据。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美国资本进入中国打开了大门。中国的投资成本低廉及智力资源丰富会吸引更多的美国资本投到中国来。但是,从长期来看,美国并不会把大笔投资放到高科技项目上,帮助中国发展高技术产业。而一般工业技术并不是美国的强项。美国的优势是拥有雄厚的资本,最感兴趣的是中国的金融业。控制了中国的金融业,就等于控制了中国的经济。中国产业发展最缺乏的就是资本。在国内资金不足,内资银行和股市筹资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中国产业必然转向外资银行寻求帮助,就很容易落入美国金融资本的手掌中。由于美国资本投向往往与政府战略进攻方向相一致,或者资本投向决定美国战略进攻方向,美国其实很容易达到控制中国产业的目标。一俟美国资本在中国社会资本供给总额中占有较高或决定性的比例,外资银行紧缩贷款,或抽走资金,中国企业就会面临周转不临,被迫停产的局面。入世谈判中中国之所以紧紧守住外资参股中国金融企业的比例,正是基于上述担心。比较而言,日资,欧资,韩港台资本并没有美国资本那么强大,纵使开银行放贷,也很难做到足以控制整个行业或某些产业的程度。只要中国的企业在使用资金上注意多元化,不要过分依赖美资银行,中国政府少贷美国的款,就不会有落入美国圈套的危险。但是如果美国银行凭借其雄厚资金,以低利率为诱惑,谁能保证中国企业不上钩呢?纵使政府心里明白,可能有什么办法让企业也明白,制止企业的自杀行为呢?很显然,不管我们制定再怎么高明的策略,如果企业和社会不配合,也是徒劳无益。

中国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如果没有对美国的大量出口,是不可能达到目前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的。但这种状况并不会永远继续下去。中国自身生存,将需要越来越多的资源,继续出卖廉价产品在不远的将来将面临难以为继的局面。美国需要中国的产品,但美国经济并不依赖中国经济。如果中国某一天退出美中贸易,很快就会有其它国家替补中国的空缺。但是如果中国向美国出口的路被堵死,大批企业就会没有出路,经济衰退是肯定的,而且因此会加剧国内业已存在的失业,财税收入减少,教育,扶贫,社会保险和福利等方面的问题,引起社会动荡,产生非常严重的联动后果。美中经济利益相连,但目前并不紧密。与美国经济真正“紧密”的是欧日等发达工业国。单单从经济利益的依存关系上判定中美关系战略走向是不准确的。

中国经济内需不足,当前过分依赖对美出口是现实。而要改变这种状况,不一定要减少对美出口。李敖有怪论,大意是,如果一个少女被流氓看上了,要主动迎上去,嫁给他,再把他掏空,然后离他而去。网上评论指出,不等掏空流氓,流氓就已经把少女折磨死了。此论此评颇有道理,笔者给中国开出的第二剂药方恰与之暗合。如果中国能够继续扩大对美出口,甚至达到控制世界发展中国家对美产品出口的地步,使美国更加依赖中国或依赖中国统一起来的发展中国家对美出口的暗盘组织;中国不是光把自己搭上去,而是通过发展自己的生产力,控制和抽吸世界资源,通过强大的经济实力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或我们感兴趣的产业,进而达到控制世界中低档产品或美国所依赖的世界产品的生产,或者,把目标定得更明确一些,中国可以集中力量占领对美出口的中高档产品市场,而把低档产品如鞋子袜子等生产和技术放到其它发展中国家,这样,对美出口的依赖也就没什么可怕。纯粹独立和自成体系的经济在今后的世界上是很难生存的,互相依存,彼此利益揉合在一起的状况,将是世界经济永久的态势。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国与国之间的敌对状态和激烈冲突乃到战争。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经济有其独特的优势,中国可以通过发挥自身优势,建立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体系,与美国经济的关系,既依存(而不是依赖)又独立,或可称“双赢”或“双活”,从而达到有效对抗和扼制美国霸权的目的。

在世界范围内比较,中国经济有以下几点特别且有价值的优势:
(1)中低档工业产品生产技术比较成熟,处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水平。向发达国家输出不可能,但在发展中国家中市场潜力仍然是巨大的。
(2)中国的工业和消费品市场潜力巨大且处在增长中。这是大国经济的优势,也是保证中国经济发展不至于为世界或外部经济动荡而被迫中断或夭折的有利条件。
(3)中国的智力资源是发展中国家中最为丰富的。这其实是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大国的原因和赖以成为真正大国的前提条件。
(4)中国政府对经济有较强的控制能力,便于实施重大经济战略计划。这是所有那些跳入了市场经济泥潭以后的发展中国家所不具有的条件和办不到的事情。中国其实仍然处在跳与未跳的边缘。也就是说,中国还有救!!!

发展高精尖技术固然重要,但对整体技术水平较低的中国经济或工业而言,配套工业和技术跟不上,无法建立起现实的经济优势,对整体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有限的,而巨大的投入和开发成本是国力难以承担的,甚至相当于喝自己的血补肾壮阳!五六十年代勒紧裤带,勉强为之,虽属必需,实为无奈,不是发展和壮大经济的有效途径。当今中国政府确立的对重要科技坚持适度投入,长期跟踪研究,掌握发展动向的策略是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做法,也是非常高明的决策。我们嘲笑印度一个接一个的庞大计划,还不是因为它自不量力吗!客观上中国并不具备与美国较劲的整体经济和科技实力,但并不等于样样不行,某些产业和部门,比如航天工业,可以利用和发挥已有优势,经过不太长时期的努力是有可能建立优势,与美国或西方国家并驾齐驱,从中获益的。但中国没有必要与美国在高科技上展开全面竞赛或称“迎头赶上”,发挥现有优势,另辟蹊径,也是可能的。所以当政者没有必要听了某个领域的专家哭爹喊娘“一定要上”就感动得匆忙拨款,关键是要有个整体战略和规划,按步就班来。

在八十年代中期国内有学者就已经注意到美国经济正在“空心化”。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发现。美国产业淘汰中低端产品生产,向国外转移生产力,并不是政府或产业界非常情愿的事情,而是为不断上升的生产成本和有限的劳工及自然资源所限制,不得已而为之。本国生产建立在进口产品的价格和国内高昂且呈刚性和上升趋势的劳工成本之上,而进口产品的价格从长期来看也必然上升,导致美国本土生产的产品成本和价格亦呈刚性,大大削弱了美国产品的竞争力。美国寄希望于高端产品获取高额利润来弥补出口不足也很难实现,因为美国所谓的高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并不能形成完全价格垄断,其它工业国同样能生产和出口同类产品,比如民用飞机和军工产品,而且此类产品的世界市场非常有限,几乎是屈指可数。“空心化”解决了美国产业某一时期或某一发展阶段上的暂时性问题,却给美国经济长期发展带来不利影响,造成经济结构上的单一化缺陷和增长不稳定。一旦美国经济陷入危机,通货贬值,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就会动摇甚至被破坏,进口产品及国内物价上涨,已经形成的高昂的经济成本等,会使经济回复变得非常缓慢和困难,而美国大手大脚的刚性政府支出将难以为继;远较其它国家低得多的居民储蓄率意味着国民更少经济能力和耐心渡过经济难关。换句话说,当今的美国经济和社会以及政府是经受不起一次大的经济危机打击的。美国政府非常清楚本国经济的致命缺陷。他们能够运用的手段是尽量维持世界和平,创造有利于世界贸易发展的良好环境,不惜动用军事手段,消除任何威胁美国资源供应和产品流转体系的不利因素,动用各方面力量,努力维护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自二零零一年开始的美国经济衰退,并不是我们所讨论的经济危机。造成这次经济衰退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高技术产业的兴起吸引了大量的社会投资,而其中又有很大部分是非常盲目的,想乘机捞一把,或生怕错失良机,而投入的资金,根本无投资效益可言,投资带来的效率的提高却未见得相应增加收入。等投资花光了,没见着利润,倒闭关门是必然的结果。具估计,美国经济需消化掉近一万亿这样的投资成本(股市泡沫)才有可能回见起色。这次衰退并没有动摇美国经济的物质基础,也即美国的资源和国际货币体系,因而不会造成美国深度经济危机。

美国经济“空心化”不是特征,是问题,可以为中国所用,而且运用起来并不复杂。(1)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目标就是变成“世界工厂”,但不是光卖本国资源,而是要采取赵紫阳时期曾经风行的说法,“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继续和扩大对美国的中低档产品的出口,加深美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这是不是战略的战略,中国必然走这条路。如果走成了,走到底,却有奇效。四小龙操此招成功,却因其“小”而不能获全胜,中国将因其大而立于不败之地。试想,“世界工厂”如果塌了,这世界岂不危矣?发达国家该如何应急?中国之“大”,是中国干任何事情不致全败,甚至取得全胜的根本。(2)输出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扩大中国中低档工业生产技术的输出,扶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使之逐渐加大对中国经济技术和投资的依赖,通过或明或暗的手段发展产品价格卡特尔,逐步建立中国产品价格在世界市场或美国市场的指导地位,把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中国的经济“同盟国”,建立对抗世界经济和政治强权的“统一战线”;这是世界众多国家期望的,又不便说出来。只有中国具备这样做的条件。这听起来有点儿悬,做起来未必难。本质上,这种做法是任何有雄心大志的企业必走的一步棋。难是难在中国的企业能否足够大,足够强,并且企业领导人是否有世界眼光。(3)非洲是资源富庶且未完全开发的大洲,也是美国在战略上未重视的地区。中国要走出去,利用老朋友,发展新朋友,开发那里的资源,既向美国输出,也向国内输入,目的是扩大中国的资源来源,尽可能多的控制世界资源产地,为将来的中美争夺增加筹码和战略机动能力。这是当年大小帝国主义之所为,在他们自认为已经脱胎换骨,修道成仙,不齿为下三滥的今天,却是中国可以利用的大好良机。(4)大力发展边境贸易,扶持周边国家发展经济,把他们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利用中国的地缘便利,扩大中国的经济影响,努力消除他们对中国的猜忌,密切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中亚及广阔的西伯利亚,不为中国人民所用,违实可惜。武力征服既无可能,通过发展经济关系达到目的,却是事半功倍的好事。南亚及东南亚国家,如果经济与中国连为一体,再加军事压制,何愁边界海域争端不消,美国又有何奈?美国之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东征西伐,一个重要原因是世界总有那么多份争和动荡,为美国提供了介入的理由。如果中国能够把周边的国家和事情处理好,或者使他们相信中国胜过美国,愿意听从中国的安排和调解,美国就很难在亚洲施展拳脚。而如果中国连家门口的事情都 料理不好,还谈什么大国威风?“近水楼台先得月”同样适用于中国的世界战略。中国以往没有能力这样做,今天却可另辟蹊径,大展宏图,且无副作用。中国要扮演和充当“一切为了经济”或“一切向钱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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