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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牛虎”之爭:美國的策略與中國的對策(下)
送交者: 索額圖) 2002年02月21日16:53:42 於 [軍事天地] 發送悄悄話

中美“牛虎”之爭:美國的策略與中國的對策(下)

索額圖

本文是《世界資源之戰與中美“牛虎”之爭》的續篇。前文請參閱二零零二年一月十六日“軍事論壇”文庫。 本文分三部分,一,中美“牛虎”之爭不可避免;二,美國的策略;三,中國的對策。如感興趣個別討論,請通過EMAIL聯繫:SUOETU@YAHOO.COM

(三)中國的對策
中美“牛虎”之“爭”不一定是戰爭,也不意味着中國旗鼓相當才有資格“爭”。由於雙方都是核大國,衝突演變成世界大戰或者兩個大國之間的全面戰爭,其可能性非常小。長期對抗和局部衝突,既合作又對抗,將是這場爭奪的主要特徵。這場爭奪並一定有明顯的勝負結果,而是以雙方綜合力量或戰略優勢的對比發生一定傾斜,最終形成傾向一方的有利態勢為特徵。它將決定美國能否繼續稱霸全世界,中國有無可能成為真正的世界大國,世界有無可能前進到三極鼎立的局面。作為戰略主動方的美國已經開始布局落子,不管中國有無意願或是否準備進行這樣一場爭奪,他必須應戰,別無選擇。之所以如是說,分析一下“無限正義”行動的背景便清楚了。

在美國制訂的未來戰略衝突時刻表中,中美爭奪被列為首位,最先到來,最為肯定;與俄羅斯或歐元國的衝突排在其次,最為不確定。美國作為既得利益者,希望來自中國的挑戰或危機來得越晚越好。這樣美國有足夠的時間和軍力以不對稱優勢,儘可能消除來自較弱的地區和國家形成的威脅或發動的攻擊,以便在未來的爭奪中徹底孤立中國。美蘇對抗時期,美國並不占有絕對的地緣,資源及軍事優勢。蘇聯頹勢顯露之後,美國意識到,擴軍備戰,奪取利益,從沒有比今天更有現實意義,更少攔阻和困難,更為可能,更多收穫,更為快捷地達到目標。於是立刻放開手腳大幹起來。打利比亞,消除地中海運輸通道的安全威脅。打伊拉克,重占石油產區。南歐,工業及文化發達,小國密集,政治複雜,地處歐亞中心區域,這裡的任何變化都可以影響和波及周圍許多國家,而這裡又沒有一個絕對權威或強權的國家可以左右地區局勢。蘇東時代,美國在這裡沒有發言權。科索沃之戰,美國如願以償。911事件,只是幫助美國政府下了一個決心:遲早要收拾他們,晚動手不如早動手。

恐怖襲擊不可能消滅或拖垮美國,因為它不能從根本上動搖美國的經濟基礎,破壞美國的經濟體系,消滅美國霸權賴以推行的軍事力量,瓦解在大部分情況下選擇支持美國的西方陣營,即使有兩顆原子彈在美國爆炸也會是這樣。只要有資源保證,只要有經濟實力,即使經濟衰退不會妨礙政府推行世界戰略。美國之所以要延伸“反恐”戰爭,除了有限的“反恐”目的之外,主要的戰略目的就是,利用“反恐”戰爭,進一步擴充美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奪占世界戰略要地,鞏固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市場經濟體系及資源供給體系和左右地區局勢的能力;將小的敵對的國家轉變為可控制的乃至友好的國家,壯大聯合陣營,建立群眾基礎,爭取多數,孤立少數,建立統一戰線;為美國在將來與中國或俄羅斯之間的爭奪中爭取建立絕對優勢。所謂“邪惡軸心”,缺了中國,伊朗和朝鮮怎麼能變成一根“軸”呢?如果某一日中國通過阿富汗與伊朗結盟,擺動朝伊猶如左右臂膀,伊朗布設水雷,轟擊商船,朝鮮陳兵三八線,導彈瞄準東京,中國出兵或台灣,或釣魚島,或南海諸島,美國怎麼應付得了這根“軸”哇?美國拿下阿富汗,就等於斷了中國的右臂或運用左右膀大計的幻想。如果美國再滅了朝鮮,中國將變成一具胴體也!阿富汗倒進西方的懷抱,誰最該傷心呢?從“流氓國家”到“邪惡軸心”,稱謂的變化其實暴露出美國戰略界對中國態度的變化。這一代總統講的髒話最多,雖然這不一定和九十一分的智商有關,至少可以反映出他的心情和感受。認真研究研究,不也能發現許多有價值的信息嗎?誰從克林頓或老布什嘴裡套出過什麼嗎?現行的美國戰略政策其實從他們那會兒就已經開始了。可是那時的中國意識到了什麼,做了些什麼呢?那時的中國戰略界好象在找“夥伴”,“朋友”,展望未來,中美關係前景光明,陽光燦爛!美國,過兩天兒讓我們總理炒兩菜,來我中國喝二兩噢。。。。。。畢竟,今天的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了美國的險惡用心。所以,從這一角度看,中國應當喜歡小布什這樣的總統或對手,應當感謝他才對啊!

環顧世界,中國妄想將來放馬馳騁世界的戰略空間已經十分有限了。美國今天及今後反恐戰爭所做的一切,不管有意無意,從長期看,在客觀上,都將產生不利於中國的後果。美國當年撤出菲律賓基地,最可能原因是火山灰飛揚,不利飛機飛行,做為戰略基地不太安全,否則,美國決不會放棄這塊可以堵截中國,左右地區局勢,挑唆事端的前哨陣地。美國的能耐表現在失去的,還能找回來。中國丟了的地方,甚至是有塊邊界不清楚的地方,也要儘快搞清楚,畫成地圖,簽成條約,永世不得反悔。大小國之間,到底是誰怕誰反悔?英國為何劃一條麥克馬洪線?美國為何在二戰後不讓日本歸還釣魚島?中國不會是腦子有問題,而是思維邏輯有問題。幾十年中有幾時中國的領導人有功夫靜靜想一想將來的中國要成個什麼樣,子孫後代該怎麼過,中國的生存空間夠不夠?除了個別時候,某些領導人“跳越”式的眼光可以投射五十年,一百年之外,大部分時間裡,中國人的眼光最多能看到,或只願意看到今後五年!近二十年來莫不如此。

以前有一部國內的小說,講一個大學生,生活處世態度消極,對什麼都採取不爭的態度。畢業分配不爭,去做中學老師。當老師不爭,什麼都不是。經濟拮据,日子過不下去,就去賣魚。別的魚販子欺負他,實在忍不下去,和人吵起來,結果讓人家一刀子捅死了。人無大志會變庸俗,不爭則輕,則卑,則衰,則亡;國無大志會變浮躁,不爭則失,則危,則妄,則覆。

這聽起來好象一種好戰的鼓譟。其實,人無遠慮, 必有近憂,國家又何嘗不是這個道理呢?一戰,二戰是一群惡狼在斗,今天的世界就沒有狼了嗎?後現代殖民主義者們是一群學會了用假寐來迷惑獵物的狼,而且他們由一隻兇猛的老虎領導着。它們收服和馴養了大批的羊,有羊吃的時候,它們不必急着去撲倒那隻老牛。它們的捕食戰術較他們的前輩高超,不愁飢餓,不必發瘋,它們有耐心,它們能等待,它們在大多數情況下都很安靜,它們要讓老牛感覺到這世界原來很安全,很詳和。可是“放牛娃”不這樣想。他不能把牛變成狼,但他試圖讓牛明白自己的處境。他知道狼的本性和陰謀,他知道老牛必須學會象狼一樣狡猾才能戰勝狼,至少要比斯大林狼聰明才行。

老牛要變狡猾,或變聰明,最重要的一條是獲得智慧。中國要與美國及西方陣線作長期鬥爭,就必須首先擁有智慧和高智慧的人才。

國與國之間的較量首先是從鬥智開始的。鬥智不成,才會走向衝突和戰爭。外交戰是典型的智慧計謀的較量。平可夫去年有篇文章,稱大國從來不缺少智慧,缺的是發掘智慧的體制;中國在近年的世界事務中頻頻失手,應對不暇,顯現出中國缺少智囊。我認為他看得很準,很對。美國的社會機制能夠使智者出人頭地,英雄有用武之地。美國的外交及軍事策略籌劃周密,謀慮深遠,要害和要點找得非常準,即使恕不可惡,對阿用武,對戰爭中及戰後的總體形勢的估計,掌控卻非常準確細緻,常常是走一步,觀三步,備用方案齊全,一旦發現實施中的失誤,很快就能糾正過來,不會因小失大,影響全局。反觀中國,首先對突發事件沒有相應的應對程序,一切都得等領導人開了會才能決定,一些技術操作也要經過高層批准。一方面反映出中國政府對世界形勢,周邊形勢,可能的形勢變化沒有充分的了解和研究,沒有後備方案,遇事往往臨時抱佛腳,應對措施不連貫,不系統,前後沒照應,里外不一致。另一方面說明領導層對下級的控制極嚴,下級領導或做具體工作的在第一線的人員沒有多大發揮聰明才智的餘地,一些必須的基本應對措施因沒有準備或常識而不能及時付諸實施,本來是小事,中事,結果卻釀成大事,常常因小失大。“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在今日中國大概很少有人提或敢於提了。

在管理國家,治理社會,調控經濟等方面,中國政府尤其顯得謀略不濟,舉措不准不當,失誤連連,例子比比皆是。以下我舉民族問題,邪教問題,經濟改革問題加以論述。這些問題似乎與我們研究的中美戰略爭奪的主題無關,但我以為,不研究中國國內問題而去設計中美攻防戰略,是本末倒置,紙上談兵。我們可以輕易地做出結論,認為美國霸權主義的堡壘從內部坍塌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中國這座堡壘從內部坍塌的可能性有多大呢?這並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只要中國在中美長期對抗中不要突然崩塌,中國就贏得了對抗戰的初步勝利。如果通過我們的分析能夠證明中國不會倒下,這比我們設計十套對付美國的戰略方案都更有意義,當然也更鼓舞人心。

中國建國以來解決民族問題有獨到的方法和成功的經驗,是世界上少有的獲得成功的國家之一。民族融合已成事實和定局,培養的大批民族幹部基本上能夠貫徹國家的政策方針,甚至做得比內地省份都要好,在各民族群眾的觀念和思想中,中國和本民族已經不再有明顯的心理上的和事實上的障礙和界線了。這是當今政府可資利用的很好的工作基礎。一些所謂的民族糾紛僅僅是“事件”或個例,不能代表整個民族或地區的現實狀況。可是自九十年代以來,這些問題被擴大化了,政治化了,被舉到了不應有的高度或嚴重程度。網絡上的一些追求民族獨立的人物不能實事求是述說情況,客觀分析歷史,理性剖析現實,為既設命題網羅證據,牽強附會,混淆視聽,實在讓人難以信服,願意為所追求的“事業”和本民族承擔歷史責任的英雄不應是網絡上的人物們那樣的理論和智力水平。中國政府對消息流通曆來嚴格控制,境外如何鼓譟,傳不到境內百姓或民族群眾耳中,就等於沒有。少數追求所謂獨立的人物們很難通過有限證據和社會宣傳來策動少數民族百姓追隨他們,但是過去幾年裡,這些問題或輿論愈演愈烈,發展到別國也想開嘴叩問的地步。這一方面有西方的推波助瀾,更主要的是他們顯然借力成功,借的力就是政府的力,政府“宣傳”的力,而且還借用了群眾對政府在其它方面不滿產生的離心力,混水摸魚,借刀殺人。對西藏問題,“疆獨”,“蒙獨”等,作為既得利益者的政府,冷處理比熱處理效果要好,少說比多說要好,做了不說或少說要比少做多說為好。中國恐怖事件本來就不少,且不一定是搞獨立的恐怖分子干的。要消除其不利影響,只要一人一事一件件當常規事件處理,而在背後做調查,找根決的對策,就可以控制事態向嚴重方向發展。而政府在大會小會上強調重視,堅決打擊,反覆宣傳,到了下邊,渾然不知敵人和危險在哪裡,讓他們往哪裡打?結果造成下層幹部群眾恐慌不安,厭惡反感。美國“具備”恐怖分子發威的各種機會和條件,而中國相反,對付恐怖分子可以不顧人權和法律,解決起來容易多了,縱使恐怖基地設在鄰國,也可以通過與鄰國發展友好關係,交換條件等步驟慢慢解決,何須借用外力?既借外力,如何使用?卻沒有完整系統的若干套策略指導。逼人家在台灣問題上表態,能解決問題,達到目的嗎?全部是亂彈琴!這說明中國對美國反恐戰爭的真正目的根本就沒有清楚的判斷,和俄羅斯一樣的傻。而對民族問題未能作出一個切合實際,實事求是的判斷,是導致決策盲目的重要原因。一葉障目,不見泰山,是乏智者的通病。

中國和印度有許多不同,但有一樣是相同的,那就是在走向大國的道路上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法輪功和青紅幫,天地會不同,沒有明確堅定的政治目標,“教義”或理論並不高明或先進,不可能為大多數人所接受,更不象當年的共產主義理論,即使是普通人,一經點透,就可能產生革命行動,去殺地主或資本家,因而不可能成為一個威脅現政權的政治團體,完全無必要將之抬升至如此的高度去重視。而所有的邪教,一個共同的特點是,由於其追求的目標虛無縹渺,距離現實太遠,他們最終都要走進死胡同,或者分裂,或者走上極端而毀滅自己,成員就會分化瓦解,大多數人都會覺悟而自動放棄。如果政府能夠多些忍耐,以靜制動,等待時機成熟再動手,那就會省力得多,效果卻會好得多,大多數群眾都會擁護的。而如今,匆忙搞所謂“定性”,逞一時之威,花大量的時間,傾全國之警力,人聲鼎沸,怨聲載道,海內外沸反盈天,尚不知何時才能了。日本,美國都曾出現甚至現在就有許多邪教組織,政府處理起來,冷靜自如,未造成大面積人心不安和不良的社會影響。這說明邪教組織沒有那麼可怕,並不難對付。中國近年下崗和待業工人越來越多,已經形成嚴重的社會和經濟問題,各種惡性案件無不和這不利的社會環境有關聯,這是需要對付的重點。從政府角度講,本來應祈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省一事則省一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本來警力不足,派出所,法院等執法機構普遍經費不足,辦案子甚至需要原告掏汽油費;本來需要花大力氣偵察研究可能的恐怖行為,壓制少數人搞民族分裂的活動;現在卻被迫把工作重點轉移到對付邪教上來,輕重緩急不分,本末倒置,得不償失。這世上無人不知中國政府是有威力的,但濫施威力,終有力竭的時候;蓄力不發,以威懾眾,容小逆以示大度,引大逆援為己用,還小民以寬仁,遠國家於紛擾,傾力於固本,着眼於長遠,這本是善治大國者須知的常識。遠有明朝用警察治國,剿滅國民人性和靈性,朝中幾無智者謀臣,小人貪利,引禍亡國。今有前蘇聯依賴黨棍和警察施政,大權集於惡人白痴之手,大難臨頭,天命繫於毫髮,國運決於偶然,治國者弱智失策,當誅!這應足以警示中國的當政者了吧!

中國二十多年改革開放,開放有餘,改革不足,尤其是經濟改革,幾無建樹。且不說政府經濟舉措如何不智,中國那些不成氣的經濟學家們應當受到責難。老一輩經濟學家在他們那個時代發揮了他們的聰明才智,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是應該肯定的。在改革開放以後,老麻將已經解決不了新問題,應當少說話,多反省。可是有人面對八十年代前期的物價上漲,居然寬慰領導人說,物價上漲是暫時的,隨着生產的發展會降下來的。他們連基本的現代經濟的特徵都不清楚,還來指導國策,請問,這是學人的風範,還是當官太久了養成的胡說八道的毛病?鄧小平等領導人都不是經濟學家,他們可以做出驚天動地的政治決策,卻不可能對中國的經濟從根本上,從長遠作出理性的估計和預測,“摸着石頭過河”,是他們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作出的選擇,也是對經濟學人智慧的呼喚,深切的期盼,是在求你們經濟學家指條生路!可是老人家盼到了什麼呢?趙紫陽固然搞過“經濟”,可他搞過的哪裡是“經濟”呀?《世界經濟導報》上連篇累牘載文勸老趙說,放開價格,是遲早的事,就象大冬天游泳,水冷不敢下水,可遲早要下,遲下不如早下!杭州會議上,老趙卻了陣,折中,搞了個全球獨一無二的價格雙規。這個雙規,害苦了中國的經濟和中國人民。其實,當時中國學者認定的價格問題僅僅是嚴重經濟痼疾的表像問題。價格,馬克思已經說得再透徹不過了,是價值的符號。當時中國的企業連自己生產的產品真正的價值都不知道怎麼算或算出來都不是其真實價值的體現,而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產業行業壟斷以及經濟資源不流動的狀況決定,當時中國的經濟社會中根本就沒有使價格“浮動”起來的條件,或者說,價格只會浮動一次,有壟斷條件的企業產品價格上去了,上得再高也有人買,而原來為倉庫生產的企業產品只掉一回,沒有人買,企業又不能破產,政府拿它們怎麼辦? 如果老趙果真放開了價格,其結果和價格雙規一樣害人民害經濟。到了李鵬手上,把承包製引進了工業企業。86年聽到這消息的時候,氣得我喝了通悶酒。一個承包製,把所有問題都冷凍起來,根本不是改革。所謂“生產責任制”在農村取得成功,本質上並不是“承包”發揮了作用,而是這種做法,相當於將土地分給了農民,使農民與土地,勞動與收益緊密結合起來,實現了千百年來農民夢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的夢想,從而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把“承包”的方法推廣到工業領域,是行其名而無其實,僅僅做到了把少數人或小部分勞動者,也就是承包者的勞動與收益的結合,而並沒有改變廣大勞動者與其使用的生產資料或勞動收益相分離的狀態。承包者籍承包製度賦予的權力可以對勞動者實行一定程度的較以前的管理方式更為有效的約束或強迫,從而提高了一些生產效率。由於承包人享有極大的權力,勞動者無法監督他們對資產和收益的使用和分配,國家也沒有相應的機製做到這一步,用一紙合同和不明不白的,隨意的上下級關係或行政行為來管理和約束企業或承包人,指望此種方式培育或打造現代企業,實在是荒唐,因此導致的國家或集體財富的浪費和流失,進入九十年代,幾乎到了失控的狀態。

從承包製以後,中國經濟根本就沒有再做什麼有深遠意義的,制度性的改革,中國的經濟政策由於沒有清晰的經濟改革思路,找不到真正的問題所在,左右搖擺,忽前忽後,前後矛盾,被民營及外資經濟逼着走,根本就沒有執行什麼明確的經濟戰略或發展方針,到了今天,國營經濟和國營企業成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最大的問題,而政府除了把它賣掉或使其破產之外,已經束手無策。我在八四年的時候,讀了一些介紹美國,日本和西德經濟的書,大受啟發,在課堂上提出運用股份化來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經濟發展問題,設計了一套如何計算和分配股權的辦法,大致是,一個一百萬資產的企業,建廠以來企業掙來的由企業全體工人分配股份,原國家投資資產淨值算國家股份,以後按股分紅。可惜那時太嫩,小雞出殼就打鳴兒,差點惹上麻煩。有一位經濟學家沒糊塗,厲以寧,他提出,必須從解決所有制問題入手,把國家企業服份化,首先明確所有權,把縣以下國營和集體企業全部賣掉,培植民營經濟基礎,等。可是反對的人一個問題就把他噎死了,誰來買?誰能買得起?

其實如果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政府把改革的重點放在塑造國營企業的產權機制上,如厲以寧所言,把縣以下國營和集體企業全部私有化,但應“分掉”而不是賣掉,變成股權形式控制的自由企業,而大中型國營企業,按我上述辦法,分一部分給企業和工人,讓工人也象農民一樣有塊“自留地”,“口糧田”,國家和地區控大股而不參與經營,允許交換股權實現產業聯合和重組及發展地區經濟一體化,將重要科研生產軍工企業或各行業核心研發生產企業組織成大型聯合企業或集團企業,瞄準國際同類競爭對手,提升國家科學技術實力,形成技術誕生和擴散的基地,促成核心優勢產業發展,帶動邊緣產業和企業,甚至控制中小企業伺服於核心企業。作為股東的生產者可以幫助自身,從而也就幫助國家進行有效的監督和控制國有資產,在一定程度上實現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真正結合,面對企業面臨的困境,股東們不會採取事不關己的態度,或者至少使他們具有一定的法律保護的過問,監督管理者的權力,即使失業,也不會象今天這樣一貧如洗,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在民營企業借自由靈活的特點和開放外力,長足發展的同時,國有產業可以依靠自身優勢,在不同層次上求得發展,即使與外資聯合,也有相當的實力而不會輕易被吃掉,而有條件的企業和行業通過內聯外引,可以借外力向世界型巨型企業發展。這樣中國政府至少可以把握相當一部分經濟資源或經濟核心資源,用來支持和控制整個經濟,實施長期的,重大的,關係國家命運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如果那樣,中國政府在今天及今後調控宏觀經濟,解決與省市地方的利益衝突,改善民生等方面,就不會軟弱無力,收效微薄;在應對外來挑戰和競爭,發展高精尖等主導產業,就不會束手無策,坐以待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本是改革開放的初衷,但不幸的是,中國搬來“他山”的石頭卻砸了自己的腳。

回顧過去二十多年的中國經濟改革,在需要加快改革的時候放棄了改革,在需要解決核心本質問題的時候瞻前顧後,遷延迴避;在需要放手發展,與民營外資經濟拼博的時候,卻捆住國企手腳或不思進取,在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已經壯大,並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開放市場,拆除貿易壁壘的時機大舉進犯的時候,卻把國企完全推向市場。中國新聞報道成都市政府將國企“清除不良資產,等待跨國公司購買”,我真想找他們家祖上理論理論!當今的做法,等於否定了中國以往經濟建設的成就,拋棄了計劃經濟固有的一些優勢如已經完成的產業專業化分工,重大生產布局等,重打鑼鼓重算帳;讓運營機制不健全,已經百病纏身,營養不足的國企,去與後起的產業生力軍對陣,是存心不良!目前中國的經濟已經不是在改革,而是在逃亡。《國家社會主義是經濟改革的正確道路》(###. html 或軍事論壇文庫)一文提出了整套改造國企的想法,筆者很榮幸曾持與該文相近的觀點,但很明顯,實施這樣的計劃為時已晚,世貿組織的規定限制這樣做。中國的經濟改革早已經竄了味兒!

如果我指責中國的經濟學家沒有認真思考改革向何處去,是不對的,不符合事實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國營經濟為主體的市場經濟”等提法是相當有深度和遠見的,可以稱之為真正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理論。可惜,他們沒有找出如何保證和實現“國營經濟為主體”的根本途徑和有效辦法。這就象開車的人和坐在旁邊幫着找路的人,車已經行至路口還沒有搞清楚向哪邊拐,開車的人只能硬着頭皮往前開,走對走錯,只有走上一段才知道。今天中國這車還能掉頭重開嗎?是不是中國已經走上了一條不歸路了呢?

人們都認為陳雲思想頑固,抵制改革,其實陳老關心的是,既然你們改革者要搞以國有經濟為主體的市場經濟,那麼你們準備把這個國家的家當怎麼樣處理,是讓它發展成真正的可以發揮主導作用的經濟成份,還是你們陽奉陰違,根本就不想把國有經濟搞好,已經對它絕望了?民營私有外資經濟迅猛發展,而國有經濟原地踏步,日漸削弱,這社會主義怎麼搞,我們的國家如何為大多數普通人民謀福利?陳雲在八九十年代幾次發出警告“諸侯經濟,國將不國”等,遍中國無人應答得了!鄧小平當然答不了,因為他不懂陳雲到底在擔心什麼。而整個中國經濟學界,無一人能夠從經濟發展與國家興亡的角度,高瞻遠矚,告訴當政者,什麼是重中之重;國營企業,事關中國社會主義存亡,必須採取斷然措施,不能半死不活,容忍非國有經濟奪去半壁江山!改革開放是唱雙簧,改革改不出明堂,光搞開放,那是在引火燒身,引狼入室,斷送國家,滅亡中國!今天,陳老的擔心不斷被驗證,外資也可買國營企業了,中國的國有經濟,老百姓的血汗換來的家業,將要漸漸地,不斷地,出讓給外人,或讓人買了再掐死,把中國最後的脊梁骨砸斷!中國實現了耕者有其田,但未能做到“工者有其股”,工人階級將要再次成為“無產階級”了。我認為這是中國經濟改革最大的失誤,是犯了“路線錯誤”!那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們,馬克思主張推翻資本主義,實現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真正完全的結合,但馬克思什麼時候說過生產資料國家所有的形式就能實現這一目標呢?國家所有其實是完全剝奪了工人“所有”的可能,把生產資料與生產者徹底地分離開了,與馬克思所主張的背道而馳。那些中國的西方經濟學家們,拋開根本的,懸而不決的產權問題,運用所謂先進的研究方法,有效的分析工具,抓住局部,不及其餘,能夠制定出有效的方案,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嗎?更不必提朱氏損招,把房改認作是經濟改革的突破口。中國的工人幹部多少年來只得到基本的維持生活的報酬,他們創造的財富已經全部交給了國家,讓他們買房,是對他們的第二次剝奪。住房改革使大部分社會主義老百姓在改革開放以後再次成為赤貧。出此策者,只顧為國家斂財,不為百姓着想,大智卻不仁!本來嚴格稅制,加強稅收,同樣可以增加國庫收入,而且其附帶正效應多多,施政者避重就輕,揀軟的掐,為行不義,為枉天道!非英雄所為。

在經濟學家無法提供有效指導或可行對策的情況下,經濟改革只能是當政者們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隨意之舉了。我們可以把這些問題歸咎於許多原因,但我卻認為乏智是主要原因。是什麼原因導致的政府乏智是可以進一步討論的問題。對於我們所關心的大國爭奪的主題,這已經足夠了,十分明確了。中國政府如果繼續乏智,這個大國,連同中華民族,用不了多久就會被斷送掉。

所以,中國為贏得中美對抗的勝利,或者保全中國之大國地位或中華民族的利益,我開出的第一劑藥方是“增智”。我知道這種說法無關痛癢,似是而非,但是對百病纏身的中國,千頭萬緒的病因,難道我們要開出一千劑藥方,或者一劑萬能藥方嗎?中國社會的思想者,是人類社會最痛苦的一類人!

在本文中部分,我聲稱經濟戰是決定中美對抗中美國能否勝利的決定性因素。但這一命題反過來卻不能成立,也即中國能否取勝並不主要取決於經濟戰。因為美國即使經濟戰敗了,他還有強大的軍事力量,科技實力,及調動世界資源和同盟國力量的能力,可以繼續威脅中國。中國即使經濟戰贏了,但處於劣勢的其它方面如果不能為龐大的世界工廠提供安全和政治保障,既得的利益也是不能長久維持的。如果美國企圖控制中國經濟主動權的努力不能奏效,美國的政治,文化,軍事等方面的戰略措施的有效性將會因此大打折扣。雙方經濟爭奪犬牙交錯,互相牽制而不分勝負,中國運用其它適當的戰略仍有獲勝的可能,也就是說,只要中國經濟不倒,美國就奈何不了中國,中國就有迴旋的餘地和進一步爭奪的資格或條件。這仍然是對中國有利的一種態勢,是走向全勝的基礎和關鍵條件。任何一方的勝利不會是一場軍事大捷,而是雙方綜合力量或戰略優勢的對比發生一定傾斜,形成傾向一方的有利態勢。 而目前這種態勢明顯傾斜在美國一方。經濟爭奪戰是中美“牛虎”之爭的核心內容,是扭轉戰略態勢的關鍵所在。

美國的強大主要表現在軍事實力,高科技和強勁的投資和購買能力上,但它們主要是建立在“美元”這一世界貨幣基礎上的。已有高人高論在先,請參閱《美元的秘密--金元帝國的力量基礎》( 234351.html )。該文精彩論述摘引如下:“美國經濟的強大是靠美元來支撐的。由於美元是最普遍的國際儲備貨幣,各國均持有大量美元作為國際貿易的結算工具,各國儲備的增長,要靠美國國際收支持續出現逆差,同時各國為了獲得美元而儘量低價在美國市場銷售產品。。。這樣美國就能發行(超過滿足國內流通所需要)美元紙幣用最低廉的價格換取外國的產品(而不是用本國的產品來交換)--這就是美元的秘密!。。。美國政府。。。為了彌補每個財政年度產生的巨額赤字,每年都 要發行大量國債,而美國國債最大的買主就是持有美國儲備的外國政府!。。。(美國)用無內在價值的印刷品(美元紙幣)換取外國財富之後又用另一種無內在價值的印刷品(國庫券)換回美元以彌補國內龐大的財政赤字。。。脫離了美元的支撐,美國經濟並不強大。。。中國要強大不僅要發展國內經濟,還須擺脫當前美元體系的束縛。。。如中國一味追求單打獨鬥挑戰美國,不免重蹈蘇聯的復轍。”筆者全盤接受上述觀點,並以此作為以下分析的重要依據。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為美國資本進入中國打開了大門。中國的投資成本低廉及智力資源豐富會吸引更多的美國資本投到中國來。但是,從長期來看,美國並不會把大筆投資放到高科技項目上,幫助中國發展高技術產業。而一般工業技術並不是美國的強項。美國的優勢是擁有雄厚的資本,最感興趣的是中國的金融業。控制了中國的金融業,就等於控制了中國的經濟。中國產業發展最缺乏的就是資本。在國內資金不足,內資銀行和股市籌資能力有限的情況下,中國產業必然轉向外資銀行尋求幫助,就很容易落入美國金融資本的手掌中。由於美國資本投嚮往往與政府戰略進攻方向相一致,或者資本投向決定美國戰略進攻方向,美國其實很容易達到控制中國產業的目標。一俟美國資本在中國社會資本供給總額中占有較高或決定性的比例,外資銀行緊縮貸款,或抽走資金,中國企業就會面臨周轉不臨,被迫停產的局面。入世談判中中國之所以緊緊守住外資參股中國金融企業的比例,正是基於上述擔心。比較而言,日資,歐資,韓港台資本並沒有美國資本那麼強大,縱使開銀行放貸,也很難做到足以控制整個行業或某些產業的程度。只要中國的企業在使用資金上注意多元化,不要過分依賴美資銀行,中國政府少貸美國的款,就不會有落入美國圈套的危險。但是如果美國銀行憑藉其雄厚資金,以低利率為誘惑,誰能保證中國企業不上鈎呢?縱使政府心裡明白,可能有什麼辦法讓企業也明白,制止企業的自殺行為呢?很顯然,不管我們制定再怎麼高明的策略,如果企業和社會不配合,也是徒勞無益。

中國二十多年來的經濟發展如果沒有對美國的大量出口,是不可能達到目前的生產規模和技術水平的。但這種狀況並不會永遠繼續下去。中國自身生存,將需要越來越多的資源,繼續出賣廉價產品在不遠的將來將面臨難以為繼的局面。美國需要中國的產品,但美國經濟並不依賴中國經濟。如果中國某一天退出美中貿易,很快就會有其它國家替補中國的空缺。但是如果中國向美國出口的路被堵死,大批企業就會沒有出路,經濟衰退是肯定的,而且因此會加劇國內業已存在的失業,財稅收入減少,教育,扶貧,社會保險和福利等方面的問題,引起社會動盪,產生非常嚴重的聯動後果。美中經濟利益相連,但目前並不緊密。與美國經濟真正“緊密”的是歐日等發達工業國。單單從經濟利益的依存關係上判定中美關係戰略走向是不準確的。

中國經濟內需不足,當前過分依賴對美出口是現實。而要改變這種狀況,不一定要減少對美出口。李敖有怪論,大意是,如果一個少女被流氓看上了,要主動迎上去,嫁給他,再把他掏空,然後離他而去。網上評論指出,不等掏空流氓,流氓就已經把少女折磨死了。此論此評頗有道理,筆者給中國開出的第二劑藥方恰與之暗合。如果中國能夠繼續擴大對美出口,甚至達到控制世界發展中國家對美產品出口的地步,使美國更加依賴中國或依賴中國統一起來的發展中國家對美出口的暗盤組織;中國不是光把自己搭上去,而是通過發展自己的生產力,控制和抽吸世界資源,通過強大的經濟實力控製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或我們感興趣的產業,進而達到控制世界中低檔產品或美國所依賴的世界產品的生產,或者,把目標定得更明確一些,中國可以集中力量占領對美出口的中高檔產品市場,而把低檔產品如鞋子襪子等生產和技術放到其它發展中國家,這樣,對美出口的依賴也就沒什麼可怕。純粹獨立和自成體系的經濟在今後的世界上是很難生存的,互相依存,彼此利益揉合在一起的狀況,將是世界經濟永久的態勢。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國與國之間的敵對狀態和激烈衝突乃到戰爭。從世界範圍看,中國經濟有其獨特的優勢,中國可以通過發揮自身優勢,建立具有世界意義的經濟體系,與美國經濟的關係,既依存(而不是依賴)又獨立,或可稱“雙贏”或“雙活”,從而達到有效對抗和扼制美國霸權的目的。

在世界範圍內比較,中國經濟有以下幾點特別且有價值的優勢:
(1)中低檔工業產品生產技術比較成熟,處在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水平。向發達國家輸出不可能,但在發展中國家中市場潛力仍然是巨大的。
(2)中國的工業和消費品市場潛力巨大且處在增長中。這是大國經濟的優勢,也是保證中國經濟發展不至於為世界或外部經濟動盪而被迫中斷或夭折的有利條件。
(3)中國的智力資源是發展中國家中最為豐富的。這其實是中國之所以能成為大國的原因和賴以成為真正大國的前提條件。
(4)中國政府對經濟有較強的控制能力,便於實施重大經濟戰略計劃。這是所有那些跳入了市場經濟泥潭以後的發展中國家所不具有的條件和辦不到的事情。中國其實仍然處在跳與未跳的邊緣。也就是說,中國還有救!!!

發展高精尖技術固然重要,但對整體技術水平較低的中國經濟或工業而言,配套工業和技術跟不上,無法建立起現實的經濟優勢,對整體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是有限的,而巨大的投入和開發成本是國力難以承擔的,甚至相當於喝自己的血補腎壯陽!五六十年代勒緊褲帶,勉強為之,雖屬必需,實為無奈,不是發展和壯大經濟的有效途徑。當今中國政府確立的對重要科技堅持適度投入,長期跟蹤研究,掌握髮展動向的策略是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做法,也是非常高明的決策。我們嘲笑印度一個接一個的龐大計劃,還不是因為它自不量力嗎!客觀上中國並不具備與美國較勁的整體經濟和科技實力,但並不等於樣樣不行,某些產業和部門,比如航天工業,可以利用和發揮已有優勢,經過不太長時期的努力是有可能建立優勢,與美國或西方國家並駕齊驅,從中獲益的。但中國沒有必要與美國在高科技上展開全面競賽或稱“迎頭趕上”,發揮現有優勢,另闢蹊徑,也是可能的。所以當政者沒有必要聽了某個領域的專家哭爹喊娘“一定要上”就感動得匆忙撥款,關鍵是要有個整體戰略和規劃,按步就班來。

在八十年代中期國內有學者就已經注意到美國經濟正在“空心化”。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發現。美國產業淘汰中低端產品生產,向國外轉移生產力,並不是政府或產業界非常情願的事情,而是為不斷上升的生產成本和有限的勞工及自然資源所限制,不得已而為之。本國生產建立在進口產品的價格和國內高昂且呈剛性和上升趨勢的勞工成本之上,而進口產品的價格從長期來看也必然上升,導致美國本土生產的產品成本和價格亦呈剛性,大大削弱了美國產品的競爭力。美國寄希望於高端產品獲取高額利潤來彌補出口不足也很難實現,因為美國所謂的高端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並不能形成完全價格壟斷,其它工業國同樣能生產和出口同類產品,比如民用飛機和軍工產品,而且此類產品的世界市場非常有限,幾乎是屈指可數。“空心化”解決了美國產業某一時期或某一發展階段上的暫時性問題,卻給美國經濟長期發展帶來不利影響,造成經濟結構上的單一化缺陷和增長不穩定。一旦美國經濟陷入危機,通貨貶值,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地位就會動搖甚至被破壞,進口產品及國內物價上漲,已經形成的高昂的經濟成本等,會使經濟回復變得非常緩慢和困難,而美國大手大腳的剛性政府支出將難以為繼;遠較其它國家低得多的居民儲蓄率意味着國民更少經濟能力和耐心渡過經濟難關。換句話說,當今的美國經濟和社會以及政府是經受不起一次大的經濟危機打擊的。美國政府非常清楚本國經濟的致命缺陷。他們能夠運用的手段是儘量維持世界和平,創造有利於世界貿易發展的良好環境,不惜動用軍事手段,消除任何威脅美國資源供應和產品流轉體系的不利因素,動用各方面力量,努力維護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自二零零一年開始的美國經濟衰退,並不是我們所討論的經濟危機。造成這次經濟衰退的原因其實很簡單,高技術產業的興起吸引了大量的社會投資,而其中又有很大部分是非常盲目的,想乘機撈一把,或生怕錯失良機,而投入的資金,根本無投資效益可言,投資帶來的效率的提高卻未見得相應增加收入。等投資花光了,沒見着利潤,倒閉關門是必然的結果。具估計,美國經濟需消化掉近一萬億這樣的投資成本(股市泡沫)才有可能回見起色。這次衰退並沒有動搖美國經濟的物質基礎,也即美國的資源和國際貨幣體系,因而不會造成美國深度經濟危機。

美國經濟“空心化”不是特徵,是問題,可以為中國所用,而且運用起來並不複雜。(1)中國經濟發展的一般目標就是變成“世界工廠”,但不是光賣本國資源,而是要採取趙紫陽時期曾經風行的說法,“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繼續和擴大對美國的中低檔產品的出口,加深美國經濟對中國的依賴。這是不是戰略的戰略,中國必然走這條路。如果走成了,走到底,卻有奇效。四小龍操此招成功,卻因其“小”而不能獲全勝,中國將因其大而立於不敗之地。試想,“世界工廠”如果塌了,這世界豈不危矣?發達國家該如何應急?中國之“大”,是中國干任何事情不致全敗,甚至取得全勝的根本。(2)輸出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擴大中國中低檔工業生產技術的輸出,扶植髮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並使之逐漸加大對中國經濟技術和投資的依賴,通過或明或暗的手段發展產品價格卡特爾,逐步建立中國產品價格在世界市場或美國市場的指導地位,把廣大發展中國家發展成中國的經濟“同盟國”,建立對抗世界經濟和政治強權的“統一戰線”;這是世界眾多國家期望的,又不便說出來。只有中國具備這樣做的條件。這聽起來有點兒懸,做起來未必難。本質上,這種做法是任何有雄心大志的企業必走的一步棋。難是難在中國的企業能否足夠大,足夠強,並且企業領導人是否有世界眼光。(3)非洲是資源富庶且未完全開發的大洲,也是美國在戰略上未重視的地區。中國要走出去,利用老朋友,發展新朋友,開發那裡的資源,既向美國輸出,也向國內輸入,目的是擴大中國的資源來源,儘可能多的控制世界資源產地,為將來的中美爭奪增加籌碼和戰略機動能力。這是當年大小帝國主義之所為,在他們自認為已經脫胎換骨,修道成仙,不齒為下三濫的今天,卻是中國可以利用的大好良機。(4)大力發展邊境貿易,扶持周邊國家發展經濟,把他們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利用中國的地緣便利,擴大中國的經濟影響,努力消除他們對中國的猜忌,密切與周邊國家的經濟和政治關係。中亞及廣闊的西伯利亞,不為中國人民所用,違實可惜。武力征服既無可能,通過發展經濟關係達到目的,卻是事半功倍的好事。南亞及東南亞國家,如果經濟與中國連為一體,再加軍事壓制,何愁邊界海域爭端不消,美國又有何奈?美國之所以能在世界範圍內東征西伐,一個重要原因是世界總有那麼多份爭和動盪,為美國提供了介入的理由。如果中國能夠把周邊的國家和事情處理好,或者使他們相信中國勝過美國,願意聽從中國的安排和調解,美國就很難在亞洲施展拳腳。而如果中國連家門口的事情都 料理不好,還談什麼大國威風?“近水樓台先得月”同樣適用於中國的世界戰略。中國以往沒有能力這樣做,今天卻可另闢蹊徑,大展宏圖,且無副作用。中國要扮演和充當“一切為了經濟”或“一切向錢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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