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世上本沒有什麼歷史，死的人多了，也就成了歷史”，說到民國這段時期，自然是有槍便是草頭王，故而這段歷史也就因為軍閥們的混戰而變得特八卦。某種意義上來說，民國史就是這些草頭王們打來殺去的混戰史，昨日你趕走我，今兒我回來驅走你，明天聯合起來去打他，就這樣你來我往，他和他之間弱肉強食。

　　大家在這個圈子內混，自然也就以實力為後盾，以規範為標準，正如余漢謀將軍所說的那樣“和蔣介石打交道，沒有自己的本錢是不行的，對自己的職責太認真也是不行的!”如果沒有實力，自然也就得從這歷史的舞台上謝幕離去，若是不以規範為標準，那弄不好會掉了腦袋，譬如那位從不講信義，最終被活埋的石友三。

　　當初袁慰庭小站練兵之時肯定不是為了將自己那些新軍學生們一個個培養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風雲人物，後來蔣百里先生衝着自己胸口開槍的時候除了沒有想到會因此娶到一個日本護士之外，恐怕也沒有想到自己任校長的保定軍校後來會出了那麼多亂世梟雄。當然了，他更沒有想到的是台下看着自己自殺的那些學生後來會跑去黃埔軍校當教官，並教出了一群比先生還大放異彩的學生。

　　當這些信奉着“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風雲人物一個個消逝在歷史長河中的時候，他們最終留下的點滴似乎讓我們些許感慨。陸軍上將鹿鍾麟，留大陸，居天津，任居委會主任;同是陸軍上將李品仙，去台灣，住台北，任鄰長，此二公雖然分隔台海兩岸，但卻同是驗證了那句“治國齊家如統兵”。

　　非北洋系出身的蔣百里在留學德國歸來之後，受袁世凱之邀擔任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的校長，但段祺瑞卻大為不滿，對保定軍校的運作不予配合。蔣百里憤於軍校學風浮躁，且向陸軍部請求撥款未果，於是1913年6月18日凌晨5點就召集全校兩千餘名師生緊急訓話。其身着黃呢軍服，腰掛長柄佩刀，足蹬鋥亮馬靴，站在尚武堂石階上一臉沉痛：“初到本校，我曾宣誓，我要你們做的事，你們必須辦到;你們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須辦到。你們辦不到，我要責罰你們;我辦不到，我也要責罰我自己。現在看來，我未能盡責……你們要鼓起勇氣擔當中國未來的大任!” 隨後，即拔槍往自己胸口開了一槍。幸而一位下屬眼明手快推了他一下，所以這一槍沒有致命。

　　蔣百里在民國時被譽為五百年才出的一個軍事天才。既是兵學家，又是國學家，其祖父是海寧藏書名家，一生風流倜儻，身邊名士雲集。刻印《別下齋叢書》《涉聞梓舊》等多種書籍流傳於世。1901年，蔣百里東渡扶桑留學，當選為中國留日學生大會幹事，並組織“浙江同鄉會”，又於1903年2月創辦大型綜合性、知識性雜誌《浙江潮》，行銷國內。魯迅先生積極支持《浙江潮》，每期都給親友閱讀，他的第一批作品《斯巴達之魂》等，即發表於《浙江潮》，身陷上海獄中的章太炎先生的詩文也在該刊登載，《獄中贈鄒容》一詩萬人爭誦。

　　蔣百里是民國一代的傳奇人物。當是時有“男交蔣百里，女交林徽因，不負此生”之說。

　　蔣百里留學日本，而其平生精力也就在研究對日作戰，其在《國防論》和其他著作中更準確地闡述對日戰略，歸納起來有三：第一，中國對日不懼鯨吞，乃怕蠶食，故對日不應步步後退，而要主動地實施全面抗戰，化日軍後方為前方，使其無暇消化占領區，從而使日本無法利用占領的地區提高戰力;第二，主動出擊上海日軍，迫使日軍主力進攻路線由東北、華北、華中、華南的傳統南北路線改為沿長江而上的東西路線，從而充分利用中國沿江的山地與湖沼地利，抵消日軍兵器、訓練方面的優勢;第三，以空間換時間，行持久戰，通過時間的消耗拖垮日本。具體做法為將日軍拖入中國地理第二稜線，即湖南、四川交界處，和日軍進行相持決戰。

　　事實上，雖然蔣百里在1938年早逝，但中日戰爭的發展，恰恰按照他的預料進行，反映了他對兩國實力與戰略態勢的準確把握。他在逝世前不久發表的文章中，擲地有聲地提出了今後中國對日戰略的指導方針，即《國防論》。《國防論》的扉頁題詞是：“萬語千言，只是告訴大家一句話，中國是有辦法的!”“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同他講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