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啸： 中国文明如何推动了西方进步

 

　　现代西方文明的形成过程中，中华文明功不可没，也可以说中华文明是现代西方文明形成的主要思想源泉，中国先是西方的老师，后是西方的学生。 中华文明在西方的传播及流行在历史上称为“中学西渐”也称做“中国潮”，主要指17-18世纪 间流行于西方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种崇拜中国、学习中国的思潮。

 　这种热潮开始于1650年前后，结束于1750年前后。孔子的道德哲学、老子的治国思想、中国的悠久历史、汉语的普世意义，中国的瓷器、丝织品、茶叶、漆器，中国工艺的装饰风格、园林艺术、诗与戏剧，一时都进入西方人的生活，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模仿的对象与创造的灵感， 1600年1649年欧洲每年就要出现30-50部包含中国的著作，1700-1709年共出版了599部有关中国国的著作。

　 　中华文明西传的具体过程又可以分为启蒙运动前期和启蒙运动时期两个阶段。启蒙运动前期主要是介绍传播阶段，而在启蒙运动时期则是西方思想家直接利用中华 文明对中世纪文明宣战，这一时期的思想奠定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础，现在笔者就挂一漏万的将中华文明向西传播的历史做一个简略的归纳。

 　1275年，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并在元政府任职。他在华二十余年，回国后大力宣传中国文明，激起了强烈反响，从此西方人知道了在东方存在了一个强盛繁荣的中国，这也拉开了中华文明向西方传播的序幕。

 　1582年(明万历十年)，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来 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七年，他认为《四书》、《五经》是为着国家未来的美好和发展而集道德教诫之大成，《四书》“是着眼于个人、家庭、及整个国家的道 德行为，而在人类理性的光芒下对正当的道德活动加以指导”，是所有想要成为学者的人必须背熟的书”。基于这种认识，他于1598年完成了用拉丁文注释《四书》的工作，并且用拉丁文翻译过去，寄回本国，1687年在此书法国巴黎出版，其后有西文的《论语》在西方流传，“国人读而悦之，知中国古书，能识真源。” 他1610年去世，留下了一本《出访中国记》，称誉中国人勤奋，“几无游手好闲之徒”，《利玛窦日记》第一次向欧洲全面介绍了中国的道德和宗教思想；欧洲人也是第一次从此书中知道中国圣人——孔子和中国文化的精粹——儒家经典。

　　1584年(万历十二年)西班牙教士冈萨雷斯.德.门多萨(Gonzales de Mendoza) 出版了西班牙文《中华大帝国风物史》，对中国的介绍较丰富，其中提到中国法律不仅用于惩治犯罪，而且用于奖赏善举，认为欧洲法律只讲惩罚犯罪是片面的、不正确的，而中国的法律则不仅“惩非”，而且“赏善”，对中国政治制度表示钦佩。

 

　　1590年葡人在澳门出《绝妙论著》一书，向西方介绍中国历史地理人口物产，赞誉中国的瓷器、印刷、绘图、航海、天文、火药等科技成就，称颂中国的政治制度。

 

　　1616金尼阁年著有《中国传教史》,又于1626年用拉丁文译出了《五经》。

 

　　1624年，英人赫伯特(Lord Herbet)就发表了《真理论》，奠定了“自然神”论基础。对中世纪以来的宗教神学与专制制度发起冲击。他们认为东方的孔子便是“自然神”论者，便从孔子身上吸取思想资料，反对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反对有“神的启示”的存在。休谟说；“孔子的门徒，是天地间最纯正的自然神论的信徒。” 这 一观点，不仅是知识问题，而是关系到人的基本信仰的大问题，这让当时的欧洲人不再相信基督教是人类唯一真正的宗教，基督教国家只占世界一小部分而已，中国 有五千年连绵不绝的历史，拥有三亿人口，跟欧洲差不多大，它根本不知道世间有什么基督教义，没有享受过“天主的光辉”，但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吃无穷的痛 苦”， “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于是在整个十八世纪，主张自然神教的人，就利用这个惊人的事实，不断地向正统的基督教进攻了。” 既然孔子的门徒在根本不知何为基督的情况下，只是按照理性的原则自然地活着，而且还活得很好，那么，“神学”就是不必要的 “神的启示”也是不必要的。-这在欧洲搅起了掀天揭地的大讨论，沉重地打击了中世纪以来的神学权威，解放了“人”的力量，为早期启蒙运动开拓了可贵的阵地。

 

　　1655年葡人鲁德熙又有《中华帝国史》的著述。这时中国是西方眼中“智慧的国度”。这是东学西传的实质性开端

 

　　1621年 英人伯顿赞誉中国人勤劳整洁、彬彬有礼，有组织良好、效率很高的政府，有完善的选拔举用人才的文官制度，其科举考试贯彻着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等 等，以此对照着英国当时黑暗的贵族政治进行辛辣的讽剌。他说：中国人“从哲学家和博士中挑选官员，他们政治上的显贵是从德行上的显贵中提拔上来的。显贵来 自事业上的成就，而不由于出身的高贵。”“他们官吏的职务，不论在战时或平时，就是保卫和治理他们的国家；而不像许多人那样，只知道放鹰打猎，吃喝玩 耍。”这样，他便开启了“中为洋用”的风气。

 

　　1650前后，意大利人卫匡国(Manteno Martini)的《中国历史》法国人冯秉正(Joseph De Moyria de Mallac)的《中国通史》相继问世，这为欧洲人的关注中国提供了大体确切的知识。

 

　　1654年，因为克伦威尔的“航海法”荷兰与英国开战，从中国返回欧洲的卫匡国神父(Father M.Martini)来到阿姆斯特丹，他的著作《鞑靼战记》在安特卫普(Antwerp)出版，欧洲人开始议论中国改朝换代的事件，布劳父子(Blaus)也在同年出版了他们的《最新中国地图册》。一年以后荷兰使团出使北京，正好验证地图的准确性。

 

　　1661--1662年法国出版了拉丁文的《大学》《中庸》《论语》，1672年《大学》在巴黎重版。1687年来华耶稣会传教士比利时人柏应理，偕南京人沈福宗回到巴黎，将上述三本译作汇总题为《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出版后风行欧陆。1688、89、91年即出过此书的法文、英文节本，题为《孔子的道德》或《孔子与中国的道德》等。这是系统介绍东方思想、中国学术的开端。其时，沈福宗又赴牛津大学，结识本校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海德读了《大学》等书，编订了有关中国的拉丁文与法文书目，收在本人的《书信集》中。这就为西方学者通过文献资料对中国文化要旨作系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以“四书”“五经”为切入点了解中国文化，算是抓住了核心，有了一个高起点。

 

　　在出版于1677年 的著作《对话》中说中国是太阳底下最高贵最纯洁的文明国家。中国政治清明、道德高尚，中国的男子不像西方男子那样好色，中国女子也不像西方女子那样放荡， 缠足是个好习惯，可以让妇女安分守己，用筷子比用刀叉文明卫生，总之，中国的什么都优于西方，甚至中国人小便都可以滋润庄稼，而西方人的小便烧死野草。

 

　　1685年法国建筑大师勒.诺 特尔设计了“规则式园林”，园中一切建筑布置都严格要求整齐、对称、讲比例，连树木也要行列对称、品种一致、讲究造型。法王路易十四便据此整修了凡尔赛 宫，欧洲便广泛兴建这种规则的“法式园林”。坦普尔在具体介绍这种园林艺术之后，又专门写了一段关于中国园林艺术的妙论。他说中国园林有不规则的自然美， 这是更高级的美。

 

　　英国政治家、散文家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 1628-1699)撰写了一批关于中国的杂文。他认为遥远的中国“不仅可以提供事实，而且能够启发思考”。他读过拉丁文的《大学》《论语》《中庸》，对孔子的“自治、治家、治国之道”和“为政在人”的思想十分赞赏，认为“凡是由最好的人管理的政府便是最好的政府”。

 

　　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43-1715）执政期间， 从国库中拨款9200镑作为年俸，资助白晋等6名“有突出才能”的耶稣会士赴中国传教。后来，他们先后成为康熙身边的“教师”和“谋士”，因而，也就成为康熙与路易十四之间，进行沟通的重要桥梁。1699年（康熙38年），白晋著《中华帝国史》一书出版（1940年天津再版），此书的序言，充满了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客观资料。他认为“儒学毕竟预示着一种一般的全球性道德观的可能性；汉字也蕴含超越方言、地形的全球性语言的希望”经过耶稣会士们近百年的传播，终于从1685年到1789年，在欧洲形成了100年的“中国的文化热”，法国的巴黎大学，成了“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中国、孔子、儒学，“在欧洲获得了前所未有过的知名度”。1769年有人写文章说，“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

 

　　1687年，柏应理神父（Pere Couplet）带着一本书、一个人来到巴黎，书的名字叫《孔夫子：中国的哲学家》，在巴黎出版，收了他和郭纳爵（Pere Costa）、殷铎泽神父(Pere Intorcetta)译的《大学》、《中庸》、《论语》，

 

　　1688.6.巴 黎《学术报》上载文说：“中国人在德行、智慧、谨慎、信义、诚笃、忠实、虔敬、慈爱、亲善、正直、礼貌、庄重、谦逊以及顺从天道诸方面，为其他民族所不 及。你看了总会感到兴奋，他们所依靠的只是大自然之光”有人呼吁多多出版关于中国的书；“中国这个国家，这样巨大，这样富饶，土地这样肥沃，气候这样温 和，人口之多几至不可胜数，而他们的制造工业和治国之道又这样突出，所以…….可以出版的书比现有的还要多，而且也需要动用最有才能和最有见识的作家。”

 

　　1696年， 曾在巴黎做过外交官的德国汉诺威图书馆馆长莱布尼茨将耶稣会中国教务的资料编辑成书出版，书名长得象内容提要一样：《中国近事——现代史的资料，关于最近 中国官方特许基督教传道之未知事实的说明，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中华民族与帝国之欢迎欧洲科学及其风俗，中国与俄罗斯战争及其缔结和约的经过》。同年从中国 归来的李明神父（Pere Le Comte）出版《中国现状新志》，不久， 1697年3月，法国传教士白晋神父(Pere Joachim Bouvet)从北京返回巴黎，在布勒斯特港上岸，一身中国清朝的官服。他告诉惊诧莫名的法国地方官，说自己是康熙大帝的钦差，希望法国当局以接待中华帝国皇帝的钦差的外交礼节接待他。白晋神父带来康熙皇帝赠送路易十四的礼品和一部《康熙皇帝传》，将康熙皇帝描绘成现实中的哲人王。

 

　　1697年(清.康熙三十六)，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出版《中国近闻》。他系统研究了中国哲学，发愿要沟通东西方哲学，在其《序言》中说：“我们从前谁也不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 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他又说：“就我们目前情况而论，道德败坏已达到这样的水平，因此我们几乎觉 得需要请中国的’传教士’来到这里，把自然神教的目的与实践教给我们。这时，英国另一位自然神论者廷德尔发表《基督教探源》一书，又名《圣经原是自然法则 的翻版》，直斥“启示的神学”是不合理的、危险的、是引起种种迷信种种幻觉种种陋规的根源，应予清除；他主张用孔子“简单朴素的语录”来“帮助我们阐明后 者”他把两种“宗教”思想(儒与基督)作对比研究，大力肯定孔子学说的合乎理性，合乎自然，抨击西方宗教神学和宗教。

 

　　1696年，巴黎就出版了一份耶稣会士勒孔特撰写的声言：在中国“贵族从来不是世袭的，就品质而言，人们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他们只要尽职尽责就能保全其官位。”

 

　　1700年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学有专长的教士李明(Louis le Comte), 在来华十余年之后写了两本书：《中国现状新志》(1696,巴黎),《论中国礼仪书》(, 巴黎), 立刻被译为德荷英意文重版。李明认为孔子是“敬鬼神而远之”的，是“不语怪力乱神”的，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信奉的是简单朴素的“自然宗教”。“如果孔子信徒进了天主堂，见到香火、蜡烛、圣水、誓约、祈祷，见到人们匍匐在各种雕像前，是要大吃一惊的。”------这些话出自一名天主教教徒之口，真是石破天惊！被看做是对西方宗教的严重挑战！因而受到教会的群起攻击，巴黎当局下令禁毁其书。可思想是长了翅膀的，它一时间便飞遍了全欧。

 

　　1731年，中国的“用人之道”或用人“准则”就被英国人采纳了。当时的英国人，尤斯塔斯．巴杰尔写道：“共和国每一个荣誉的或福利的地位， 应 被作为对真正的良好品质的奖赏。如果现代政治家不把它记在脑海里，这个极好的准则，就不能在象大英帝国这样的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王国里被遵循。我奉告这 样的政治家，就是在这个时代，这个光辉的准则，曾经受到一个国家最严格的遵奉，这是个全世界地域最广，人口最稠，治理最好的国家。我指的是中国，在中国， 一个人如果不是个真正有才能、有学识的人，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官吏，亦即一位君子或有能力胜任政府中任何职位的人”。

 

　　1735年，法国出版了一部受到广泛阅读的书，书中认为，在中国“一位学者，尽管是农夫之子，也很有希望达到总督的高位，并且甚至还会成为国家的宰相。因为，作为孩子都是平等的”

 

　 　从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大部分在中国的传教士是法国人。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有丰富的学识，在中国长期居住，并且熟悉中国文献，其中不少人在中国的宫廷中 供职，能够获得其他任何旅行者不可能得到的中国及其文化的知识。他们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记述，传播给法国和欧洲的公众，这使得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超过了对 欧洲的了解。就在这个时期，中国的《论语》、《大学》（以《中国的智慧》为名，于1662年在法国翻译出版）、《中庸》（以《中国政治道德学》为名，于1663年 在法国巴黎翻译出版）、《孟子》等四书，以及《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等五经，还有《乐经》、《孝经》、《幼学》和朱熹的著作， 被翻译成西方多种文字在西方发行。此外，耶稣会士们还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历史、地理、社会制度以及天文、医学、动植物学和文学等方面的著作，这些都为启蒙 运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如果说前一阶段是零散的，则启蒙运动阶作为中华文明向西方传播的第二个阶段，特点是由思想大师领衔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及改良运动。 是欧洲人直接用中华文化向欧洲的领主专制和教会专制进行攻击的时刻，近代欧洲最著名的思想都产生于此。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他崇拜孔子，爱谈中国，对中国的道德政教极其向往，对西方神学、神的启示、形而上学及宗教狂热之类的东西抨击不遗余力，是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 说：“欧洲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与物质的世界。”他赞美孔子“只诉诸道德，不宣传神怪”。他说“道德是来自 神的，到处是一律的；神学是来自人的，所以到处不同而且可笑。”他认为孔子和中国哲学家都真正相信道德，摒弃宗教迷信；而欧洲教会恰恰相反，相信迷信而不 讲道德。因此，“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这真是不幸。”以为“人类的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他相信儒学是最好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 并以中国为理想国，提倡以中国文化为标准。他认孔子为天下唯一的师表，在自己的礼拜堂悬挂孔子象，写诗赞美，朝夕礼拜；公然主张欧洲各国应当将中国作为典 范进行效仿。　伏尔泰指出，“他们帝国（中国）的组织，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优秀、最古老、也是最广博的王国”。 是他大声疾呼；法国要“全盘华化”!他主张，每个法国人都应该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伏尔泰曾于1755年 将马诺瑟译介的《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在巴黎上演，突出理性的力量、道德的力量可以“征服野蛮”这一主题，取得轰动效应。在理性与野蛮孰优的问题 上，他与另一位启蒙思想家卢梭作了长期的争论。为反对耶稣会的神学宣传，他始终维护孔子政治伦理学说的“理性之光”。他称赞孔子为人类揭露了理性之光。

 

　　启蒙学者，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兹（Leibnitz, Gottfried Wilhelm von. 1646-1716）， 和伏尔泰一样，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子思想中的理性救世精神深表景仰。德国的长期分裂状态给知识分子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和困惑，他们以为孔子乱世造道德礼仪， 给政治和学术指引了方向，可为天下治世之表率。莱布尼兹推崇中国以道德秩序治国的思想，认为这是治国的根本，也是西方落后于中国的原因。顺着这样的思路， 他的学生沃尔夫（C. Wolff）用德语在大学讲授儒家思想，他积极宣扬儒家的理性主义哲学，认为只有理性才是真正的道德本源，并上升到自然法的高度加以颂扬，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中国式哲学，他本人也被称为“孔子的殉道者”。在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哲学出现之前，伏尔泰和莱布尼兹的学说乎一直统治着德国各大学。

 

　 　法国的重农学派领袖，西方经济学的鼻祖魁奈认为，他相信自己的主张符合自然法，即按自然规律行事，实际上就是孔子提倡的天理。他说：“中国文化均依据天 理天则，天理天则即不外乎自然法。”魁奈的弟子米拉波曾说，孔子立教的目的，在于恢复人类的天性，不再为愚昧和贪欲所蒙蔽，所以他提倡敬天，畏天，战胜贪 欲，勿以情欲支配行为，应以理性为标准，凡是不合理性的叫他们勿动勿思勿言。道德信仰优美到了这个地步，真是无以复加了。但是还有一件要事待我们去做，就 是把这种道德教训普行于世界。

 

　　1756年起，英国统治集团内部各派系之间的肮脏斗争又愈演愈烈。一批有识度的人思考着怎么去救治英国。于是对刚刚介绍到欧洲的中国文官制度与朝廷谏议制度予以激赏，用来批判英国首任“阁魁”罗伯特.沃 尔波尔的专制独裁和他施行的贿赂制度与分赃制度。他们就在报刊上发文章谈中国政治的清明，在舞台上上演中国戏《赵氏孤儿》等来宣传群众起来铲除恶势力。他 们尤其夸赞中国有科举选才制度，保证公职人员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说中国朝廷又有谏议制度，宰相和谏官都有权对皇上进谏…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形成的“百科全书”派把启蒙运动推向了高潮。百科全书派领袖狄德罗（D. Diderot，1713－1784）也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子学说十分倾倒。他认为孔子学说简洁可爱，不要暴力和迷信，强调以道德理性治国平天下，与教会的迷信观念完全不同。

 

　　百科全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法国哲学家霍尔巴哈（Paul Henri Holbach, 1723－1789） 主张以儒家理性道德观念代替基督教神性道德观念，并且像中国那样把政治和道德结合起来。他说：“在这片广大的土地上（中国），道德成为一切理性的人们的唯 一宗教。”他以为：“在中国，律法充满圣智，甚至征服中国的野蛮的满州人，亦为之屈服。这就是说，理性对于君权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效力，使中国的征服者反而 被征服了。”强调“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道德结合的国家，是一个德治或以道德为基础的政府，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 都明白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

 

　　经过启蒙思想家的努力，法国最终爆发了大革命，彻底推翻了封建贵族和天主教会这两座压在法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并且经过拿破仑战争，将法国的启蒙思想成果推广到全欧洲，这时欧洲人也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从此进入了历史发展的快车道。

 

中华文明：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之源

 

　 　中国的物质文明对西方的影响尽管辉煌但毕竟是短暂的，由于科技革命的展开，陶瓷、丝绸、漆器的制作早已不是什么难事，这些原本只有王公贵族才可以享用的 器物也已走入了寻常百姓家，中国艺术对西方生活的影响也已难觅踪影，而真正留下的少数遗迹也与原来大相径庭，比如诞生于“中国潮”时期的英国“下午茶”习 惯虽然沿袭至今，但原先的武夷红茶早已被咖啡代替，然而中华思想文明及制度文明对西方的影响却是持久且不可逆转的，而其中最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主要表现为以 下四个方面：人文社会的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西方文官制度的制定 、西方经济思想的形成，这四方面帮助西方国家走出了中世纪的阴霾，构成了现代思想文明的根基，这也将是本文的重点。

 

　　中华文明对西方现代文明形成的影响之一

 

　　人文社会的形成

 

　　众所周知在中世纪的欧洲宗教统治着人们的思想，而当中国的人文思想进入欧洲之后，这一切开始了变化，首先是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对西方文化传播起到关键的作用，可以有更多的人学习圣经，宗教慢慢失去了对圣经解释权的垄断。

 

　 　在西方的启蒙时代，启蒙思想家企图突破封建专制理论和神权理论的束缚，在中世纪的黑暗中寻求解放的光明，他们找到了中国孔子的学说，并且在其中认识了基 于大自然的、不为世人主观愿望所左右的观念，开始了的思想解放的先声。今天我们羡慕西方的自由、民主、博爱的精神，但是我们忘记了，这种精神其实来自我们 的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这一人文社会的模式让西方人开始对自己的社会模式进行质疑，这让当时的欧洲人不再相信基督教是人类唯一真正的宗教，基督教国家只占世界一小部分而 已，中国它有五千年连绵不绝的历史，拥有三亿人口，跟欧洲差不多大，它根本不知道世间有什么基督教义，没有享受过“天主的光辉”，但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吃无 穷的痛苦， 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既然孔子的门徒在根本不知何为基督的情况下，只是按照理性的原则自然地活着，而且还活得很好，那么神学就是不必要的 “神的启示”也是不必要的。-这在欧洲搅起了掀天揭地的大讨论，沉重地打击了中世纪以来的神学权威，解放了“人”的力量，为早期启蒙运动开拓了可贵的阵地。

 

　　1624年，英人赫伯特从中国人及孔子身上吸取思想资料，反对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反对有“神的启示”的存在， 他认为东方的孔子便是“自然神”论者，后来他根据自己学习中国思想的感悟写成了《真理论》，该书在理论上奠定了“自然神”的基础。

 

　　休谟也认为孔子的门徒，是天地间最纯正的自然神论的信徒。 这一观点，不仅是知识问题，而是关系到人的基本信仰的大问题。于是在整个十八世纪，主张自然神教的人，就利用这个惊人的事实，不断地向正统的基督教进攻了。

 

　 　自此之后，欧洲人更热衷于中国人文思想的介绍与传播，这时，英国另一位自然神论者廷德尔发表《基督教探源》一书，又名《圣经原是自然法则的翻版》，直斥 “启示的神学”是不合理的、危险的、是引起种种迷信种种幻觉种种陋规的根源，应予清除；他主张用孔子“简单朴素的语录”来“帮助我们阐明后者”他把两种 “宗教”思想(儒与基督)作对比研究，大力肯定孔子学说的合乎理性，合乎自然，抨击西方宗教神学和宗教。 。

 

　　1700年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学有专长的教士李明(Louis le Comte), 在来华十余年之后写了两本书：《中国现状新志》(1696,巴黎),《论中国礼仪书》, 立 刻被译为德荷英意文重版。李明认为孔子是“敬鬼神而远之”的，是“不语怪力乱神”的，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信奉的是简单朴素的“自然宗教”。“如果孔子信徒 进了天主堂，见到香火、蜡烛、圣水、誓约、祈祷，见到人们匍匐在各种雕像前，是要大吃一惊的。”——这些话出自一名天主教教徒之口，真是石破天惊！被看做 是对西方宗教的严重挑战！因而受到教会的群起攻击，巴黎当局下令禁毁其书。可思想是长了翅膀的，它一时间便飞遍了全欧。

 

　　1721年沃尔夫在哈雷大学演讲《论中国的实践哲学》，认为，"哲学的真正基础就是与人类理性的自然性相一致的东西"，"中国人并不强迫人有所为。他们认为：对于培养道德风尚，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与人的理性相吻合，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其根据都在人的自然性中"。他指出，尽管中国人"在促进道德风尚的时候仅仅只运用自然性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以敬神为基础"，可是"中国人善于正确运用自然的力量，因此，在道德才智方面享有崇高的名誉"。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子思想中的理性救世精神深表景仰。1672-1676年期间，作为德国外交官，在法国巴黎居住了四年，这是他能够接触和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机会，对于他哲学思想的发展和科学成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689年他在罗马逗留了6个 月，期间他结识了由中国返回欧洲的耶酥会士闵明我，获得了许多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德国的长期分裂状态给知识分子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和困惑，他们以为孔子 的道德礼仪，给政治和学术指引了方向，可为天下治世之表率。莱布尼兹推崇中国以道德秩序治国的思想，认为这是治国的根本，也是西方落后于中国的原因。顺着 这样的思路，他的学生沃尔夫（C. Wolff）用德语在大学讲授儒家思想，他积极宣扬儒家的理性主义哲学，认为只有理性才是真正的道德本源，并上升到自然法的高度加以颂扬，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中国式哲学，他本人也被称为“孔子的殉道者”1697年(清.康熙三十六)他 出版《中国近闻》系统研究了中国哲学，发愿要沟通东西方哲学，在其《序言》中说：“我们从前谁也不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 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他又说：“就我们目前情况而论，道德败坏已达到这样的水平，因此我们几乎觉得需要请中国的’传教 士’来到这里，把自然神教的目的与实践教给我们。他的哲学思想， 对于以后德国的哲学家康德（1724—1804）、黑格尔（1770—1831）的哲学思想，都有重要的影响。在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哲学出现之前，伏尔泰和莱布尼兹的学说乎一直统治着德国各大学。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他崇拜孔子，爱谈中国，对中国的道德政教极其向往，对西方神学、神的启示、形而上学及宗教狂热之类的东西抨击不遗余力，是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 说：“欧洲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与物质的世界。”他赞美孔子“只诉诸道德，不宣传神怪”。他说“道德是来自 神的，到处是一律的；神学是来自人的，所以到处不同而且可笑。”他认为孔子和中国哲学家都真正相信道德，摒弃宗教迷信；而欧洲教会恰恰相反，相信迷信而不 讲道德。因此，“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这真是不幸。”以为“人类的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他相信儒学是最好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 并以中国为理想国，提倡以中国文化为标准。他认孔子为天下唯一的师表，在自己的礼拜堂悬挂孔子象，写诗赞美，朝夕礼拜；公开主张欧洲各国应当将中国作为典 范进行效仿。　伏尔泰指出，“他们帝国（中国）的组织，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优秀、最古老、也是最广博的王国”。 是他大声疾呼；法国要“全盘华化”!他主张，每个法国人都应该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形成的“百科全书”派把启蒙运动推向了高潮。百科全书派领袖狄德罗（D. Diderot，1713－1784）也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子学说十分倾倒。他认为孔子学说简洁可爱，不要暴力和迷信，强调以道德理性治国平天下，与教会的迷信观念完全不同。

 

　　百科全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法国哲学家霍尔巴哈（Paul Henri Holbach, 1723－1789） 主张以儒家理性道德观念代替基督教神性道德观念，并且像中国那样把政治和道德结合起来。他说：“在这片广大的土地上（中国），道德成为一切理性的人们的唯 一宗教。”他以为：“在中国，律法充满圣智，甚至征服中国的野蛮的满州人，亦为之屈服。这就是说，理性对于君权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效力，使中国的征服者反而 被征服了。”强调“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道德结合的国家，是一个德治或以道德为基础的政府，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 都明白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

 

　　法国哲学家霍尔把赫（1723-1789），与狄德罗（1713-1784）、爱尔维修（1715-1771）同是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中，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都是“百科全书派”的领导人。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道德结合的国家”，是一个“德治或以道德为基础的政府”，“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白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

 

　　启蒙运动时期，中国的社会伦理及治国思想成为欧洲学习的典范，孔子等中国思想家成为成为欧洲的名人，欧洲人都喜欢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动他们的主张，经过这些人100多年的努力，现代人文思想终于成为了西方意识形态的主流，这也标志着西方人在思想上终于走出了中世纪，进入了现代社会。

 

　　中华文明对西方现代西方文明形成的影响之二

 

　　民族国家的建立

 

　 　在欧洲的中世纪，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的权力结构有两个明显特点：因等级分封形成的间接统治，国王通常只是因为血统和占有最大领地 而成为君主，他同其他封臣形成保护与效忠的契约关系。他的权力是极其有限的。在多层“领主—封臣”关系中，君主和大领主不能直接行使对所有居民的统治权 力。由于封地有各种不同的来源，有的封臣不只效忠于一个大领主。唯一拥有全欧性权力的是罗马天主教会，但教会的权力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罗马教会也是一 个大领主，星罗棋布的教堂、修道院，也占有土地并行使司法权。因此，君主、贵族、主教、自治城市等等构成重叠的、犬牙交错的权力网络。如果以权力统一、领 土明确为国家标准，当时欧洲几乎谈不上有“国家”。农奴制是封建权力结构的经济基础，因为农奴对领主的依附关系与领主的直接司法权是相辅相成的。

 

　　1584年(万历十二年)西班牙教士冈萨雷斯.德.门多萨(Gonzales de Mendoza) 出版了西班牙文《中华大帝国风物史》、 1590年葡人在澳门出《绝妙论著》、1655年葡人鲁德熙又有《中华帝国史》、1650前后，意大利人卫匡国(Manteno Martini)的《中国历史》、法国人冯秉正(Joseph De Moyria de Mallac)的《中国通史》等书都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过详细的描述，因此欧洲的皇帝们也希望建立像中国那样的制度，这一切要从法王路易十四的改革开始。

 

　　1661年，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地球的东西方都发生了一件大事：法国路易（1643-1715）十四亲政，中国康熙登基！由于当时东西方交流的日益频繁，大批的传教士从西方来到中国，白晋就是其中一位， 1691年康熙任命法国传教士百晋为特使将赠送给法王路易十四的书籍49册带回法国，1697年白晋5月 回到巴黎，这套汉文书籍让路易十四非常的喜欢和惊奇，白晋又于该年出版了《中国皇帝》和《康熙皇帝》两本书送给路易十四，路易十四则授权白晋用一万法郎为 康熙准备礼物，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东西方两位皇帝的一次交往却从此改变了西方的历史，法王路易十四决心利用中国的政治制度对法国进行改革，这就是后来改变欧 洲历史“路易十四改革”。

 

　　路易十四改革为西方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比如法国，1661年22岁的路易十四宣布亲政。同时废除首相职位，改设御前高级会议，并亲自主持御前会议，听取大臣报告，签署一切国事公文，直接控制了中央最高级行政权。在地方，派遣监督官，以国王钦差的身份控制地方，他还取消城市自治权，改市政机关的选举制为委任制， 直接控制军队，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路易十四削弱贵族的势力后，但没有将贵族杀死或流放，而是修建凡尔赛宫供这些贵族进行享乐。

 

　　在法国的路易十四进行改革后俄国彼得一世改革、普鲁士胖特烈二世改革、奥地利特蕾西亚女皇的改革。

 

　　绝对君主制的历史意义

 

　 　路易十四改革建立的这种制度在西方政治学中被称为“绝对君主制”，绝对君主制的首要功绩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四分五裂的封建状态，有比较明确领土疆 界的中央集权的政府，绝对君主制提出“国家至上”原则，确立中央政府的绝对权威，自此欧洲开始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职业化的常备军和官僚体制开始发展起来，文职官僚体制的建立，无疑是对中世纪封建权力结构的取代和改造。打破了中世纪等级制对中央权力的限制，逐步开始实现中央政府对每一个臣民的直接统治。

 

　 　绝对君主制的君主并非完全是随心所欲的个人统治，相反，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法而治，或者说，他们是近代法理型统治的开创者。因为绝对君主制的一个根本 特征在于，君主的权力是与法律相联的。在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下没有立法和立法权观念，封建领主只有司法权。“以法治国”成为政治统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即 便是在作为绝对君主制的典型的法国，法律和法律人士在政治体制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波旁君主的法令必须在高等法院注册后才能生效。俄国彼得一世的改革 也是以法令的形式进行的：“所有这一切都是用法令实现的。

 

　　再就是全国性税收。尽管在不同国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免税特权和各种地区性的封建权力结构，但是国家权力通过各种税收，尤其是人头税，直接作用于最底层的民众，与每一个居民发生了关系。后来的普遍征兵制进一步加强了居民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因此，民族（nation，即国民）之所以同国家（state）联系起来，不仅是由于地域、经济和文化的统一，而且也由于中央政府与国民的垂直联系和全国政治结构的同质化。中央政府和个人的直接关系也推动了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变化。

 

　 　地域、法律、税收制度的初步统一，为国内统一市场的建立创造了条件。这无疑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绝对君主制也直接扶持资本主义。它们通常都采取重商主 义的政策，支持和参与国际外贸活动，其中包括殖民主义活动。西欧一些国家，如英、法等在绝对君主制建立起来以前就已经开始了资本民族化的进程。在绝对君主 制下，由于贸易保护和特许公司制度，这一进程加快了。在俄国，甚至可以说，是“国家创造了市民社会”。彼得一世几乎是“无中生有”地奠定了俄国的工场工业 的基础。在１８世纪，各国绝对君主制先后在不同时间里采取了“开明君主制”的形式，进一步破除对工商业的束缚。１９世纪，普鲁士、俄国的绝对君主制也顺应 时代潮流，自上而下地推动工业化的进程。

 

　 　绝对君主制促进了人权的改善，在封建君主制时期，国家权利掌握在封建贵族和教会手里，绝对君主制大大削弱了贵族和教会的势力，而贵族势力的削弱，封建等 级制度的解体，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并且有了拥有财产的权利，标志平民权利时代的到来，教会势力的削弱促进了人文思想的传播， 欧洲的启蒙运动不是发生在绝对君主制建立之前，而是绝对君主制之后，而且是在皇帝的支持下进行的，因为他们所宣扬的人文思想和自由平等理念有利于绝对君主制的巩固。因此欧洲的自由平等不是启蒙运动的结果，而是启蒙思想家们将这一成果进行了广泛的宣扬，使这一成果深入人心。

 

　　中华文明对西方现代西方文明形成的影响之三

 

　　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形成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西方的传播是从法国的重农学派开始的，重农主义学派是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第一个学术派别，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而之前的重商主 义只是一种社会风潮，并非学术派别，重农学派提出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是西方经济学的真正开端，直到现在“自由主义”思想虽然经过古典自由主义、新 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几次沉浮仍然占据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

 

　　魁奈是重农学派的领袖，当时被尊称为“欧洲的孔子”。他本人也十分尊崇孔子，他曾经撰写《孔子简史》，儒家哲学中的重农思想对魁奈重农观念的建立产生过重要影响。魁奈以御医身份进入凡尔赛宫后，通过庞巴杜夫人，敦促路易十五于1756年模仿中国古代皇帝，举行了显示重视农业的仪式“籍田大礼”。然而对魁奈影响更大的还是老子的思想。

 

　　自然秩序和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直接来源于中国

 

　　魁奈作为“国王御医”，同期法王路易十四派遣到中国的5位传教士都拥有“御前数学士”头衔。魁奈与这些传教士们关系密切，从传教士们那里吸取了中国老子的“无为”思想，并于1758年第一个把“无为”译成“自由放任”（laissez-faire）。 并受无为等思想的影响，创立了依赖自然法则的重农经济学。在宣扬重农学派思想观念的刊物《农业、商业、财政杂志》和《公民日志》的文章中，大量引用的不是 欧洲的文献而是中国的典籍。在杜帮编辑的魁奈及其门徒的论文专集《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中（该书第一次提出“重农主义”概念），为 了显示其神圣和权威，居然将出版地点标明为“北京”。

 

　　“自然秩序”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基础，1769年， 魁奈出版了《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该书的第八章标题即为《中国的法律同作为繁荣政府的基础的自然法则相比较》。魁奈将中国作为一个实行自然法则的理想国 度，通过对中国的制度实践的考察，阐述了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精神。可以确定，中国古代文化至少是魁奈自然秩序观念的重要来源之一。

 

　 　杜尔哥是重农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按马克思的评价，杜尔哥的理论体系使重农主义体系发展到最高峰。杜尔哥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 配的考察》在经济学说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熊彼特认为，“它已经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杜尔阁的理论骨架，即使不谈它比《国富论》在时间上领 先，也显然比《国富论》的理论骨架更胜一筹。”而杜尔哥此书的写作，与中国和中国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1763年，有两位留学法国的中国青年高类思和杨德望完成了学业，正准备回国。“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中国是开明政治的策源地；人们都希望这两位中国青年能够让他们的欧洲东道国不断地了解中国的内部情况。”于是杜尔哥向他们提出了52个 经济问题，这就是杜尔哥的《中国问题集》，拟让他们回国后在研究本国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予以回答，以帮助法国思想家全面系统而真实地掌握中国的经济情况。 “为了使他们能够明白这些问题的目的和意义，我又在这些问题前面写了一篇关于社会的各种劳动和财富的分配的简略分析。”这就是《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 察》的直接起因。杜尔哥所提出的问题及作出的分析都与他所掌握的中国经济知识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或者是希望从中国的实践中得到解释，或者是受中国的情况 的启发而予以发挥，或者是直接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汲取了营养。所以研究者说杜尔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书蒙受中国的影响最深。”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直接来源于重农学派

 

　　1764年2月-1766年10月斯密进行了为期近3年的欧洲大陆之行。1765年12月－1766年10月，他在巴黎逗留的10个 月收获极大，会见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重农主义者魁奈、杜尔哥、奈穆尔、老米拉波等。斯密正是在这些接触中产生对经济学的研究兴趣并着手制定 《国富论》的写作计划的。与魁奈和杜尔哥的讨论对斯密构思其研究思路和形成其写作框架具有重要的帮助，而重农学派对中国文化的倾慕也对斯密产生了一定影 响。在斯密的《国富论》中，对中国资料和文献的大量引用可以作为一个证据。在斯密的《国富论》中，直接继承了重农学派“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并将其发扬 光大。

 

　　在一定意义上，重农学派是中国古代治国思想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之间的一座桥梁，亚当斯密从重农学派哪里继承来的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也对后世影响深远，直到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前一直占据着西方经济学的正统地位。

 

　　哈耶克认为，道家“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两句话，是自发秩序最好的经典描述。哈耶克于1966年9月在东京所作的《自由主义社会秩序诸原则》的讲演中，当谈到自发秩序理论时，激动的反问道：“难道这一切如此不同于《老子》第57章的诗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吗？

 

　　哈耶克对老子的道德经有着深厚的研究，已经到了信手拈来的地步。

 

　　中华文明对西方现代西方文明形成的影响之四

 

　　西方文官制度的建立

 

　 　在英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进入了政治学中的“政党分赃制”时期，既在竞选中获胜的新领导人把政府机构的职位分封给自己所属党派特别是那些在竞选中 为自己出力的人员及其亲信，换句话说，就是“封官许愿”，这种制度注重政治上的忠诚和功劳，而不是才干和品格，导致任人唯亲而且在地方政治中，分赃制度强 化了政党领袖的力量，他们利用手中的人事权利来收揽人心、操纵党员、控制选举，在求职谋官者看来，官职的诱人之处只是因为它能带来种种便利以满足私欲，因 此一些已在位的官员疯狂的利用职位谋取私利。

 

　　政党分赃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后政党政治的产物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问题，而中国文官制度的引入将政党分赃制度极大的降低了政党分赃制度对社会的危害，而现在的西方政治制度仍然是政党分赃制度和中国文官制度的混合体。

 

　　从中国引入“文官制度”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现在各国的文官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源溯流，英国的文官制度原来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现在西方文官制度来源于中国的说法在政治学界也是得到世界公认的，

 

　　其实中国的文官制度很早就在西方传播开来，元朝的马可·波罗和明朝的利玛窦，这两位意大利人均向西方介绍了中华文明包括中国的文官制度。1569年出版的葡萄牙传教士克鲁兹《中国游记》一书，对中国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官员备加称颂。葡萄牙修士胡安·贡萨雷斯·德万多萨，于1583年出版《伟大的中国》一书，辟专章介绍了中国科举制的考试方法和内容。此书在罗马出版后，很快译为多国文字，引起欧洲人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注意，另外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都对中国的文官制度有过研究。

 

　　英国在创建和完善文官制度时，用英文出版的有关中国文官制度的政治书籍达70种之多，其中的《中国札记》、《中国的历史与现状》等，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对中国的文官制度特别是科举考试制度，极为推崇，并敦促英国政府效仿。这个时期英国的驻华使节，也把中国文官制度的概况和考选制度，作为他们向政府汇报的主要内容。

 

　　1855至1870年英国文官制度形成时期，著名的刊物如《绅士》、《伦敦》、《雾》等，先后刊载和介绍了中国录用官员的程序和方法的文章，提倡在英国实行中国式的文官考试。正是这种思想和主张，为英国走出庸人充斥政府、任人唯亲的人事制度迷宫，提出了一条现实的道路。

 

　　英国建立文官制度建立

 

　　在英国之后，加拿大于1882年采用了文官制度。美国于1883年建立文官制，后经多次改革，成为西方文官制度的典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联邦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相继颁布了文官制度法或公务员法，建立起现代西方文官制度。

 

　　常任文官制度建立的意义

 

　 　沿革中世纪以前，欧洲诸国的官员几乎全是教士、贵族、封建诸侯，尚无文官。他们现在的文官一般区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是随着政府更迭而进退，以自 己所属政党在竞选中的胜败为转移。政务官掌握着行政机关的决策权和领导权，负有决策、计划、协调、组织、监督等重要行政职责，并以宣传和推行执政党的政策 和主张为己任。任职须顾及其政治背景、党派关系、政治主张等因素，不必注意特殊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实行任期制。事务官是政府的中下级公务人员。他们经 过公开考试，择优录用,不受执政党和政府更替的影响,非违法失职，不得任意撤换，受文官制度保护。事务官负责为行政决策机构提供咨询、草拟文件、设计方案、执行决策、管理日常公务等，实际操纵着行政机构的运转。他们需要有从事行政的专业知识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