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美蘇對峙最大的不同則是在於中國絲毫沒有面對冷戰的心理意識，中國政府認為經濟發展是國家的最高利益，任何形式的戰略對峙都應該迴避。中美之間這種戰略上的不對稱性使中美之間形成不了長期冷戰對峙的局面，其結果或者是中國受迫於美國的步步進逼而不斷退讓，放棄自己的利益，或者是美國對中國貿然發動戰爭，以此徹底剝奪中國的談判地位。無論怎樣中國都將受到根本的傷害。這種戰略的不對稱性就孕育了戰爭的危險性。多年來一直期待着中國崩潰的美國，無論是在西藏問題還是人權問題上都未能撿到什麼便宜，近來美國越來越多地對它的“遏制加接觸”的對華政策表現出不耐煩，在九十年代經濟和軍事實力都達到頂峰的美國當然是不願意毫無所為地咽下這個現實的，一定會找機會和中國試一試手，關鍵要看中美軍事衝突的誘因是否突破戰爭爆發的臨界點。這些因素的確是存在的，歸納起來有這四個方面:

一、美國的國家性質是帝國主義，而帝國主義的本質就是戰爭，這就決定了美國的侵略性和野蠻性。雖然世界在變，但改變的是美國的對手和世界環境，美國的本質沒有改變。由於蘇聯作為針對美國的遏制力量在全球範圍、包括在亞洲的消失，美國已經變得更具進攻性。科索沃戰爭和中國大使館被炸就顯示了美國發動戰爭的隨意性和突然性。最近，美國將戰略轟炸機和空射巡航導彈首次布署在關島，在軍事上這就意味着美國可以隨時對中國全境發起突然的攻擊。

二、由於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土崩瓦解及中國內部社會政治結構轉型的緣故，中國已經喪失了指導制訂國防和安全戰略的意識形態基礎，民族主義的情緒又很難在以美國價值為主導的全球化浪潮中形成中國新的上層建築。發展經濟已成為唯一的、至高無上的、綱領性的指導思想，它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一方面把國家發展的戰略思想引向庸俗化的歧途，另一方面削弱了國家意志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在這樣的精神廢墟中，中國政府的決策意志極度低落，其對危機做出應變的能力已相當值得懷疑，綏靖主義和迂迴退讓可能是中國政府唯一能夠使用的抵禦手段。中國政府在九六年台海危機後的親美外交及九九年使館被炸後的不知所措就充份曝露了中國政府的虛弱和無能。

三、蘇聯的解體和亞洲社會主義陣營的潰散又使得中國在地緣上孤立無援地裸露在美國的陣前。戰略孤立往往是戰爭爆發的前兆。美國在對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發動軍事攻擊之前，都對這兩個國家進行了外交和戰略上的孤立。希特勒在戰前也是通過“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和張伯倫綏靖政策對歐洲進行戰略孤立。在印度爆炸了原子彈以後、美國加緊了對北朝鮮的工作，這次又把棋子擺到了越南，不管其成效如何，孤立中國的用意是明顯的。眼下環繞中國的是靠不住的俄國、虎視眈眈的日本、野心勃勃的印度、桀驁不測的朝鮮、心懷敵意的越南和趁火打劫的台灣和菲律賓。中國目前的戰略孤立有客觀的歷史原因，但也是由於中國政府主觀錯誤所導致的，容後詳述。

四、中國經濟總量的飛速膨脹及對世界資源和市場份額占有的不斷擴大讓美國感到更深刻的危機，進而刺激起了美國的戰爭欲望。美國能同蘇聯維持四十年宣而不戰的局面，卻與同樣反共的德日兩國打得熱火朝天，關鍵就在於美德日在同一個鍋里爭粥喝，而美蘇分屬兩個互不交融的經濟體系。有不少自由派學者和國家官員幼稚地認為，中美經濟存在互補性是中美戰略關係的基石，只要中美在經濟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會讓中美關係得到穩定和改善，就可以避免中美之間可能的戰爭。歷史已經以鐵錚錚的事實證明了他們的天真幼稚，並將以血淋淋的戰爭證明他們的愚蠢。美國具有戰爭的本性和戰爭的動機，而中國戰爭意志的薄弱和戰略環境的孤立則部份構成了戰爭的誘因。這是由戰爭動力學的規律所決定的。戰爭動力學告訴我們，潛在的戰爭雙方啟動戰爭的意願和條件，是決定戰爭兩個要素。戰爭意志和動機影響戰爭的意願，軍事實力和戰略環境則構成戰爭的條件。和平是雙方的這兩個要素在戰爭爆發前達到動態平衡時的狀態。當雙方的戰爭意願和條件達到平衡時，未發動的戰爭便不容易發生，進行中的戰爭則會異常慘烈；當雙方這兩個要素不相平衡時，也就是處於所謂的戰略不對稱的情況下，戰爭就容易爆發，而進行中的戰爭則容易結束。六十年代肯尼迪和赫魯曉夫的手指都觸到了核電鈕但終究沒有按下去，原因就是雙方核大戰的能力是對稱的，雙方應戰的意願也是不容置疑的，預見到結果的慘烈迫使雙方都放棄了戰爭。二戰時期，德國之所以對蘇聯發動了閃電戰，就是因為斯大林當時沒有戰爭的意願，戰爭能力的準備根本是不足的，而希特勒無論戰爭的能力和攻擊蘇聯的意願都是極強的。於是，戰略的不對稱和戰爭動力學要素的不平衡導致了蘇德戰爭的爆發。戰爭動力學要素中，戰爭意願和戰爭條件的關係是辯證的，戰爭意願是能動的要素，戰爭意願的強化對戰爭條件有正面推動作用，反之則不盡然。很多情況下，戰爭條件相對較差的一方在面對戰爭意願更為低落的對手時，往往被誘發起戰爭意願，只要有足夠的利益驅使。例如上個世紀，戰爭條件處劣勢的洋人只憑藉幾艘船、幾尊炮和幾百號人就敢發動對大清的戰爭，日本敢於面對當時亞洲最強大的北洋水師而挑起甲午海戰，原因就是清朝政府完全喪失了戰爭意願，結果戰爭的條件雖不落後卻照樣要挨打。可見戰爭的意願更決定戰爭動力學的平衡。那麼，戰爭條件具相對優勢的美國對戰爭意願低落、戰爭條件處於相對劣勢的中國來說就更具戰爭的主動性了。美國發動一場戰爭的實力絕對是在中國之上的，美日在亞洲的聯合海空軍實力強於中國，美國還與中國周邊一些國家有着軍事聯盟的關係，顯然中美雙方的戰爭條件對比是不平衡、不對稱的，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的戰意願低落是戰爭最大危險之所在。中國的一些專家總認為今天與中國有着密切貿易往來的美國沒有理由對中國發動一場戰爭，這就如同斯大林當年捧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睡大覺一樣，捧着PNTR睡覺。一條狗儘管它擺着尾巴，只要它長着牙就有咬人的危險，更何況狗已經衝着我們露出了牙齒。美國向來是根據別國的實力而不是意圖來選擇潛在敵人的，儘管中國一再向美國表示中國不以美國為敵，絕沒有傷害美國的意圖，但美國還是根據中國的實力和發展潛力把中國定性為美國的敵人，並圍繞着中國作出了一系列敵對的布署。那麼中國有什麼理由漠視和否認來自美國的戰爭威脅呢？通過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國的戰略形勢是相當嚴峻的。美國對世界資源和市場的壟斷欲望、美國的帝國主義本性以及美國強大的戰爭能力決定了美國強烈的戰爭意願。而中國因對經濟發展的渴求及國民精神的頹敝致使戰爭意願極度低落、中國因台灣的鉗制和韓越戰略地位的變遷而處於惡劣的地緣環境、以及中國尚且微不足道的遠程反擊能力，這些都構成了戰爭的誘發條件。因此可以說中國的處境已經是相當危險，只要美國國內經濟走向開始呈現下降的趨勢，戰爭就隨時都可能降臨到我們的頭上，這並不是杞人憂天。但是，這並不意味中美之間的衝突或戰爭不可避免，如果中國政府能夠在思想上改變對冷戰採取掩耳盜鈴的態度，依靠現有的實力，通過卓越的外交，作好充份的戰略準備，那麼中國就完全可以彌補戰略弱點，消除戰爭爆發的因素。

（二）中國的外交錯誤陷中國於戰略被動

如前所述，美國過去在亞洲的所有戰略布署主要都是以美蘇冷戰為核心的，朝鮮戰爭也好，越南戰爭也好，主要都是針對蘇聯的勢力。儘管美國發動韓越兩戰、聯防台灣使中國在地緣上受到直接的壓力，但美國的戰略着眼點並不是中國，而是蘇聯及以蘇聯為首的亞洲共產主義勢力。因此美國一方面在主觀上竭力避免或擴大同中國的軍事衝突，另一方面在客觀上即使要對中國採取任何行動也不得不受到蘇聯的掣肘，蘇聯的存在迫使美國不願挑起或擴大同中國的戰爭。所以可以這麼說，蘇聯和亞洲社會主義陣營的存在是當時中國最強大的戰略屏障和掩體，朝越兩戰均以中國達到其戰略目標為結局，這和當時國際形勢對中國的這種屏障和掩體效應是分不開的。但是在今天，這個屏障和掩體早已不存在了，俄國已不構成對美國全球利益的威脅。科索沃一戰顯示俄國甚至無力對地區事件作出有效的反應。這樣，作為歐洲國家的俄國將更沒有意願和能力在亞洲的舞台上扮演旁觀者或漁翁以外的角色。隨着俄國的勢微，北韓和越南作為亞洲社會主義陣營的兩個前沿陣地自然不可能獨立寒風。然而，儘管這兩個國家在傳統上一直是中國的附庸，但本世紀蘇聯的強盛和中國自晚清以來的極度衰弱，禁不住朝越兩國別投他抱。金日成便是蘇聯一手扶植起來的，他在五八年中國撤軍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清洗他身邊的親中國勢力。而越南自胡志明逝世以後就一直實行親俄反華的政策，結果還在七十年代末和中國反目成仇、刀兵相見。值得反省的是，在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中國確有整整十年的時間重新調整中朝越之間的戰略關係，並有機會從蘇聯的殘垣斷壁中揀回這兩個對中國的安全至關重要、而且已經為之付出巨大代價的陣地。很不幸，八十年代鄧小平的右傾親美路線和中國社會的拜物主義、享樂主義和偏安綏靖情緒，以及瀰漫於理論界的戈爾巴喬夫式的小布爾喬亞浪漫思潮嚴重侵蝕並癱瘓了國家決策層的戰略思考。當時大多數活躍於決策層和學術界的專家學者都錯誤地認為和平與發展將是冷戰後世界的主流，經濟的全球化和一體化將有效地消除戰爭，自由貿易將模糊國家勢力之間的敵我界限，強權對世界資源和市場的爭奪將以更“文明”、更現代的方式進行。總之，戰爭的危險隨着冷戰的結束而消失了，敵人也隨着戰爭遠去了而不存在了。於是憧憬和幻想取代了當時對世界局勢的觀察、分析和判斷，主觀臆斷、一廂情願就主宰了決策的各個方面，包括了國家安全戰略的選擇、中美關係的定位、台灣政策和統一計劃的制訂及周邊外交的安排，結果中國政府眼光短淺、嫌貧愛富，只是熱衷大國外交、歐美外交、經貿外交，造成了各項外交政策之間環環相扣的戰略錯誤，總結起來有如下三個方面的失誤：

一、國防建設與經濟發展的投入比例嚴重失調，國家的海空軍實力與中國的經濟發展的規模和模式以及與中國的外交地位極不相稱，這無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國外交運作的手段和能力，損害了中國在地區間乃至世界範圍的政治影響力。這是個決策性的錯誤，表面看來這是由歷史條件下的中國經濟發展水平所決定的，但事實上還是個戰略指導思想的偏頗所致。決策層對冷戰後國際局勢估計過於樂觀，對美國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對兩岸形勢走向的誤判以及對“中國威脅論”過於消極的反應，這些都導致了國防建設的嚴重滯後。

二、在中國政府一系列的外交政策中最為核心也是最致命的錯誤就是過份倚重中美外交，把中美關係作為解決中國一切現實問題的關鍵，例如企望通過中美關係的穩定來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解決兩岸問題及處理與周邊國家的領土領海糾紛。反過來又通過犧牲中國的一些戰略利益來單方面維護和改善中美關係，例如在朝鮮半島安全問題上無條件地與美國合作、在武器擴散問題上一味牽就美國卻容忍美國對台灣大肆出售武器以及面對菲律賓、越南對我南海領土領海的蠶食不作任何實質性的和有效的回應，以此向美國表示中國不觸犯美國利益、不挑戰美國在亞洲的存在、為美國的亞洲秩序負責的誠意。這實際上與中國政府所熱衷的大國外交的本意是背道而馳的。

三、雖然中國政府對周邊外交的戰略意義有足夠的認識，可是在具體的外交政策上不具備知難而進的魄力和另闢蹊徑的智慧。例如，中國的周邊過去一直被蘇聯和美國勢力包圍，在蘇聯解體後，中國立即和中亞四國建立起安全互信和經濟互惠關係，穩定了戰略後方。但是在更重要的東部和南部，中國始終毫無作為。緬甸是中國直通印度洋的捷徑，因此中國與泰緬兩國建立安全體系極具戰略意義。很遺憾中國直到今天才剛剛想起來建一條公路，而不再進一步同泰緬兩國討論建立政治和安全協調關係。中國政府花血本、頂着極大的風險要進世界貿易組織，但卻對日本早先倡議的中日韓貿易共同體和馬哈蒂爾提出的亞洲自由貿易區的建議不屑一顧，原因就是美國竭力反對，中國不敢觸犯美國。中國無法同周邊國家建立利益攸關、輔車相依的戰略關係，就只能被美國分而治之。中國能在西邊有所作為而在東邊一籌莫展，原因就是俄弱美強，中國欺軟怕硬，這與毛澤東時期的大器外交真有天壤之別。這個以美國為軸心的外交路線十年來非但沒有讓中國政府解決了任何一個問題，反而使中國丟盡了手中所有的戰略籌碼，和平統一台灣的希望越來越渺茫，對美國的經濟依賴越來越深重，與東亞國家的戰略關係越來越孤立。那年中國駐外使館遭轟炸的五八事件就反映出中國政府的尷尬，一旦受到美國的攻擊，中國除了老百姓上街遊行、砸使館外，政府幾乎作不出任何有效而有力的外交反應。可見這個“美國路線”對中國的危害是深遠和廣泛的，可以說，今天中國內政外交各個方面的所有困難和麻煩都源於“美國路線”。“美國路線”能夠在的中國外交決策層大行其道，顯示當今中國的信念危機、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已經深入地侵害到了中國的國體，這是美國和平演變策略一個顯然的戰果。過去的十年，中國外交上的親美、戰略上的綏靖及以經濟壓倒一切的政策，並不簡單地是一個策略上的失當和偏差，而是國家政治路線和立國根本的蛻質，國家的幾位領導人無處不表露出來的崇美和恐美情結便是這種質變的標誌。五八事件應該是向中國政府宣告了“美國路線”已經走到了失敗的盡頭，但是中國政府只是看到中美雙方在武器裝備上的差距，而沒有在大戰略、尤其是外交層次上覺察到比裝備落後更嚴重的失衡，並完全沒有對導致失敗的 “美國路線”進行過深刻的反省。最近，當美國又一次在其財政預算案中公然把台灣納入撥款專項，當美國候選總統布什明確否認中美夥伴關係，當美國首次把戰略轟炸機和巡航導彈虎視眈眈地布署在關島、對中國進行戰爭威脅，當美國聯合日本等國頻繁地在中國門前舉行軍事演習，中國的總理卻迫不及待地在美國大選的最後時刻一再向西方媒體強調，無論誰當選美國總統中國政府都將繼續奉行中美友好外交。如果朱熔基只是擺個外交姿態，那也完全不必如此謙卑地放下大國的身段，在極不恰當的時機說些極不附合中國國際地位的話。世界各大國中恐怕也只有中國的領導人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表現得象以色列和台灣等美國的附庸國那樣如此在乎美國的大選結果。中國政府的所作所為不但讓中國的大國地位和信譽蕩然無存，而且阻礙了世界多極化的進程。更令人詫異的是，幾天前中國政府又向美國作出不擴散彈道導彈技術的承諾，卻沒有要求美國在相關問題上對中國作出任何實質性的讓步。幾天之後美國就和台灣當局在共同防禦事務上達成協議。中國政府的這種在戰略上近乎自殺性的舉動真讓人懷疑中國的上層有內神通外鬼。國家領導層心志低靡，偏安惡進，不求有所得，但求無所失，以不同美國對抗為最高外交綱領，外交部幾乎變成外經貿部，國家領導人在外交活動中不是作戲就是消氣，這樣的狀況如果得不到改變，中國的外交和戰略前景將是非常令人擔憂的。中國目前嚴峻的戰略環境和被動的外交處境集中反映的是中國政治影響力和軍事能力在逐年大幅下降的國際現實。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圍堵中國的動作勢必越來越大，中國周圍原先的一些戰略緩衝地區紛紛趨強離弱、歸順美國勢力，這也是必然的趨勢。台灣和菲律賓的氣焰就是隨着中國國勢的虛弱才變得囂張起來。五八事件後，李登輝緊跟着就提出了“兩國論”，菲律賓的態度也隨之變得異常強硬。必須指出的是，中國國勢轉弱的這十年中，中國的經濟總量卻翻了一番。人們常說“弱國無外交”、“落後要挨打”，但這並不是問題的關鍵。五十年前中國可以說是絕對的弱，無論用什麼標準衡量，中國都是絕對的落後，可當時的中國領導人硬是為襁褓中的國家打出了一派輝煌的外交局面，為國家的建設發展爭取到了數十年的安全。但今天的中國經過了二十年的經濟發展，又繼承着前輩的外交和戰略遺產卻反而挨了打，外交形勢也變得越來越侷促。今天的中國領導人應該從自身品素上尋找對這一事實的解釋。和老一輩領袖比較，現今的中國決策人物缺乏大國思維，在意識上有着根深蒂固的自卑感，根本不具備高屋建瓴、放眼世界的政治素養。在些人物手下，中國的外交和安全戰略也和許多其它政策一樣，有措施但沒有境界，有細節但沒有全局，如果中國領袖層不進行優化，中國將很難紐轉目前的被動局面，擺脫美國的戰略圍堵，不出十年，中國將身陷囹圄，後果會比前蘇聯更慘。

（三）中國必須通過在台海的軍事行動重新劃定自己的勢力範圍

由於中國的總體實力和外交影響力有限，單純依靠外交手段來反制美國的圍堵並建立戰略安全體系的效果不彰，中國一系列的外交失敗又使得這一努力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中國不得不通過一場戰爭來為自己拓展戰略空間。戰爭的發生自有其內在的原因，在很多情況下不是想避就避得了的。的確，選擇戰爭是外交的失敗，當外交失敗的損失必須由戰爭來彌補時，迴避戰爭就意味着選擇失敗。目前形勢下，中國唯一可以擺脫戰略被動局面的辦法就是通過一場台海戰爭來劃定中國的勢力範圍，對亞洲的安全體系作附合中國戰略利益的調整。台海戰爭的直接目的是消除台灣分裂勢力對國家統一和戰略安全的威脅，該戰爭無論勝敗都會有如下這些效果；一、反擊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模糊策略，阻止美國利用兩岸局勢長期獲利；二、打亂美國遏制圍堵中國的戰略布署，提前逼美國攤牌；三、測試美日、美菲和美澳軍事聯盟的運作，激化美國與這些國家的潛在矛盾；四、警示周邊國家，以積極的行動明確與鄰國的利益共享關係。從國家統一的角度看，對台灣的軍事行動也是迫在眉睫。幻想和等待是解決不了台灣問題的，聽言觀行也應該有了結論。和平統一的戰略代價太大，美國用一個小台灣牽制了大中國幾乎全部的外交和戰略資源長達半個世紀之久，改變了東亞的國際政治生態，致使中國新世紀國家發展的戰略框架因台灣而扭曲。鄧小平二十年前的一句話不足以成為今日之謀，更不足以成為二十年後國是之戒律，故中國政府不應該荒唐地用所謂“一國兩制，保留軍隊”來製造兩個中國，給後人遺留下無窮的禍患。應該指出，中國已經貽誤了解決台灣問題的最佳時機，台灣問題本應該先於兩韓緩和及美朝關係解凍之前着手解決，科索沃戰爭時期就是絕好的契機，五八事件又是美國白送的動武藉口，可惜當時一來中國武備凋敝多年，臨渴掘井，難應一時之急；二來中國政府偷安惰志，專務迂闊，毫無臨機應變之心，這樣的歷史遺憾不能再重複了。台灣民進黨的執政給中國政府送來了歷史機會，對台獨黨宣戰名正言順、合情合理。兩岸之間沒有了所謂“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擋箭牌，軍事行動所承受的道義負擔和政治風險大大降低。對民進黨當局宣戰所遇到的政策難度以及因戰爭所造成的兩岸人民情感上的創傷要大大小於對國民黨宣戰。然而民進黨執政不會有第二期，中國政府必須抓住這四年，趕在台灣國民黨或親民黨上台之前拿出決斷，否則今後解決台灣問題的難度會越來越大。可以預見，國內一定會有不少專家學者群起而反對政府運用戰爭的手段來解決外交所不能解決的問題。他們慣用各種似是而非的謬論蠱惑人心、混淆視聽，決策層受他們的影響極大，很難對戰爭的必要性和緊迫行取得共識，必然會在關鍵時刻在“經濟受損”、“經濟發展優先”、“中美利益”等干擾聲中作無謂的彷徨。我們必須有針對性地闡明如下三個觀點

一、國家的強弱在於其國民精神和國家意志而不在於其經濟和國防實力。經濟和國防的狀況是國家強大的結果而不是原因。有了精神意志，國家可以由窮變富，由弱變強。國家的命運和其國際地位常常是通過戰爭來決定的，國家經濟和國防實力的強弱也是通過戰爭來體現的，而戰爭則是對國家的精神和意志的凝聚和提煉。日本的經濟和軍事實力都強於中國，但它的命運仍然被掌握在美國的手中，因為日本戰敗了。相反，五十年前中國儘管經濟和軍事實力遠弱於日本，但因戰勝了美國而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如果中國象目前這樣在精神意志上不戰而屈敗於美國，最終會喪失對自身命運的掌握。中國在新時期尤其需要戰爭來恢復國家的精神意志，清除決策層充滿自卑的“美國路線”，否則中國將永遠沒有可能在外交上逃脫失敗的命運。

二、在以美國利益為主導的現有亞洲安全秩序之下，中國不可能取得戰略主動權，因此中國只有不斷給美國的亞洲安全秩序“製造麻煩”，才有可能為自己創造機會；只有同美國積極對抗，才能增加自己手中的外交籌碼；只有懂得用戰爭來作外交，才能能在談判桌上爭得戰略利益。美國一直對中國採用“麻雀戰”策略，用西藏問題、台灣問題、人權問題等不停地騷擾中國，給中國製造了各種麻煩，結果中國被美國敲詐去不少利益和籌碼。那種認為中美之間在世界和亞洲和平與安全問題上存在共同利益的觀點是極端愚蠢的和錯誤的。中國應該果斷地拿出一些行動（台海戰爭、轉讓導彈技術、出售武器等）給美國出難題，逼美國作出利益的取捨。毛澤東的金門炮戰就獲得了這樣的戰略效果。

三、戰略對抗，甚至戰爭，只要策略得當不但不會毀掉中國的經濟發展，相反會給中國國力全面而平衡的發展帶來歷史機會。中國官方多次向外宣稱，中國為統一不惜一戰，寧可放棄經濟發展也不容寸土分離。此話調門雖高，可卻走了調，一是在重複和強化着美國的戰爭訛詐，二是在國民意識中散布恐怖情緒和失敗主義邏輯。一些所謂戰略家與西方敵對勢力同聲共氣，恫嚇中國說如果戰爭爆發中國經濟就要倒退二十年。為什麼同美國對抗、為統一而戰一定就要以中國的經濟發展為質？根據哪一家的理論斷定戰爭會把中國送會石器時代？蘇聯是在衛國戰爭中成為世界軍事強國的，美國的經濟也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後得到飛速發展的，新中國不也是通過朝鮮戰爭和中印邊境戰爭而爭取到國際地位和和平環境的嗎？難倒中國的兩彈一星是和哪個大國改善關係才有的嗎？

（四）結束語

發動台海戰爭是中國反制美國圍堵戰略的最直接、最行之有效的手段，但從全局看，它只是整體戰略的一個組成部份。中國還有其它許多重要的措施應該加緊布署。這些措施的成效越大，台海戰爭的勝算就越大，戰爭對中國經濟的損傷就越小。這些措施包括：

一、提前開發反制美國導彈防禦系統的能力。儘管國際壓力和技術困難推遲了美國國家導彈防禦體現的布署計劃，但美國絕對沒有中止實施這項計劃，一旦技術上有所突破，任何國際壓力和國家勢力將不能阻止美國單方面撕毀美蘇導彈協定，全面布署導彈防禦體系。因此中國應該積極發展相關的反制武器系統。

二、儘早打通西南至印度洋的戰略通道，努力建立中緬泰政治、經濟和安全協調機制。中國只有一面臨海，戰爭爆發無可避免地要影響到中國的能源和物質運輸，開闢另外一條出海通道可補償部份。從長遠着眼，中國的西部開發也需要一個出海口，西南出海通道可以使歐洲和非洲海運距離大大縮短，因此一個穩定的中緬泰政治和安全體系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三、積極探討建立中日韓經濟共同體和東亞及東南亞自由貿易區的可能性。中國政府應該發揮中華文化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充份利用華人華僑資源，加強中國同東南亞國家的經濟貿易聯繫，進而培育穩定的政治關係。對日本應該以政治與經濟拉攏歸化為主，軍事威攝為輔（對美國則應該政治與軍事鬥爭為主，經濟利用為輔）。中國政府不必太着重中日雙邊關係，而是把中日關係放在地區關係內處理，通過中日韓經濟共同體或亞洲自由貿易區的事務性聯繫來規化、牽制中日政治關係。與日本的關係應該務實，與美國的關係應該務虛。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美國在亞洲的政治影響力會逐漸削弱。中國政府對發動台海戰爭懷有重重顧慮，用 “不打無準備之仗”和“一戰必勝”等口號來反覆表示對戰爭的慎重。

事實上這是一種決策猶豫和自信心缺乏的表現。戰爭的技術準備和戰果預期不應該是戰略決策所思考的內容，只要確定戰略大方向就不必在意一戰之得失、一役之進退。偉大的行動往往被最周密的計劃葬送。退一萬步講，既使一戰拿不下台灣，我們的戰略目的也達到了，因為我們的目的不在台灣，而在亞洲的大格局。只要美國的亞洲安全秩序受到破壞，那就是中國的成功。只要美國不放棄台灣，中國就無休止對台採取不等規模的軍事行動，誘使美國不斷為之付出代價。春秋時期，晉國同強大的楚國爭奪鄭國的宗主權，同樣運用騷擾策略，將晉軍分而為三，淪番出入，使楚求息不得，終於放棄了鄭國。古法足以為今日之效。 編輯：龍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