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恩恩怨怨，错综复杂，其间双方都曾有过多种处理双边关系的思路和模式。

从中国方面来说，如果将去年出台的“对日新思维”和“外交革命”理论视为对中日关系改善的一种有益探索，那么在对日强硬路线和新思维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可能更具有实际操作性。

与“对日新思维”和对日强硬路线相比，“第三条道路”的内涵是：既不搁置或回避历史，也不将历史问题视为双方关系的主要障碍，而是注重拓展中日间的共同利益；针对双方在历史观上的分歧，尝试建立政府和民间的理性对话管道，通过交流了解对方的历史观，求得共识，并逐步修正自身历史观中一些片面的成份。

理论依据

“第三条道路”之所以将中日共同利益作为首要拓展的对象，乃基于对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战略安全和经济形式的客观分析：中日在潜在战略冲突和持续经济整合之间的平衡，将决定两国关系未来的定位；从好的方面来说，持续经济整合可能淡化、推迟乃至最终消除两国间潜在的战略冲突。这一模式符合中日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是今天东亚不同于昔日欧洲统一模式的地方。

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观的分歧不应成为中日拓展共同利益的障碍，这是不同于对日强硬路线的地方；不同于对日新思维的地方在于，历史观的分歧若得不到解决，势必将影响双方共同利益的拓展，而单方面要求中国民众宽宏大量，至少在目前难以接受。

“第三条道路”的提出，同时也基于对日本社会现状和各阶层情况的基本评估。可以肯定的是，日本社会虽然近年有严重右滑倾向，但对战争的模糊认识和战后形成的和平主义倾向同时占主导地位，这是有别于德国的一个独特现象。日本基本形成了民主政治的框架，国民思想保守，但在民主与和平思想的训练下，基本上还是会避免极端的选择，因此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市场极其有限。

至于小泉本人，这是一个没有外交经验和国际视野的政治家，思想保守，但与右翼极端分子还是有所区别。先后四次参拜靖国神社的他，也曾在首次访华时便参观卢沟桥纪念馆。在中日关系上，他经常做出一些前后矛盾的举动，看得出是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绝大部分国民的模糊历史观，与极端右翼分子故意抹杀历史的立场有着本质区别。因此，在历史问题上，有必要将极端右翼分子、保守政治家和大多数国民的模糊历史观加以区分。真正需要孤立的是少数极端右翼民族主义分子。

具实际操作性

“第三条道路”的具体操作，可从政治、专家和民间三个不同的切入口展开。

第一，在政治层面，对日本保守政治家既斗争又争取。必须承认，小泉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但小泉本人并非反华的极右分子，而是一个机会主义政治家。因此，中方有必要通过各种渠道传达信息，要求小泉立即停止以任何方式参拜靖国神社，即便得罪遗属会和基本票源也在所不惜，以显示出一个民主社会政治家应有的良知和道德勇气；同时中国官方则须大幅淡化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的公开指责。

第二，专家层面的交流是中日解决历史观问题的重要起始和关键。由于历史观的巨大分歧，为避免民间情绪化的冲撞，历史观的交流应先由专家层面展开为宜。一、成立中日教科书国际联合撰写小组，由中、日、韩、新加坡、美等国历史学家参与；二、开发二战历史问题国际研究项目，并向两国民众定期公布研究结果，以此扩展两国民众的视野，逐步调整或丰富其原有历史观。

第三，在民间层面，中日之间有必要仿照60年代法德《爱丽舍条约》附件，以略带强制性的机制推动双方人民尤其是青年之间的往来。

从最近一段时间情况来看，日方改善中日关系的愿望颇为强烈。不管其原始动机如何，从自身利益出发，中方都有必要回应日方的这一愿望；而日方则必须看到，将关系恶化的责任一味推向中方，要求中方首先在历史问题上让步，是不明智和不现实之举。中日关系改善需要双方良性互动，需要人民之间加强了解和互信，更需要政治家的正确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