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反日情绪是教育出来的吗? |
送交者: 张望 2004年08月10日20:16:31 于 [军事天地] 发送悄悄话 |
于七月二十四日和八月三日在重庆和济南举行的两场亚洲杯足球赛中,日本国家足球队领教了中国球迷的嘘声攻势。对此,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罕有地公开表示不满,并要求中国球迷不要在足球赛上把体育和政治混为一谈。小泉称,体育运动应是友好的活动,希望中国能够善待日本选手。 本来,这句话并没有说错。但是,自民党党内个别干部及部分日本媒体称,中国球迷的行为是政府进行反日教育的结果。对此,我实在不敢苟同。 愤青反日 纯属自发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一个日趋分化、利益交错的多元社会。和几十年前相比,政府权力及其意识形态对当前中国社会思想的控制和渗透已经越来越弱,中国普通民众已经越来越可以就一些公共话题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因此,在对日问题上,我们可以在中国找到愤世嫉俗的反日青年,也可以找到沉迷于 Hello Kitty、木村拓哉的哈日一族,更可以找到主张对日新思维和中日接近的专家学者。所以,单单根据近年来发生在两国之间的一系列不愉快事件,就断定中国的反日情绪是政府教育出来的,显然不符合事实。这其中的道理,正如中国人不能把日本部分极右翼势力冲击中国驻日领事馆的行为,看成是日本政府教唆的一样。 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发生在中国的一连串反日事件,包括这次亚洲杯中日足球风波,实际上都是中国社会内部一批充满反叛情绪、并对国家外交政策抱有不满的「愤怒青年」(又称「愤青」)所为。 在中国,愤怒青年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以「说不」为代表的民间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愤怒和不满,不是对内,而是对外。他们的行为方式,是情绪的发泄,而非理性的行动。在他们眼里,美国是发泄不满情绪的主要目标,日本次之。因为根据他们自己的观察,这两个国家经常对中国说一套,做一套,在安全问题、台湾问题、人权问题、贸易问题和历史问题上和中国过不去(如美国曾在公海上强行搜查中国远洋货轮「银河号」,查不出违禁品却又不肯道歉;日本一面说反省历史,一面又修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说不」民族主义思潮的代表作《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最能反映中国愤青的心态。书中前言这样写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里那些怀念冷战时代、热衷于制定对抗和遏制政策的政客们应该明白,他们已经使中国人特别是中国青年厌烦、反感到极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政府近年来在处理中日历史问题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暧昧态度,自然成为中国愤青们发泄情绪的对象。 不满日本历史认识暧昧 坦白的说,中国社会近年来所呈现的反日现象的确有点过火,违反了现代国际社会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价值规范。但是,断定这些行为是中国政府教育出来的,则无疑玷污了中国愤青们纯朴的民族感情,也令更多温和的中国民众对日本产生反感。事实上,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在各方面都相当照顾日本。民间人士前几年的保钓运动,经常受到来自官方的压力。中国普通民众为了要求对日战争赔偿,自发前往日本驻华使馆前集会抗议,也往往受到政府公安以危害社会稳定为由而予以制止。 但是,日方对于中方的善意却显得毫不领情。首相小泉纯一郎宁愿为了美国总统布什的面子而拒看《华氏九一一》,也不愿为曾经深受侵略战争伤害的中国人民而放弃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虽说日本政府自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以来的确多次就历史问题向中国表示反省和道歉,并在很多事务上付出了努力,但是,近四年来的首相连续参拜靖国神社,二○○一年的官方通过右翼历史教科书检定,以及不断有政府官员公开歪曲侵略战争历史等等事件,都足以破坏日本之前所做的任何努力,也足以令越来越多的年青中国人成为反日愤青的一分子。 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日本政要的当务之急,不是一味指责中国的反日情绪,而是应该尽快想出治本的具体办法,努力改善两国目前冷淡的政治关系,促成中日官方乃至民间的全面历史和解。日本只有以诚恳的态度面对罪恶的过去,才能真正赢得全体中国人的尊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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