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危機的發展，尤其是俄羅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收回克里米亞半島，成為冷戰之後歐洲的最大動盪，引起《經濟學人》悲嘆出現“新世界秩序”。我的個人看法，是此事再次證明哈佛大學已故政治學者亨廷頓提出的“文明衝突論”。

《華盛頓郵報》承認：烏克蘭危機結束了冷戰後歐美不少領袖對俄羅斯在文化上屬於“有缺陷的西方國家”的誤認，而重歸把俄羅斯看成“非我族類”的長期共識。冷戰之後坐了20多年冷板凳的俄國問題專家，則紛紛提出俄羅斯文化“例外論”，與西方的分歧矛盾難以調和。美俄之間重啟某種新型冷戰，華盛頓動員歐洲新舊盟友圍堵俄羅斯，是無法避免的連鎖反應。

然而，所有論客都承認，普京的“擴張主義”，絕不是蘇聯共產主義翻版，而是基於俄羅斯民眾強烈認同的東正教斯拉夫文化傳統。普京在關於克里米亞公投回歸的講話中，特地提到西方通過類似公投，剝奪塞爾維亞領土科索沃的先例。大部分人都沒有注意到，科索沃正是塞爾維亞東正教的發源地，就像基輔羅斯是俄國東正教搖籃一樣，所以引起普京的強烈個人情感，也彰顯了當前烏克蘭危機的“文明衝突”色彩。

從這一角度，烏克蘭危機的深度和廣度，以及對世局的衝擊，都可以比擬於十多年前的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

九一一事件展示伊斯蘭極端主義是美國和西方世界的首要安全威脅。華盛頓因此針對穆斯林國家發動了兩場曠日持久的戰爭，除了極大地消耗了美國的軍力財力，更急劇強化了西方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世界之間的“文明衝突”，其結果延續至今。

這一“文明衝突”的最大國際贏家，無疑是北京。回顧九一一前夕，美國獲得冷戰全勝，美中反蘇同盟解體，中國的經濟起飛引起華盛頓警覺。陳水扁上台後全力鼓吹台獨，小布什總統的“火神”謀士集團積極響應。2001年4月，布什本人公開宣布美國將“竭盡全力（whatever it takes）”，幫助台灣抵禦中國大陸。海南撞機事件之後，中美到了直接軍事衝突的邊緣。

九一一事件在一夜之間改變了上述情況，華盛頓的“反恐”戰爭，為北京提供了十年和平發展環境，特別是極大地緩和了台海危機，強化深化了兩岸經貿關係。雖然近日反《服貿協議》占領立法院行動，無綠營逆轉兩岸經濟一體化的用意，不少美國論客提出台灣今天已經落到了“不戰而降”的地位。

奧巴馬上台之後，努力結束兩場在穆斯林國家的戰爭，緩和與伊斯蘭世界的“文明衝突”，而啟動面向亞太地區的戰略樞軸轉向。一言以蔽之，便是再次把中國看成美國霸權的最大威脅。東海和南中國海領土領海爭議升溫，為華盛頓開闢了很大的機會。

如今華盛頓在烏克蘭面對另一場“文明衝突”的突然升級，而必須做出相應的戰略調整。這場危機固然對北京外交造成若干尷尬，尤其是克里米亞公投，但總的戰略效果卻與九一一事件並無二致，都迫使美國重新策劃對外戰略重點，降低北京受到的戰略壓力。

與九一一之後新保守主義劫持布什政府不同，奧巴馬和東北部知識精英把中國視為首要戰略威脅的看法難以改變。《紐約時報》便發表芝加哥大學大牌學者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暢銷書《以色列遊說集團和美國外交政策》的合著者）的評論，主張“為遏制中國，美國應讓出烏克蘭”。美國著名智庫“歐亞集團”（Eurasian Group）總裁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也認為“中國是遠比俄國更大的威脅”。從基辛格到布熱津斯基等外交大佬紛紛建議烏克蘭“芬蘭化”，也有這樣的用意。

但是，俄羅斯把烏克蘭入歐看成是東正教斯拉夫文明的生存性威脅，普京在烏克蘭本土雖然成事不足，但是敗事有餘，特別是利用東部俄裔俄語居民，從事“顏色革命”模式的街頭暴力，大有可為。伊朗、阿富汗、敘利亞等熱點，也是現成的外交“劫材”。除了強烈的冷戰舊習，華盛頓為了加深歐洲和俄國的對立，也勢必要強化北約針對俄國的軍事部署。未來世局的一大看點，便是華盛頓戰略中北京與莫斯科的優先次序。

最後必須指出，九一一之後，北京決不能與政治伊斯蘭結盟來制約美國。烏克蘭危機之中，強化與俄羅斯的權宜同盟，也不符合中國的根本地緣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