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当印度邀请达赖、班禅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盘2500年纪念时，有的同志担心分裂势力将达赖挟持而不归，主张不许达赖出席。而毛泽东为了尊重和团结达赖，让达赖自行决定是否接受邀请。当年底，在国外分裂势力胁迫下，达赖果然思想动摇，产生了留居印度的念头，在此关键时刻，毛泽东又委托正在印度出访的周恩来，于十二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及次年一月一日连续三次接见达赖及其随行人员，推心置腹地加以教育和劝导，终于说服达赖作出了一次正确选择，从印度返回西藏。
然而，西藏分裂主义势力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他们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组织了从事叛乱的“卫教军”，西藏噶厦中的分裂主义分子也暗中支持叛乱，并策划挟持达赖，进而在全西藏叛乱。
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叛乱分子利用达赖到西藏军区看戏之事制造事端，十日叛乱分子将卸任的噶伦，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打伤，毁其汽车。准备晋见达赖的爱国人士，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堪穷帕巴拉、索朗降措等人也惨死在叛乱分子的乱石之中。同时，叛乱分子拼凑的“人民会议”开，公开亮出了“西藏独立”的招牌。至此，西藏分裂主义势力武装叛乱全面发动。十七日夜，叛乱分子挟持达赖从罗布林卡附近渡过拉萨河，一路上没有受到任何阻拦，顺利达到山南地区。令人费解的是，在公开叛乱发生一周后，达赖为什么能在解放军严密警戒下逃之夭夭？
原来，早在叛乱次日（十一日），毛泽东在湖北武昌得知消息后，就此问题给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西藏工委及西藏军区发出急电，明确指示：
西藏工委目前的策略，应是军事上取守势，政治上取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可能的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
电报还特别指示：如果达赖及其随从逃走时，我军“一概不要阻截他们”。
当达赖出逃时，我人民解放军早已做好一切准备，对拉萨形成合围之势，只要中央下达命令阻截，噶厦叛乱集团不可能有一个人能离开拉萨半步。当年西藏军区参谋长李觉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1959年3月17日夜，达赖他们在拉萨河北岸沙滩上准备渡河时，我们早已将大炮对准了他们，只要我们的炮一响，他们没有一个能活着离开河边沙滩。但是，中央没有命令阻截他们，我们是静静地坐在林子中，凭着明月之光看着他们惊慌地用牛皮船一船一船的往拉萨河南岸渡人。
三月三十一日，达赖一行，终于再次出逃印度，从此开始了他数十年的流亡生活。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网开一面，眼睁睁地让达赖丝毫不承担责任一走了之呢？时隔几十年，已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也许更加体会到毛泽东的用心良苦和高瞻远瞩──首先，达赖喇嘛在西藏是居于首位的宗教领袖，倘若他死在人民解放军的炮口下，我们就很难向广大藏族同胞解释清楚，甚至为国内外反动势力所利用，这样对民族团结及巩固西藏的主权极为不利。其次，在出逃的分裂集团之中，达赖是唯一接受过毛泽东接见，亲身感受到祖国大家庭温暖，也是比较了解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人，这样，他必然或早或迟地影响其他叛乱分子，对分裂势力起到牵制和分化作用，有进一步造成分裂势力集团内部产生矛盾的可能。这从他出逃前两星期写给中央驻西藏代表、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的信中或可判断。他说：“反动的坏分子正在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着危害我的活动”等。所以，当时毛泽东说：
“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另外，达赖及叛乱分子的倒行逆施、叛逃离境，将有利于西藏早日实行民主改革。在西藏，不实行民主改革，就谈不上藏族人民的真正解放，就谈不上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必然阻碍民族团结、主权统一。
毛泽东在处理与达赖喇嘛关系问题上，无论是争取他、团结他、勉励他、还是放走他，其着眼点绝非达赖本人。所以，他说：“跑掉一个达赖，我就伤心？再加九个，跑掉十个，我也不伤心。”毛泽东一心牵挂着的是西藏百万农奴的自由解放和幸福生活，以及维护祖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统一。毛泽东以其高屋建瓴、雄视百代的伟大气魄义释达赖，是从战略上实施“欲擒故纵”谋略又一光辉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