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比性的前提是比较对象有某种相似性或相同性，但这种相似性或相同性的有无和大小取决于比较的视角和标准。比如，在国家权力的架构、运作方式和运作流程上，中西方政治制度的可比性不那么显而易见;在政治制度的功能、产出和绩效上，二者可比性就很高。又如，体现统治职能的主要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中西方的可比性就低一些;而体现管理职能的体制和机制层面的政治制度，中西方的可比性就相当强。评估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首先要从这些可比性较大的层面和角度入手。

　　事实上，西方有识之士已做了一些很有意义的比较。弗兰西斯·福山通过比较认为：“中国模式有一些重要优势，是西方民主制度不具备的;过去十年中，中国人民享有较大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政府治理方式不断改进，纠错机制发挥了明显作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则认识到：“制度优势可以使得中国迅速凝聚力量解决议题，而这些议题在西方国家的讨论和执行，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

　　不对称比较和对称比较都是比较政治研究的常见类型，人们更熟悉后者，即同中求异。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比较政治研究几乎都属于这一类型，比较对象仅限于当时已确立资本主义宪政民主制度的那些国家。上世纪50年代后期，西方殖民体系瓦解，一大批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登上历史舞台，比较政治研究开始把重点转向后发国家，甚至把异质性很强的国家都纳入比较范围。异中求同的不对称比较从此更受推崇。

　　只有通过中西方政治制度比较，才能从根本上揭示现代化中国发展模式的世界意义。中西方政治制度比较的目标有三个：辨识比较对象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追溯这种相似性和差异性形成的原因，揭示或预测这种相似性和差异性产生什么结果。中西方政治制度比较可以把中国发展模式与西方发展模式的制度因素凸显出来，把两种模式在内涵上的特殊性(如政府的作用)和相似性(如市场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凸显出来，把两种模式形成和展开的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差异性(如先发性和后发性，内源性和外源性)和相同性(如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凸显出来。

　　这样就有助于在世界范围推动两种模式进行有效的“对话”，一方面使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的关切得到积极回应，使中国模式获得更加广泛的理解和认同;另一方面，西方模式这一参照系可以使我们自己更清醒地认清自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同时使我们更全面和正确地看待西方模式的经验教训，从中借鉴有用和有益的东西。▲(作者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