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大学时代的左转心路

不少左派是给美国飞机炸醒或者撞醒的;我也参加过1999年那次奉旨游行，但之所以形成今日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是书本子的指引。古人云“辛苦遭逢起一经”，我谈不上“辛苦遭逢”，但“起一经”是相同的。

我从小爱读书(见《逃学为读书》)，但未遇明师。因此初中开始读的是大学的政治及历史教科书--如马列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等。那时候我一直担任团干部，我从心里相信政治课本上说的都是真理。

我考入历史系时，尚有幸聆听金景芳老师教诲。但他严谨的学术体系，我没学到多少。于我影响最大的反而是教授哲学概论的哲学院高清海及孙正聿老师。坦率地说，什么康德维特根思坦，我并没有听懂多少，但自我感觉稍稍开了点窍，不再视马哲为圭臬了。其他的师长像教古代世界史的于老师和教授档案学的老师，六七十岁了，还有着小孩子似的童心。还有教授近现代世界史的年轻的海归老师，以及东北亚学院的张、李两位教授等，都是值得尊敬的学者。另有一位教史学概论的教授，不知走什么路子赚了几百万身家，在课堂上开口闭口就说：但愿你们今后能有我一半的成就，我不知道他指的是赚钱的成就还是学术成就。

我虽然不能算是这些学者的弟子，在这个学习气氛相当不错的地方，还是颇受益处。吉大逸夫图书馆颇具规模，而且长春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文化气氛的城市，有很多书店跟图书馆。于我可谓得其所哉。离北区不远，就有一条街，全是卖旧书的，真令我流连忘返。那时我每月生活费150元，估计有一半是花在买书及亚亚、郑智化的盒带上。我的床头总是堆着高高的书，任我昏天暗地的看。四年中我经常逃课去图书馆，而老师们并不为难我。当时的系主任还批准我去研究生院的内部图书馆借书。

我是典型的“好读书，不求甚解”，也没有人指引。大学一年级影响较深的是《读书》、《通往奴役之路》、《开放世界及其敌人》之类自由主义立场的书刊，这也正是学界的主流。因此我的正统观念有了根本的改变，并且对毛产生反感。

不过，我终究有着很强的民族主义，因此，在大二读到了第一本何新的书《为中国声辩》时，就像走夜路的人看到前方的灯光。后来近乎疯狂地读完了他的所有书，特别是《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与《危机与反思》两本，不但对什么是经济时政等问题有了一些了解，而且思维方式也很受其影响。

当时我还读《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书中多次声明，因缺乏材料，只能提出猜测或存疑。例如对彭德怀上万言书的动机，作者说目前不能确定。而中国的教科书，如我正的学习的河南大学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则表现得十分自信，仿佛它的每个字都是真理。这种自信，如果不是出于愚蠢，就是出于欺骗。今天我们全面否定文革;谁知道在十年后、二十年后，那时的人又如何看我们这一代呢?虽然如此，我还是非读这本书不可，否则赵英兰教授不会让我过关的。

我并不适合搞研究，因为我与现实的距离太近了。大二暑假，我写了一篇关于毛晚年理论的论文，内容记不清了，应该是对国史(特别是文革史)及毛晚年理论予以重新认识与评价。我把论文送给几位老师看了，一位批道：社会主义中国哪来的官僚阶级，真是异想天开。另一位则好心地劝我：这个问题太敏感，还是少说为妙。后来我将此文寄给北京的学者许全兴老师(《毛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的作者)看了，他虽然也说我不懂事，但给了一些中肯的意见)

当时我很不服气，不是说“读书无禁区”吗，为什么这也不许说，那也不许说?后来在偶然的情形下，读到一本苏联史(该书作者是一名清贫的北京学者)，讲到苏共党内反对派托洛斯基，曾经严厉地批评苏联的官僚政治。于是我就找来托氏的著作及传记，包括《我的一生》、《托洛斯基言论》、多伊彻的先知系列。蒙系主任的批准，我得以进入研究生图书馆找到一套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印的托的书，包括《被背叛的革命》，满是灰尘，估计也没有多少人看过。其中，《被背叛的革命》一书给我很深的印象。我看的是六四年上海译文局(记不清了)版本，当时属于内部资料，出这本书的人是很有深意的。记得那时我如获至宝，还花了好多银子把整本书复印下来。自此有好几年，就如高大姐所言，我一头投入了俄国人托洛茨基的怀抱。到了大四，整理成为一本四万多字的小书，名为《苏联官僚政治论稿》，对于革命的性质和走向有了粗浅的理解。

我的心沉不下来，这对于学术研究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后来没有读研，也真是命运的安排。但是，学可以不上，书不可不读，真理不可不求索。我学习苏联史，其意也在于中国。确切地说，是作为文革史的参照。作为文革后一代的人，我其实对文革没有任何的切身记忆。而和我年纪差不多的朋友恐怕也都会同意：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已经决定了我们根本不可能是一个“从来的”文革派。从大四开始，我陆续读了毛建国后的文稿，毛的晚年思想极为丰富，当我读到毛关于官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论断时，心里是多么激动。他说出了我心里一直怀疑的事，而且早了几十年。这一事实是：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大学四年，我经历了从正统派到自由派再到左派的转变。在毕业十年后，我所见到的触目惊心的现实，更加坚定了我的看法。当然，这时可能比大学时代多了点辩证法，也不再以左派自居了(见《风之谷是关于未来的一个预言》)。（百韬网刘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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