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終於將日本侵略軍“隨軍慰安婦”和“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資料呈報給了聯合國負責“世界記憶遺產”的相關機構。在盟國戰勝法西斯勢力近70年的今天，中國的這一行動可算向恥辱柱上的“大日本帝國”身上又敲了兩根釘子，使其難以繼續輕易扭轉腰肢。在日本千方百計掩飾當年種種惡行之際，北京此舉就已顯得大有必要，習近平當局更不能重蹈當年中日關係暫時好轉期間的宣傳覆轍。
對於日益右傾化的東京和永田町來說，儘管日本要人分別以“河野講話”、“村山講話”等標誌性綱領向外界展示了東京在日本歷史問題上尚存良知，但是，在自民黨於2012年大勝組閣後，以安倍、麻生等為首的政府開始將擺脫“雅爾塔體系”作為日本未來的第一要務。在慰安婦問題上，日本政界異口同聲地發出了否定的聲音，就在6月9日，安倍更稱河野談話本系“缺乏信念”所致，更為日本“留下禍根”。這與橋下徹、河村隆之等各界人士近年來否認“慰安婦”、“南京大屠殺”的言論形成了遙相呼應之勢。
儘管日本右翼從上到下否認日軍罪行，但罪證總是存在的，圖為一處日軍“慰安所”遺蹟
自二戰結束以來，美、俄、歐各自瓦解了納粹德國在歐洲大陸的根基，但凡鼓吹納粹、否認納粹屠猶的言論都會直接觸犯紅線，發言者也難免身敗名裂。但亞太地區長期以來仍在世界中心的邊緣，加之戰後國際左翼運動興起，日本因坐擁兩處原子彈爆炸城市而成為“美國受害者”的符號，又有潘德列茨基等歐洲知名音樂家以《廣島受難者的輓歌》等作品傳世，日本開始宣傳其“受害者”身份，廣島的宣傳更幾乎打進美國。
當歐美各國仍為二戰期間盟軍轟炸德國德累斯頓爭論不休時，日本已經堂而皇之地在廣島的“慰靈碑”上稱“過去的錯誤不會再犯”，但究竟是誰犯了錯，日方卻始終支吾其詞，此後日本官方以“包含日本民眾在內的世界各國人民”加以掩飾，這才勉強過關。但這一解釋卻惹惱了日本右翼人士，自2002年以來已有人就這句話去尋這處紀念碑的晦氣，更在碑上貼上杜魯門照片，表示美國“犯錯”以致日本受害。
事實上，自東京大審判後，日本對於“大日本帝國”在“東亞共榮”期間的種種行為已再次顯得不以為然，關於兩顆原子彈的宣傳已伴隨着日本政府的銀彈攻勢走遍全球，哪怕在印度的窮鄉僻壤，學童都知道在東方有個升起蘑菇雲的“Hiroshima”。多年來，日本宣傳勢頭之猛烈，和歐洲對於納粹暴行的宣傳與“種族滅絕猶太人”劃上等號一般無異。
相比之下，為民族獨立背負了3,500萬傷亡的中國民眾就沒那麼幸運了。雖然自1995年後，對於日寇暴行的研究和史料徵集有了較大的突破，北京官方、兩岸三地學術界及當年盟國的研究部門在南京大屠殺、日軍“慰安婦”和“731”細菌部隊等問題上的研究開始有所建樹，這些研究成果也開始在反擊日本右翼人士的行動中起到一定作用。畢竟，日軍在華暴行始終有着包括電影、照片在內的詳細而明確的佐證，但是，這些資料與其用於反擊難以輕易認錯的日本右翼人士，倒不如大範圍公諸於世，令日本的罪惡為世界所了解更有價值。
不過，環顧北京政權自1949年後對待抗戰期間日軍暴行的態度，卻也不免令人嘆息。此前，包括王錦思、經盛鴻在內的大陸自由派學者及一部分港、台人士執意稱“1979年前”尤其是毛澤東時期，當局對於以“南京大屠殺”為代表的日軍暴行或無意宣傳，但事實卻絕非如此。根據1958年後的歷史教科書顯示，南京屠城的暴行早已被寫進課本內，而日軍屠戮民眾的暴行亦在60年代後作為“憶苦思甜”的一環被廣為宣傳。但在1978年，鄧小平訪日拜謁日二戰最大戰犯裕仁天皇、並稱“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後，情況即發生變化。
資料顯示，自“中美蜜月”開始後，中日亦相當熱絡，在“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這一思想出現後，中日間竟出現一種“一切都好”的詭異情緒。此前在釣魚島問題上，中日漁民對峙的局面也暫時轉向“擱置爭議”，中日交往更以兩國友好應對蘇聯為主調。直到日本當時的幾任首相先後前往靖國神社拜鬼，日本教科書更以“進入中國”取代侵華行為，對於日軍暴行的研究才開始升溫。當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於1985年落成，華人世界第一部正面描寫南京屠城的電影《屠城血證》上映後，外界終於發現北京當局在宣傳日寇暴行歷史上的一點決心，但這比起日本戰後自我鼓吹“受害者”的聲浪，已經遲了許久。
不可否認，伴隨着二戰結束近70年，作為切身受害者的華人對此已有所淡忘，僅在大中華圈內，台灣早已化“日據”為“日治”，香港談及抗戰亦以“三年零八個月”居多。在歐美國家仍掌控話語權的當下，唯有北京尚能在打擊日寇暴行這一點上做出些名堂。儘管就大陸國情而言，以上海為代表的部分日本人聚居地帶出現過刪減歷史書中日軍暴行的舉動，但總的來說，當中共開始積極發聲、要求維護戰後國際秩序後，這意味着北京將民族痛史公諸於眾的時機已經成熟。
當下，從安倍當局“積極和平主義”的現狀來看，此前在東京審判後被釘在恥辱柱上的日本軍國主義並沒有被固定住，美國戰後的政策和日本此後的“努力”讓當年審判的釘子並未釘在要害上。相對於世人熟知納粹惡行，伴隨着日本亞文化這一“軟實力”的大行其道，加之意識形態的距離始終存在，外界或許會輕易地接受日本對中國“反日教育”的抱怨，卻難以理解北京這一行為只是在傳授未經歪曲的歷史。這也讓北京當局就南京屠城和日軍“慰安婦”申遺顯得大有意義：面對日本的罪行，為把它徹底固定在恥辱柱上，敲多少根釘子都不嫌少。而就這一點來說，無論未來中日關係如何，它都將是一樁不可偏廢的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