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底，华国锋借约李先念、吴德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为名，在后面小会议室密谈。通过商议，他们不仅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还为解决“四人帮”问题提出了第二套预案：利用开会将“四人帮”逐出中央，但最终并没有采取。本文摘自《党史博览》，作者肖思科。

　　华叶联手准备两套预案

　　1976年10月初，临近抓捕“四人帮”的日子。从表面看，主要是政治局主要领导在忙；实际上，在京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已参与，都在忙碌。

　　吴德作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也加入了策划之中。

　　吴德参与进来是在华、叶、李、汪几个主要人物确定大方向之后，特别是华、叶决定采取行动之后。时间在9月底，吴德记得是29日或30日。

　　那天，华国锋约李先念、吴德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接着，便在后面小会议室开始密谈。华国锋开始就给吴德交了底：“‘四人帮’的问题要解决，到解决的时候了。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如果在我们手里被他们篡党夺权，我们就是党和人民的罪人！”

　　吴德听了，马上表态：“‘四人帮’的问题是该解决了！”

　　但采用什么办法解决，吴德若有所思：“怎么解决好呢？”

　　李先念事先参与了谋划，已有些思想准备，他很倾向华、叶的预案：“一是抓；一是开会选党的主席，看他们的态度，然后一个一个逐出中央。”

　　“开会我们是多数！”吴德很赞同第二方案。

　　“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李先念问吴德。吴德比较清楚：赫鲁晓夫当时在政治局是少数，他通过军队把中央委员找来，经过活动，中央委员拥护赫鲁晓夫上台。所以，李先念又接着说：“我们中央委员中许多都是‘造反派’啊！”

　　确定抓捕方案

　　华同李、吴一直谈到凌晨5点，最后意见还是隔离审查好。

　　国庆节后，华国锋找吴德更频繁了，因为他们俩住得很近，只有200米，同时华也知道必须依靠北京市才能万无一失。

　　第一次，华找吴谈，主要是谈汪东兴。将千斤重担系汪东兴一人，华国锋必须把这个人看透。“汪东兴是反‘四人帮’的！”吴德把他所了解的情况向华作了介绍，进一步坚定了华依靠汪的决心。

　　接着，华又与吴谈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吴德对吴忠很了解，也坚定了华对吴忠的信任。

　　不久，华国锋又让吴德与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联系，将北京卫戍区交给北京市统一指挥。

　　争取军队支持是关键

　　在华国锋一手抓北京市的同时，他还一手抓着军队，主要抓住时任政治局委员、主持军队工作的陈锡联。

　　毛泽东去世后，作为军队工作的主持者，陈锡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同时，他遇到的第一个麻烦，则是毛远新私自调沈阳一个师向北京开进。他在获悉情况后，马上报告中央，并根据叶剑英的指示，预设部队在山海关一线警戒，阻止了这个师向北京开进。

　　随着情况的复杂变化，军队越来越处于风浪中心。而此时陈锡联的态度，越来越关键。陈锡联痛恨“四人帮”，他支持解决“四人帮”。

　　10月5日，华国锋告诉陈锡联将卫戍区交给北京市统一指挥。陈锡联把吴忠召到家里，特事特办，先交指挥权，再补手续，当面将卫戍区的调动权交给吴德。

　　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反对“四人帮”

　　除在京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外，其他在外的军队政治局委员也不同程度参与了这一行动。

　　许世友根本没把“四人帮”放在眼里。许世友与“四人帮”之间，用他的话讲，叫“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

　　李德生是上一届中央副主席，他虽然被江青一伙挤出北京，但却早已与叶剑英取得联系。

　　韦国清是邓小平的老部下，一直对“四人帮”保持着警惕；政治局候补委员苏振华一直同叶剑英保持着密切联系；政治局候补委员倪志福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对毛泽东、周恩来充满感情，在会议上多次与“四人帮”展开斗争；陈永贵一向听毛泽东的指示，拥护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还有纪登奎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赛福鼎也受“四人帮”的打击，对中央主要领导与“四人帮”作斗争从内心拥护。

　　叶剑英在第一次与李先念商量解决办法时，认为开会时“四人帮”的势力只是少数。他搬着指头一个一个地数，反对“四人帮”的是绝大多数，而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加上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这半个，只有四票半。可以说，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态度，决定了此次行动向着胜利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