蘑菇雲已升起四十年 許鹿希教授追憶丈夫、兩彈元勛鄧稼先

北京的十月，追尋着英魂留在心底的那份崇敬，記者走進了“兩彈元勛”鄧稼先先生的故居。婆娑樹影滲進的屋子裡，照片、茶几、沙發、茶杯、書籍依舊，幾十年的時光凝滯在這裡，只是故人不再。在先生的照片與遺物中，許鹿希述說着丈夫的音容笑貌，回憶穿透了時光……

從空竹到“大炮仗”

命運的轉折發生在1958年。這年，鄧稼先34歲，許鹿希30歲，幼小的孩子一個四歲，一個兩歲。當時，剛畢業的大學生月工資是56元，在美國普渡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歸來的鄧稼先的月工資是204元，從北京大學醫學院已經畢業多年的許鹿希的月工資是90元。一家四口，生活舒適、寬心。

身高一米八的鄧稼先天性活潑，玩彈子、抖空竹是拿手好戲。他們一家四口人常去北京的廠甸遊玩，鄧稼先在市場上買空竹，邊抖邊選，孩子們為爸爸的技藝驚奇得不得了。伴隨空竹發出的“嗚嗚”聲，丈夫、妻子、孩子的歡聲笑語融成一體……

不久，改變命運的一天來到了。這年8月，時任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長的錢三強把鄧稼先找去。他幽默地對鄧稼先說：“稼先同志，國家要放一個大炮仗，調你去做這項工作，怎麼樣？”

“大炮仗？”從事核物理研究的鄧稼先馬上明白——國家要研製原子彈。還沒從吃驚中回過味的鄧稼先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句：“我能行嗎？”當錢三強把工作的意義和任務告訴他後，鄧稼先很快全都懂了。不過，這項工作之艱巨、自己後半生將為此付出的代價，一切的一切，這在當時都不得而知。

那個改變命運的夜晚，許鹿希永遠無法忘記。“那一夜，他一反常態地無法安穩入睡。到後來，他跟我說，他要調動工作。我問他調哪去，他說這不能說，做什麼工作也不能說。後來，我說你給我一個回信信箱的號碼，我跟你通信，他說也許這都不行。”

“當時我們聊到了十幾年前，國家備受侵略者蹂躪、日本的飛機肆無忌憚轟炸的情景。往日的情景或許觸發了他。過了一會兒，他突然說：‘我的生命就獻給未來的工作了。做好了這件事，我這一生就過得很有意義，就是為它死了也值得!’”

三十年後的1988年9月20日，許鹿希與錢三強通電話，問及當時為何選鄧稼先去研製原子彈。錢三強談到了當時物色人選的幾點考慮：此人要專業對口，核物理專業，有相當的專業水平和科研能力，但名氣又不能太大，以便和蘇聯專家相處；曾出國留學，了解海外情況，會與洋人打交道，懂英文，也要懂俄文；政治條件好，覺悟高，組織紀律性強。最終，有關領導選定了當時在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娃娃博士”鄧稼先。

鄧稼先被調往了第二機械工業部九院，擔任理論部主任。當時二機部副部長劉西堯曾說，核武器的龍頭在二機部，二機部的龍頭在核武器研究院(九院)，研究院的龍頭又在理論設計部(理論部)。因此，鄧稼先便是中國原子彈理論設計的總負責人。

“那麼，鄧先生可以說是中國原子彈研製的‘首席科學家’了!”記者插問道。

“不能這麼說!新中國百廢待興，製造只有少數大國擁有的原子彈，談何容易!當時，中央成立了一個以周恩來總理為主任，由7位副總理和7位部長級幹部組成的 15人中央專門委員會統一領導，全國共有900多家工廠、企業參與了這項工作。僅老一輩的科學家就有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等參與進來，稼先擔任理論部主任只是成員之一!”許鹿希否定了記者的說法。“另外，1999年國家頒發‘兩彈一星’功勳獎章時，有一個條件是獲獎者於1999年應有70歲，所以許多本來做出傑出貢獻的人員，因年齡原因而沒被授勳。”

“我們擔心極了，一個接一個的擔心”

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消息傳遍神州大地，人們手持號外，又蹦又跳，高興極了。

許鹿希說：“我們雖是研製者的家屬，可並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樣高興地蹦跳起來。我們當時的感覺就是，懸到嗓子眼的心暫時可以放下了!從原子彈、氫彈，到中子彈……我們擔心極了，一個接一個地擔心。每成功一次，我們家屬也只是相互串門問候一下而已!”

在許鹿希的記憶中，鄧稼先幾乎未休過探親假。“從1958年他被調去搞原子彈，到1986年他去世，前後28年間我們聚少離多。他的工作保密性太強了，而且當時紀律十分苛刻、嚴格，他不能多說，我也不能多問。至於他突然回來和突然走以及什麼時候回來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時候該走的時候，一個電話，汽車馬上就在樓底下等着，警衛員一來就馬上走了。”

“1958年，稼先接受原子彈的研製工作後，他人變得沉悶了，不愛說話了。”許鹿希說，“他的眼神似乎看�%B謐詈蟮娜兆永錚�他太疼痛了��

鄧稼先與他的同事們，一代人完成了別國五代科學家的任務，是一口氣從原子彈到氫彈，到中子彈，到小型化，到電腦模擬核試驗的。

1979年，一次爆炸實驗失敗了，為了找到真正原因，必須到那顆原子彈被摔碎的地方去找回一些重要的部件。鄧稼先說：“誰也別去，我進去吧。你們去了也找不到。我做的，我知道。”他一個人走進了那片地區，很快找到了核彈頭，用手捧着，走了出來。最後證明是降落傘的問題。

就是這一次，強烈的射線嚴重地損害了鄧稼先的身體。從他們尋找部件時留下的照片中可以看到，鄧稼先僅穿了件簡易的防護服。“當時殘損部件放出的射線，至少需要三米厚的混凝土才可以防住。”許鹿希說，“當我知道他受到輻射身體嚴重受損後，急得直跺腳，想各種法子幫他恢復!不過，打那以後，他衰老得很快。以前爬山時，他能一鼓作氣爬到山頂，可後來剛到半山腰，他就已經疲憊不堪了。”

1985年8月，鄧稼先患了直腸癌，要做大手術。“當天，張愛萍將軍坐在301醫院手術室內，我也在場。醫生將從稼先身上切除的一段腸子給我們看，我用手按了一下上面的淋巴，硬硬的。我知道，稼先的病已經到了晚期。”“我經常囑咐醫生給他注射鎮靜劑，因為在最後的日子裡，他太疼痛了。如果不用鎮靜劑，他疼都會疼死的!”

說到此時，有着堅強的意志和樂觀的精神，雖然已經76歲高齡但身板還很硬朗的許鹿希已是潸然淚下。

在1996年7月30日這天“禁核”

最令許鹿希感動的是，鄧稼先在生命的最後日子裡，敏銳地意識到核大國設計技術水平已接近理論極限，不需要進行更多發展，有可能出於政治考慮，策劃“世界性禁核”，以保持自己核強國地位。如果中國不能搶在這個時間內完成既定發展目標，就會喪失國際政治、外交中的主動權，結果就可能是“多年努力，將功虧一簣”。

鄧稼先忍受巨大的疼痛，在病房裡草擬、修改了一份給中央的關於我國核武器發展的極為重要的建議書(1986年4月2日與于敏聯合署名)。在鄧稼先去世後，他的繼任者們，始終圍繞這份建議書的精神貫徹、執行。十年的形勢變化，完全證明建議書的正確性。

中國的核試驗一共做了45次，第一次成功是1964年10月16日，最後一次是在1996年7月29日。選擇1996年7月29日這個日子，就是因為鄧稼先是在1986年的7月29日這天逝世的，就是為了紀念這位“兩彈元勛”。

許鹿希回憶說：“第二天，許多報紙都刊登我國政府聲明，即中國暫停核試驗。這就表明我們中國已經達到了跟其他核大國完全一樣的水平，我們已經有了原子彈，有了氫彈，有了中子彈，有了小型化，有了在實驗室模擬這樣的高度。”“我曾經對楊振寧先生說，中國原子彈的造價可比外國少得多。而楊先生則說，如果算上中國科學家的生命，則遠不止這個價。”

“如何評價我丈夫呢？我覺得他把自己的聰明才智都給了祖國和人民，他沒有虛度一生，還是做了一些事情吧!”

[ 2004年10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