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中越戰爭老兵的艱難維權路

易東明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4年07月18日

“狗日的，你們與外國記者接觸，就是反共分子！”在湖南省益陽市赫山公安分局的審訊室里，一個警察罵着戴着手銬腳鐐的滕興球。滕興球剛想爭辯，厲聲斥責他的警察啪啪兩個耳光扇過來，滕興球躲閃不及，黝黑的臉瞬時就變得紅紫起來。

“滕興球，我叫你死就死，叫你活就活！”審訊他的益陽市赫山公安分局局長劉軍也惱羞成怒，厲聲恐嚇他。
滕是中國眾多境遇悲慘的越戰老兵之一。他失業多年，一直沒有穩定的工作，目前只能靠打零工養家糊口。15年 來，他一直要求地方政府提高其生活待遇並堅持上訪，當地政府將其認定為“領導者”。今年6月上旬他就自己漫長而悽慘的上訪經歷接受法新社記者電話採訪後， 滕興球隨即被當地公安拘留並遭到了毆打。

“我們只是要求落實待遇,”  滕興球在採訪中說，“我們沒有任何政治目的。”

越戰老兵們曾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被廣為歌頌為英雄。今年 56歲的滕興球在1976年參軍入伍，1979年奔赴前線參加了中越戰爭（中國官方稱之為中越邊境自衛還擊作戰）。那是一場殘酷的戰爭，在不到三個月的時 間裡，有近3萬名中國士兵傷亡。這場戰爭的起因是越南舉兵推翻一位中國盟友——柬埔寨波爾布特(Pol Pot)紅色高棉政權—— 一個紅色恐怖政權，這激怒了北京。因為對這場戰爭的性質至今仍有爭議——這或許並非正義之戰，大量的越南平民在戰爭中死亡——戰後，北京當局有意淡化這場 戰爭。作為這場戰爭的參與者，普通越戰老兵們的命運也被政府所忽視，逐漸成為一個被遺忘的群體。今年是中越戰爭35周年紀念日，但官方並未組織任何紀念活 動，甚至打壓越戰老兵們自發地紀念死去戰友的活動。

近年來，中國越戰老兵因地方政府未能兌現中央政府文件中對 他們許諾的福利——比如醫療保險、退休補貼甚至工作安置，在中國，維權的越戰老兵數量並沒有一個準確的統計，但顯然這個群體已經令中國軍方和政府頭痛不 已。2013年，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薛剛凌在一篇學術論文中曾援引解放軍總政治部信訪局的一份統計報告稱，2002年退伍士兵因政府安排工作問題，到 總政信訪局上訪者達30批630人；2003年上升到58批825人；2004年則達到了142批2089人。總政治部信訪局是專門負責接待軍人上訪維權 的部門。另據未能證實的中國大陸網友的統計，2013年上訪的越戰老兵估計已經超過萬人。而就在不到一個月前的6月16日，約3000名越戰老兵在昆明集 會，要求政府按相關政策，改善他們的生存現狀。但當天，地方當局派出大批警察到現場警戒，警察封鎖了主要路口。雙方數度險些發生衝突。遊行持續到下午四點 左右，老兵們才紛紛離去。

現在的越戰老兵們大多臨近退休——上世紀80年代他們走上 戰場時，正值青春。從軍隊退役時，他們中的大多數得到了有效的安置。但在市場經濟大潮中——他們有些人作為國企職工下崗，有些下海經商血本無歸——他們的 生活變得越來越艱難。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的軍費開支從1990年開始連續23年保持年均10%以上的增長，從1990年的290億元增長到 2013年的7201億元。越來越有錢的軍隊並沒有拿這些軍費來補償當年浴血奮戰的戰士們，而是把問題推給了政府——在中國的政治制度設計里，負責安置退 役士兵的部門眾多，如民政部、社保部、財政部甚至組織部門都涉及到這一領域。

事實上，中央部門已多次下發文件提高退役軍人的補貼和待遇。據新華網的 報道，自1978年至2006年，中央財政先後14次提高殘疾軍人撫恤金標準，17次提高烈屬定期撫恤金標準和在鄉退伍紅軍老戰士生活補助標準，5次提高 在鄉復員軍人的定期定量補助標準 。而從2007年8月1日開始，湖南省也首次對農村和城鎮無工作單位且家庭生活困難的參戰退役人員發放每人每月100元的補助。

但滕興球說，自己作為復員無業的越戰老兵，既沒有拿到過復員軍人的定期定量補助，也沒有享受湖南省對無業的參戰退役人員發放的補貼。紐約時報中文網試圖電話聯繫益陽市赫山區民政局採訪核實這一事實，但遭到了拒絕。

中國政府在對退役士兵安置管理上，顯得有些混亂。前民政部 副部長羅平飛在2006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目前政府是依據退役軍人的職級和退役方式的不同，交由不同的部門來負責。比如對於退役軍官，國務院有專門 的轉業幹部安置領導小組來領導，人保部承擔具體工作。但對於人數更為廣泛的普通退役士兵，卻又由民政部門來負責。薛剛凌在另一篇學術文章中總結到，“這種 多頭的管理體制，使得退役軍人事務分管部門多，涉及範圍廣，管理分散，加上部門利益的驅使，退役軍人事務管理工作經常相互扯皮，行政效率不高。”

羅平飛曾在2005年撰寫的另一篇學術文章中指出：“退役 軍人安置制度不僅是為了維護社會穩定，更是為了穩定軍心，使現役軍人能夠安心服役。”也就是說，在執政者眼裡，退役軍人的上訪維權——並不等同於一般的國 企下崗職工們的上訪——它關繫到軍心的穩定。“槍桿子”是共產黨維持政權穩定的最重要法寶。但政府卻似乎並不重視當年為他們扛槍打仗的群體——像滕一樣的 為數眾多的退役越戰老兵們。

在為軍隊服役了11年之後，1987年，滕興球轉業分配到 湖南省益陽市供銷社。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的供銷社系統壟斷着各地的商品供銷。但好景不過三五年，隨着中國國企改革進程的加快，1992年，滕興球下崗 了。1997年，妻子不堪忍受家中貧困，帶着女兒改嫁他方。這一年，人到中年的滕興球不得不南下廣東尋找機會。但身無一技之長的他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最 悽慘的時候，他不得不被迫沿街乞討。

南方呆不下去，他只能決定回老家。“渴了就去喝自來水，沒錢買車票，就沿着鐵路走。”滕興球說，他最終徒步500多公里回到了湖南。

1998年，滕興球在戰友和親戚的幫助下，湊了一些錢，去 長沙做點小生意。那時中國的城市管理並沒有現在這麼嚴格, 於是滕興球在早上和晚上擺地攤賣點小東西，白天就去踩三輪車拉客人，拉一趟大概能收入一兩塊錢。但1999年各地政府成立了城市管理部門，為了維持城市的 秩序和整潔，城管加大了對他們這些街頭商販的打擊力度，滕興球在長沙越來越難以維持生計。他不得不又回到益陽。 

回到益陽後，滕興球以打零工為生，收入並不固定。1999 年，滕興球與現任妻子王麗結婚。第二年，小兒子降生，養家糊口的壓力陡然增加。在得知國家曾對退役軍人出台了相關政策後——中國當局於1997年3月14 日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該法規定了所有退出現役的士兵在生活福利、教育、工作和住房方面享有優待權（這是一部綱要性的法律，條文內沒有具體的 標準）  ——滕興球開始找以前的工作單位討要說法，要求再次安置工作或者解決生活福利 ，但並沒有得到解決。在隨後的七年裡，滕興球不斷去找益陽市甚至湖南省的有關部門，但也無回音。

2006年4月30日，中國政府出台了《關於進一步落實部分軍隊退役人員勞動保障政策的通知》（勞社部發[2006]17號），該文件提出將提高和落實包括退役越戰老兵在內的軍人的退役工資、再就業、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等各項待遇。但一些省市並未按照這一文件落實政策，於是全國各地的一些退役志願兵互相聯絡決定去北京上訪。

當時中國的互聯網還不像今天這樣普及，但全國各地的戰友退伍之後也依然能保持書信和電話的聯繫，所以消息傳播的很快，滕興球的一位戰友電話聯繫到他，問他去不去。滕說，肯定去。

去北京的時間確定在2006年5月10日一早。臨走之前， 滕興球特地將以前穿的舊軍服換洗一新。那天，滕興球穿着墨綠色的的確良軍裝，扣上鑲有紅五星的衣領處的扣子，帶着申訴的材料，與湖南數百名戰友一起踏上了 進京的列車。他們準備與來自全國各地的數千名退役老兵一起上訪，要求中央軍委敦促地方政府落實最新的“17號文件”。

“我一點都不害怕。我們是軍人，向黨中央向軍委訴苦，中央和軍委會幫我們解決問題的。”滕興球在回憶當時的心情時說自己還是很樂觀的。他和戰友在列車上還笑着說，等政策落實後就能重新上班，就不用去踩三輪車了。

但走出車站時，他們傻眼了，因為益陽當地的公安和信訪部門 早已“恭候”多時。沒等他們與全國各地的戰友們會合，滕興球等人就被當地的截訪人員留住，一番教育之後，幾個人將他帶進一輛麵包車，把他拉到了郊區的院 子。滕興球回憶說那個地方離北京大概有一百多公里，很荒涼，那裡也關押着其他一些上訪者。三天之後，他們被遣送回了益陽。 

後來他知道，有些僥倖“漏網”的戰友們突破重重阻力向中央軍委遞交了材料，但很快也被遣送回各自的家鄉。 

2007年“兩會”後，他的日子有了一些改善。當年兩會期 間他去北京上訪，益陽市委書記也在北京開會，該領導知道了滕興球的境況後，答應給他們一家三口辦理每個月600元的低保補助；而不久後，益陽市人大法工委 的一名領導到他家考察後，也決定每個月給他760元的“零就業家庭援助金”。但這些救助在當地生活仍顯得捉襟見肘。而且當地有官員威脅他說，如果不老實， 隨時會取消掉這些政府救助。

2007年建軍節前夕，7月22日，中央八部委聯合發布一份名為《關於進一步做好優撫對象和軍隊退役人員有關工作》的文件。文件不僅肯定了退役老兵的歷史貢獻，也明確表示將進一步提高他們的生活待遇。

但滕興球說，當他拿着最新的中央文件去找當地官員理論時， 他碰了一鼻子灰。當地官員說政策還沒下發到他們手裡，並說就算有政策，也滿足不了他的訴求。而滕興球的訴求就是要求當地政府按照文件提高退役士兵的生活補 助，落實在工作和住房等方面的優待政策。或許理屈詞窮了，滕興球說當時信訪辦的主任曾反問他，就是不給你落實政策，你又能怎麼樣？

2008年元宵節前，滕興球再一次去北京上訪。但仍舊是無功而返。“從北京回來後，他們就開始瘋狂地鎮壓我。”滕興球說。

2008年2月22日，元宵節後的第二天，當人們還在回味春節的歡樂時，滕興球從北京上訪回來還沒來得及回家一趟，就被益陽當地公安以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拘留，最初關押在赫山區看守所。

在看守所，他遭到了毒打。打他的是同關押在看守所里的牢頭 （犯人中的領導者，通常以暴力手段維持自己的權威）。通常是五六個人打他，還有七八個人圍觀。動手最狠的常是那些牢頭和死刑犯。“他們想打就打，不分白天 和黑夜。”滕興球說，有時候他好端端坐着，就會有人拿着吃飯的搪瓷碗猛擊他的頭部。他常被打得鼻血噴濺。

每次挨打時，看守所里的警察並不出來制止，“你就算抱着警 察的大腿，他們也不管的。”滕興球說。在一次被打之後，滕興球追問牢頭是受誰指使他打自己的，牢頭說是公安局的主要領導。此後，滕興球又被轉移到當地其他 看守所，不論在哪個看守所，他都難以避免被毆打。這種肉體上的折磨直到2008年3月14日他被取保候審才告一段落。

從看守所出來後，他並未放棄抗爭。他成為當地政府的大麻煩。2008年底的兩次事情讓當地公檢法部門認為他是個組織者，必須對他有所懲戒了。

2008年10月8日上午，他與益陽市200餘名退役的志 願老兵一起，集體前往益陽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上訪，要求落實中央規定的社會保障和生活補助等政策。滕興球作為老兵代表，參加了與該局領導的接訪談判。兩個 月之後，他再次與益陽市的30餘名志願老兵前往湖南省委所在地長沙，會同岳陽、婁底、常德等地200餘名退役老兵前往湖南省司法廳和湖南省委上訪。

第二年的4月23日，當地公安部門再次刑事拘留了他，罪名 是涉嫌衝擊國家機關罪。這次，當地法院審判了他。法院在判決書中稱，滕興球是上述兩次上訪的領導者，而且兩次上訪都致使國家機關無法開展工作。雖然滕興球 一直不服此判決，但是，當年12月，當地法院仍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判處滕興球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在不服判決上訴後，2010年4月15日，二審改判 為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

在看守所內被關押了347天后，滕興球獲得了暫時的自由。 在監外服緩刑期間，他仍不改初衷，不斷上訪。最近一次去北京上訪是在2013年6月5日。此次他是和另外兩個戰友準備向中央軍委遞交他們的訴狀。但在首 都，他們遭到了來自益陽的截訪人員的多次圍追堵截。“一個星期不敢露面。一露面他們（當地公安）就會來找我們。”他說，他們逐漸練就了反偵察的能力，選擇 住不需要掃描身份證的“黑旅館”——私人開辦的地下室，一個5平米左右的沒有窗戶的房子，僅僅平鋪着兩個床，20塊錢一晚。

最終，“軍委信訪辦公室工作人員接待了我們，也說是地方政府不作為，但他們也只能把案卷材料轉給地方政府，怎麼落實，還得看地方政府的態度。”滕興球說。

此次進京後，當地公安部門找到了他的妻子王麗，並威脅說 “如果你老公再不回來，就把你關起來。”七八個警察甚至來到滕興球兒子就讀的中學，向其班主任施加壓力，稱如果我們把王麗關起來，就把孩子交給學校。 2013年6月18日，滕興球從北京回來後，10多個警察帶着手銬腳鐐闖進他家，把他帶走了，並關押了5個多小時。10天后，當地的秘密警察頭子威脅他 說，在益陽這個地方我說了算，可以隨時隨地抓你、判你。

“日子就是這個樣，被逼的。不要求落實政策怎麼辦？”滕興球的戰友，另一位上訪維權的越戰老兵王國權在被問及為何上訪時，他無奈地反問自己。

當紐約時報中文網嘗試聯繫採訪與滕興球一起上訪的另一名戰友——越戰老兵王革清時，他拒絕了採訪要求。王革清說：“因上次介紹法新社記者採訪滕興球，我就被當地警方威脅過。警察說這是叛國行為，如有下次，直接判我12年徒刑。”

目前，滕興球時刻在當地公安部門的監控之下，幾乎所有通訊 工具都被監聽。在紐約時報中文網24日首次電話採訪他時，就遭遇了通話無故被掛斷的情況。第二天，電話已無人接聽。29日凌晨，一個筆者未能核實的號碼發 來短信，提醒不要直接打他手機，稱滕興球的電話已被當地公安監控，他在當地根本沒有自由。

2014年7月1日，是中共建黨93周年的紀念日。老黨員滕興球幫人打掃了六個小時的衛生，拿到了55塊錢。

他說：“我會堅持到底的，我相信黨和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