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特使黎鴻英已到北京。值得注意的是黎是作為越共總書記阮富仲的特使而非越南政府的特使。雖然中越矛盾是兩個國家整體之間的矛盾，但這次越共特使來訪如果從越共黨內鬥爭的角度來解讀可能更有意思，這就是越共總書記阮富仲與總理阮晉勇之間的鬥爭。阮富仲在與阮晉勇的鬥爭中需要爭取中共的支持。

    一直以來，中越南海島爭除了國家利益、經濟利益外，更重要的是越共黨內親華派與反華派、保越共派與毀越共派（權且這樣劃分）之間鬥爭的直接反映。不得不說，後者是一直占據上風的。因為一旦祭出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的大旗，煽動起極端民族主義的狂熱，前者是難以反對的，如果反對就立即變成了賣國賊而徹底喪失了民心，必垮台無疑。這是反華派和毀越共派最陰險毒辣、最有力的一招，令親華派和保越共派幾無招架之力，只能隨波逐流。總理阮晉勇將這一毒招發揮到了極點。現在已經很清楚，阮晉勇不但反華親西方，而且是毀越共派的總代表。這類人通常都以改革派或極端民族主義者的面目出現，在現如今的烏克蘭也能看到類似的情景。但物極必反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阮晉勇這次玩過了。

    極端民族主義煽動起來相對容易，但想要時時有效控制為我所用就難了。在海上與中國船隻猛烈衝突也就罷了，但在越南國內發展成對中資、台資和韓日新等外資企業的打砸搶燒殺應當不是阮晉勇之流想要看到的結果。這場暴亂立即對越南的當前經濟發展和今後投資環境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雖然阮晉勇一派仍然放出狠話要逐漸擺脫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但中國是越南乃至整個東盟的最大貿易夥伴以及越南經濟發展對中國的依賴程度，不是狠話能就能擺脫的，除非一夜之間中國突然崩潰。

    這場極端民族主義暴亂不但極度惡化了中越關係，也嚴重打擊了越南的經濟。阮晉勇勾結境內外反越共勢力詆毀越共的言行更將保越共派逼到了牆角。再不反擊就快無活路了。雖然危機嚴重，卻也為阮富仲等保越共派（即使不是親華派）提供了反擊的機會。大批被暴亂影響的工廠不能開工，項目建設停頓，與這些工廠及項目相關的行業也必受波及，大量的工人就此失去了工資來源。為了穩定外企以及挽回外資的信心，越南政府除了道歉還要出資陪償受損的外企，真是得不償失。這一切都已歸到了阮晉勇的頭上（本來就是他的錯）。這就形成了保越共派反擊的民意基礎。才有了越共中央政治局發表黨內公告，將前段時間發生在越南境內的反華示威活動，定性為“國內外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以極端民族主義為藉口，從事的最新一次違法暴力行動”。才有了越共中央啟動對阮晉勇三個月的“廉政專項監測”。

    但就此就說以阮晉勇為代表的反華派、毀越共派已敗恐怕為時尚早。由於民族主義作祟及黨內西方代理人的操作，也由於歷史原因和現實經濟發展的壓力，越共為了擺脫步步山寨中國改革開放的形象，愚蠢地在經濟改革尚未取得決定性成果的基礎上搶先進行所謂“黨內民主”的政治改革（當時中國國內的公知們還曾為此雀躍過一陣），結果造成了越共“四架馬車”並行的混亂領導體系（除了阮富仲和阮晉勇，還有國家主席張晉創和國會主席阮生雄）。宗派主義公開化，越共的統一性，越共中央的權威性和領導能力被極大地削弱。反映到經濟領域就是經濟改革和發展遭遇到很大的困難。歷史已經證明，以前施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改先於經改的只有失敗的記錄從無成功的先列。當然，越共領導權力的分散也有自身歷史發展的特殊因素（這裡不再贅述）。阮富仲在政治局中的得票率只排名第八，低於阮晉勇和張晉創，是個弱勢的總書記。由於權利的分散，阮富仲擁有實際的軍權和有限的黨權，阮晉勇擁有很大的實權沒有黨權和軍權但在軍中有很深的根基。在越共的四架馬車中，他倆是真正的實力派，也是代表不同立場的對手。而另兩駕馬車的張晉創和阮生雄是藉機撈權的分權派。所以阮富仲雖為越共總書記，但並不能完全掌控和影響越南的政局。他的反擊必須得到外援，否則未必就能成功。而這個外援只能來自中國。

    從中國的角度來講，如果越共垮台，越南全面倒向西方，將是中國周邊外交的一大失敗。當年中國節衣縮食200億元的援助（應當還未包括抗法）和1400名優秀子弟的犧牲（還未包括傷殘）所換來的地緣政治成果將付諸東流。當然，以今天中國的國力並非完全不能應付。但美日反華勢力將因此多了一個絕好的着力點，中國南邊的局式將大大惡化，精力將被極大地牽扯。雖然今天的越南也在與美日勾勾搭搭，但只要越南還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它就不可能完全賣身投靠，這與全面倒向西方不可同日而語。所以中國必須支持阮富仲為代表的保越共派（即使不是親華派）。從中國最近一系列的動作中也反映了這一點。首先，中國對這次反華暴亂的反應仍屬理性和低調，目前基本認同了越方的事後處理。事發後中方仍派楊潔篪前往河內進行溝通，除了撤出人員保安全和暫停項目外並未採取更多的經濟報復措施（儘管中國完全有能力和理由這麼做）。中國主動控制衝突層級，目的之一就是為了給越南的保越共派留有行動的空間。其次，是891鑽井平台。中方在完成鑽探任務和展示強大實力後，主動提前撤離。這件事引來眾多國內憤青的吐槽。但憤青之所以是憤青，就是不會從國家的整體戰略利益思考問題。981平台的撤離，很明顯既非中國缺乏膽量更非中國缺乏實力。現在看來，一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暫時冷卻越南國內的極端民族主義狂熱，卸掉阮晉勇一派的最大助力，為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保越共派提供反擊的條件和環境。從事態的發展直到黎鴻英的來訪，應當說中方的措施到目前為止是有效的。

    越南黨內鬥爭的發展，最好的結果是借這次機會將阮晉勇打掉，否則此人必為越共大患。此人主管經濟，號稱“越南的經濟沙皇”，但這些年來越南的經濟形勢並不樂觀，危機重重。因為經濟工作失誤，阮晉勇曾在國會接受過尷尬的質詢，也做過檢討。另外占越南GDP30%的海洋石油收入也正面臨油源枯竭無以為繼的窘境，這也是越南瘋狂爭奪南海的重要原因。對阮晉勇的貪腐調查，如果一切正常應當有所斬獲。因為據傳，主管經濟的總理阮晉勇與前不久被捕的金融大鱷阮德堅關係密切。這並非空穴來風，從前一段阮晉勇與前南越外僑勢力的互動中就能看出端倪。說阮晉勇是資本利益集團的代言人一點都不為過。近些年利益集團在越南政治生活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而利益集團的主要成分正是當年攜資逃走的前南越外僑。雖然主管經濟的阮晉勇並未將越南的經濟搞好，但他的地位卻相當鞏固。原因是除了利益集團的背後支持外，他在軍隊和公安系統中也有很大的影響力。所以這次的黨內鬥爭鹿死誰手目前還很難說。

    總之，由於歷史的原因和現實的失誤，越南共產黨的統一性和領導力將越來越弱，前途堪憂。而由於上世紀70、80年代的中越戰爭，以及南海主權衝突，在越南國內被煽動起極端的民族主義狂熱，中共對越共的黨內鬥爭影響力也是有限的。一旦牽涉到國家利益衝突，越共中的保越共派和親華派藉助中共的空間也會越來越小。所以中共必需做好有朝一日越南變天的準備。對現今的越共能保一天算一天。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一旦兩國間沒有了意識形態的羈絆，很多事情反而更好處理了。

個人管見，不當請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