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初，蕭華（後排左一）與羅榮桓（後排左二）等在東北合影

文革之初，中共開國上將蕭華在軍委文革小組一度位列第二，僅次於組長徐向前，仕途可謂順風順水。二月逆流之後，蕭華代替徐向前主持全軍文革小組領導工作，這可以說是蕭華的政治生涯中的頂峰階段。但在政治風雲變幻莫測的文革，蕭華的所作所為難逃被打倒的命運：藐視江青、拒絕支持林彪。於是“葉群後悔保了蕭華，另一面江青一直要搞掉蕭華，兩個政治集團的主要代表人物一時達成了默契，雙方都在等待機會，等待給蕭華致命的一擊。”於是在1967年8月11日，毛澤東發布最高指示：蕭華是扶不起來的天子，這位中共開國元勛成為文革的犧牲品。作家溫相撰文《上將蕭華文革倒台真相》，披露蕭華倒台前後中共高層各方勢力的激烈交鋒以及毛澤東最終決定放棄蕭華的心理變化。

深得領導人喜愛

蕭華，人稱“娃娃司令”，十七歲擔任少共國際師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的時候還不足40歲，是中共開國將帥最為年輕的高級將領之一。在蕭華二十多年的戎馬生涯中，他並不以顯赫的軍功見長，卻是以出色的政治工作令毛澤東、周恩來、羅榮桓等人刮目相看。

毛澤東在江西興國創建土地革命幹部培訓班的時候，年僅14歲的蕭華成為四十多名學生中最為年輕的一個，毛澤東可以說是蕭華踏上革命征途以後的第一位啟蒙老師。也就是這位年幼的青年團幹部在給毛澤東匯報有關興國縣青年團革命工作時，蕭華娓娓道來，給毛澤東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而蕭華的不俗的能力更讓毛澤東驚喜（興國縣不到一年的時間青年團員從幾十人發展到上千人，全縣上下無一不建立了團委和支部）。匯報結束以後，毛澤東讓人特意去附近的美香居買了餃子，對蕭華說：“今天我請你吃餃子。”

毛澤東經常說政治工作是軍隊的靈魂。而政治工作者又無異於靈魂工程師，蕭華本人就是一個十分優秀的“工程師”，在他的努力擴紅下，1932年一年，江西興國共有10000多名青壯年參加紅軍，這在當時是個十分罕見的數字。1933年整建制的興國模範師成立（有5500人），光是擁軍鞋就有30萬雙之多，以致於堆積如山。當陣容整齊的模範師出發之際轟動了整個中央革命根據地，中央局、中革軍委都發來賀電，毛澤東更是親筆題詞曰：“模範興國。”

1933年初，宜黃會議期間，敵機轟炸，如果不是周恩來的掩護，蕭華可能早就犧牲了，對此蕭華一生念念不忘，曾經寫詩紀念。也就是在這一年，周恩來點名讓蕭華擔任新成立的少共國際師政委。周恩來對蕭華說：“年輕的幹部帶年輕的兵，這樣部隊更有朝氣。”而歷任少共國際師師長陳光、吳高群、曹里懷、彭紹輝都是以勇猛着稱。

蕭華第一次見到羅榮桓時，才虛歲15歲，可是，羅榮桓對這位兒童團聞名已久。蕭華在羅榮桓手下擔任了紅4軍軍委青年委員，主管全軍的青年工作。1931年大抓“AB團”，羅榮桓親自出面保護了蕭華。羅榮桓還讓蕭華接受鍛煉，做了特務營連指導員，剛到那個連隊的時候，連長是一個年長蕭華的舊軍人，他大咧咧的對蕭華說：“以後你就聽我的就行了。”而年紀不大的蕭華用半開玩笑的口吻軟中帶硬的說：“我是指導員，有最後決定權，怎麼能聽你的呢？”說話滴水不漏的蕭華後來贏得了這位大哥一般的連長的信任和敬佩，當他們分手時，這位連長還流下了熱淚。蕭華多次追隨羅榮桓，從江西蘇區到山東根據地。羅帥的妻子林月琴曾經回憶一件往事，她說有一次王稼祥要調蕭華去總政工作，羅榮桓多次不放，而且還對王稼祥說，蕭華走了等於砍了我一條胳膊。晚年的蕭華憶及羅榮桓，以“良師”稱之。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的把蕭華以往的這些經歷寫了出來，主要是針對目前互聯網上有關蕭華的評價的一種不良傾向而來。在網上不少人一提到蕭華就用生活作風壓人，把蕭華的私生活說得十分不堪，所依據的不過是權延赤的一本《微行——楊成武在1967》罷了。而且，我們注意到權延赤的這本書中並沒有提及蕭華的名字，只用了一個××來代替，又有什麼有理的根據支持這一說法呢？包括那句言之灼灼的毛澤東“最高指示”，說蕭華是扶不起來的天子一類的話也未必見得實有其事。蕭華的妻子王新蘭後來專門問過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毛澤東是何時、何地說的這番話，身邊的工作人員都承認毛澤東沒有說過這句話。而用這句話來證明蕭華的錯誤的朋友也不妨列舉出你們的出處來，看看毛澤東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說過蕭華是扶不起來的天子的話。

蕭華是毛澤東耳提面命、一手栽培的高級將領，他和毛澤東不僅在政治上保持着密不可分，在感情上也有着一種天然的聯繫。所以，當毛澤東的政治方向逐漸偏向極左的航道的時候，蕭華也不可避免的向左滑行。即便是這樣，蕭華仍舊在林彪極力拉攏他的時候，保持了一個軍人或者說共產黨員的本色，拒絕上林彪的“賊船”，從黨的組織路線的角度看，蕭華不失為一名合格的黨的高級領導幹部。

蕭華與林彪

毛澤東曾經說過：“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黨內派系、山頭一直是一個客觀存在的現實。而利用派系、山頭的矛盾獲取最大的政治利益也是政治暴發戶們慣用的一個手法，其中，林彪的拉幫結夥就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

林彪本人長期擔任黨和軍隊的領導職務，手下的門生故吏可謂是遍於天下，但是，建國以後，林彪除了在彭德懷入朝以後短期主持過軍委工作以後，一直處於休養狀態。而導致他的休養狀態的原因，第一是他早年的病痛，再一個就是林彪暗自韜晦的政治伎倆。對於林彪的病裡面更有其他內容的事情，其實早已經不再是秘密，原空軍文藝處副處長官偉勛以一個毛家灣客人的身份在一年多的時間裡面都看出了內中的苗頭，何況那些深知林彪為人的將帥們。

這種休養狀態也給林彪帶來了一定的副作用，因為他不大過問政務、軍務，所以直接和下級接觸的機會就比較少，聽到的消息也比較有限，趁機聯絡感情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所以，一旦林彪被賦予大權以後，屬於自己的班底人物就相對少得可憐。為了進一步的鞏固自己的地位和更加突出樹立自己在毛澤東身邊的第二號人物形象藉以壓迫各派勢力對自己的服從，林彪可以說的上煞費苦心。一方面，林彪大力獎掖聽從自己召喚的人，一方面大力打擊不從命者，蕭華的文革命運恰恰是一個最好的寫照。

現在通行的一些有關黨史方面的回憶錄、文章或者其他資料在談及一些黨和國家的領導幹部與林彪的關係時多數是用一種比較含煳、籠統的說法來解釋，有的就是簡單到了用“鬥爭”二字替代。我們不否認很多高級領導幹部都和林彪展開過鬥爭，但是，時間呢？階段呢？大部分都是“林彪事件”出來以後，大家在揭發匯報會上表現出對林彪的義憤填膺，真正的在文革前後直接與林彪對抗的不見得很多，像陳毅在林彪勢力如日中天的時候說林彪遲早要做叛徒的話，在那個時期並不多見。而像羅榮桓、賀龍不買林彪的帳也是難得僅見。相當一部分人是保持着對林彪足夠的尊重，畢竟林彪那時是毛澤東的優秀學生和親密戰友，也是黨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連劉少奇在廬山會議期間也說過，他要搞一點林彪的個人崇拜。黨內的第二號人物都這麼說，更遑論其他了。

蕭華從歷史上和林彪關係就不錯，按照林彪用人的“雙一”標準（紅1軍團、紅一方面軍）衡量，蕭華應該算是羅瑞卿所說的“和林總的關係是棒打不散的”的那一圈子人中的一位。其實不僅蕭華如此，包括羅瑞卿、劉亞樓、楊成武等都和林彪曾經有着一種不錯的關係，他們不但對林彪非常尊重，對葉群的印象也不太壞。劉亞樓就說過：“葉群是好人，是做團結工作的。”羅瑞卿還握着葉群的手說：“我們這些人和林總的關係是棒打不散的。”

蕭華和林彪一家的關係也是不錯的，這點蕭華的家屬也不迴避。蕭華因為對江青比較冷淡，見面打個招呼都懶得一動，結果很讓江青不滿。這個消息傳到葉群的耳朵裡面以後，葉群馬上給王新蘭（蕭華的妻子）打來電話說：“告訴你們那個蕭華，在江面前把他的傲氣收一收。見了江青，站得遠遠的。”這也應該算是葉群對蕭華的格外關照吧！

文革中，江青在揪出劉志堅以後，就提出把蕭華也揪出來，毛家灣就不回應。根據林辦秘書張雲生的回憶，葉群親口告訴他說：“蕭華是總政治部主任，不能輕易打倒，這麼大的事要請示主席。”江青由於林彪的不同意，暫時沒有動蕭華。還有一個就是王力的回憶，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林彪鼓動人批判鄧小平，只有謝富治發言了，這是公開的說法。可是，王力卻回憶說發言的還有蕭華、王任重。可見，直到那時候對於林彪的指令，蕭華還是照做不誤的。而“五·一三事件”後，蕭華還在第一時間跑到林彪那裡希望得到林彪的援助，結果沒有見到葉群，他和張雲生吐了一肚子苦水，在張雲生看來，蕭華這時“未免過於天真了。”因為此時此刻，林彪已經從自己的陣營中把蕭華剝去了。

蕭華文革倒台真相

在林彪看來，軍隊裡面的幾位高級領導人是他必須籠絡的對象，而且，這些人也應該不難籠絡，因為他們和林彪的淵源實在很深。像羅榮桓、羅瑞卿、蕭華、楊成武四個人就是林彪最初非常看重的關係網。羅榮桓在六十年代初與林彪多有齟齬，所以，林彪說出了“什麼林羅，林羅要分開”的話，而且，廬山會議以後彭德懷下台，毛澤東徵求羅榮桓關於國防部長人選時，羅榮桓沒有因為他自己和林彪的私人關係而迎合毛澤東的意見，相反則提出了賀龍作為接班者。林彪素稱耳報神靈敏，這種重大人事的問題，林彪豈能不知？羅榮桓以下，那就是羅瑞卿、蕭華、楊成武了。

劉亞樓曾經負責轉達林彪的一個對羅瑞卿的話，劉亞樓說：“林總講了，就是蕭華、楊成武跑了，他都感到不要緊，你們兩個羅要是跑了（指羅榮桓、羅瑞卿），他就會感到很傷心。”這裡面儘管把羅瑞卿放在楊成武、蕭華之上，但是，也從側面反映出蕭華的在林彪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文革開始以後，蕭華的地位非但沒有下降，反而仍舊得到足夠的信用和重用。例如當時成立的王光美專案組（也就是劉少奇專案組），領導成員中就包括蕭華，而這個專案組中的其他負責人諸如江青、汪東興、謝富治等都是文革的新貴人物。蕭華在這個專案組中所起的作用由於很快被打倒，因而不會很大，這方面的資料也比較缺乏，不能作出進一步的結論。不過，能夠進入這個專案組本身就意味着當時以毛澤東為首，林彪為副的所謂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對蕭華的一個基本態度。周恩來曾經對侄女周秉德說：“我不分管劉少奇專案組，我就無權過問你爸爸的問題，只能依靠組織，耐心等待。”這裡的“你爸爸”指的是周恩來的親弟弟周同宇（也就是周秉德的父親），周恩來在文革中一直處於第三號人物的地位，可是，仍舊沒有權力對身陷劉少奇專案組中的弟弟施以援手，可見，當時的這個王光美專案組（劉少奇專案組）的顯赫程度。

原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劉志堅被打倒以後，全軍文革面臨改組，江青提議請徐向前擔任軍委新的文革小組組長，獲得毛澤東批准。1967年1月12日，新的軍委文革小組成立，徐向前任組長，蕭華、楊成武、王新亭、徐立清、關鋒、謝鏜忠、李曼村任副組長。這份組長、副組長名單是徐向前晚年回憶時提供的。我們注意到副組長名單沒有按照姓氏筆劃排列，而蕭華這時候的排名居然在代總長楊成武之上。楊成武適時的地位已經十分了得，一度還兼任過中央專案二辦的主任的同時而還擔任毛澤東的“傳令兵”，是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從這份名單的排列順序看，蕭華的地位也應該相當可以。

第一次批蕭風浪期間，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因為不慎把會議內容給捅了出去，被林彪點名燒焦，葉劍英見到徐向前時說：“楊勇恐怕保不住了。”徐向前問他為什麼，葉劍英說：“上峰的意思，是要對楊勇燒而焦。”這裡的上峰，根據徐向前的回憶，指的是林彪。徐向前這麼說也是有根據的，林彪曾經對他講，楊勇從來不單獨向他匯報工作。北京軍區楊勇、廖漢生，一個司令員、一個政委，對於林彪確實不像某些軍隊負責人那樣表示出一副單純的“效忠”態度來，這點甚至連毛澤東都知道。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對廖漢生、楊勇說：“要尊重林彪同志，多請示、多匯報。”而楊勇不過是因為泄露了批蕭華的內容就被一棍子打死，這也說明那時的蕭華還沒有完全失去毛澤東、林彪對他的信任。

“二月逆流”事件出來以後，徐向前請假檢討，全軍文革工作代之以蕭華，時間是1967年3月24日（此處是徐向前回憶），這也說明蕭華是軍委文革第一副組長。不過，在蕭華主持全軍文革工作的這個回憶片斷上，徐向前是這樣說的：“蕭華‘過關’後，確定由他主持全軍文革的工作。”這裡的過關二字，徐向前是用了引號的。

這一時期留下來的照片我們還能看到蕭華的身影，有時候經常站在毛澤東的一側，和站在另一側的楊成武互相輝映。在第一次批蕭的風潮中，陳伯達講了蕭華不是戰士，是紳士的話，而後，陳伯達要收回這句話，說是安眠藥吃多了，當時說的不清楚云云。所以，這一階段的蕭華儘管仍舊處於風口浪尖上，但是，還沒有從表面上看出他的危險來。然而，這種暗流的涌動實則從一段時間以來就開始了，只不過蕭華本人並沒有察覺而已。而暗流的源頭則來自於兩個不同一般的女人。

蕭華與江青

前面我們已經說過，蕭華對江青的態度並不友好，其實，這也是有着一定的歷史原因的。

早在江青準備和毛澤東結婚之際，就已經有不少的黨內的幹部表示不同的看法，而且，所提供的關於江青的一些歷史背景都並非空穴來風。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項英、楊帆等人給中央的有關電文資料。此外，聲勢上比較轟動的還有王世英的聯合簽名反對意見書。關於王世英的這個意見書，張聞天的夫人劉英作為當事人是這麼敘述的，劉英說：“原來在北方局做秘密工作的王世英同志，當時正在中央黨校學習，寫了一封信給中央，說江青在上海桃色新聞很多，毛主席同她結婚很不合適，信上簽名的人一大串兒。”中央的幾位領導同志也不滿意江青嫁給毛澤東，出面請張聞天代為轉告，張聞天出於好心，綜合了大家的意見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的口氣據劉英說“很婉轉”，但是，毛澤東看後勃然大怒，當場就把信撕了，而且還說：“我明天就結婚，誰管得着？”在毛澤東的婚禮宴會上，張聞天沒有獲得出席的邀請。

作為最為主要的當局者毛澤東對他和江青在當時的結合又是怎麼一個態度呢？劉英回憶說：“現在看到江青成了毛主席窯洞中的人，毛主席神色中也表示出滿意的神色，”當劉英就隨口對毛澤東說，你身邊確實需要有人照顧，你同賀子珍也實在合不來的話時，毛澤東十分高興，“毛主席興奮極了，把大腿一拍，連說，劉英同志，你才是真正理解我的人啊！這事不少老同志反對哩，你要給我做解釋、做宣傳。”

而蕭華也應該算是江青歷史背景的知情人之一，蕭雲（蕭華之子）說：“蕭華對江青一直保持距離，多少受牟宜之影響。此人是當年父親率東進坑日縱隊到冀魯邊後爭取的第一個國民黨縣長，是山東人，對江青底細很熟悉。當毛澤東要結婚的消息傳遞到山東時，牟宜之連夜找的父親，說：‘江青這個人我知道，品行不好，得趕快給毛主席發個報，不能娶她。’父親當時嚇了一跳，告誡牟‘不要胡說’。”後來，這個叫牟宜之的人做了右派，據說和江青也有很大關係。

建國以後，蕭華同江青的關係也很泛泛，用蕭雲的話說就是：“敬而遠之，表面應付，不多交往。有時見了面，遠遠站着而不主動打招呼。”有一次，江青見了蕭華說：“蕭主任，見了面，連個招呼也不打啊？”蕭華的妻子王新蘭還因此勸說過蕭華，蕭華卻說：“她又不是毛主席。”王新蘭之所以勸說蕭華，自有她的消息來源，莫文驊的妻子楊楓曾經對王新蘭說過江青其人，楊楓說江青自己親口講過，我（江青）想達到什麼目的就能達到，想得到誰就能得到。所以，楊楓認為江青是一個很有心計的女人。這個觀點也影響了王新蘭，王新蘭希望蕭華不要因為這些禮節上的小事過於開罪江青。文革前的江青實際上已經不滿於已有的政治地位了，劉英回憶說：“毛主席當着江青的面說她不安分，認為我（毛澤東）這棵大樹遮了她的蔭了。”而毛澤東對江青也有另外一番評價，他對曾志就說過：“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來，但是，在政治上她對我還是有所幫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銳。”江青本人在文革前就可以閱讀政治局委員級別的文件，從1963年就開始插手文藝工作進而向政治領域發展。然而，包括蕭華、周揚、陸定一、羅瑞卿這些人在內很多經常在毛澤東身邊的領導幹部都沒有預料到江青會從文革開始以後在短短的時間裡面爬上那麼一個高的位置。

也是因為沒有類似的預見和固有的黨性認識，所以，蕭華在文革前和江青的關係始終沒有實質性的改善。蕭雲說：“在地方工作的江青一直想的到總政來兼職，並親自找父親談過。父親沒有理會她的要求。她又找到總政有關部門，提出同樣要求，反映到父親那裡，父親說：‘她在電影局幹得好好的，到總政來幹什麼？’”蕭華沒有答應江青的要求。而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召開的部隊文藝座談會前，蕭華又對江青發了一次牢騷，蕭華說：“江青不是搞京劇改革嗎？怎麼又管起軍隊的事情來了？管得這麼寬呀！”

文革中，蕭華有一次因為就參加了周恩來召集的會議而沒有參加江青召集的會議，招致江青的嚴重不滿，江青指着蕭華的鼻子說：“我告訴你，你不要以為周的會議比我的重要！”這時候的江青連一個中央委員都不是，但是，訓斥起身為總政治部主任卻像呵斥自己的僕人，把周恩來稱為“周”，難怪陶鑄對曾志說，江青有時候訓我們就跟訓孫子一樣。這裡需要注意一點，那就是江青在文革中的權威是絲毫不能隨意侵犯的，蕭華儘管和江青的一些矛盾看起來都是比較小的範圍內的，但在江青看來這已經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冒犯了她的“虎威”的。我們不妨把目光放的遠一點，參加過1980年審判江青的張思之回憶了這麼一件事，當曾漢周審判長對江青說“你應該懼怕我們”時，江青不但沒有任何順從的表示，反而和曾漢周當場頂了起來，而且，江青就直接告訴曾漢周說：“你去問問坐在你身邊的江華，我怕過誰？”這已經是江青身陷囹圄之際，由此也可想而知當初江青的驕橫和氣焰熏天了，很多人都是因為一語不合遭致江青的暗算從而一翻到底，其中陶鑄就是一個例子（陶鑄被打倒的原因還有其他的方面，但是，和江青頂撞，並且不尊重江青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而黃永勝得寵時也不過是因為批示文件上的一個小事惹得江青勃然大怒，以後還屢次刁難黃永勝的出國，以這些人而論，更何況蕭華了。

江青得志以後，凡是歷史上對於她的那些不光彩往事知道比較多一點的人幾乎無一例外下場不妙，而江青也花費了很大的精力要極力遮掩她的某些背景真相，文革中地位一度十分顯赫的謝富治、楊成武、吳法憲、江騰蛟等人都專門為江青的這些事所奔忙過，謝富治還親自動手燒了江青的所謂“黑材料”。所以，蕭華作為江青的歷史的間接知情人其本身就存在着一種先天的危險，加之以後蕭華對江青的“不敬”被江青看作是“老毛病上添了新問題”，所以，決定新帳老帳一起算。不過，江青要算蕭華的帳是一定越不過兩個人的，那就是毛澤東和林彪。即便是先斬後奏，也必須得到這兩個人的認可才行。

林辦秘書張雲生在1967年1月間，曾經翻看過林辦存檔的來往電話記錄，其中他看到，江青曾經對葉群說過，揪出劉志堅以後，造反派還不滿，當前群眾的主要呼聲是揪出蕭華。這裡江青所說的造反派不滿實際就是她自己不滿，她給葉群打招呼的目的就是要毛家灣出面配合她一起整垮蕭華。江青在文革中曾經和葉群有過一個約定俗成的“攻守同盟”，江青說：“現在趁亂的時候，你給我抓了這個仇人，你有什麼仇人，我也替你去抓。”這個驚心動魄的談話表面上看是兩個身份不凡的女人之間的私房話，實則是江青、林彪兩個政治集團在謀求最大政治利益上的共同心聲。而且，從後來的事態我們也能看到，舉凡是對雙方都有利的事情上的動作，也往往是他們配合的最為恰到好處的。蕭華這件事上，就有着這樣的痕跡。

蕭華與葉群

那麼，葉群對於蕭華有過什麼“遺憾”呢？

葉群在私生活上的糜爛於黨內很多人都不是陌生的，特別是葉群在延安時期的一些行為更讓熟知她經歷的人所不齒。像賀龍的妻子薛明就直接把葉群的事情給捅了出來。不過，建國後，由於林彪的地位的不斷上升，葉群也成了林辦主任，所以，對於葉群的往事的“回顧”淡化了很多，然而，陸定一的妻子嚴慰冰仍舊對葉群的醜聞耿耿於懷。

嚴慰冰曾經利用匿名信等多種手段揭露葉群的事情，後來還為此專門找了蕭華，要向蕭華匯報葉群在男女作風上的問題。以蕭華多年的經驗，他豈能不知這件事的份量，有的匯報可以聽，有的匯報就不能聽。嚴慰冰匯報葉群的事至少牽連了兩位政治局成員，而且還勢必要涉及到其他領導人，以嚴慰冰的背景看，嚴慰冰的父親嚴朴和陳雲的關係一直十分密切，嚴慰冰、嚴昭姐妹的成長也是受到了陳雲的格外關注的，在六十年代中期，我國的左傾思想已經開始全面蔓延，在政治上搞封建株連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了，所以，蕭華對於嚴慰冰的匯報持有一種特別謹慎的態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遭到蕭華婉拒以後的嚴慰冰仍舊請求面見蕭華一晤，蕭華從工作的角度出發同時也找上了自己的上級之一的羅瑞卿一起和嚴慰冰談話。在和嚴慰冰正式談話之前，蕭華同羅瑞卿商量了這件事的處理辦法。嚴慰冰一旦說及葉群的私生活上的事情以後就滔滔不絕，從延安一路說到北京，把葉群生活糜爛的事情都做了具體的敘述。而且，嚴慰冰不光是泛泛而論，還有實證，比如她向蕭華、羅瑞卿出示了有關葉群的照片。嚴慰冰同時還告訴蕭華等人說是林立衡不是葉群和林彪的親生女兒，而是葉群和×××的女兒，這就更讓羅、蕭二人大吃一驚。

嚴慰冰所說的葉群與女兒林立衡之間的關係也確實有些地方不能令常人所理解，她們母女之間不但沒有什麼親情，反倒是生出不少敵意。林立果曾經對張寧說，他和林立衡從來不叫葉群媽媽，而只叫主任之類的官銜。後來頗與林立衡有所過從的原空軍文藝處副處長官偉勛回憶，林立衡在八十年代的時候提及葉群，就直呼其名，而後林立衡多年致力於給林彪翻案，更是直接指出葉群是背着林彪做了不少的壞事，女兒這麼表達自己對母親的感情應該是比較罕見的。

根據官偉勛的回憶，林立衡一生三次自殺，兩次都和葉群有關，特別是1968年這一次，葉群親手毒打林立衡。官偉勛在他的《我所知道的葉群》一書的167頁中這樣介紹道：“1968年這一次，葉群把林豆豆毒打得最慘。打得死去活來，……狠到先是拳打腳踢不過癮、不解氣，竟狂暴到揪林豆豆的頭髮，把林豆豆關在黑屋裡，一關三天，不給吃的。”這些事都是林豆豆本人和官偉勛提及的，也有林辦秘書說給官偉勛聽的，林辦秘書告訴官偉勛說：“在養蜂夾道那一次打豆豆最狠，把豆豆的頭髮都揪下來了，一把一把的，豆豆指着地上的頭髮給我看，頭髮上面還帶着血，我都哭了。”林立衡自己也一度懷疑她是否為葉群親生的女兒。

以蕭華、羅瑞卿這些人當時和毛家灣的關係，林家的某些生活上的小事包括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他們不會沒有耳聞的，但是，事關林立衡的血緣問題，他們倒是第一次聽說，這種事一旦傳開，對葉群的影響自不必說，關鍵是當時身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的臉面將被置之於何地？因而，蕭華立刻制止了嚴慰冰的談話，說：“林是政治局委員，陸也是，你還是要以大局為重。你今天給我談的這些事情，到此為止。不要再和其他人談了。”實際上蕭華這番話也是為了嚴慰冰着想，像嚴慰冰這種談話的方式和內容可能給她自己帶來很多政治上的麻煩。可是，嚴慰冰並沒有聽從蕭華的建議，此後還把這些同樣內容的東西寫成信寄給軍委副秘書長辦公室，一時搞的有些沸反盈天。

我們注意到，嚴慰冰與羅、蕭首次談話的時間是1965年夏，也就是在不足三個月以後的11月下旬，葉群去毛澤東處談羅瑞卿的問題。這次葉群和毛澤東之間的談話持續很久，張耀祠本來告訴葉群只能談兩個小時，不要影響毛澤東的休息，但是，談話居然一再延長，張耀祠其間連續三次進去提醒，毛澤東毫無表示。在三次提醒的過程中，張耀祠聽到葉群說：“我過去對羅瑞卿是畢恭畢敬的，沒想到羅瑞卿和林彪的關係搞得這個樣子。”葉群和毛澤東的這次談話一共是四個小時零55分，葉群談話結束以後表情很得意。

我們這裡無意於表達葉群乃至林彪出面整羅瑞卿是和嚴慰冰與羅瑞卿的那次談話有什麼直接的聯繫的這層意思，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舉凡在歷史上知道、了解、批評、揭露葉群的私生活醜聞的人以及家屬在文革中都沒有逃脫厄運，其中不乏林彪原來一度準備拉攏的人在內。例如賀龍、薛明，蕭華，羅瑞卿夫婦，就連楊成武因為沒有在葉群的事情上按照林彪的提議去做以後也遭到了不測。這裡還要提一個人，那就是蕭向榮，蕭向榮在葉群授銜的問題上曾經直截了當的對葉群說：“如果給你授大校的軍銜，我們這裡的處長怎麼辦？”而文革最初的幾個回合中蕭向榮首先落馬。從以上這些人和事的發生、結果看，可知在了解葉群生活醜聞這件事上，蕭華已經被打入另冊。

上海會議解決羅瑞卿問題時，葉群忽然問及蕭華：“有人說，羅瑞卿給你送過一幅字，你還裱了，掛在家裡。”蕭華回答說：“有的，是一個隸書條幅，寫的是曹的《龜雖壽》。”高級領導人之間互相題贈在當時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大事，毛澤東本人還給林彪寫過這首曹的詩，葉群連這種事情都能了解的一清二楚，何況嚴慰冰和蕭華、羅瑞卿在軍委三座門談話的內容呢？

1967年11月，此時的蕭華已經失去人身。

我們都知道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林彪的“土倫”，儘管林彪發表了一篇措辭謙遜的發言，似乎對擔任毛澤東的接班人誠惶誠恐，但是，仍舊不能掩蓋林彪本人在這件事上的得意，從後來的種種事實看，林彪非但沒有像他自己說的那樣“隨時準備交班”，反而一再培植自己的親信掌握軍隊大權，不惜把兒子林立果扶上戰馬成為空軍的“太上皇”。所以，在這次會議上對於他“當選”毛澤東的接班人的這件事上林彪是要看一看諸人的行動的，用文革的語言說那就是“忠不忠，看行動。”

然而，蕭華在這次會議上的態度比較令林彪、葉群失望。當時，蕭華是在北戴河養病，被葉劍英接回來的，到了會場以後做過一個書面發言，但是，對於林彪作為接班人的事情沒有表態，蕭華自己說：“我不了解內情。”會後，葉群找到蕭華說：“你是老1軍團的幹部，在這個關鍵的時刻，為什麼在這個問題上不表態？這是對黨的態度問題。”蕭華隨即也向葉群承認了錯誤，說這是他自己的疏忽。

表面上看，蕭華是疏忽，但是，從問題的深層看，則體現了蕭華之不同於黃、吳、李、邱之流對於林彪的感情的地方。吳法憲說他自己腦子裡面只有一個林彪，他說：“是林彪把我提拔起來的，林彪叫我怎麼樣我就怎麼樣。”而李作鵬則說：“林副主席活着跟他干，生與林副主席同生，死與林副主席同死。”邱會作說：“林副主席、葉主任是再生父母。”

可以說蕭華在最初也是緊跟林彪的，然而，他畢竟不是黃、吳、李、邱，他沒有把自己的全部政治命運和林彪壓在了一起，對於林彪他也尊重過，也服從過，甚至也大聲的歌頌過，可是，一旦要讓他像黃、吳、李、邱這些人那樣無條件的對林彪表示絕對的效忠，蕭華做不到。蕭華之所以服從林彪、聽命於林彪，最主要的原因是林彪當時是毛澤東親手選定的第二號人物，同時也有歷史上蕭華和林彪的淵源。不但蕭華如此，之前的羅瑞卿也如此，之後的楊成武更如此。可以說，他們三個人之所以殊途同歸不是偶然的，他們既不能像黃永勝那樣為了忠於林彪進而和葉群干出那樣令人不齒的荒唐事，也不能像吳法憲那樣把空軍大權私相授受，同時也不能像邱會作夫婦那樣為了林家的私事跑前跑後，更不可能像李作鵬那樣在關鍵取捨階段居然擅自更改命令。所以，他們儘管和林彪有着其他人沒有的歷史上的比較好的合作關係，甚至林彪還準備把他們也拉入自己的集團內部，但終究未能實現，相反這些人後來都被林彪想方設法的借毛澤東之手打倒。

“五·一三事件”前後

1967年是一個多事之秋，即便是在以動盪着稱的文革中1967年也是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年度。在這一年的1月，爆發了上海以張春橋、姚文元為首搞的臭名昭着的所謂的“一月風暴”，2月中又迎來了“二月逆流”，接着在五一節後又發生了“五·一三事件”，7月更出了“七·二〇事件”。

就影響而言，“五·一三事件”既沒有“一月風暴”那樣“紅色革命”，也沒有“二月逆流”那樣激烈緊張，更沒有“七·二〇事件”那樣傷亡慘重。和以上這三個事件相比，“五·一三事件”似乎算不得什麼，似乎一直被隱藏在一種微妙的政治暗流中。但是，研究文革史的專家和親身經歷過“五·一三事件”的人卻並不這麼認為。王年一在他的《大動亂的年代》的287頁中指出：“這不是群眾組織之間一般的武鬥事件，而是李作鵬等人故意違反周恩來的關於‘聯合演出’的指示而製造出的事件。”王年一同時還說：“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所掌握的一派就成為‘林副主席支持的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就成為‘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領袖。”原林彪辦公室秘書張雲生作為當時這一事件的親歷者，他是這樣評價“五·一三事件”的：“林彪、葉群利用‘五·一三事件’做文章，他們揮動這個棒子真的‘打了一大片，保了一小撮。’”在張雲生的眼中，“五·一三事件”是林彪手下幾員大將的翻身仗，也是一個“轉折點”（張雲生語）。

因為蕭華就是在“五·一三事件”以後迅速垮台的，所以，當我們回顧蕭華在文革中被打倒的真相時就要更加注意“五·一三事件”的來龍去脈，而且，透過這一事件我們可以看到林彪集團崛起的部分內幕。

把矛頭對準蕭華並不是從這個“五·一三事件”開始的，而是早在幾個月之前，江青就開始籌劃打倒蕭華。陳伯達在一次接見造反派的時候，公開點了蕭華的名字，他說：“蕭華不像個是戰士，倒像是個紳士。”陳伯達是中央文革的組長，儘管在文革內部他的權力遠沒有江青那樣顯赫，但是，在一般的造反派面前，這位“老夫子”的權威還是十分了得的，當初救邱會作的時候，毛家灣就拉上陳伯達一起出面解決了問題。陳伯達此話一出，包括解放軍總政治部都出現了混亂。打倒蕭華的呼聲開始高漲起來。

陳伯達何以先於江青公開表態要打倒蕭華呢？從歷史上看，陳伯達和蕭華之間沒有橫向的聯繫，更談不上具體的什麼恩怨糾纏。陳伯達本人雖說是中央文革名義上的第一把手，但是，他畢竟不負實際責任，或者說他在中央文革內部中勢力遠遠遜於江青母女。陳伯達當初知道自己要出任中央文革組長時曾經對毛澤東說過：“我是個書生，擔任不了這個職務。”毛澤東聽後說：“你可以把書生兩個字去掉。”做了組長的陳伯達一度對人自嘲的說他是劉盆子一個。就在毛澤東主持的會議上，江青面對面的同陳伯達爭吵，她說：“陳伯達不要我們了。……我同李訥回中南海給主席當秘書好了。”江青還大聲的對陳伯達說：“我看不起你。”陳伯達晚年回憶中央文革內部情況時說：“江青是‘文革’的第一首長外，她的女兒（指李訥）當文革秘書，事實上一度是第二首長。”

所以，陳伯達這次對蕭華的“開炮”是不是有着江青的主要意圖？是不是江青借用陳伯達的身份對蕭華進行攻擊？這些都不是沒有可能性的。

然而，陳伯達這次“炮打”沒有起到預期的作用，倒是真的驚動了毛澤東、周恩來，毛澤東對這件事不很滿意，周恩來也出面約見造反派。徐向前回憶說：“周總理很生氣，出面闢謠，說這是謠言。”江青知道毛澤東的態度以後，派人上街遮蓋那些號稱要打倒蕭華的大字報。

葉群對張雲生說：“首長（林彪）本來是不同意打倒蕭華的，現在主意變了。剛才十一樓從一組（毛澤東）那裡來，與首長研究決定立即開會批判蕭華。”張雲生和另外一個秘書與葉群同去的京西賓館。按照葉群的說法當時是“先在京西賓館開小會批判，然後晚上七點在工人體育場開萬人大會批判。”葉群是代表林彪去京西開會的。

實際上，這次京西賓館會議從主要與會者包括徐向前等人在內的回憶都說是討論軍隊要不要開展“四大”的內容的，但是，會議開始以後，突然把鬥爭的矛頭對準了蕭華。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和江青、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發生爭執之際，葉群忽然要發言。“葉群從口袋裡掏出一個發言稿念了起來，內容是什麼呢？是批判蕭華。”葉群說：“蕭華反對林副主席，破壞文化大革命，必須公開向軍隊院校師生做檢討。”葉群還說蕭華每次去林彪那裡匯報工作都挨林彪的大罵等等。葉群開口以後，江青立刻給予配合，江青問蕭華：“發文件把軍委和總政並列是什麼意思？”江青指着蕭華的鼻子說：“今晚工人體育館召開的十萬人大會，你敢不敢去？”江青還要求大家表態，總政主任不能再讓蕭華做了，交給徐向前兼任。蕭華默不做聲、不發一語，靜靜在那裡聽候批判。

會議開到這裡就開不下去了，由於徐向前等人並不知道事先還有批判蕭華的內容，而且也不清楚葉群、江青這兩個女人到底是代表了誰來發動批判蕭華的，所以，均不吭氣。過了一會兒，毛澤東秘書來電話，要周恩來、葉劍英去毛澤東那裡，會議中斷下來。張雲生作為目擊者，他又提供了這麼一個插曲：“江青出來以後，盛氣凌人，走在最前面，她厲聲訓斥蕭華說‘你這人有民憤，批你活該！’蕭華跟在她後面，面色漲紅，想是要說點什麼，江青根本不聽，先上電梯下樓走了。”

在這次會議中有一個細節比較滑稽，那就是葉群出來以後對張雲生他們說：“批蕭華我還沒來得及發言，你們幫我想想，我講點什麼呢？”張雲生等人是秘書，開會期間不能親自參加會議，所以，他們只聽葉群這麼說，事實上，從當時的與會者的回憶（如徐向前的回憶）和後來編撰主要與會者的傳記（如《葉劍英傳》）的情況看，葉群不但講話了，而且講了不少蕭華的壞話。葉群一貫善於說謊，經常人前一套、背後一套，這件事上又一次體現了她的本性所在，連張雲生後來也說：“她（葉群）把不久前在蕭華問題上玩弄的那套把戲忘得一乾二淨。”

這次批蕭華由於毛澤東不同意，所以，很快流產，倒是因為這次批蕭引出了兩個副產品，一個是楊勇和袁子欽的被打倒。本來在會上，徐向前宣布了會議紀律，說這次會議內容不准泄露出去，可是，散會以後楊勇回北京軍區還是做了傳達，而袁子欽的筆記本沒有保存好，被群眾組織知道了，於是，當晚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和總政文工團就查抄了蕭華的家，蕭華先是跑到徐向前那裡，接着又跑到傅鍾那裡，最後去了西山。徐向前知道事情過程以後，專門打電話給楊勇，楊勇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在次日上午，徐向前又一次批評了楊勇。這次事件後來導致楊勇、袁子欽被點名打倒。因為前面我們已經提及，所以，此不贅。另一個副產品就是著名的“葉劍英大鬧京西賓館”，1月20日上午繼續在京西賓館開會，江青見蕭華沒來就問：“總政治部主任去哪裡了？”蕭華到了以後，徐向前也問他昨晚去了哪裡？蕭華沒有回答，徐向前很生氣的說：“你是膽小鬼！你怕什麼？他們能把你吃掉嗎？”葉劍英公開承認是他把蕭華給保護起來了，葉劍英說：“如果有窩藏之罪，我來擔當。”這次會議上，徐向前和葉劍英都拍了桌子，徐向前拍桌子把茶杯拍到了地上。葉劍英拍桌子則把手掌掌端遠骨拍成了骨折。這就是後來傳說中的“葉劍英大鬧京西賓館”的部分由來，也是因為蕭華一事引起的。

繼毛澤東表態以後，周恩來也隨即在保蕭華問題上表了態，1967年1月29日，周恩來在接見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造反派時說：“蕭華作詞的《長征組歌》為什麼不能唱？人家有一點錯誤，就連人家作詞的歌子也不能唱了？要唱，我還唱呢！蕭華是人民內部矛盾，他過去是紅小鬼。”

毛家灣也隨即變更了態度，葉群說蕭華是“幾任總政主任當中最好的一個主任。”而且，“蕭華是得到林彪一貫信任的。”因為，從毛澤東開始到林彪、周恩來，當時的主要領導人都對蕭華作出了保的姿態，蕭華的日子明顯好過多了。特別是1967年2月發生的所謂的“二月逆流”事件後，“三老四帥”紛紛被勒令請假檢討，徐向前靠邊站以後自然無法再主持全軍文革工作，於是，蕭華就代替徐向前主持全軍文革小組領導工作，這可以說是蕭華的政治生涯中的頂峰階段。

早在蕭華代理主持全軍文革工作之前也就是1967年3月3日，周恩來在出席蕭華檢查會時指出：“蕭華同志犯錯誤是不自覺的，缺乏經驗，他是個紅小鬼，從他整個的歷史看是光榮的，不要用放大鏡看一個人眼前的錯誤，要看他的整個歷史。”周恩來還對1月中發生的造反派查抄蕭華的家一事作出結論，他說：“抄蕭華同志的家是一股妖風。”

蕭華雖然脫險於一時並且得以主持全軍文革的全面工作，但是，在風起雲湧的文革動亂時代，福禍本來就是互為表里的。那時候，“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局面此起彼伏，所以，在蕭華暫時“過關”不到三個月，就又發生了第二次炮打蕭華的“五·一三事件”，而這次事件中，蕭華沒有上次那麼“幸運”了，由於打擊他的人致力於必須清除蕭華而後快，因而，蕭華也終於面臨倒台的境地。

“五·一三事件”說起其實比較簡單，就是軍內的兩大派因為紀念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的獻禮演出中發生矛盾進而演化成武鬥的一起政治事件。武鬥在文革中並不罕見，但是，這起武鬥則不同於一般武鬥，它驚動了當時幾乎所有的高層人物，而且牽動了部隊的主要神經中樞。

1967年5月13日，是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的日子，部隊的文藝工作者自然要發起紀念活動，而這時候的軍隊已經不再像以往那樣單純，他們內中分成了對立的兩大派。對於這兩派的“誓不兩立”，周恩來是洞若觀火的，他要求在這次紀念演出中，要搞兩大派的聯合演出，藉此消除派性，解放軍總政治部也做了類似的要求。但是，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吳法憲、李作鵬卻陽奉陰違，完全不聽總政的招呼，他們麾下的空政文工團、海政文工團和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中的一派單獨演出，結果造成了另一派因為不服而演變的沖斗，沖斗後來還演化成武鬥。繼而，以“首都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署名的大字報公開上街點名說蕭華就是“五·一三事件”的黑後台，把打擊的矛頭直接對準了蕭華，而且這一次炮打明顯火力上要比上一次要足，蕭華求見林彪、葉群不果，他憤怒和焦慮中對秘書說了這樣一句話：“毛主席的話他們不聽，周總理的話他們也不聽。”那麼，他們都是誰呢？他們哪來的膽子敢於不聽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話呢？

我們不妨把鏡頭對準“五·一三事件”發生之前的一些看起來並不是偶然的事情身上吧！

第一次炮打蕭華失敗以後，葉群和江青都沒有暫停對蕭華的進一步打擊。蕭華本人儘管出掌全軍文革小組日常工作，但是，文革的官是公認的最難當，時不時就會成為出氣筒。特別是像蕭華這種已經有過“前科”的幹部，更是要時刻提防隨時可能出現的險情。多年以後，蕭華之子蕭雲回憶乃父那段時光的生活和工作時不無感觸的說到：“父親全面主持。工作如山，卻又被揪來揪去。眼看軍隊正常工作要陷於癱瘓，父親多次要求向林匯報自己的處境，均遭拒絕。”而此前在公開場合下稱讚蕭華是最好的一位總政主任的葉群，此刻卻對江青說：“首長（指林彪）故意晾那個姓蕭的，讓他在火上煎着，總政的事，全軍文革的事，他都得頂着，哪一頭出了問題，都跑不了他。”

如果僅僅是蕭雲個人的回憶顯然不能完全說明問題，而作為林辦秘書的張雲生也有一個回憶，可以作為佐證。當初保了蕭華的葉群何以反覆無常呢？葉群對張雲生說過這樣一番話：“我在有困難的時候，蕭華看我的笑話，全軍文革開會，總政文化部的一個副處長公開頂撞我，謝富治、關鋒立刻表態支持我，嚴厲的批評了那個人，可是，主持會議的蕭華卻一聲不吭，我後悔，當初就不該保他。”

葉群既然後悔保了蕭華，而另一面江青一直要搞掉蕭華，兩個政治集團的主要代表人物一時達成了默契，雙方都在等待機會，等待給蕭華致命的一擊。

機會終於來了。

1967年4月，毛澤東的秘書徐業夫到毛家灣找葉群談話，談過話以後的葉群叫來秘書張雲生，說是有幾位空軍女演員要見一見，這幾位女演員都是何許人也呢？葉群告訴張雲生說：“徐秘書來，傳一組（毛澤東）的話，空軍幾位女演員為陪主席跳舞，經常出入中南海。”大概是為了提醒張雲生重視這件事，葉群隨後又告訴張雲生說：“不要小看她們，那是能通天的。”

這幾位女演員在空軍內部是少數派，她們一直受壓，後來他們找到毛澤東，向毛澤東反映情況，毛澤東讓他們來找葉群。大抵毛澤東也知道葉群對於空軍方面說話一向比較靈驗。幾個女演員在一個招待所（張雲生回憶）中見到了葉群，女演員提出她們是空軍中的保吳派（保吳法憲派），被人罵作老保受到攻擊，所以，她們決定利用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的日子排練一個節目出來，藉以表達她們力保吳法憲、余立金的決心。葉群得知毛澤東也保吳法憲以後，十分高興，不僅贊成這幾個女演員的做法，還提議一定要通過江青，當女演員提出人馬太少的時候，葉群提議找海軍、北京軍區、總後等單位中同一觀點的人串聯一下，搞聯合演出。

應該說這件事是“五·一三事件”的一個起因，起因不在於演出本身，也不在於女演員聯合排練節目，而在於這件事的背後是擁護林彪集團的主要勢力的再一次聯手作戰。林彪、葉群正是利用了女演員們的特殊身份和特殊背景，抓住了這次機會，很快在軍內掀起又一次奪權的鬥爭的小高潮來。

我們先來看看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在“五·一三事件”之前的處境好了。

吳法憲本人利用整賀龍的機會搞了一批空軍裡面的幹部，但是，隨後他自己也陷入四面楚歌的田地，空軍內部包括空軍院校有不少人出面反對他，張雲生說：“整個1967年的上半年，吳法憲的日子都是不怎麼好過的。”

海軍的李作鵬，此人一到海軍以後立刻秉承林彪的意圖先後整了蕭勁光、蘇振華，海軍的三駕馬車雖以李作鵬為首，但是，李作鵬直到1967年4月還在受到攻擊，最後還是葉群出面編造假話說林彪要找李作鵬談話，才算給圍困已久的李作鵬解圍，“葉群火速派人把李秘密送到京西賓館，從此保護起來。”

總後的邱會作，文革一起來他就成為了總後機關的“重災區”，1967年1月，邱會作的老婆胡敏打電話向葉群告急，說是第二軍醫大學的紅縱把邱會作給抓去了，請求林彪葉群出面救護，葉群接到秘書傳到的口信以後輕蔑的說：“邱會作的小姘頭一大串，現在人家都起來揭他，叫我們怎麼說？”就是在邱會作被林彪、陳伯達聯名保出來以後，總後仍舊很有一大批人對他不滿，總後後來給林彪寄來一個誓言書，上面簽名的人包括了總後機關的大多數人。用張雲生的話說：“足見邱會作的民憤之大。”

從上述的事實我們可以看出來，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儘管在“五·一三事件”之前就已經和林彪站到了一起，可是，他們還沒有掌握足夠的權力來反擊他們的對手，而且，他們的對手對他們的重重打擊也還在持續不停。他們要是想翻身就要尋找一個機會、一個藉口，而林彪、葉群要力挺他們並且達到他們最終代替林彪、葉群主管軍內事務也需要一個必要的事件或者藉口，於是，“五·一三事件”就成為一個多方搜索下的必須突破的突破口了。

根據周恩來的有關聯合演出消除派性的指示精神，蕭華決定讓這些派別的演出統一定在1967年5月13日晚上七點在北京展覽館劇場搞出一台節目來。當時，通知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和其他派別的時候，大家都沒有異議。誰知道，下午三點，吳法憲首先給蕭華辦公室打來電話，說空軍方面準備不充分，不準備演出了。蕭華不太高興，囑咐吳法憲要小局服從大局；接着，李作鵬也來電話說他們那邊也變卦了。蕭華這才感覺事態有些不對頭，但是，他怎麼也沒有料到大規模的武鬥已經一觸即發。

晚上，蕭華在人民大會堂匯報工作期間，“五·一三事件”發生，當時的情況很嚴重，地方上的造反派也介入了，成百輛的汽車載着武裝的造反派前去進行有組織有計劃的武鬥，消息傳到人民大會堂，蕭華馬上趕往現場。蕭華的妻子王新蘭也聽到海軍大院和空軍大院的消息，說是去支持他們那一派的行動，北展劇場成了血肉橫飛的陣地。蕭華到了現場以後，首先責備軍隊方面，他說：“不要亂了，我們是人民的軍隊，是保護人民群眾的，不該發生眼前這樣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蕭雲回憶說，蕭華那時節着重批評的是部隊，部隊當場並沒有反彈，事態得以暫時平息，蕭華等人認為這件事由此可能就這麼算了，哪知道葉群、江青得知這件事以後，事態突然起了新的變化。

葉群知道“五·一三事件”以後，第一時間裡罵道：“這些混帳王八蛋，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他們打我一耳光，我要還他們三下。”在這次事件中，江青等人支持的造反派也出面參與了，所以，周恩來讓陳伯達去干預製止武鬥時，陳伯達就胡亂答應，而且敷衍了事，因為他知道這些造反派的來頭。

江青則去慰問受傷的造反派們，還當着葉、吳、李、邱的面對造反派們說：“打你們就是打我們。”江青很快就把這件事定性為敵我矛盾，所以，葉群、吳法憲更是放手大干，就在事件發生的第二天，要求“聲討”蕭華的大字報就立刻上了街，有的大字報直接貼到了天安門，震動很大。大字報的核心內容就是要打倒蕭華，說蕭華是“五·一三事件”的黑後台。林辦秘書張雲生把這則消息說給葉群時，葉群用了“活該”兩個字來表達自己的意見。此後，張雲生接到空軍黨辦的電話，來人讓張雲生向葉群轉達以下內容：“請報告葉主任，我們根據她的命令把大字報貼到天安門去了，主任真高明，這些大字報貼出去以後，震動很大……。”

這時候不僅空軍、海軍支持吳法憲、李作鵬等人的造反派貼蕭華的大字報，就在總政內部也被煽動起來了，總政系統給蕭華羅織了500多條罪名，大字報2000多張，其聲勢按照當時經歷過這件事的人的說法是比起打倒羅瑞卿和以後的楊成武規模可是大多了。

“五·一三事件”儘管造成了蕭華的地位岌岌可危，但是，離蕭華倒台還是有一段距離的，這時候的蕭華仍舊把希望寄托在毛澤東、林彪的身上，因為要見毛澤東需要不少的環節，而且，軍隊方面的工作主要是林彪在主持，所以，蕭華最早去見林彪，他希望在那裡得到理解和支持。

然而，當蕭華趕到人民大會堂準備面見林彪、葉群時，卻被早已知道蕭華來意的葉群居然拒絕接見，代之以秘書擋駕。蕭華五內俱焚，情急之中就對林辦秘書張雲生大吐苦水。

蕭華誠懇的說：“我不願意打擾林副主席，葉主任很忙，我也不容易見到她，但我相信，他們是了解我的，他們只要了解我現在的處境，是會幫我想個辦法的。”

蕭華到人民大會堂找葉群的時間是1967年6月，就在這個月的14日，邱會作在總後碰頭會上已經決定成立“批鬥總政領導幹部小組”。邱會作是來自於哪一個山頭的，不說也知道。邱會作這麼大干，沒有林彪、葉群的點頭能行嗎？

不過，此刻等候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與張雲生娓娓道來的蕭華並沒有體察到這些幕後的活動的真正目的，他還像以往那樣把希望寄托在林彪等人身上，他懇切的說：“我再不能工作，總政就要癱瘓了，我跟毛主席、林副主席幹革命這麼多年，眼看着因總政不力而使全軍工作受損失，將來怎麼交代啊？”同時，蕭華也感覺到有一些異樣，那就是這時造反派不怎麼提“五·一三事件”了，用蕭華自己的話說：“總政禮堂那次演出受到衝擊，和我一點邊沾不上，我自己心裡有底。”造反派揪住蕭華不放的是批判蕭華執行了所謂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抓住這一點以後，就勒令蕭華隨叫隨到的接受批判，搞得蕭華業已焦頭爛額。

張雲生把蕭華的“訴苦”報告給葉群以後，葉群明確對張雲生交待：“關於蕭華的事，首長和我的態度一致。”

林彪的態度

那麼，林彪的態度究竟和葉群是否一致呢？我們也來看看吧！

在七一之前，汪東興和空軍政委余立金一起來到人民大會堂西大廳來見葉群，葉群當時把“汪主任”誤聽成“王主任”，以為是蕭華的妻子、蕭辦的主任王新蘭，所以，她馬上躲開不見。汪東興見到秘書張雲生以後，說明來意，汪東興說：“七一前夕，軍內一些文藝單位要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紀念演出，邀請中央領導同志參加，在研究參加的領導名單時，對蕭華是否參加的問題，有了不同意見，有的主張應當讓他參加，有的不同意他參加，究竟怎麼辦好，大家最後推我們來請示一下林副主席。”

張雲生考慮到汪東興、余立金來找林彪的事比較重大，就“擅自作主”帶領汪東興去見林彪了。據張雲生的回憶，汪東興和林彪談話時間很短就出來了。汪東興出來以後，蕭華的命運也就基本決定了。張雲生說：“由於林彪搖頭不同意，蕭華被剝奪了參加七一晚會的權利，在平時不算什麼，但在那一切反常的年代，這往往關繫到一個領導人的政治命運，‘不讓蕭華出場’這等於林彪的一種表態，實際情形也是這樣。從此，蕭華就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我們注意到汪東興來找林彪，不是傳達毛澤東的口信或者指示，而是大家公推他和余立金請示關於蕭華是否出席晚會，所以，這時候林彪的態度至為關鍵，聯想到當初批鄧、批賀（賀龍）時，毛澤東也曾經面諭鄧小平、賀龍去找林彪談談，結果同林彪談崩以後，二人的政治命運也隨之江河日下了。雖說蕭華和鄧小平、賀龍的事情不很一樣，然而，林彪的意見仍舊十分能夠說明問題，林彪是那時節響噹噹的副統帥，特別是在軍隊的重大人事上，他有相當大的發言權，甚至可以直接影響毛澤東的決策，如果林彪繼續要保蕭華的話，蕭華從政治舞台上的消失可能還要推遲一短時間，可是，林彪沒有這麼做，他作出了同蕭華本心期待完全相反的決定，他把蕭華給推了出去。

林彪為什麼這樣做呢？聯繫到以前葉群的那番“首長不同意打倒蕭華”的言論，何以林彪前後反覆無常呢？

這個答案還要在林彪及其親信身上找。

張雲生說：“直到‘五·一三事件’發生後，由於林彪、葉群的干預，吳法憲才有直起腰來。”“也是‘五·一三事件’以後，李作鵬在海軍的處境才改善起來。”“如果沒有‘五·一三事件’，邱會作即使是不倒，站出來工作也是比較困難的。”

“五·一三事件”不僅成為林彪、江青兩個集團進一步瓜分大權的合作基礎，也是林彪系統大打翻身仗的一個轉折點。在強調提拔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的這架天平上，蕭華倒台在林彪看來是理所應當的，觀察蕭華很久了的林彪已經確認蕭華不可能像吳李邱那樣對自己死心塌地毫無原則的追隨，所以，放倒蕭華既可以向江青表示合作的意向，也可以順利的完成對軍內各派的統一，林彪何樂而不為呢？

翻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這本書的334頁，我們清楚的看到在1969年，林彪告誡黃吳李邱四大金剛說：“軍隊的權力就集中在你們幾個人身上”，“不要把權交給別人”。董保存在《從戰將到罪犯》一文（載《知情者說》第三輯，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年1月版）中也提到了這個情節，只是林彪換成了葉群。不論說話對象是林彪還是葉群，所表達的意思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掌握軍隊的大權的人只能在林彪系統中產生。

而以後毛澤東點名才能以參加軍委辦事組的李德生在他回憶他在辦事組工作那一段時間中的體會時也這樣說到黃、吳、李、邱等人的把權，李德生說：“我參加軍委辦事組以後，就覺得同國務院業務組很不一樣，討論的議題事先不早告訴你，也很少印討論文件，有些事情是林彪交待的，但又不具體傳達他的意見，討論問題時，好像他們已經商量過了，由他們一兩個人談了意見，大家就不再發言了。他們在會前會後，往往在一起談四野的歷史，談‘文革’中你爭我斗的故事。”提名軍委辦事組成員時，林彪等人根本就沒有提李德生，毛澤東點名說：“還有李德生同志。”這是葉劍英把批示原件給李德生看的。

和李德生有同樣感覺的還有張宗遜等人，張宗遜回憶說：“1971年1月，毛主席問黃永勝，張宗遜上哪去了？黃當面扯謊，說在濟南軍區當副司令員，隨後，黃找人和我談話，說是軍委的決定，必須馬上到濟南軍區報到。就這樣不明不白的下放到了濟南軍區。”

由此可見，軍隊的大權的控制和瓜分問題早在“五·一三事件”發生時或者說之前就已經決定在林彪的心中了。

1967年7月25日，也就是著名的“七·二〇事件”發生不久，林彪在講話中突然露出了這樣一句話來。林彪說：“以前我正愁沒題目做文章，現在他們給我們出了題目，我們要大做文章。”也是在這天，林彪還說：“你們要戰鬥，要突擊，徹底砸爛總政閻王店。”

林彪講話在“文革”中是不那麼隨便的，至少不像江青那樣到處放火，而是言簡意賅，一旦說了，那就算是問題升級了，而且，林彪本人在文革運動最激烈的三年（1966－1969）中也不是經常拋頭露面的，特別是像普通的文藝演出，林彪更是與之無緣，然而，怪事在“五·一三事件”以後都發生了。1967年2月發生的“二月逆流”事件，毛澤東親自召見三老四帥給予嚴厲的批評，這次會議十分重要，但是，林彪卻不到會，讓葉群參加，抱定所謂“主席畫圈我畫圈”觀念的林彪實則是一種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思想。可是，到了1967年七一前夕的軍內兩大派演出之際，林彪卻忽然興致大發，去看了演出，出奇的表示了自己的鮮明的態度，用葉群後來得意洋洋的表白來說就是“首長沒講一句話，就看了一場戲，就把那個‘沖派’壓垮了。”

而我們都知道總政垮了以後，總政治部的軍管負責人就是吳法憲，“文革”中煊赫一時的軍委辦事組的前身軍委看守小組也是在總政垮台以後成立的，它的成員就是吳法憲、葉群、邱會作和張秀川，清一色的林彪集團的大將。當1967年9月23日，毛澤東決定保留軍委辦事組後，周恩來提議楊成武以代總長的身份兼任（當時毛澤東的原話是：“要不要這個軍委辦事組，要的話，就讓楊成武來當這個組長。”中央文獻版的《周恩來傳》說周恩來提議楊成武做軍委辦事組組長）。林彪馬上給周恩來打電話說：“吳法憲不當組長可以，但要讓吳法憲擔任辦事組第一副組長兼副總參謀長。”

關於林彪、葉群蓄意打倒蕭華還有另外一個旁註，那就是楊成武的一個遭遇。一次文藝演出，楊成武通知了葉群而沒有通知林彪，大抵也是深知林彪不喜歡演出這一類的公開活動吧，但是，萬萬沒有料到的是，葉群因此勃然大怒，說出特別難聽的話來，她指着楊成武說：“這麼重要的演出為什麼不通知101？你楊成武眼中還有一個林總嗎？你沒看到羅瑞卿、蕭華的下場嗎？你要是走羅瑞卿、蕭華的老路，小心我打斷你的嵴梁骨。”在這裡葉群把蕭華被打倒的這件事的真相給流露了出來，那就是“眼中沒有林總”。

繼七一前夕林彪表態不准蕭華出席晚會和一屁股坐在老三軍這一邊以後，蕭華的日子越發難過起來。邱會作把批鬥總政的小組完全公開化、合法化，到處引發整蕭華的材料，邱會作親自作出修改，印了30000冊分發給全軍後勤系統學習。

1967年8月11日，在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的操縱和葉群幕後的支持下，造反派衝進總政大院，貼出“蕭華是黨內軍內最大的走資派”的大字報，這一天被稱為“八·一一炮打”，這件事是蕭華倒台的標誌，因為在這一天的大字報中最為醒目的一條就是毛澤東的最高指示：“蕭華是扶不起來的天子。”

8月23日，被陳伯達稱為“中央文革第二首長”的《解放軍報》負責人李訥貼出《反覆辟、反保守、誓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大字報，侮蔑解放軍報原來的領導人是蕭華的“黑幹將”，次日，陳伯達就代表中央文革去支持李訥，組建了以李訥為首的《解放軍報》新的領導班子。

1968年10月，經毛澤東批准，對總政治部實行軍管，軍管負責人是林彪推薦的吳法憲。總政治部被說成了閻王殿，而總政的各個部門諸如秘書部、保衛部、聯絡部、幹部部、文化部、宣傳部等都被冠之以“黑心臟”、“保衛蔣介石”、“聯絡敵人”、“配黑班子”、“文藝黑線專政”、“造反革命輿論”等一系列的無中生有的名詞。

蕭華、王新蘭雙雙被捕，給王新蘭的罪名是“蕭華死黨、混進革命隊伍的階級異己分子、蘇修雙料特務”，一關就是三年。而蕭華更是身陷囹圄，導致蕭華早逝的胃癌就是這個時期種下的禍根。

毛澤東的權衡

“五·一三事件”為打倒蕭華鋪墊了足夠的基礎，這時候，不僅蕭華，連總政也在搖搖欲墜之中，能不能挽救蕭華或者就順着“五·一三”的思路走下去，大家都在看毛澤東的眼色。

我們知道，在“文革”中，毛澤東到達了他政治生涯的頂峰，他被籠罩在“一句頂一萬句”和“四個偉大”等無比巨大的光環下，他的語言、行動、舉止無一不是全黨全國全軍行動的指南。他一句話就可以決定一個領導人的去向，他一個批示就可以端掉所謂的獨立王國。那麼，此時此刻，他對蕭華的命運又是如何安排的呢？

毛澤東對於蕭華的了解從蕭華14歲的時候就開始了，以後他們曾經在一起促膝談心。談話時，毛澤東已經有三位親人為革命捐軀，而蕭華自己的親身父母也都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兩個人可以說都是一門忠烈，在這樣類似的背景下，他們的共同的話題顯得越來越多，毛澤東對蕭華的印象也就更加深刻了。以毛澤東對幹部的了解和使用來看，蕭華以後出任全軍的政治工作的領軍人物體現了毛澤東知人善任的一面。或者可以說蕭華的地位也是有着一個歷史上形成的原因。

“文革”初期，毛澤東對蕭華的信任仍舊不衰，在第一次炮打蕭華時，儘管是江青出面鼓動、毛家灣親自出面配合，但是，沒有得到毛澤東的認同，應該說直到這時在毛澤東的政治天平上還沒有作出向打倒蕭華這一邊傾斜的考慮。

我們經常說“形勢比人強”這句話，這句話所包含的道理是十分豐富的，也是高度概括的。毛澤東作為一個政治家，他首先考慮的是他的政治活動所要達到的目的，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有時候甚至要付出一些額外的代價。毛澤東晚年發動文化大革命，這在他自己看來不啻於他早年領導的武裝鬥爭，雖說毛澤東的這種認識現在看來是錯誤的、片面的，可是，在當時、在毛澤東的心目中這又無疑是“正確”的。而毛澤東深知他發動的這場規模浩大的群眾運動黨內軍內很多領導幹部並不贊成，如果按照黨章的要求在中央委員會中進行合法的表決的話，毛澤東不是多數派，這一點他自己是十分清楚的，以後他對阿爾巴尼亞的軍事代表團成員還專門提及。毛澤東說：“當時多數人不同意我的意見，有時只剩下我自己，說我的看法過時了，我只好將我的意見帶到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去討論，通過爭論我只得到了半數多一點人的同意，當時還有很多人仍然想不通。”“文革”就是在這樣一個人事背景下發動的，所以，在“文革”進程中才會出現很多違背了黨章的咄咄怪事，比如一個不倫不類的中央文革碰頭會成了政治局常委會，一個中央文革成了中央書記處，一些本來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人卻可以指名打倒新當選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毛澤東在“文革”中所仰仗的不僅是他個人多年的政治威望，同時也得力於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的高度配合。因此，毛澤東對江青、林彪的信任在當時的特殊歷史條件下是沒有其他人可以同日而語的。江青先於中央喊出打倒陶鑄的口號，事後毛澤東雖然也說了一點責備她的話，但是，沒有做任何組織上的處理，甚至連簡報都沒有上。林彪出於對羅瑞卿、賀龍的不滿向毛澤東告狀，毛澤東權衡之後決定拋棄羅、賀等人。凡此種種無不說明在毛澤東的眼中，林彪、江青等人的份量是相當大的。

特別是多事的1967年，一月中出現了毛澤東喜歡看到的“天下大亂”的局面，上海奪權勝利，那時節，毛澤東還是對文革抱着以往的看法，也就是一年開張、三年收場，然而到了二月，由京西賓館一路大鬧到懷仁堂的“三老四帥”們對文革以及中央文革的不滿的總爆發讓毛澤東感覺到問題不是那麼簡單，文革的前進之路不是那麼平坦，所以，他再次憤然的表態他要上井岡山打游擊去。懷仁堂的“二月逆流”讓毛澤東的隱憂上升，正是在他的這種無謂的隱憂下，一場接着一場的政治運動、政治事件紛至沓來。

此外，毛澤東對於原來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黨中央第一線領導集體普遍是不滿意的，毛澤東把領導幹部對待他的態度和對待文革的態度等同起來認識。一個幹部儘管犯有嚴重的政治歷史問題甚至叛變過，但是，一旦對文革運動無比擁護、對推行極左政策不遺餘力，那麼，毛澤東就會認為這種幹部就是響噹噹的“左派”，例如張春橋。然而，像張春橋這樣的極左分子在原來的中央委員會中並不是多數，倒是尊敬、崇敬毛澤東但又不認同文革的居多，陳雲說毛澤東在六十年代最喜歡和華東、西南和中南的領導同志談話，而就是西南的李井泉開過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仍舊不通，華東的江渭清那是毛澤東點名救下來的省委第一書記，可是，當毛澤東問及江渭清對文革的態度時，江渭清脫口而出：“看不慣、想不通、吃不消”不僅令在場李先念、陳士榘等人大驚失色，連毛澤東本人也是頗感尷尬。另一方面在部隊中，一些領導對毛澤東充滿了敬愛、崇拜，甚至對文革運動也由此勉強而為，然而對文革的執行者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特別是對江青的態度上，他們就會迥然不同了。蕭華、楊成武這些人就是屬於後者。

也正因為毛澤東的這種看法，所以，蕭華也好、楊成武也罷，在文革開始階段都是受到重用的，蕭華擔任全軍文革排名第一的副組長，以後還介入王光美專案組，都說明毛澤東對蕭華仍舊是信任的，特別是楊勇走漏了消息以後被打倒，這件事還被毛澤東口頭通知給了阿爾巴尼亞的卡博和巴盧庫，毛澤東對他們說：“北京軍區司令部里的人要打倒蕭華，結果被別人打倒了。”而楊勇半個月之前是被楊成武公開宣布為“無產階級司令部”裡面的人的。雖說打倒楊勇的原因和背景很複雜，但是，以他走漏蕭華被批這一點作為他的罪名之一的同時也說明了那時候的蕭華還在毛澤東的視野之內。

此外，我們前面已經說過了，第一次炮打蕭華的主意是來自於江青，是江青給葉群打電話希望取得毛家灣的支持的。然而，這一炮並沒有像當初炮打陶鑄等人那麼順利，居然沒有打響，後來毛澤東出面干預不但保了蕭華，以後還讓蕭華代理全軍文革的工作。也就是說直到這個時候，毛澤東仍舊不能同意拿下蕭華。

可是，五·一三事件一出來，毛澤東的態度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而這種變化實際也是毛澤東自從文革以來的一貫態度的具體表現。不論蕭華還是楊成武，在毛澤東的天平上，他們都不能和林彪、江青同日而語，至少在文革初期是這樣的。就支持文革、貫徹文革、落實文革的態度上，沒有誰比江青、林彪更加有助於毛澤東。而蕭華又恰恰是林彪、江青同時要絆倒的人，而且，我們也說過，二月逆流以後原來的老幹部已經逐漸失去了毛澤東的信任，在毛澤東看來他們已經“落伍”了，他們不可能順利的完成文革的使命。相反有時候還會成為文革進程的“絆腳石”。基於這兩種背景的權衡，毛澤東決定拋棄蕭華。

在毛澤東拋棄蕭華的過程中，毛澤東究竟是怎麼想的，目前還沒有具體的資料予以披露。但是，以後周恩來曾經對被解放的楊成武說過這樣一段鮮為人知的話，周恩來說：“林彪在毛主席面前一再揭發你，研究了四次，毛主席才答應。毛主席握着雙拳說，一邊是副統帥，一邊是楊成武，讓我要哪一個？”蕭華和楊成武在文革中的不少境遇都有類似的地方，所以，毛澤東對楊成武事件的這個態度或可說在蕭華問題上也應該做如是看的。

另外還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現象就是總政雖然被戴上“閻王殿”的黑帽子，被號召要“砸爛”，可是，自從1968年11月被軍委辦事組政工組接管以後一度由林彪系統的大將控制，可是，一年以後當總政重新恢復辦公的時候，毛澤東親自點名李德生擔任總政治部主任，並且還參加軍委辦事組。總政成為解放軍三總部唯一沒有落入林彪集團手中的碩果僅存者。總政的這種迥然不同於總參、總後、海軍、空軍的情況也說明毛澤東對於蕭華及其總政還是另有一番思考的。而且，文革中蕭華專案組沒有經過中央的審核批准才成立的，這是蕭華親眼看到的有關的文字結論。

1974年9月中辦報審中央有關部門領導人參加國慶名單時居然被毛澤東連續退了三次，第四次送審的時候，毛澤東親筆添加了劉志堅、蕭華的名字，當通知下達給蕭華時，新定做的軍裝也同時送達蕭華的手中。1975年7月，蕭華出掌軍事科學院，擔任政委。如果我們再把楊成武的復出的例子舉一下的話，就更加能夠說明問題了，楊成武復出後於1975年1月被任命為總參黨委第二書記（第一書記是鄧小平兼任），由此可見，楊成武是官復原職。文革前期被打倒的人不少在九·一三事件以後重新站出來，可是，如此原封不動的官復原職的還不是多數派，特別是像楊成武這樣鼎鼎大名的“楊余傅事件”的主角。而文革中第一回合被打倒的羅瑞卿按照當時羅列的罪名其實遠在陸定一、楊尚昆之上，可是，林彪死後也給了軍委顧問的工作，賀龍雖死卻也破天荒的開了追悼大會，周恩來能夠在那種政治氣氛下連續多次鞠躬，又說明了什麼呢？

我們不妨再看一下鄧小平的二次復出，以鄧當時的二號“走資派”的身份竟然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比較他在打倒之前的位置還要高出一格，這也很能說明問題。

凡此種種無一不標明，從羅瑞卿、賀龍到蕭華、楊成武，這些人無一不是毛澤東決定打倒的，但同時也無一是毛澤東主觀意願希望打倒的。毛澤東迫於當時的形勢和文革進一步深化的需要，必須讓他們暫時離開政治舞台，而他們一旦成了這種背景下的犧牲品以後，也就是各安天命了。而在關押蕭華期間，蕭華儘管也被揪斗、噴氣式，不過，比較其他高級將領諸如許光達、王尚榮等人的遭遇實在是強的很多了。而這些無一不籠罩在毛澤東出於政治的安排不得不拋棄他們的總體權衡的巨大陰影之下。

蕭華的兒子蕭雲多年以後聽到母親王新蘭回憶那個著名的最高指示“蕭華是扶不起來的天子”曾經是蕭華蒙難的最有力的一擊，然而就是這個最高指示，當王新蘭詢問工作在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時，他們幾乎異口同聲的否則聽到或者看到毛澤東這麼說過或者批示過。毛澤東是否做過這樣的最高指示還需要以後有關史料的進一步披露，就目前而言尚無十分有力的證據來說明毛澤東當時的這個指示的來源。至於有人把以前紅衛兵小報或者造反派編輯的傳聞引為資料，我以為不妥，紅衛兵、造反派當時的有些消息可能是比較快捷的，也可能是和事實比較貼近，但是，更多的則是參雜了大量的虛假的信息，例如他們把楊尚昆和楊尚奎說成是兄弟關係，這就是子虛烏有。所以，用這些東西試圖求證毛澤東的這件批示似乎還有些難度。

不過，我倒同意王年一教授在他的《大動亂的年代》中關於砸爛總政的說法的提醒，那就是沒有毛澤東的批准，無論是蕭華還是總政都是倒不了的。可是，據此來進一步論述毛澤東批准打倒蕭華就等於毛澤東主觀希望打倒蕭華則顯得十分蒼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