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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戰爭初期太岳四縱隊的無線偵聽
送交者: 力挽狂瀾 2014年10月10日20:36:13 於 [軍事天地] 發送悄悄話
首開前線作戰部隊無線電偵聽工作之先河





  我軍對敵無線電偵聽工作由中央軍委直接領導,在中央蘇區就已開始,延安時期由李克農將軍直接指揮。解放戰爭初期,我軍前線作戰部隊尚未建立對敵無線電偵聽系統,當時敵軍的某些重大戰略行動中央軍委能準確知道,但通報到我們縱隊司令部最快也要在一、兩天之後。前線作戰戰場形勢瞬息萬變,戰機稍縱即逝,如能及時獲得敵人的戰役、戰術情報將對我軍作戰極其有利。陳賡司令員早年曾在前蘇聯學習過情報工作,深知前線戰術情報的重要性,早就有開展前線無線電偵聽工作的想法。

  1946年7月中旬,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四縱隊和太岳軍區一部進行了聞夏戰役,殲滅胡宗南整編27師31旅。 戰鬥中繳獲了一些美制 V--101型無線電報話機並俘虜了一批報話員,獲取了敵軍一些部隊報話台呼號等資料。當時縱隊司令員陳賡同志指示暫不把報話機用於部隊通信,而用於偵聽敵人的軍事行動。最初僅由縱隊司令部通訊科長戴其萼同志兼做此事。為了加強情報偵聽,我於7月20日從縱隊直屬電台調至縱隊司令部前方指揮所專職擔任無線電偵聽工作。

  聞夏戰役結束後,敵胡宗南部幾個旅集結於水頭、聞喜一帶不敢輕舉妄動,我軍也暫無再次殲敵之有利時機。當時我們距敵人很近,他們報話機的聲音又大又清楚,報話機聯絡頻繁。有些指揮官喜歡在報話機上講話,使我們很快就熟悉了一部分報話員和指揮官的講話特點。如敵整1師指揮部報話機呼號是APL,常值班的報話員一口清脆的河南西部口音。整1師師長羅列是福建長汀人,與我們縱隊參謀長劉忠口音相近。敵整27師師長王應尊是山西北部口音,敵167旅旅部報話機呼號是Y8,通訊排長姓魏,北京口音……。從這時開始,對敵軍部分指揮官和報話員的口音已經掌握,為以後的偵聽工作打下了基礎。

  9月18日,我隨陳司令員返回司令部,我們的報話機架在陳司令員住的院內。這時敵我已不斷接觸,敵人在報話機上講軍事行動明顯增多。在解放戰爭初期,由於敵人認為我們是“土八路”,萬萬沒有想到我們會進行無線電偵聽,所以密語比較簡單。根據我軍已有的敵軍資料並結合我軍上報的作戰情況,經過反覆的猜測---證實---新發現密語---再猜測----再證實,對敵指揮官代號、兵力、軍事行動名稱、作戰地名已基本掌握,主要包括:

  指揮官代號,同時也是部隊代號。由兩個漢字代表,即上級指揮官名字的第一個字加上本部隊指揮官名字的第二個字組成。如敵整1師師長羅列部的代號是“介梅”,其來源是他上級整1軍軍長董釗的“字”是“介生”,取第一個字是“介”,羅列的“字”叫“冷梅”,取第二個字“梅”,合成“介梅”,“介梅”部即該師師部。藉助我們司令部偵察科的敵情資料,很快就掌握了對面之敵絕大部分部隊的代號。

  兵力。從班以上,各級作戰單位都是“X人組”。例如:“連”為“三人組”,“營”為“四人組”,“團”為“五人組”,以此類推。這是在發生戰鬥後,把敵人報話機上說的情況與我軍的報告加以對照而屢次證實的。

軍事行動類別。以“買柴、米、油、鹽、醬、醋、茶、酒”分別代表進攻、防守、偵察、警戒、撤退等。這也是戰鬥發生後,把敵人報話機說的情況與我軍的報告加以對照證實的。

  作戰地名較為複雜,共有兩種密語。第一種是作戰區域的縣城,火車站、大集鎮等重要地名,用三個數碼代表,未發現其明顯的規律性,只能一個一個地推測、分析並證實。另一種是用四個數碼組成,代表五萬分之一軍用地圖上的某一個點,前兩個數字是橫坐標,後兩個數字是縱坐標。但按此破譯,屢屢出錯,與實際作戰地點相差不少。為此我請教陳司令員,陳司令員猜測說,敵人可能是用一張帶有經緯度密碼的透明紙,可以套在任何一張軍用地圖上,只要找到實際作戰地點經度和密碼經度的兩個點,實際作戰地點緯度和密碼緯度的兩個點就可破譯。順此思路,果然把四位數字的作戰地名密碼完全破譯了。

  由於敵人無線電通訊的關鍵密語已被我們基本破譯,無線電偵聽具備了實戰條件。幾天后,一次絕好的機會來臨了。



  初戰告捷



  陳賡縱隊無線電偵聽工作的首戰就是在臨浮戰役中破譯了敵軍進攻浮山的作戰計劃要點,為全殲胡宗南部“天下第一旅”提供了重要作戰情報。

  9月21日下午,敵整編1師師長羅列在報話機上用密語向其所屬的167旅及配屬的整編27師47旅下達進攻浮山的作戰命令。由於我們已掌握敵方的密語,所以可立即破譯。羅列先向翼城以北地區的敵167旅旅長李昆崗下達作戰命令,令其旅次日進攻浮山縣城,他的左翼47旅同時向浮山進攻,並讓他們兩個旅密切配合。隨後羅列又對位於塔爾山地區的敵47旅旅長李久夫下達了作戰任務,因47旅是配屬羅列指揮的,所以說話的語氣比對李昆崗客氣些。同時告訴李久夫,明日在47旅的左翼,有某某部隊(即“天下第一旅”)從臨汾出發向浮山方向進攻。由於“天下第一旅”是剛從渭南赤水鎮趕到晉南戰區的,該部隊的代號在報話機上沒有出現過,所以當時並不知道是胡宗南的“天下第一旅”,只知道是個旅級單位。隨後敵167旅李昆崗與47旅李久夫在報話機上通話,都重複了羅列的命令並相互詢問次日投入戰鬥的兵力,敵47旅和167旅各投入4個營。至此,一個由南、西南、西北三路向浮山縣進攻的作戰兵力部署,雖然簡略,但已明確無誤的顯示出來了。

  敵情上報後,陳賡司令員很快來了,我把上述情況向陳司令員複述一遍,並提出我對這些密語的理解。陳司令員沉思片刻後,表示同意我的意見,即刻離去。隨後,縱隊召開作戰會議,陳司令員分析了敵我情況,確定了我軍的作戰方案:由13旅與太岳軍區部隊遲滯並纏住敵167和47旅,集中我10旅和11旅主力在臨汾至浮山公路上伏擊從臨汾來犯之敵,務必全殲。我軍各旅旅長受領作戰任務的時間,僅比敵師長羅列向其部隊下達進攻命令晚兩、三個小時。

  9月22日佛曉,敵167旅和47旅按計劃向浮山進攻,沿途遇到我軍頑強阻擊。下午,敵167旅旅長用報話機向師長羅列報告戰況,說他們一個營長陣亡。太陽將落時,敵整1師師長羅列用報話機向軍長董釗報告戰況,這時陳賡司令員也在偵聽報話機旁,陳司令員和董釗是黃埔一期的同學。羅列說已逼近浮山縣城,很快即可占領,自臨汾東進的部隊已到達指定地區,沿途未遇到抵抗。敵軍長董釗是陝西關中口音,對戰況表示滿意,但隨後說,從臨汾向浮山前進的部隊,“要密切注意自己的側後方”。陳司令員聽後隨口說了一句:“董釗這個意見高人一籌”。天黑之後,敵167和47旅終於進入浮山縣城。至此,全天的戰鬥集中在浮山方向,而臨汾來犯之敵在偵聽報話機上一直沒有出現,我心中有些焦急,因為我軍的作戰計劃是要全殲臨汾出來的敵人。夜間,我作戰部隊報告,臨汾來犯之敵天黑前抵達臨浮公路上的管雀一帶,已進入我11旅隱蔽集結地區,我10旅隨後也堵住了敵人往臨汾的退路,而敵人對此完全沒有察覺。

9月23日早晨,一打開偵聽報話機就聽見敵人的頻繁聯絡,而且出現了一些新的呼號。根據夜間管雀戰鬥抓獲的俘虜說,他們是整編1師1旅2團的,即“天下第一旅”2團的,至此,我們才知道圍住了胡宗南的主力“天下第一旅”。根據我軍報告的戰況,很快就弄清了新出現報話機的所屬部隊,並陸續證實了一些密語。敵第一旅2團被圍在管雀,團長是王亞武,敵第一旅旅部及1團被圍在程堰村、合里村一帶,旅長王正誠、1團團長劉玉樹。

  敵師長羅列得知“天下第一旅”被我軍合圍之後感到事態嚴重,即令占領浮山的167旅和47旅迅速馳援。敵軍瘋狂進攻,我軍頑強阻擊,戰鬥相當激烈。被圍在管雀的敵指揮官第一次用報話機向敵167旅和47旅聯繫時,第一句話就是:“我是王亞武啊”,明顯帶有傲氣。事後得知,王亞武在國民黨中央軍校西安分校當過大隊長,在蔣胡軍里小有名氣。下午,陳賡司令員也在偵聽報話機旁,王亞武的一個上級突然詢問“蔣先生”的情況,我們的一個參謀猜想可能是指蔣介石的二兒子蔣緯國,隨後有人說蔣緯國已經離開第一旅了。我說莫非是美國顧問,陳司令員說:“要能捉一個美國顧問那才好玩呢”。但王亞武在報話機里說,已經把“蔣先生”放到“窯洞”里了。後來才弄清楚,“蔣先生”是炮兵的代號。黃昏,我11旅對管雀之敵發起總攻,不久,敵報話員在報話機中驚呼:“共匪衝上來了…,團長不在…, 啊…”。以後就再沒有聲音了。

  在我11旅殲滅管雀之敵的同時,我10旅也開始對被圍在程堰村、合里村一帶的敵第一旅旅部和敵1團發起了總攻。在偵聽報話機中聽到敵旅長黃正誠不斷向師長羅列的報告:“共匪占據了村子的大部分…,現在共匪正在進攻我們的院子…,共匪攻進了我們的院子”。我們司令部不少人也圍到偵聽報話機旁,靜靜地聽着“天下第一旅”的最後滅亡。突然,報話機寂靜無聲了,這時大約是夜裡十點半左右。次日下午,被活捉的“天下第一旅”中將旅長黃正誠被帶到縱隊司令部,傍晚,陳賡司令員接見了這位俘虜將軍。事後聽陳司令員說,黃要求我們對這次戰役不要廣播,因為第一旅是胡先生最關心的部隊,廣播出去就使胡先生太難堪了。

  全殲“天下第一旅”是解放戰爭初期,蔣軍瘋狂進攻解放區時我軍取得的重大勝利。1946年9月25日,臨浮戰役剛剛結束,中央軍委即向全軍發出《關於陳賡縱隊作戰勝利的通知》。9月26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以《向太岳縱隊致敬》為題的社論,指出:“第一旅是胡宗南黃埔發家的老本,全副美械裝備,抗戰八年向來留置西北捨不得動用,現在一眨眼便煙消雲散,這對蔣介石與胡宗南是萬般痛心的事!”



  避免了一次被動作戰



  臨浮戰役結束後,陳賡縱隊進行休整,補充兵員,發放棉衣。這時胡宗南部在在晉南戰區已有11個旅,在兵力方面仍占顯著優勢。不久,敵軍再次占領浮山並占領臨汾以北的洪洞和鐵路東側的部分地區。10月5日,縱隊司令部轉移到洪洞以東的一個小山村,這個村有個教堂,實際就是一個較大的窯洞,報話機就架在這個窯洞教堂里。當天夜裡,陳司令員、謝政委、韓鈞副司令員、劉忠參謀長都住在這個窯洞裡。第二天,發現胡宗南整編第一師要向洪洞以東一帶前進,先頭部隊又是敵167旅。這個旅在殲滅“天下第一旅”的戰鬥中被我軍重創,這次縱隊首長決心殲滅這股敵人並做了具體的作戰部署。

  10月7日,敵整編1師的報話機聯絡突然增多,同時,敵整編30師(轄27、30、67三個旅)的報話機也出來了。敵整編30師在曲沃、翼城一帶時我聽過他們講話,這次沒費多大力氣就弄清了他們的新呼號。師長魯崇義是河北景縣人,和我們縱隊政治部主任劉有光是一個縣的,說話口音很容易分辨出來。令人注意的是,與敵整1師聯絡的報話機中出現了個口音生疏的XKY呼號,從其聯絡系列分析也是一個整編師單位。從縱隊偵察科得知,敵整編90師(轄53、61兩個旅,師長嚴明)已到臨汾地區,但他們的報話機我從來沒有聽到過。這時我只能猜測XKY是敵整90師師部(以後得到證實)。這次,敵人採用了新的密語,但變化不大,作戰單位由“X人組”改成了“老X”,順序未變,軍事行動由買“柴、米、油、鹽……”改為辦“子、丑、銀、卯……事”。

中午前後,忽然聽到XKY向敵整一師說他們到了甘亭正向167旅靠攏,隨後又聽到敵整30師向敵整1師說他們正在向整1師方向前進,這樣,敵167旅左右兩翼各出現了敵軍的一個整編師,而我軍殲滅敵167旅的戰鬥即將打響。當時我急出一身冷汗,趕緊向司令部值班首長報告情況,請求迅速轉告陳謝首長,但他不同意,說已經做了殲滅敵167旅的部署,戰鬥就要打響,“這似是而非的情況會動搖首長的決心”。隨後,報話機里又傳出了敵人的聯絡呼叫,敵整1師兩側的兵力得到進一步證實。恰好,韓鈞副司令員來到報話機旁,他聽我說發現敵整30師和敵整90師的情況後轉身就走。稍後,陳司令員根據敵情變化,改變了作戰計劃,撇開敵167旅迅速撤出部隊,向敵側後浮山縣方向急進,避免了一次被動作戰。

  事後,縱隊首長有一次在報話機處閒坐談起這次部隊轉移,陳司令員說:“如果我們不改變計劃,打起來後,不可能很快結束戰鬥,敵30師和90師靠過來,我們就要被優勢敵人夾在中間,撤出戰鬥時不曉得要傷亡好多人吶”。(註:敵167旅最終被彭總的部隊殲滅在陝北戰場上)



  粉碎胡宗南對延安陝甘寧邊區的突襲企圖



  進入冬季後,根據來自中央軍委的敵情通報,胡宗南整1軍企圖由臨汾西進,準備突襲延安陝甘寧邊區。(看到《毛選》四卷後才知道,在1946年11月18日黨中央關於暫時放棄延安保衛陝甘寧邊區的第一個指示中已經提到蔣介石有可能“使用突襲方法,占領延安”)這時,陳司令員從晉綏開會回來,王震司令員也同時來到我縱隊。隨王司令員來的還有一名電台工作人員王存,住在我們報話機處熟悉情況並學習偵聽工作,為王震部隊以後開展無線電偵聽工作做準備。隨後,報話機中可以陸續聽到一些情況了,敵整1軍系統的報話員多半是同一個訓練班出來的,這些河南口音的同學們偶爾在報話機上說些“閒話”。有一次敵整1軍軍部報話員向其同學說了句他們要到“冷的地方去”,司令部幾個參謀認為說的是陝北,因為往東、往南都不冷,往北是閻錫山的區域,他們也不可能去,“冷的地方”只能是陝北,從而印證了軍委的敵情通報。

  由於中央軍委的敵情通報和我軍各部的積極作戰,敵胡宗南部對延安陝甘寧邊區的突襲企圖已失去了戰役的突然性,敵軍進退兩難。大量胡宗南部的野戰部隊到達臨大公路西段後停頓下來,敵人的下一步行動暫時難以判明。從敵整1師師長羅列一次與其上級的通話中,已可以判定敵人認為我們對其無線電通訊進行監聽了,因此,他們在報話機上講軍事行動比以前謹慎了。但是在談到有關後勤供應之類的問題時還是比較隨便,沒有什麼顧忌。在敵軍進退未決期間,敵整1軍軍部與其在臨汾的“留守處”通話次數較多。我們發現敵整1軍軍長董釗雖率部西進,但其參謀長朱祥益卻在臨汾“留守”,覺得這種情況有些“不正常”,因此對董釗指揮部與其臨汾“留守處”的通話特別注意。

  大約在12月26日上午,敵整1軍軍長董釗加雜着密語與其在臨汾“留守”的參謀長朱祥益通話,董釗說,他們向胡宗南的請示電報還沒有答覆,詢問朱祥益胡宗南的意見如何。朱祥益說,胡宗南的意見是“你可以獨斷專行”,然後又用濃重的浙江口音重複了一遍“獨斷專行”。這些話立刻引起了我們的注意,緊接着,董釗又和朱祥益談了一些有關臨汾、蒲縣之間的交通、糧食等問題。由此我們得出粗略判斷:胡宗南已經同意了董釗關於部隊撤退的建議,敵整1軍撤退的方向不是經吉縣、鄉寧向南,而是沿臨大公路撤回臨汾一帶。

  根據董、朱的這次通話,結合敵人在臨大公路西段的狼狽處境進行分析,陳賡司令員和王震將軍確信胡宗南突襲延安陝甘寧邊區的戰略企圖已被打破,隨即調動部隊,決心打擊東撤的敵人。由於已經知道敵軍的撤退路線,很快抓住了戰機,12月30日,將敵軍東撤的尾巴,敵整30師67旅(欠199團)殲滅在蒲縣以西井溝、薛關的河灘里。少將副旅長陳誠武被活捉,旅長跑掉了。在報話機里早就聽過陳誠武說話,廣東口音。這次把他帶到司令部後我去看了一下,陳誠武個子不高,海南島人,黃浦軍校六期政治科畢業。這位俘虜將軍這時還埋怨他們的正旅長不聽話,打了敗仗,還說他們旅有一個營都是南方人,能打的很,這次沒有來等等。



  汾孝戰役時的偵聽工作片段



  汾陽、孝義兩個縣城都在一處凸向我解放區的平原上,孝義在南,汾陽在北,相距40華里。日本投降後,兩城都被閻錫山接收。1947年1月初,我陳賡縱隊和王震將軍部隊前出至汾孝平原西部邊沿的一個村子住下了。這時我四縱隊司令部實際是個“聯合指揮部”,除我部陳、謝等首長外,還有晉綏軍區王震司令員和彭紹輝司令員。這一帶閻錫山的主力部隊只有一個師,集中在汾陽,所以汾孝戰役的初期作戰目標是打汾陽。一進入汾孝平原,便聽到閻錫山部隊的一些報話機,根據司令部掌握的蔣閆軍戰鬥序列,很快弄清了當面敵人大部分報話機的所屬部隊。被圍在汾陽的閆軍師長是劉效增,他的上級是閆軍34軍軍長孫楚,副師長高卓之。孫楚是晉西南口音,劉效增是晉南垣曲、平陵一帶口音,高則之是晉北口音。戰役準備工作正在緊張進行時,情況發生了變化。根據中央軍委的敵情通報,閻錫山的三個軍共9個師分三路馳援汾陽、孝義。孫楚的34軍由介休、義堂一帶從南面前往孝義;王靖國的61軍由開柵、文水向汾陽進逼;趙承綬的33軍沿同蒲鐵路直奔汾孝平原。敵人的意圖不僅是為汾陽解圍,而且要在汾孝平原與我軍主力決戰。一、兩天后,閆軍三路援兵趕到,敵我雙方一場主力決戰近在眼前。我軍定下的決心是:打南路的孫楚,對中路的趙承綬進行鉗制,監視北路的王靖國,戰役進入第二階段。

  就在這時,我們截獲了敵人一份重要電報。那天中午剛過,敵34軍孫楚部的報話員口念數碼向閻錫山指揮部的報話員發了一份200多字的電報。念完之後說這是“幺密”,“閆指”的報話員不明白,問“幺密是個甚呀”,“孫指”的報話員稍微做了些暗示。根據經驗,這種場合發的電報多半是“明碼”做底,再在“明碼”上加密。因為熟悉明碼,我試着在電報每個字的數碼上減個1,電文內容開始出現,我迅速把電報譯出。一直在旁等候的縱隊參謀長劉忠立刻把譯文拿走了。這份電報的內容是敵34軍軍長孫楚向閻錫山提出的次日“三路大軍”向我進攻作戰的具體建議,其重要性可想而知。這份電報的破譯對於我軍制定第二天的作戰方案起了重要的參考作用。

  從1月19日至24日,我軍對閻錫山“三路大軍”的反擊作戰取得了重大勝利。(具體過程見“二野大事記”)報話機中每天都可以聽出敵人很多活動情況,作戰緊張時作戰科有參謀在此值班,陳賡司令員有時就在偵聽報話機旁下達作戰命令。當時,我們只使用一部接收機對敵人幾十部報話機,要儘量抓住重點,不漏掉敵人的重要通話,有時一開機就是一整天,連續數日思想高度集中,我的身體出了點毛病,掌握不了身體的平衡,走起路來搖搖晃晃。一次去村外看繳獲敵人的汽車,竟迷了路,找不回來了,陳司令員親自下令,讓警衛戰士把我找了回來。我軍反擊,敵軍東撤之後,孝義一帶已很少有我軍主力。敵34軍副軍長高卓之在報話機上叫汾陽敵守軍師長劉效增趁機帶部隊占領孝義,劉不同意,高說那樣對閻錫山“交待不了”。這時,陳賡司令員也在報話機旁聽着,劉效增堅持自己的意見說:“我們不能和共匪比,共匪指揮靈活,情報靈通,行動迅速,還有像陳賡那號成了精的人物”。

  汾孝戰役結束於中街戰鬥。1月25日天剛黑,報話機里聽到一個河南口音向敵33軍軍長趙承綬報告:“我是陳子明(敵33軍的一個師長),我們在中街被共匪包圍,幾個師的人都有,也有34軍的”,接着便是這位師長將軍的幾聲抽泣。中街是個大村子,往東不遠就是汾河和同蒲鐵路,向西10里就是東大王村,我軍決心殲滅這股被圍之敵。次日,我縱隊10旅、11旅從兩個方向向中街之敵發起攻擊。但是,戰鬥並不順利,我10旅副旅長,戰鬥英雄,陳賡縱隊著名戰將楚大明同志隨同突擊隊發起衝鋒時頭部中彈犧牲了。雖然我軍攻擊不順利,但我軍的包圍也使敵人不敢越出雷池一步。1月28日白天,中街敵人報話機向“閆指”念了一份密碼電報,這封電報可能“底碼”也是密碼,然後在“底碼”上再加密,我無法下手破譯。下午,敵人報話機中幾次提到“接運”,到了晚上,這股敵人最終溜掉了。事後回想起來,那份沒有破譯的電報,很可能是敵人撤出的方案,沒能及時破譯成為我的終生遺憾。



  陳謝大軍強渡黃河



  汾孝戰役後,我四縱隊又回到了太岳區作戰,47年春,我軍收復並解放了翼城、絳縣、新絳、稷山、河津等縣城,4月解放曲沃並包圍運城,由於條件不成熟,5月運城撤圍。6月中旬,中央軍委考慮把四縱隊調往陝北戰場,陳賡司令員過黃河到軍委開會。四縱隊從聞、夏一帶北移至曲沃、翼城平原。司令部經侯馬、曲沃到達翼城以東的東石橋村。7月中旬,中央軍委會議決定四縱隊不去陝北了,改為從豫西強渡黃河打到蔣管區去開闢新戰場,24旅也劃歸四縱隊建制。這時,我四縱隊4個旅都是兵員充足,士氣高昂。縱隊首長決定在這次強渡黃河的戰鬥中部隊使用報話機進行通信聯絡。為此,在東石橋的一個多月里,我參加了縱隊報話機使用密語的編制工作。

  8月11日前後,縱隊司令部離開東石橋村向東南行進。到達陽城縣的董封鎮時,中央軍委2局(當時軍委對敵技術偵聽部門)的工作小組,組長高彩章、組員於果、喬力、劉雲到達四縱隊司令部,指導並總結我部前一段的無線電偵聽工作,此後,報話機偵聽工作便納入這個小組的工作範圍。

  8月18日,縱隊司令部到達黃河北岸的長泉,屬河南省濟源縣。在強渡黃河的戰鬥中作戰部隊首次使用報話機進行通訊聯絡。先頭部隊占領石頭山等要點後,四縱、九縱在東沃、西沃的渡口急速渡河。1944年抗日戰爭期間,我攜電台隨太岳區一隻小部隊也是從這裡渡黃河開闢新區,受到日軍和頑軍的兩面夾擊,受損失後返回。三年之後,仍然是在這個地方,我軍浩浩蕩蕩大舉反攻,進入蔣管區,不禁感慨萬分。

過黃河後,我軍隨即解放新安、澠池,兩、三天后解放靈寶、陝縣,直逼潼關,取得了重大勝利。由於形勢發展很快,報話機已配發到基層作戰單位,部隊急需大量無線電通訊人員。四縱隊決定建立無線電訓練隊,我任隊長。從這時起,我完全脫離了無線電偵聽工作,又回到了通訊部門直到部隊打到雲南省昆明市。1952年赴朝鮮戰場參觀學習回來後,直接被調入我軍高等教育序列,開始了培養我軍通訊幹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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