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友們，新年好！戲迷進山一年半，搖旗吶喊，可喊得多，唱的少。迎新年活動都快結束了，戲園子的老闆們都已閃亮登台，戲迷不唱一段真對不起戲友們。最近學唱了一段《鎖麟囊》一霎時，一霎時覺得這程派聽起來容易，唱起來難啊。昨天下午在票房又唱了兩遍，聽了一下錄音，實在殘不忍聽，欲速則不達，一處唱破板，整句全完。這活動就剩最後一天了，上吧！請各位老師們多提寶貴意見，一年後國劇社慶祝建社20周年公演，每個票友都要粉墨登台，俺打算就唱一下這一霎時，唱梅派實在不具備嗓音條件。不管怎樣，俺是大洛杉磯唯一的鉛彈，物以稀為貴啊，要鼓足勇氣，加倍苦練，一年後爭取唱得起碼要貼弦。
 
 
戲迷學唱
 
洛杉磯《中華之聲國劇社》樂隊伴奏;
 
【二黃慢板】一霎時把七情俱已昧盡，參透了酸辛處淚濕衣襟。【快三眼】我只道鐵富貴一生鑄定，又誰知人生數頃刻分明。想當年我也曾撒嬌使性，到今朝哪怕我不信前塵！這也是老天爺一番教訓，他教我，收余恨、免嬌嗔、且自新、改性情，休戀逝水，苦海回身，早悟蘭因。可嘆我平地里遭此貧困，遭此貧困，我的兒啊！把麟兒誤作了自己的寧馨！
 
 
《鎖麟囊》劇情梗概 
 
驕縱的富家小姐薛湘靈，在出嫁路上邂逅另一位新嫁娘——貧家女趙守貞，有感於趙女因無嫁妝而啼哭，心生憐惜，遂將價值千金的鎖麟囊贈與對方。不料六年之後，洪水肆掠，薛湘靈財產盡失，與家人離散，為生計所迫來到盧員外家為仆，不料盧夫人便是當年的貧女趙守貞。趙守貞感念薛湘靈當年贈囊的義舉，與她結為金蘭，最後合家團圓。人生難以預料的起伏轉折，令薛湘靈百感交集：“回首繁華如夢渺，殘生一線付驚濤。種福得福如此報，愧我當初贈木桃。 劇中故事發生在山東登州（今蓬萊一帶），算起來，這薛湘靈也是俺的鄉黨了。
 

程硯秋與《鎖麟囊》（拼湊自網絡）
 
　　《鎖麟囊》是1940年由劇作家翁偶虹應程硯秋之約而作的京劇劇本，故事題材取自《劇說》。該劇1940年5月首演於上海黃金戲院，當年的演員陣容甚為硬整：由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硯秋領銜主演，另有吳富琴、芙蓉草（飾胡婆）、孫甫亭、劉斌昆、李四廣、慈少泉等配演。後於1941年4月首演於北京的長安大戲院。當時轟動上海乃整個京劇界，是程先生最成功的代表作。一出《鎖麟囊》不知唱紅了多少程派傳人，一句“春秋亭外風雨暴”不知傾倒了多少戲迷，如今程派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傳人，甚至是票友無不是張口“春秋亭”，閉嘴“一剎時”。 
 
　　程硯秋之子程永江介紹了父親當年創演這齣戲的前前後後。“《鎖麟囊》是家父看到抗戰時期‘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象後，出於‘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善意，於1938年請翁偶虹先生根據《只塵談》中的《贈囊記》情節改編的劇本。用了將近兩年的時間，在王瑤卿先生的輔導下打磨唱腔和表演。1940年4月30日在上海黃金大戲院首演，竟然場場爆滿。連演10場後，家父按計劃唱了一場《玉堂春》，但是觀眾強烈要求繼續演出《鎖麟囊》，前後演了25場仍欲罷不能。據說當時就形成了家父在台上獨唱，觀眾在台下合唱的情景。接着，他的弟子紛紛在全國各地搬演此劇，受歡迎的程度可想而知。家父以此劇為得意之作也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誰也不會想到，20世紀50年代初期，《鎖麟囊》竟被有關部門認為是“宣揚階級調和論、歌頌地主階級的大毒草”而遭到禁演。程永江說：“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裡，《鎖麟囊》成為長期批判、十惡不赦的禁演劇目。一直到1979年，程派傳人才衝破藩籬，開始演出《鎖麟囊》，並很快成為熱演的劇目。不僅是《鎖麟囊》，家父的《荒山淚》和《春閨夢》也被認為宣揚了戰爭恐怖論，甚至是為蔣介石搞內戰製造輿論，均不准演出。追求進步，熱愛共產黨的家父為支持戲改工作，把自己的演出本修改後上交送審，誰知又石沉大海了。無奈，家父在前門外大眾劇場演出了一場，將劇情中的鎖麟囊去掉了珠寶，變成了空口袋，薛湘靈變成了薛老師，甚至改得像一出抗洪救災的戲，期望戲改局能夠高抬貴手，結果是文化部某常務副部長親自掛帥，對家父展開了更大規模的批判。這使家父的身心遭到了很大的傷害。1958年3月，就在他去世的前兩天，某負責人到病房探視，家父在極其衰弱的情況下又提到了《鎖麟囊》，面對着我父親滿臉的病容和滿心的懇切，來人一點沒有客氣，斬釘截鐵道：‘《鎖麟囊》這齣戲是不能再唱了。’這無異於催命，家父一直惦記着《鎖麟囊》，但至死未能開禁。”
 

　　談到那段曾讓程硯秋死不瞑目的禁演經歷，傅謹說：“其實當年《鎖麟囊》並不在政府明令禁演的26個戲裡面，那個時代的劇目分為三大類，允許上演的、禁止上演的和經過修改後可以上演的，《鎖麟囊》就是屬於中間地帶的那類作品。不過誰來改，怎麼改成了最大的問題。程硯秋曾經把這個本子交給有着生殺大權的戲曲研究院，希望他們能夠改好後由他來演，可是這個戲很難真的把它改到符合當時的政治需要，因而這個戲的命運就是從來也沒有被改好過。程硯秋也因此把戲改局戲稱為‘戲宰局’而得罪了很多很多人，尤其是得罪了戲改局的領導，這也使得他後來一直不得志。作為一個很有社會責任感的藝術家，他滿腔熱情地想着要為戲劇發展做一些事，也提出了很多建議，但別人都不當回事，他以為自己是新社會的主人，可別人似乎不這麼看。”解放後，該劇被禁演30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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