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餅對音樂的憎恨從上幼兒園就開始了。小時候樓下鄰居的兩個女兒在母親的敦促下練習小提琴。每天從早到晚，樓道里不停地瀰漫着琴弓琴弦的艱澀摩擦聲。在大餅的耳朵里，音樂總是伴隨着兩個女孩的母親在廚房裡聽到吱吱呀呀的琴聲變成了嘰嘰喳喳的說話聲之後發出的河東獅吼。

不過大餅上小學時懵懵懂懂報名參加了學校的合唱隊。還不是因為喜歡唱歌，而是覺得合唱隊的同學們都能塗上紅嘴唇，穿上粉裙子白上衣，站在台上很風光。當時怎麼唱的，唱了什麼不記得了，只記得合唱團的保留曲目是“春天在哪裡”。大餅唱的是低聲部。

到了初中，有了音樂欣賞課，音樂老師盡心盡力地給講西洋音樂。老師口才不錯，可是他在教室里放音樂的錄音機和我們上英語課的錄音機是一個。那是一個台式的錄音機。老師上課前拎着進教室，放在桌上能擋了半間屋。錄音機轉動起來從喇叭裡面發出沙沙的聲音，仿佛所有的西洋音樂都大海中孕育出來的。放音樂前老師總要嗞---嗞---地倒帶子，可能是因為前一天晚上聽完了沒有復位。那聲音和樓下鄰居折磨小提琴的聲音居然一模一樣。所以到了大學，大餅掃了自己的文盲，掃了數學盲，掃了計算機盲，甚至掃了英語盲，可就是沒考慮過掃這個音樂盲。

一天大餅和同學談論當天的活動，同宿舍的朋友說今天學校里有一個音樂會，是女指揮家鄭小瑛和她的愛樂女。音樂會？大學裡有舞會，歌會，茶話會，還有過音樂會。女指揮家？大餅從小只在電視上看過那些穿着燕尾服的老頭子指揮西洋樂隊，連年輕的男的都少見，從來就沒聽說過女指揮家。愛樂女？大餅只聽說過愛樂，愛樂女肯定是照貓畫虎的樂隊。不去不去。同學說，你反正沒有別的事情，去看看也掉不了一塊肉。大餅從還是喜歡湊熱鬧的，就捨命配君子了。

南開大學的小禮堂裝不下多少人，來聽音樂的聽眾不多也不少。大餅穿着當年流行的運動服，梳着當年流行的爆炸頭，抹着當年流行的重彩，腳下踩着當年流行的運動鞋。小禮堂的音響算不上好，話筒離得近了還能發出嗞嗞的聲音。大餅有這個思想準備，進門就直奔最後一排，想着如果演出不好還可以看會兒書。

鄭小瑛的講解不是當年流行的高亢式激憤講演風格，所以那個麥克風還基本給她面子。也許是她從容不迫的風度，也許是她低調的說辭，鄭小瑛的講解讓人覺得西洋音樂竟然是可親的。音樂響起的時候，就更沒有了麥克風和人的較勁，輕鬆的音樂從前台飄到最後一排角落裡大餅的耳朵里。這個時候，女指揮家，愛樂女們似乎一下子被賦予了新的意義，是平和安靜的意境。這和校園裡平日充斥的搖滾和掏心掏肺的流行歌曲大不相同，是讓你能聽得忘了一切自我表現的意境，忘了沖向雲霄的“遠大”一切的意境。當時的感覺是很久沒有這麼消消停停地呆一會兒了。大餅腦袋慢慢晃動的時候，還不好意思地看看同來的夥伴。對方也回報得意地一笑，仿佛在說：你看，沒白來吧。

演出結束時，大餅覺得時間過得還挺快。知識長了不少，大腦也放鬆了不少。愛樂女離開南開的一個星期內，大餅每次外出還都想着如果有磁帶的話，應該買一盤兒來。不過很快，這個衝動又在姜育恆的淚水、鄭智化的堅貞中漸漸散去。

現在大餅家樓下沒有了吱吱呀呀的練琴聲和河東獅吼。這年頭錄音機和麥克風也不會輕易地吱吱吱了。音樂和噪音的緣分越來越小，大餅和音樂的緣分反而越來越大了，感到耳朵疲勞的時候就會聽上一曲，感到大腦疲勞的時候，就會聽上一曲，感到身心疲勞的時候也會聽上一曲。在內心深處，偶爾會閃出當年那個女指揮家和當年的愛樂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