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海峰]：大家好，我們這次高峰研討會按照程序安排，第一個部分是中國考試制度的歷史現狀和未來，我看了一下這次會議的論文大概情況，主要剛才顧先生他的主題演講涉及回顧以外，也就是我這一篇77年高考的回顧。實際上今年我撰寫和發表了十多篇有關高考的文章或者論文，有的當然比較短，平時每年都有寫不少高考改革的研究論文，這次更特別的還是在於回顧，因為有關改革的探討年年都有，但是今年這個特殊的時段回顧更加有意義，所以我提交會議的這篇論文主要還是回顧，也就是回顧30年前恢復高考的一些情況，以及我的一些思考。論文比較長，剛才會務組講到這次我們參加會議的代表，原來印的資料不是很足，這些所有材料提交會議的論文都會上網，大家可以在中國教育網上看到，所以如果沒拿到論文的，或者找其他所有論文的都可以查到。

　　77年高考應該說是，我覺得是一次空前絕後很多很特別的地方，一個，是在文革剛結束以後當時整個社會還沒有真正走出文革陰影的時候恢復的，文革在1976年10月結束以後，雖然社會開始由亂而治，但是你去看看1977年10月份之前報章，你會發現無論報紙的語序和版次都跟之前文革中是一樣的，包括77年高考的時候實際上很多作文的命題也都是文革中色彩很濃的。但是粉碎四人幫以後社會逐漸走上正軌，而這時候必定要有一個人才的剛性的人才選拔制度，我覺得社會由亂而治以後恢復高考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因此高考一定會恢復。

　　1977年恢復高考我們現在看我認為它是一個必然性的偶然，它的有關一個偶然性，必然，我就是認為它遲早會恢復，當然不是一兩年恢復，這是與鄧小平的英明決斷密切相關，如果不是鄧小平，中國的高考不是中斷11年，而可能是中斷12年甚至更長，就有點像朝鮮、北韓，北韓大家認為他們現在的體制好像比我們文革中的體制很類似，可是它也是多少年這樣走下來，中國當時會整個撥亂反正，高考是一個突破口，而這個突破口是整個社會為之一變，很多東西都是由這個突破口引起的，高考的恢復是鄧小平的個人因素，應該說是密切相關的。

　　[劉海峰]：現在從3月份到7月份這段媒體大量披露或者回憶，很多當然是當時考生的回憶，也有些是伴考人員的回憶，還有那些參加科教工作的人員的回憶，為我們提出一些當時的細節，但是那些細節有明顯的收入，特別是當時倡議首先發言，提出高考的是武漢大學的教授查全性，但是在一些回顧中，包括我們現在看到吳校長回憶錄裡面，他提議一個武漢大學的副教授應該講什麼。

　　新京報查全性回憶說，從來沒有人建議我講什麼，是我自己想到的。接下來溫元凱提出了十六字方針，就是自由報考這些方針，但是鄧小平說我採用你四分之三，什麼四分之三呢？他說我至少採納你四分之三，大家一愣，什麼叫四分之三，鄧小平說第二句領導批准可以拿掉，就是考大學是每個人的權利，現在這幾個人的回憶有一點出入，誰最早提議的，誰談的，這之間歷史才過去30年就有出入了。不過我們說這些學者在當時的科教工作座談會上的提議和發言，我相信對鄧小平做出決斷或多或少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更根本的還是鄧小平他自己的主張，不是說這些學者提到了才會恢復，因為在鄧小平第一次提出的時候，75年的時候他實際上已經有這個想法，而且社會上已經有傳聞，說可能要恢復高考，只是後來被一些因素中斷了。

　　第二次77年提出的時候鄧小平自告奮勇主管科教工作，剛才顧先生談到77年5月24號鄧小平講到，要辦重點小學、中學、大學，而且強調說要經過嚴格考試，把最優秀的人集中在重點大學和中學，更重要的是在鄧小平文選裡面可以看到，在科教工作會議之前，也就是在77年7月29號，當時鄧小平在聽取中國科學院院長方毅和教育部長劉西堯匯報的時候他講到，最近準備開一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找一些敢說話、有見解，不是行政人員，在自然科學方面有才學的，與四人幫沒有牽連的人參加。

　　有幾個問題要提出來考慮，第一，是否廢除高中畢業生一定要參加兩年勞動才能上大學的辦法，第二，要堅持考試制度，重點學校一定要堅持不合格的要留級，對此要有明確的態度，第三，要搞個匯報提綱，提出方針政策措施，教育與科研兩者關係很密切，要狠抓，要從教育抓起，要有具體措施，否則就是放空話。可見1977年8月份的科教工作座談會實際上是鄧小平藉機要提出恢復高考實現其思想的一個闡釋，鄧小平提出抓教育的具體措施，從我們這些人的回憶來看，從8月4號開始座談，前面有些人發言鄧小平根本不想聽，他一言不發，後來講到要暢所欲言，最後講到要恢復高考的時候他才高興起來，他說既然大家說要恢復，那就要恢復，好像不是他的主意，實際上是他早就想好了，我認為他早想好了，他是一貫的想法，從文革前當時的情況就是抓這方面的。包括後面特批劉少奇的兒子，讓他參加高考，以及一些當時還沒有平反的老幹部子女能夠上大學，能夠按他的成績錄取，都看得出來，他對高考是一貫的看法。

　　所以我們認為回顧30年前那段歷史，可以看出恢復高考的最主要因素是鄧小平的高瞻遠矚，力挽狂瀾，因為在8月4號座談的時候大家知道準備按文革中高考辦法已經報告送給國務院了，但是後來追回來了，這個在當時教育部現在的回憶又不一樣，跟鄧小平的說法又不一樣，當時教育部長認為已經來不及了，當時好像鄧小平說來不及還沒有批就把它弄回來，說法是不一樣的。所以我覺得我們作為學術研究，包括研討，我們應該還歷史的復原。

　　[劉海峰]：第二部分，77年恢復高考表面上是恢復文革前15年的，但是它很多方面是空前的，也是絕後的，空前方面我稍微談一下。一個，是錄取率最低，競爭最為激烈的，就是在中國的高考史上是最為激烈的，恢復高考作為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是載入史冊的，你看高考制度建立50周年的時候有多少媒體關注？只有湖北雜誌社關注了，基本上其他的媒體是沒有關注的。

　　這裡面它有它的艱難之處和一些空前絕後的情況，一個是錄取率最低，競爭最為激烈，因為最初預計報考可能有2000多萬人，因為文革11年中斷，文革10年，當時高考中斷11年，而當時參加高考的是12屆乃至13屆的學生，就包括從1966年到1977年這些屆，另外還有78屆的高中畢業生提前參加優秀的，所謂優秀沒有一個底線，所以13屆的考生一同進入考場，中國青年報的特刊裡面都有談到。實際上根據現在一些回顧，有部分65屆的落榜生也參加了高考，而且都考上了，現在都退休了，實際上還不只13屆，主體上是13屆的考生。

　　開始估計有2000多萬人，所以現在傳說，說當時估計可能印製高考試捲紙張不夠，需要調用毛選第五卷的印刷用紙印製高考試卷的說法，確實剛開始有人說如果是2000多萬人，各個省不知道有幾十萬人考，怎麼辦？當時物資匱乏，實際上到最後沒有那麼多人考，因為主要是有一些省經過了初試，最後有570萬人考，根據我的研究，我準備專門寫一篇論文，在1977年9月份之前毛選第五卷已經全部印製完畢，而且人民日報的說法是已經印刷出版了兩億多冊，我們當時只有10億人左右，而且5、6月份已經印出來了，連高考招生座談會77年座談會上已經不斷學毛選第五卷了，所以10月份考試的時候根本沒有調用單科毛選印紙，還沒有到這個程度，可能有的省最多只用毛選印製用紙剩下的紙，所以這個是我順便提一下。

　　但這個錄取率非常低和競爭力非常高，當時原計劃招20萬人，後來是因為考的人太多，570萬人考，還有相當部分是優秀的，最後是擴招，擴招以後增加了6.3萬人，所以是27.3萬人，錄取率是4.8%，這個在中國高考歷史上55年歷史上是最低的，文革前的高考錄取率最低的是20%幾，最高的90%幾，當時甚至於有的年份高中應屆畢業生比高考預計的錄取學生還低，當然還有一些社會的工農社會人員一起參加考試。文革前15年，我不算17年，我見面兩年還沒有統一高考，15年總的考生數加起來只有570萬，恰恰是1977年高考一年的人數，開始預計2000萬人報考，招生20萬，是正好1%的錄取率，後來實際上570萬人報考，後來擴招以後經過擴招是6.3萬，達到29%，一下擴招29%，所以這個是特別的地方，是中國高考史上最低的錄取率。

　　第二點，有的省區選了一個縣先期舉行恢復高考的試點，比如廣西的百色，後來還有其他的省。第三個，由省市自治區分省考試，這個比較特別，所以由地區組織，北京市可能比較特別，但是一些省是由地區組織評鑑，不是全省。第四個，當時有個北京市12月10號到12號舉辦，像我所在的福建省當時參加高考的時間是12月的16、17號，如果加試外語的話再加一天，考試時間各個省市都不一樣。第五個，冬季考試春季入學。第六個，臨時擴招，不像現在是事前計劃好的，他們擴招是臨時擴招，非常匆忙，而且一般的考生，一般的大學生是3月初入學，但是77年擴招以後的考生甚至到78年的5月份才入學，而且很多是臨時辦的專科學校來擴招學生，沒有校舍，很多錄取進取的大專學生就用非常低矮的校舍，這也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很特別的情況。

　　總之1977年高考是一個劃時代的事件，恢復高考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革命，它不僅僅是恢復，還有突破，除了有錄取率還有其他方面，比如說報考的時候報考條件沒有多少限制，當然各個地方不一樣，但多數人是自由報考的，限於時間我就不再詳細的講了，我認為高考是在兩個房子裡面還沒有打破的情況下恢復的，它的意義遠遠超出了教育意義，為扭轉左的思想成為一個重要的突破口，而且確立了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成為全國思想解放的先導，我的論文後面還有專門對高考一些問題的思考，不再詳細講了，有機會再和大家後面探討，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