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人民公社”：女不外嫁男不外娶

周家莊鄉政府大門外的牌子上隱約還能找到“人民公社”的影子。



在隊長的安排下，社員們正在平整一塊土地。

 　　一切勞動由隊長分配，絕大多數社員依賴集體計劃經濟生活，記工分，分口糧，集中耕作，統一分配收入……這些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時期流行的鏡頭，對中國其他地方來說，早已成為歷史的記憶，但在距石家莊市約50公里的晉州市周家莊鄉，這些不是歷史，而是現實。從1958年至今，河北省晉州市周家莊人民公社已經存活了50年，它也成為中國目前唯一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鄉鎮，而且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活力。

　　《鄭州晚報》報道，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30年間，中國的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大潮中，周家莊鄉的未來究竟如何發展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周家莊鄉黨委書記雷宗奎還是覺得集體經濟缺乏相應的積極性，鄉里的大多數官員也都不願意外界把周家莊鄉稱為“人民公社”。

　　一切勞動聽從隊長安排

　　走進周家莊，樓房均為統一的大小、統一的樣式，在統一的門樓兩側，柿子樹的樹葉在陽光的照射下泛着白光，大街上既看不見垃圾，也看不見家畜，也很少有行人。

　　9月11日午後，仲秋的陽光依然毒辣。吳平和另外7個壯勞力正在周家莊鄉政府對面平整一塊土地。每鏟七八杴土，吳平都會用掛在脖子上的毛巾擦擦額頭的汗珠。“隊長讓平地的，地平整好幹啥用我們也不知道。隊長讓幹啥咱就幹啥，用不着問那麼多。”吳平說。就在吳平平整土地的同時，不遠處的高秀容正在修剪一個籃球場外圍的冬青樹。

　　與吳平的回答一樣，高秀容也說，她修剪冬青樹也是隊長給分的活。“在我們這裡，不是你想幹啥就能幹啥的，所有勞動都是隊長分配，隊長讓幹啥就得幹啥，這樣也好，不用操心，但是一定要干好，干不好隊長就要扣工分。”高秀容說，她屬於周家莊鄉第四生產隊，修剪好一塊籃球場外圍的冬青樹可以掙5個工分，“去年一年，根據我的工分，隊裡發了6000多塊錢，男同志一年一般可以掙1萬多塊錢。”

　　周家莊鄉一切勞動量計算都是以工分為標準，下地幹活的，看大門的，打掃衛生的，開車的，甚至包括鄉長、隊長的工作都要到年終按工分進行收入分配。

　　周家莊鄉對不同的工種進行了372項細分，每項勞動的單位勞動量所得工分一目了然。每項工作所達到的要求也進行了具體規定，比如收割機收小麥，一平方米掉小麥不許超過13粒，否則便被罰公分。抽查者要趴在地上，清除雜物，進行查驗。

　　每次上工，隊裡的會計都會記賬，到年底統一結算。當年全隊總收入除去合作社一年中支出的生產資料成本、水、電、口糧款以及集體公積金等，算出每個工的工值。

　　在集體所有制下，一切聽隊長安排。隊長是生產隊的權力樞紐，每年春天決定當年的生產計劃時，幾乎都是隊長一個人安排，報到合作社一般也不會作大的修改。

　　周家莊共有10個隊，由周家莊農工商合作社管理。“這些隊長都是20年前任命的，這幾年對個別不稱職的隊長進行過調整，並沒有採取過選舉制。”合作社主任韓建明說，隊長必須懂技術，懂得生產的每個環節，“老是換人也不好。”

　　“鄉政府”外衣下的“人民公社”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30年來的改革由農村起步，而農村改革的起點正是包產到戶。1982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確立，為中國理順農村生產關係打開了新路子，拉開了農村改革的大幕。那麼，1982年時，周家莊鄉是如何在這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改革中成了“例外”？

　　提起此事，周家莊人都會想到雷金河。直到2001年去世前，雷金河一直都是周家莊的靈魂人物。周家莊現在周密分工的最初制定者就是雷金河，1953年，雷金河為首的一班人制定了“干多少活、記多少分”的規定。當時，這樣細緻的“定額管理”異於全國其他公社。1954年周家莊公社的出工數量比1953年增加了52%。

　　“雷社長對我們周家莊的貢獻太大了，可以說，沒有他也許就不會有周家莊的今天。”65歲的周家莊人吳保天說起雷金河，話語中還帶有些許崇拜。而周家莊鄉現任黨委書記雷宗奎就是雷金河的孫子。

　　“1982年，農業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已是農村的主要形式。不過，我們周家莊集體經濟基礎比較好，開會討論是否要分地的時候，絕大多數社員都不願分地到戶。”吳保天說。

　　“周家莊人民公社成立於1958年，1983年就改為周家莊鄉了，自從1953年周家莊實行的就是能夠調動每個人勞動積極性的按勞分配的三包一獎生產責任制，這不同於一般人民公社的大鍋飯。”周家莊鄉黨委副書記王月雙說。事實上，周家莊人民公社在1983年改為周家莊鄉後，記工分，分口糧，集中耕作，統一分配收入的經濟形式並沒有變動。

　　允許個體經濟的“人民公社”

　　“要想了解周家莊，就必須轉變固有的觀念，這裡跟其他許多地方真的大不一樣。”王月雙激動地說，周家莊允許個體自由經濟的發展，他們並不樂意叫“人民公社”。

　　30年的時間，已經讓改革開放滲透到了中國的每一個地方，周家莊也不例外。在周家莊，同樣有一些人不願意受集體經濟的束縛。范紅(化名)就是其中一位。她是二隊的社員，在周家莊鄉政府附近經營一家商店。范紅說，她的商店開業4年了，4年前她到石家莊為做生意的親戚幫忙，便對做生意產生了興趣。

　　“我並不是對周家莊的集體經濟模式不滿，做生意是我的個人選擇，如果不做生意，每個月也能收入千把塊錢，並且不用操那麼多心，只是我感覺那樣的話有點碌碌無為，有點不自由。”范紅說。

　　與過去人民公社不一樣，周家莊鄉雖然實行的是集體所有制，卻不控制公民個人財產，到了年底就進行分配。更大的不同在於允許並支持私營經濟的發展。范紅選擇自由是付出一定代價的，因為她每年要向隊裡交納1000元的公積金。

　　根據周家莊鄉合作社的規定，每個不參加農業或工業集體勞動的社員，每年必須要向合作社交納一定數額的公積金，因為他們還享受合作社的各種福利。具體數額為男性每年交1500元，女性每年交1000元(有6歲以下小孩的免交)。

　　雖然范紅現在選擇了自己做生意，如果有一天她不想做生意了，依然可以回到周家莊的集體經濟中去。河北省社科院農村所研究員劉增玉曾在2001年調研發現，從1984年到2001年18年間，周家莊的非公經濟在全鄉經濟中的比重一直在20%以上。目前，周家莊從事非公經濟的人員占總人口的5%左右，去年非公經濟純收入863萬元。

　　非公經濟的增長，雖然沒有增加集體收入，但無疑提高了社員的生活水平，而且實行自由的流動政策，也讓社員沒覺得集體是對他們的一種禁錮。這也讓“人民公社”多了一個存在下去的理由。

　　20年前實現中小學免費

　　周家莊共有勞力6000多人，其中80%在企業，15%從事農業，5%從事個體私營業。2006年，周家莊工農業總收入48678萬元，人均收入達到了晉州市最高的5609元，財政收入也是全晉州市第一。

　　由此可見，周家莊這個“人民公社”仍具有一定的活力。就在老百姓收入增加的同時，周家莊的集體經濟數量也在不斷增加，這種增加的受益者自然還是周家莊的社員。

　　從1981年開始，周家莊的家家戶戶已免費使用上了自來水。次年，公社開始對年滿65周歲的老人實行養老津貼、對孤寡老人實行五保等福利政策。隨後，中小學一切費用全免。

　　“隨着時代的進步，我們的福利政策也是在不斷改新，以前，養老津貼是每個月30元，從去年開始漲到60元了，目前，我們正在醞釀一批新的福利政策。”王月雙說。

　　公社裡的福利體系、集體經濟的主要來源，其實是靠鄉里的9家集體企業在支撐。一份資料顯示，2005年，周家莊的農業純收入是2121萬元，而一個周家莊閥門廠的純收入就達到2549萬元。吳強是閥門廠的門衛，他說：“我們也是按工分發工資，我去年發了一萬多塊錢，真正在工廠內做工的人都能發兩萬多塊。”

　　女不外嫁男不外娶 人人都是親戚

　　雖然周家莊的集體經濟模式，讓社員“不用操心”、“生活有保障”，不過，還有一部分人認為這種模式存在不少弊端。

　　“我還是感覺把地分了好，這樣更公平，幹活更有積極性，可是我們又不敢說，自己做生意吧，也沒那本事。”二隊社員吳女士說，“我們隊長光會給我們分活，他自己就從來不干，發的錢卻比我們都多。”

　　吳女士還透露：“周家莊鄉的很多官員，包括生產隊長、幾個廠的廠長，都是鄉黨委書記雷宗奎的親戚。”

　　對於吳女士的說法，王月雙這樣解釋：“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可能做到讓人人滿意。多年來，周家莊的風俗是女不外嫁，男不外娶，所以，要是追根溯源，周家莊人人都是親戚。”周莊鄉政府辦公室主任說，周家莊鄉從鄉長、副鄉長，到武裝部長等都是沒有工資的農民身份，分紅收入只比平均水平一萬五六略高一點。

　　讓周家莊鄉的官員們最為得意的福利政策，也有社員提出質疑。 “啥福利政策啊，我們可沒感覺到，其他鄉鎮的農民吃水、孩子上學也是免費。”三隊社員韓先生說，“應該把地分了，那樣幹活才有積極性，那些想混飯吃的人就混不成了。”

　　吳女士和韓先生都提到了“積極性”，這也是鄉黨委書記雷宗奎一直思考的問題，他已經意識到，生產缺乏積極性，工業過於集中在勞動密集型企業等集體經濟的局限性。

　　那麼，周家莊的體制能否延續，它的明天在哪裡？這些問題也一直困擾着雷宗奎，他也說不清楚。他只是覺得，集體經濟確實還有許多要改進的地方。

　　河北省社科院研究員劉增玉認為，從目前的現狀看周家莊的體制是完全可以延續的，“關鍵在於人的因素”。隨着工業人口的增加，慢慢地已經開始影響到農業生產。雷宗奎設想，要提高農業機械化，再到外面聘一部分勞力。（袁帥）